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战争到民族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空前扩大。

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又是人民战争。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是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民族解放斗争总体战的战场之一。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结束了持续10年的内战，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使九一八事变后就客观存在，但因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反动的“剿共”政策而一度被掩盖起来的中日矛盾，更加突显出来了。

与整个抗日战争相联系，抗战时期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即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它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问题；一个是国内矛盾，即人民大众与封建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它要解决的是民主和现代化问题。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既有统一的方面，也有区别的方面。民族矛盾是起主导、支配作用的，只要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一天不被赶出中国，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必然存在的。尽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各个阶级，特别是当时还包括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就必然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中，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我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摄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在华权益，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既是为反抗日本侵略，同时也是为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各国在华权益，成为中国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一项基本要求。

1943年1月，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以及换文和附件。继中美、中英新约之后，其他一些享有在华特权的国家，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新约。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基本上废除了束缚中华民族达百年之久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长期奋斗的结果。

在外交和国际地位上取得了平等，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况，要取得与各盟国之间实际的平等，还得靠自身的奋斗才能实现。

1943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第一次参加了在开罗举行的盟国首脑会议，与英、美、苏各国讨论对日作战和战后远东和平问题。《开罗宣言》表示，要对日本施加无情压力，直到无条件投降。根据《开罗宣言》，中国不仅有权恢复卢沟桥事变以来所丧失的领土，而且有权恢复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以及48年前因甲午战败而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及近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夙愿得到了世界的确认和肯定。^[3]

抗战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掌握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及各派系手里，有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抗战。但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也是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

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但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支配全局。毛泽东在193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和讲话中，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国内矛盾的发展变化，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从而导致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把资产阶级推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为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到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发表于1937年8月的论著《矛盾论》曾经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他举例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抗日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极大地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举国形成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四万万同胞半数参战就是例证。是哪种力量决定中国抗战胜利，铸造中国复兴枢纽的？是全民族的奋起，是中国人民的觉醒！

关于新形势下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有的主张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夺先机；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

瓦窑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应估计到在晋察绥方面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争；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4]确定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要求在大江南北的原有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的地方，应努力使游击战争恢复提高到发展的形势，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一切游击队都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要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使白军士兵运动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要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

早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之初，聂荣臻将军就明确指出：创建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他比较了人民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性质的不同，强调：当前有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奸，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就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他还说，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占据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越来越强。

毫无疑问，这些见解是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发展和延伸。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开创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奠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红军之于国民党，当时是弱小的一方，而国民党是强大的一方，而且占据着大城市，红军只能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发展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八路军、新四军之于日本侵略者，这时的力量是弱小的，而且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大城市，控制了重要交通线，力量相对弱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在敌后发展，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逐渐形成对敌斗争的优势，再彻底打败侵略者。虽然前后斗争的性质不同、对象不同，但是共同的经验是彼此借鉴的。毛泽东早在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就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选择，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这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正如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著作所论述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总方针；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认识，创立了系统的游击战争理论；正确回答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环境中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问题；全面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5]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迅速开展，取得成效，第一是由于事前有相当周密的布置，把各地方武装（基干队）和群众武装（模范队、青抗队、游击小组）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进行战斗；第二是由于有军区的主力部队和游击支队兵力的配合；第三是由于正确运用了游击战术；第四是由于党政军民能协调一致，合力进行；第五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热情的提高。

红军时期各根据地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各级党团和群众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动员，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忱，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证红军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些经验在抗日根据地依然有其运用和发展的必要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跑路”是“家常便饭”。在敌占区、游击区，对于老百姓来说，战斗、工作是密切相连的，敌人来了，壮年小伙子们都拿起武器，爬上山顶巡视敌人、扰乱敌人，老弱妇孺则带着食品衣物躲进山沟里去。敌人被打走了，人们立刻走下山来，放下武器，拿起镰刀，男女一起劳动，收拾着田里的庄稼。

1937年10月的滹沱河畔，只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一年多之后，到1939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这里已经成为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边区部队迅速地由原来的3000人发展到7.5万人，还有成百万的人民自卫队，已经从敌伪手中解放了70余座县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武装起来的人民与人民的武装，已经成为战胜侵略者势不可当的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