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以善为美

以善为美

第一节　以善为美

“遏恶扬善”、“彰善瘅恶”是中国文化的不懈追求，而“以善为美”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的美学指归。由于五四作家是以传统伦理的“三不朽”为人格基点，他们十分注重道德的修养，而“君子”人格就是其修炼的目标，“善”在其人格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必然使得五四文学呈示出“以善为美”的美学风貌。

其实，对“美”的讴歌是贯穿于西方传统美学始终的主旋律。而中国传统以伦理为基点与指归的美学却充斥着对“美”的非议、排斥。早在《尚书》之中，就已要人们“不役耳目”，“不贵异物”。老庄认定“美”损害人性，它“令人目盲”，“令人耳背”，“令人口爽”，“令人心发狂”，“令人行妨”。庄子明确指出应“灭文章，散文采，胶离朱之目”。墨家则指出“非乐”、“非美”主张。在儒家那儿，所谓的美即是一种“人文”，但“文”若不与相应的“质”（既内容，实质，核心）相配合，就很容易本末倒置，即所谓“文胜质则野”。也就是说，“文”之于“文”，也就是美之于美，不在于“文”（美）本身，而在于它所依附的“质”，在文与质的关系中，文为次，质为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其一切形态都被纳入该框架之内，“美”也不例外，逸出其间就不存在“美”了。因此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指的就是美的这种依附性。并且在美善关系上，儒家又认定美低于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³⁾。五四作家正是这伦理文化的产儿，当时又是国难当头，人们更难顾及西方意义上的美的问题，他们更是以善为美了。

在这方面，俞平伯的《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俞平伯只赞同“为人生的艺术”，而坚决反对单纯把美作具和为艺术的追求目标，认为那是“供少数人底安慰娱乐，真是‘得不偿失’”，他呼唤“在漫漫的长夜里，正需要着引导步履的光明”，其引领者就是诗，因为诗是“人生底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的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的正当关系”。他界定：“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诗材原不限于善的事物，但作者的态度总是向着善的，并且还要使读者感受之后，和作者发生相同的态度。”他强调：“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那些“不能感人向善的，不算有价值的诗；即不是本身无价值，至少已失了社会底价值。因为这类文艺不是有害，而是无用；无用的东西，却使人们担负巨量的耗费，即是消极的有害了。”至于那种“文学是超于善恶性而存在的，即有所谓美丑，无所谓善恶”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了。⁽⁴⁾俞平伯说的虽只是一家之言，但其实就是对五四文学“以善为美”美学旨趣的典型概括。

对于“善”，伦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与阐释，概括起来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指非道德价值的某种合目的的有用的事物，偏重于它的功利价值；二是指以道德为基础的善事物，偏重的是它的道德价值。五四文学以善为美的特性既表现为前者，又体现了后者，而且二者相辅相成，在总的目标与风貌上均有高度的一致性。

就合目的性而言，五四作家基于“三不朽”的人格基点，瞄准救亡图存的总目标，怀揣明显的功利指向。诚如鲁迅在1935年回忆五四时期的情状时依然认定的那样：“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⁵⁾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为建“人国”而“立人”，为“立人”而对民众实行“启蒙”，既“怒其不争”，又希冀他们能够肩负起拯救祖国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五四文学的人学观带有显著的功利色彩，是传统功利主义的延续。二是从传统人道主义视角出发，本着悲天悯人的胸怀，大量揭示民众的苦痛，“哀其不幸”，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就追求道德的美而言，五四作家往往都以善作为自己人格以及作品人物特性是否符合美的标准的依据。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他们自小就是在传统伦理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社会的有意与无意的教育、熏陶，都是把他们朝传统君子人格的路径上培养的，无论是自我期盼还是自身修养，他们都从善的角度来进行的，同时他们也往往用此标尺来衡量、品评他人。他们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道德问题，发表了许许多多有关道德的文章，对涉及道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几乎都做过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有见地的见解。

陈独秀给青年人制定的目标在当时是超前的，在五四“善”的追求中是独树一帜的。他说：青年人“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⁶⁾。他还为青年人规划了具体的幸福图景：

