媒介话语实践与专业关系协商

媒介话语实践具有建构作用，但是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单方面实施的，总是参与者协商、“共谋”的结果。即使媒介拥有把关权，经由大众传媒“调停”的话语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单方面的表达。更确切地说，这种专业意识的呈现与建构是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共同完成的，因此，媒介话语也具有关系建构、协商的作用。

一般来说，行动者关于自我的话语可以有诸多表达空间，比如在“台前”和“台后”，话语的表述方式及其意义即具有重大差异（戈夫曼，1988）。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在大众传媒上有关媒介自身的言说，是一种台前行为，但它又不同于亲身接触行为中的台前表演，这不仅仅是因为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广泛性和影响力，更是因为其听众（或表演对象）远较亲身接触复杂。在新闻实践亲身接触的台前行为中，无论是与新闻来源还是少量公众的交往，大多范围较小，且往往是一种二元结构；而在大众传媒有关自身的言说情境中，往往听众身份更为复杂，不仅包括媒介受众，而且包括同事，在许多具体事件中还包括当事人，比如在有关“狗仔队”的话语中，就不能忽视明星一方。面对这些要求各不相同的角色，媒介话语更具复杂性、多义性。另外，虽然这种公开的媒介话语也面向新闻同行，但它不同于台后新闻圈内部的交流与争论，这里不涉及不足为外人所道的秘密，恰恰相反，它要去神秘化，将一些专业秘籍公之于众。而且，在面对同行的公开言说中，新闻业的工作对象明星和受众都不再是外在因素，而是一起参与讨论、对话的成员（当然，由于新闻从业者掌握了话语渠道，因此对话又是不对称的）。因此，这种专业规范的协商与专业意识重构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媒介话语中，狗仔、明星和看客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一个环环相扣的“供求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则以一种大众化的游戏加以比喻:老虎、棒子、鸡、虫子。在游戏中，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叨棒子、棒子打老虎。这是一个单向循环的过程，与媒介话语中真正表现出来的相互依赖关系不完全一致。不过，这一比喻透露出各自的感觉，耐人寻味。

首先是“狗仔”的感觉，王小鱼作了两种选择，体现了两种心态: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个人的工作上我愿意选择老虎，我觉得每个人都愿意选老虎，但是因为我们是媒体，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代表媒体去选的话，我会选棒子^[80]。

老虎和棒子都是权力的象征，也许因为老虎比棒子更加具有符号优势、更能体现个人的威权感觉，所以，当“明星给我们打电话求我们不要发（新闻）的时候”，“狗仔”的感觉就是老虎，威风凛凛。有意思的是，王小鱼也替明星选择了老虎，意思是明星可以在林子里称王称霸，但不能出格、违规。棒子虽然可以敲打出格的老虎明星，但又似乎不能满足个人感觉的需要，而且，棒子的形象也更具客观性，因此更似媒介组织。与此同时，王小鱼也承认经常有虫子的感觉，对他来说，这是工作状态的形象再现:“狗仔”需要整天蛰伏偷拍明星照片；而对于旁观者，虫子也代表了弱势、被人欺负的形象。王小鱼“被欺负”的典型事件是因刊登冯小刚的家庭住址而被责骂，虽然王小鱼不承认当时有虫子的感觉。而在离开大众媒介的时候，另一位“狗仔”刘嵩则表示，明星是“真正有话语权”的群体，而且正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所以“狗仔”才会面临“泛道德”的考验。也就是说，明星主导着舆论与道德，所以是真正的老虎。

其次是明星的感觉。李亚鹏在摄像机面前模棱两可地选择了老虎和虫子，并否认二者之间直接的“食物链”关系。一方面，李亚鹏不承认他对媒介的依赖，“这种曝光率对我有任何好处吗？”；另一方面，则扮演受伤害的形象，被“狗仔”的虚假报道和跟踪偷拍所伤害，甚至差点“误解”《实话实说》节目本身也是一个“套”，认为它是“一个以一个所谓更高端的，就是道德感更高的角度来俯视，来做一个娱乐新闻”^[81]。

