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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范式

时间:2022-05-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晚清说起”在库恩之后,美国另一位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拉瑞·劳丹在他的《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关于“研究传统”和理论的“进步”问题。“从晚清说起”,是8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学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的某种共同思路。“走出‘五四’”和“从晚清说起”,打开的是另一片别有洞天的学术研究视域。

“从晚清说起”

在库恩之后,美国另一位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拉瑞·劳丹在他的《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关于“研究传统”和理论的“进步”问题。他认为:“对于任何学说,如不充分了解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它的竞争学说的历史发展),就不可能对它作出明智合理的评价。”[360]。正因为意识到“五四”范式是构成当代学术问题的症结所在,陈平原才将他的学术史研究的重点,放置在从晚清到“五四”这一世纪初的学术转型期,考辨“五四”范式得以形成的具体语境,并在与晚清学术范式的比照中,分析其蕴含的基本思路。这一视域的拓展,将问题呈现在更为开阔的历史情境之中。

联系陈平原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学术研究的历史视野延展的过程。1985年,陈平原与黄子平、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图景,确乎从根本上改写了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述为基础,并由周扬等在历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确立起来的现当代文学史构图。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是以“五四”为起点,并以“五四”思路作为评判历史的依据的。正如王晓明所说:“这个新范型和‘中国现代化’有着颇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你甚至可以说,它正构成了八十年代人们试图从‘现代文化’内部发掘思想活力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努力。”[361]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背后的学术范式,当时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识。陈平原在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工作(包括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论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杂感集《学者的人间情怀》、主编《学术史研究丛书》和主持《学人》集刊等),则进一步向前追溯,以世纪初的学术转型期——晚清,作为考察的重点,分析“五四”学术范式发生的初始情境。

“从晚清说起”,是80年代后期以来,海内外学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的某种共同思路。[362]注重晚清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位置,实际上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或文化、学术)谱系,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363],浮现许多被过去的人们忽视的思想资源和学术可能性。而陈平原学术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凸显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五四”范式与晚清范式——这一对构成竞争关系的研究传统之间的“共谋”与“对话”,并在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学术范式“因几十年处于主流地位,正日益暴露其内在缺陷”的反省中,对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相对古老且正在被遗忘的‘述学’传统”,表现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364]

正如库恩所说,一种学术范式的危机表征,是它无法解释和容纳迄待解决的新问题和“反常现象”。“五四”范式在80年代产生的困境之一,是它难以对“传统文化”问题给出较好的阐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艾恺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引起大陆学界广泛关注的原因。与陈来等被称为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相似,陈平原强调应该以“比较平常心和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谈论中国文化”[365]。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基本上是从外部来考察思想文化的变迁,并延续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的“以西学裁减国故”的方式。因而,“五四”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是一个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选择章太炎、胡适这两个在思想史上处于枢纽位置的人物为分析个案,侧重考察他们与有清三百年学术传统的关系。在对清代学术传统的辨析中,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之学,而通过对胡适、章太炎(以及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文中对鲁迅)学术思路的清理,分析他们对于“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治经学”与“治子学”等一系列矛盾的选择和倾向性。这种阐述框架颇类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和丹尼尔·贝尔的“冲突理论”模式,但陈平原采用这一叙述方式却是从中国学术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传统学术中的“汉宋之争”及其造成的“门户之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人的学术思路和文化选择。在一篇杂感中陈平原写道:“清理近百年中国的学术,发现康有为、章太炎开启的‘求是’与‘致用’之争,贯穿整个世纪;时至今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仍是中国学者的拿手好戏。”[366]对于当代学人来说,陈平原以学术史的方法,将这种矛盾的历史性存在揭示出来,而并不以为这是当代特有的困境,这才是最富于启发性的所在。陈平原这一阐述方式的选择,还包含了不满于“拿来主义”的西化术语,而注重“虽然接受西潮的冲击,但思考方向及提出问题的方式,大多是本土已有的纷争”[367]的倾向。这意味着,他并不泛泛地理解“从中国发现历史”,而真正将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蕴含的创造性(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因素加以实践。

“走出‘五四’”和“从晚清说起”,打开的是另一片别有洞天的学术研究视域。它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学术传统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而且在对世纪初转型期的两种竞争性学术范式的比照中,为我们提供了可供现实选择的别样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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