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若夫沈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事，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⁷⁾

陈独秀在此就从正面为青年人绘制了一幅非同一般的人生幸福蓝图。同时，他还对国人把升官发财当做人生幸福的痼疾做了唾弃，他指出：“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问题出在这种发财方式不正确：“中国式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这必然导致：“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⁸⁾

陈独秀的幸福观真是振聋发聩啊，他这样的幸福观在当下也很有教育意义，国人就应该把自己的幸福观建立在利己、利人、利国的基点上。他所描绘的人生幸福图景是合目的的善与道德的善的有机整合，是人生最高的善，在当时的思想界是鹤立鸡群的。

而这种合目的性与道德指向相结合的结晶便是基于传统伦理而产生的救亡。救亡，既是五四文学的功利指令，更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令：中国伦理强调修、齐、治、平，孝顺父母与忠君相一致，忠君与爱国具有同一性。五四作家无君可忠，也极力批判封建君主，但爱国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由于当时内忧外患严重，陈独秀们接过近代先驱们的救国“接力棒”，率先发动了以文学革命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之所以特别青睐白话文学，也因之明白晓畅，便于广大民众接受而启发他们起来共同救国。这就是为什么明明知道五四作家的文学观念存在明显缺失，诗歌创作的艺术价值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对之报以热烈掌声，并以之为楷模，甚至趋之若鹜的根源。正由于用救国的眼光来烛照当时的社会现实，才发现问题实在太多，因而“社会问题剧”、“问题小说”等才风行一时；而当作家们把眼光投入乡村时，才发现其间同样是问题多多。社会黑暗无比，百姓灾难深重，因此，被称为“乡土文学”的许多创作，除了寄寓作者的“乡愁”外，更多的仍可称之为表现乡村的“问题小说”。揭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展览“伤疤”，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文学研究会把文学当作一种“工作”，创造社的不忘文学的使命意识，其动因均基于此。在此，可以把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做一下简要的评析，以说明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以善为美”的特性，诗中写道：

屋子里拢着火，

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它烤坏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

咬紧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外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纸！

这是一首非常质朴的、完全采用白描手法进行写作的、散文化的诗作，它通篇都是采用白话、口语来叙述两个具有鲜明对比意义的场景：一个是屋子里：“拢着火”、“开窗买水果”、“天气不冷火太热”，怕“烤坏了我”；一个是屋子外：“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最后做了画龙点睛般的点评。一方面鞭挞了有钱人的娇逸奢靡，另一方面则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报以同情，其实也就批判了造成这种“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作者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思想与评判说出来，而是通过具有反差效果的场面，将自己的情思寄寓其间。由于作者采用的是非常浅显的语言、让人一目了然的场面描写，他的喜怒哀乐以及是非判断都使人一目了然。这与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的风格是一致的，因此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价值主要就在于它是完全合乎五四文学“以善为美”标准的。

当时就有一些人指责这时期创作的艺术价值不高，其中持论较为公允的是梁实秋，他认定“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他的鹄的只是美，不晓得什么叫善恶；他的效用只是供人们的安慰与娱乐。”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诗人“用白话入诗”只是“诗的形貌上的解放与改造”，“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⁹⁾。若用公正眼光来看，梁实秋的文学功能观确有偏颇——只承认文学的审美与娱情功能，但却抓到了文学的基本特性，对新诗问题的批评切中要害。这里的关键在于，五四作家并没有从文学的根本属性出发来切入文学，而是从伦理视角切入的。对文学的本性，五四作家并非不知道，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说过与梁实秋意思相近的话：“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心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这里的“文章”，就是“文学”的同义语。但鲁迅又把文学当作改造国民性、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变为“人国”的工具，因此，他才说自己不是文学家，甚至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的。还有许多五四作家在论及文学时，并没忘记其艺术性的诉求，但又往往受传统伦理的支配，从合目的性的角度来切入文学，把文学当成了救亡的工具，仍回归到传统文论“以善为美”、以善代美的路子上去了。对此问题，有学者从新诗语言变化的视角切入，指出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诗人，“有相当多的人是出自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他们知道艺术首先是艺术，必须追求艺术自身的完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漠视本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任务和整体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他们始终不肯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道路。在新诗自身的艺术要求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的整体性进步相冲突时，多数人是顺应时代的整体文化发展的要求作出抉择的。即不惜放弃对新诗艺术形式完美的追求来成全历史的文化使命。可以说，正是这种理性的牺牲精神，促成了中国的整体文化的进步”⁽¹⁰⁾。这一论述不仅切合五四新诗创作的实际，而且也可以用来评判整个五四文学的状况。