明星的“弱者”形象，在对于“狗仔”的批评中并不罕见。1997年，戴安娜即被表现为一个媒介受害者:“正如一代影星梦露一样，一代王妃戴安娜也是在36岁的锦绣年华含悲离开人间的”^[82]。2006年，香港明星也说过“面对无良媒体，我们是弱者”^[83]。不过，不同于1997年简单的害人和被害关系，曾志伟、刘德华等人也承认“艺人生命就在传媒手里”，二者相互依存。

在2006年力挺“狗仔”的媒介话语中，不少矛头直指明星，不仅要打破明星头上的光环，“把神还原成人”，而且还要掀开帷幕，展示台后的明星—记者关系。他们提醒明星要明利感恩，所谓“供求链”、“食物链”均意在强调利益关联；他们还提倡艺人的职业道德，即娱乐精神。比如香港明星周润发就被视为“很有娱乐精神”:

他就明白记者是干什么的，明星是干什么的，大家把这个社会角色分清楚，而且作为明星你要知道，你今天得到的一切不光是你的努力，还是底下这些虫子给你的^[84]。

为了破除明星和“狗仔”传统的敌对形象，一些明星和“狗仔”都现身说法:他们是亦敌亦友——在台前，“狗仔”会提一些“刁钻古怪”令人难堪的问题，明星也会经常说“狗仔”的坏话，但私底下，他们可以聊天喝酒打球，俨然亲密朋友，“全看什么角色什么场景”^[85]。在此，明星与“狗仔”似乎联合做戏给大众表演。表演需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对于明星来说，就是要有“娱乐精神”，当明星要游行、要立法时，那就违背了“娱乐精神”和游戏规则，打破了固有的平衡关系，所以要遭到讨伐。这也是“狗仔”话语滋生的原因之一。

其实，在“狗仔”明星看客的三角关系中，最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应该是看客（或公众），他们是“狗仔”和明星的衣食父母，当出现矛盾和问题时，他们也被要求承担责任，比如，当年戴安娜死后，媒介质问“作为消费者的部分读者是否也应该进行一下反思呢？”甚至参加凭吊戴妃的人群也怀抱着一种“悔恨的情绪”反思自己的责任^[86]。2006年，看客仍然被要求承担责任，不过在更多的话语中看客本身反而成为合理化“狗仔”的原因:因为人都有窥私欲，“如果社会生态太过纯净，人类的欲望不能满足，他将寻求别的渠道”^[87]，一个传媒专家解释说。

在2006年的媒介话语中，也开始有了受众自己的声音，除了在新闻报道中以“×先生”“×小姐”出现以外，也可以在电视节目中举起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各色牌子。不过，正如“狗仔”自己所说:

公众对狗仔队反不反感，其实是任何人说了都不算的，怎么证明公众反感狗仔队呢？狗仔队在内地大概有三四年的历史，在香港有10多年的历史，但在欧美，却有30多年的历史，甚至更长。这么长时间里，为什么狗仔队能存在？为什么“狗仔”在各个报社也是颇受认可的？就是因为公众喜欢看，老百姓如果不看，八卦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88]。

即使有受众表示不满“狗仔”、不需要“八卦”，但他说的不算，收视率、发行量才是供求链上真正的受众代表。这不仅是“狗仔”存在的商业逻辑，也是所有媒介存在的逻辑。另外，公众也是“狗仔”建构和明星关系的一个重要砝码，在“狗仔”看来，明星不与媒介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即不能摆正他们与公众的关系。比如，针对明星窦唯大闹《新京报》事件，张楚寒评价说:

很多公众人物都有这样的毛病，因为他长期处在高处，站在高空看芸芸众生，他们觉得自己很怎么样^[89]。

“狗仔”联合公众逼迫明星合作，明星也能使用同样的策略，逼迫“狗仔”在公众面前接受评判。李亚鹏在电视上没有为自己的隐私权做辩解，而是号称要讨论“社会公德”问题。他要求王小鱼体会在“台前”、在大众面前接受道德评判质疑、为自己辩解的感受，希望“狗仔”能够换位思考，充分考虑社会公德和道德法则，而不仅仅是自己本职业的道德和要求^[90]。

“狗仔”与明星在相互的离间与合作中，公众始终作为一种符号资源被利用着；公众也是“狗仔”和明星在竞争市场中的获益来源，然而，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公众也只是一个潜在的存在，一个被想象的关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