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实践与新闻专业身份建构

将上述有关“狗仔队”的话语放入媒介话语的历史语境之中解读将更有意义。1997年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就是一个“热点时刻”，当时的新闻报道与评论不仅让众多中国大众知晓“狗仔队”一词，而且为批评“狗仔队”定下了基调。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批评也是从专业逻辑和商业逻辑两个方面展开的。比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

西方新闻媒体为什么要时时处处紧紧盯住戴安娜、以至于把她“追”杀后还不肯放手呢？戴安娜之成为记者的众矢之“的”，乃至于新闻媒体的牺牲品，西方的“新闻自由”无疑是始作俑者。在“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谬论误导下，在金钱至上的“自由”竞争中，许多西方媒体拼命追求揭人隐私的秘闻，大量发表色情、凶杀、犯罪新闻和各种丑闻，并用耸人听闻的编排手法，刺激受众感官，以牟取暴利，毫不顾及社会责任和效果^[69]。

这篇评论虽然提到“帕帕拉兹”一词，但批评基本上是针对“西方新闻媒介”。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媒介话语中，“帕帕拉兹”也是归属于新闻业的，只不过是与“我们”相对的“西方”，是西方新闻业的专业逻辑（“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和运作的商业逻辑（“金钱至上的‘自由’竞争”）导致了“狗仔队”行径。在对西方新闻媒介的专业逻辑和商业逻辑的批评之中，言说者树立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从而从反面表达了“我们”的新闻观。

有意思的是，在2006年“狗仔”自己的言说中，也会经常与香港“狗仔队”进行对比，强调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不过此时香港“狗仔”已不是西方记者的同义词，而是背离了新闻记者的基本要求。香港“狗仔”只拍照不写稿，虚假失实问题严重，另外，“因为他们确实过分刺探了明星的隐私，这样做下去，路数就太低了，失去了一个记者的基本尺度。”^[70]

追求异常确实是西方新闻业的常规，异常往往被视为新闻价值的一个要素，是社会事件能够为新闻媒介所关注、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新闻界曾经就新闻价值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从否认“共同兴趣”到承认新闻价值的客观性（童兵，1982）和规律性（王中，1982），中西新闻业之间的共同部分得到了部分承认。不过，中国新闻业对专业理念的分歧仍然很大，新闻专业主义在没有保障（Yu，1994）的情况下难以达成共识。这也是新闻从业者需要反复言说这些基本理念的原因所在。虽然狗仔队现象在大陆新闻实践中并不十分突出，但是这不妨碍大陆新闻人以此为原料，建构自己的专业意识。他处实践构成了本地言说的内容，在言说他者之际，新闻从业者努力地构筑“自我”。言说狗仔队、构筑自我与狗仔队的新关联，这正是中国新闻专业意识生产的一道重要工序。因此，狗仔队从一些大陆新闻人眼中的“怪胎”变为“中坚”，恰好反映了中国新闻专业意识生产的过程。

在“我们”与“西方”的对立中，商业逻辑也是一个关键标准，这在有些言说中被转换为“小报”逻辑，也就是说，对立双方转变为“大报”和“小报”。

在1997年《人民日报》对于“狗仔队”的批评中，杀害戴安娜的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新闻媒介残酷无情的竞争和新闻记者对于金钱的疯狂追逐:

一些记者靠追踪报道戴安娜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另一些便垂涎三尺，窥探时机。就在上月初，一名意大利摄影记者在地中海意外地发现戴安娜与其男友愉快度假，一按快门就腰缠万贯。试想，在这种新闻的“自由”竞争中，在巨额金钱的驱使下，记者哪

有职业道德可言^[71]。

当时，也有中国媒介注意到了“帕帕拉兹”及其所属媒介的性质，小心地区分出“专爱炒作名人新闻的小报”和“小报记者”。这一区分在2006年有关“狗仔”的媒介话语中依然可见，但立场已经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一个有意思的表述是通过香港演艺协会会长曾志伟之口来言说的:

在拥护立法的同时，他也感到了两难——媒体并非全部都是“狗仔”，其中也有相当数量具备公信力和道德底线的媒体，“有狗仔，但也有善意的媒体，这是我们必须懂得去区分的”。有些媒体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肆意偷拍甚至编造所谓“新闻”，但如果真的一纸“禁令”下来，不可否认会“伤及无辜”，媒体与艺人毕竟还是相依相存的关系^[72]。

与商业逻辑批评相对立的是，在2006年关于“狗仔队”的媒介话语中，还出现了不少以商业逻辑为“狗仔队”的存在进行辩护的观点。《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文章当中深入描述了“狗仔”的“供求链”:媒介需要提供受众市场规模——明星需要借助媒介提高知名度和市场价值——阅读明星隐私是人类基本欲望。同时，文章还详细介绍了“狗仔”照片的价格及其年收入^[73]。“狗仔”的经济价值首先来自大众:

……有了狗仔队，人们就对明星了解得更加清楚，在对明星进行精神消费的同时，也要对明星进行心理消费，满足好奇心理，二者缺一不可。这样，狗仔队就有了市场^[74]。

“狗仔”的经济价值更加体现在艺人的需求上，《新闻晨报》一篇文章以讽刺的笔调写道:

我们倒是希望有经济学家来专门研究一下娱乐经济，寻求到艺人的价值函数，表现隐私曝光和工作曝光对艺人价值的影响。娱乐经济也算是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75]。

这种经济逻辑成为一些媒介话语的主导逻辑，甚至成为“道德的标准”:

记者偷拍到这些明星的照片，增加了他们的曝光率，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会使记者增加收入，读者得到满足，应该说“快乐总量增加”，在道德上是“善”的。不过也有情况，已经去世的明星隐私被曝光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反而会对他的亲人造成伤害，这种狗仔行为就有不道德的嫌疑；而如果发生因为隐私被揭造成艺人死亡的事件，“快乐的总量”就会减少，相信有些相关的狗仔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76]。

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道德标准”虽然在媒介话语中并不多见，但诸多为“狗仔”翻案文章的价值逻辑却基本与之类似。而且，在有关“狗仔队”的媒介话语中，商业逻辑与专业逻辑和平共处，丝毫未见矛盾，这与1997年对西方新闻媒介的批评又有不同，因为在当时的批评中，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金钱的追求，关系简单、思想直白。而上述极端的商业逻辑表述似乎更主要地是对当前新一轮商业主义批判的反弹，所体现的关系和意识远较1997年复杂。

商业逻辑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命运曲折。中国社会也曾发育出比较成功的商业媒介，如解放前的《新闻报》、《申报》，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商业媒介基本销声匿迹。20世纪50年代王中教授提出报纸也有商品属性的观点（王中，2004），遭到无情批判。直到在1978年《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报纸试行企业管理以后，新闻媒介的企业化运作才初步开始。1992年以后，“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逐步获得认同（李良荣，1995），媒介企业追求利益的需要也得到部分认可，正统的表述应当是双重要求。比如，2004年《人民日报》在批评当前中国新闻业出现的“低俗之风”时要求:

新闻单位要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既要讲可读可看，又要讲教育引导；既要讲经济效益，也要讲社会责任^[77]。

在20世纪90年代，商业主义原则不仅被认为有利于媒介自身的做大做强，而且也被认为是促使媒介满足受众需求、实现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保障，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市场的赞歌。然而，随着一些过去被视为资本主义特有问题的媒介现象也在中国大量出现，对于媒介市场和商业逻辑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这在2004年对于“低俗之风”和2005年对“超级女声”的批评中再次达到高潮。比如，被广为报道的崔永元的责难“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即是对这种商业逻辑批评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通过对“狗仔队”的合理化来重申商业逻辑，虽然言辞极端，但未必完全是无望之谈。

有趣的是，在近些年的商业主义批评中，也有对于新闻业重新加以区分的要求。当崔永元自称被“误解”以后，提出了对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作出区别，并分别以不同的逻辑规范二者。这种观念与区分大报小报相类似。但是显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即使在所谓主流新闻圈中也被目为“病人”的胡言乱语^[78]。在西方的大报/小报二分法中，小报唯利是从的工作逻辑和品位低下的新闻内容，一直也是大报记者口诛笔伐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业者自我崇高化的意图（Bird，1990）。也就是说，西方新闻从业者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二元对立来进行专业意识的建构。然而，在2006年的春天，这种传统的建构被有关“狗仔队”的媒介话语部分地消解了。“狗仔”的工作方式（偷拍）不仅为主流从业者常规使用，他们的工作理念也符合专业规范；“狗仔”的商业逻辑不仅深受看客、明星的欢迎，而且也并非小报的专利，为各类媒介所普遍采用。

当然，“狗仔”也会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归属。在他们的言说中，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只是普通记者或娱乐记者，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工作的“调查”和“现场”属性，以区别于“跑会记者”和“八卦记者”。当“狗仔精神”成为一个褒义词时，言说者“正名”的努力就达到了。正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揭丑记者扣之以“扒粪者”的污名，却被“改革者视为一枚光荣的勋章而欣然接受”（埃默里等，2001）。批评者把“狗仔队”与“扒粪者”相提并论^[79]，岂不正中“狗仔”下怀？重新洗牌、重新归类，这是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对于更多的媒介言说者来说，亦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话语表达没有如此清晰，只是正面阐述“狗仔精神”，而不贸然树起对立面。模糊既可以看做一种策略，也是建构过程中的必然——这种身份和意识对于言说者自己来说也正在通过话语实践而努力使这些意识清晰并获得更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