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亚洲范式”的建构

传播学“亚洲范式”的建构

著名哲学传播学者迪萨纳亚克（Dissanayake）说：“如果传播在亚洲，以及确实在世界其他地方要成为有意义的探究，它必须与本土的智力根系，主位的知识和本地思维模式相连。因此那种依沿构建亚洲式的传播研究途径、概念、理论和模式而进展的需要就最为迫切。”（Dissanayake，2003：18）

《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更深层的意义及作用就在于构建一种基于亚洲视维的传播学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的研究范式。这就是传播学“亚洲范式”的建构。Miike概括了建立亚洲范式的意义，他说：从亚洲中心视角出发，通过传播，我们可以减轻自私心理和自我中心主义，我们可以加入他人的行列而远离孤独造成的错觉，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可以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Miike，2004，2007）。传播学亚洲范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也能够给亚洲人提供文化关怀，并始终以亚洲人的感受和体验为出发点与旨归。

最早提出传播理论“亚洲中心”的学者是日裔学者三池孝贤。受摩勒菲·克梯·阿潵梯（Molefi Kete Asante，1998）的“非洲中心主义”思路的启发，三池孝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亚洲中心”主张。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等文章中，三池孝贤指出：“亚洲中心”要从亚洲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亚洲传播进行研究。“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Yoshitaka Miike，2004：67）。他认为，亚洲中心性（Asiancentricity）就是要将亚洲语言、宗教－哲学传统和历史进程视为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从而对亚洲经验的共同性与复杂性加以理解。要“使用亚洲符号作为分析工具、植根于亚洲历史和宗教－哲学原则、回应亚洲传播经验、从亚洲世界观的角度批评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统治、细化环境信息，深入反思以亚洲语言写成的本土文学著作，在亚洲社会中提出有关社会变革的实践性建议从而解决本地的问题。”（三池孝贤，2008：76）

在选录本书的《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等论文中，三池孝贤具体阐发了他的亚洲中心的主张与理论。在他看来，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在此基础上，他精密构想了与欧洲中心相异，可作为传媒理论的亚洲中心研究起点的五个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Yoshitaka Miike，2004：6782）尽管这种建构还不够具体、不够系统，但他提出的“亚洲中心”的主张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本书选录的陈国明和斯塔柔斯塔的《一个有关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的对话》一文中，两位作者也对建构传播学亚洲中心的范式做了尝试。在陈国明看来，亚洲传播理论的特殊性与中心体现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特别是受到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的地区。反映在传播领域，人类传播就成为一种整体性的相互联结的网络。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关联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互动中的各方要求不断地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彼此适应并调整位置。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和谐被当作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体现到人类传播活动上就是通过传播发展人类关系将永远不会绝对地完结或终止。最后，亚洲的宗教和思想体系指导和造就了传播契合调整个体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自身与更高尚的意愿或宇宙层面的“目的”相联结这样的模式。在这样相似共性的本质基础上，再来探讨亚洲所有的直觉、移情、沉默、内敛和含蓄的共同传播风格。（Chen＆Starosta，2003）

除此之外，在《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中，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建构传播学的“亚洲范式”的思想或已经作出了努力和尝试。而J.Z.爱门森教授更是呼吁亚洲传播理论的建立需要更多亚洲学者的参与，其本人也正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更是与其2007年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一书形成系列，体现出J.Z.爱门森教授试图建构亚洲传播学及传播研究的亚洲范式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那么，作为传播学者，应当如何参与构建传播研究的“亚洲范式”或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呢？在《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一文中，三池孝贤指出：为了建设有特点的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我们有必要以亚洲语言确立一些亚洲概念。第一，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既要关注基于宗教－哲学的正式概念，也要关注植根于民间文化的非正式概念，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第二，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考虑到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亚洲文化之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深层结构。第三，亚洲中心的研究者们应对亚洲文化概念及其传播意义进行亚洲中心的比较，关注亚洲概念在不同亚洲语言中的类同与分歧。（三池孝贤，J.Z.爱门森，2008：73）这无疑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总而言之，《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的出版，既可以看作是建构传播研究的亚洲范式的尝试，也可以看作是建立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的“宣言”。Maslog说：“今天的亚洲传播学研究可大致简明地描述成一尚未成人的少年，他有西方的父亲和亚洲的母亲。他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方向。”（Maslog，1983：24）《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不同国家的亚裔学者在不同方向上、面对不同的传播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所进行的一种寻找自身位置、身份与方向的努力。本书选录的十八篇文章，既有批判，更有建构。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目的不在于形成一种话语对抗，而在于形成一种对话和交流，以加深对亚洲传播现象特殊性的理解。正如编译者J.Z.爱门森教授所认为的，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J.Z.爱门森，2008：13）它是一种继承性的发展，是一种吸收、融合与超越。“研究者们若要对之加以梳理和分析归类，从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和传播理论的欧洲中心/美国中心的异同点间去把握亚洲中心学派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点，将会有助于认清传播理论的从欧美中心扩展到亚洲中心的一些理论实质，也将有利于在其基础上去寻求进一步的创新构建。”（J.Z.爱门森，2008：13）显然，《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不在于给我们提供一种定论，一种成见，其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学术视野，一种探索和创新的路径。

References

J.Z.爱门森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Edmondson，Jingjing Z.（Ed.）.（2008）.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吉尔兹（2000）.地方性知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Clifford Geertz（2000）.Local Knowledge.Beijing：Central Compiler Press.］

Miike，Y.（2003）Beyond Eurocentrism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Searching for an Asiacentric paradigm.In W.J.Starosta＆G.M.Chen（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Axiology/value/praxis（pp.243276）.Thousand Oaks，CA：sage.

Holt，R.＆Chang，H.C.（2004）.Bao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behavior（in Chinese）.In G.M.Chen（Ed.），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pp.311336）.Taipei，Taiwan：WuNan.

Fang，H.R.（2004）.Keqi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in Chinese）.In G.M.Chen（Ed.），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pp.435450）.Taipei，Taiwan：WuNan.

Sue，D.，Ino，S.＆Sue，D.M.（1983）.Nonassertiveness of Asian Americans：An in accurate assumption？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30，581558.

Yoshitaka Miike（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1）.

Guo-Ming Chen，William J.Starosta（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4）.

Saral，T.B（1983）.Hindu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Commnucation，8，4758.

Jun Ock Yum（2003）.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East Asia.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ter.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Beijing：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Press.

Starosta，W.J.＆Chen，G.M.（2003）.“Ferment，”an ethic of caring，and the corrective power of dialogue.In W.J.Starosta＆G.M.Chen（eds），Ferment in the intercultural field：Axiology/value/praxis（pp323）.Thousand Oaks，CA：sage.

E.T.Hall＆M.R.Hall（1990）.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Germans，French and Americans，Yarmouth，ME：Intercultural Press.

Dessanayake，W.（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Retrospect and prospect.In G.M.Chen＆Y.Miike（Eds.），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Special iss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737.

Yoshitaka Miike（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Human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Volume7，Number1，Winter2004，PP.6782.

Maslog，C.（1983）.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Asia：In search of a direction.In V.Lowe（ed.），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eds and priorities for Asia（pp.2441）.Singapore：Asia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Bryant，J.＆Yang，M.H.（2004）.A blueprint for excellence for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1），133151.

Book Review On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ingjing Z Edmondson

Dongxiao Li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Asian paradig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ts Construction—A Book Review on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rofessor J.Z.Edmondson，Published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Hangzhou，October 2008）.［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2009；5（3）：9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