与整体的以善为美的功能观相对应，五四文学在人物塑造及评价上，仍是把以善为美作为标尺。五四文学的人物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对这些人物的塑造遵循的原则是：在“公德”方面，看其有无爱国忧民的思想与行为，在“私德”方面，论其是否讲仁、义、礼、智、信。凡是合乎这一传统伦理标尺者，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丑的。因五四作家大多从传统伦理的理想层面来关照现实人生，基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动因来切入文学创作，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在伦理理想视角看来是负面的东西：阿Q、闰土、潘先生都被作者用传统伦理作为参照系，参照出他们身上的“劣根性”；鲁迅、郁达夫、冯沅君、庐隐等笔下知识分子之所以遭遇心灵冲突，也是因越不过传统伦理这道门槛。同样，对当时一些恶人的唾弃，也多半从伦理的视角来切入。这种处理人物的视角完全是中国传统伦理式的。先秦儒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成人，如果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那就是小人，非人，甚至禽兽不如了。例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孔子更认定：“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而文艺就是这种“成人”的工具，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这个意思。⁽¹¹⁾中国伦理的目标是塑造君子，而五四作家往往是从君子应该怎样的标准来参照当时的人生世相的。也正是在这一标尺的衡量下，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没有几个正面人物。他们是从对负面人物的否定中来张扬自己的道德理想的。

创造社似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他们也宣称“本着内心的要求”来创作。但由于他们的理论与创作都十分驳杂零乱，这一问题就显得十分复杂，但就理论层面而言，他们虽有明显的否认“善”的倾向，但又把论述归入了“善”的行列。成仿吾就在提出文学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的《新文学的使命》一文中，仍还强调文学的“善”的功能。郁达夫的心理也很复杂，更是体现了追求艺术与顺从伦理的矛盾：“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但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会影响到善上去，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顾虑。”⁽¹²⁾从他们的创作来看，则往往体现为人欲与伦理的冲突，其结局多半是伦理战胜人欲。

就总体而言，“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来源于西方，这一思想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未成为主导观念，在五四“西学”为“用”的激流中，五四作家也心向往之，但终因不合中国的需求而被忍痛割爱，他们所尊奉的仍是以善为美的价值观。同样五四作家拼命反对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其根源亦在这里。而且，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一向是“遏恶扬善”、“彰善瘅恶”的，而“恶”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地位，因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倾向是“性善论”。体现在文学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¹³⁾。而“《诗》、《书》，执礼，皆雅言也”⁽¹⁴⁾。这与西方文化存有明显的差异：在西方，“恶”是一个重要概念，西方文化的精髓是善恶二元论，二者往往并行不悖，而且善与恶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可以相互转化，这是由西方“性恶论”观念而导致的。因此，五四文学善恶观的源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主要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五四文学这种“以善为美”的价值取向以及美学风貌，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就大体说，全部中国文学后面都有中国人看重实用和道德的这个偏向做骨子。这是中国文学的短处所在，也是它的长处所在；短处所在，因为它钳制想象，阻碍纯文学的尽量发展；长处所在，因为它把文学和现实人生的关系结得非常紧密，所以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较浅近、平易、亲切。西方文艺和西方宗教一样，想于现世以外求解救，要造另一世界来代替现世，所以特重想象虚构。”⁽¹⁵⁾朱光潜对于传统文学的概述完全切合五四文学的实况，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如出一辙，五四文学就是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发生的，五四作家往往是从道德的视角来切入人生与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