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语言的资源

五四文学语言的资源

第二节　五四文学语言的资源

关于五四文学语言的资源问题，人们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寻，传统文学的白话资源、日常生活语言资源、各地方言资源以及西方语言资源，人们都从各个侧面进行了研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再研究的余地了。但这些中外语言资源是如何并存于五四文学之中的？这些语言资源的交接与中和使得五四文学产生了怎样的语言景观？从各种语言资源的相互关系视角来看，中国本土语言资源是“本”，外来语言资源是“用”。从五四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上看，本土资源占据主要地位，具体主要由以下方面组成：

首先是古代白话：

五四先驱者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现代白话运动的发起者胡适确认：“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³²⁾“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很复杂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个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与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第二是我们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些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全国的绝大部分……若没有这一大块地盘的人民全说官话，我们的国语问题就无从下手了。”⁽³³⁾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跻人皆文学正宗，而骄文律诗乃真小道耳。”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则重复了胡适的上述观点：“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跻人为文学正宗。”钱玄同也在1917年2月25日《寄陈独秀》中认同这一点：“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开出的“模范的白话文学”就是“《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胡适甚至认定：“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³⁴⁾

关于如何用好白话这个“工具”，胡适也做了构想，他具体的“预备”的有两种方法：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功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做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³⁵⁾

胡适甚至要求：“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³⁶⁾由此不难看出，胡适在提倡白话文上既激情满怀又信心满满。

从以上引述中不难看出，他们主要是要用白话语体替代文言语体的中心地位。诚如胡适们指陈的那样，白话文学语言也是古已有之，只是在传统文学中，白话语体主要存活于处于边缘状态的小说、戏剧以及民间文学之中，而处于中心地位的诗歌、散文则主要是文言语体。五四文学则不同，在五四先驱者的创作中，所有体裁的创作全是白话语体，尽管还有人顽强地使用文言进行写作，但文言语言已经被挤到边缘状态。胡适还自信满满地预言：“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³⁷⁾

其次是国人日常生活口语：

与白话紧密相关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口语，五四先驱者主要是从古代白话小说中寻找白话资源的，而古代白话小说主要是说书人向听众“说”，而非文人在“写”，因此其使用的语言主要就是日常生活口语，而非书面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语言形式而言，五四先驱者倡导日常生活口语与他们向往的古代白话小说中的白话具有互通性。

强调使用日常生活口语，几乎是五四先驱者们众口一词的要求，胡适在《逼上梁山》中提出的“要须作诗如作文”，其实就是强调使用日常生活口语。而鲁迅的表述在倡导者中最简洁明了：“我们要说现在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直白地说出来。”⁽³⁸⁾由胡适、鲁迅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五四文学的口语与古代白话是判然有别的，五四文学的口语主要强调其在当时的“当下性”，其时间性特强，与救亡图存的启蒙与立人目标相一致。也就是说，这些日常生活口语就是国人生活用语，表达的是国人的思想与意愿，更对国人具有思想的引领功能。这种强调使用日常生活口语成为五四作家的共同追求。

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在当时影响极大，而这一思想就直接源自于宋诗：“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只在打破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所以，“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雕琢粉饰’的诗。”⁽³⁹⁾也就是说，往往被人说成是“全盘西化”的胡适的这一重要主张同样源自于中国文学传统。

再次是地方方言：

五四先驱者对方言俚语的器重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胡适的话具有代表性：“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文学必以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无可疑也。”⁽⁴⁰⁾陈独秀说：“《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言，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⁴¹⁾他们重视地方方言，就是要创作一种“活文学”，让广大的民众喜闻乐见。

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文学语言的本土资源就是以上诸种语言的合流，在具体的论述与创作实践中，这些因素往往是共存于一处的。

总之，五四所倡导与使用的白话文仍然属于中国本土语言体系，尽管吸纳了外来文学语言的养分，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其基本体系与构架并未发生变化。一方面，如前所述，五四先驱者往往从本土语言中找寻资源，远没有割断与本土语言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语言的民族性难以被消除：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就认定：“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⁴²⁾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思想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也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这是因为，智力和语言只允许和要求有相互适应的形式。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尽管五四时期在一些时空条件下的确存有试图挣脱民族语言的倾向，但结果只能是徒劳的。尤其是中国的语言及其文学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及其文学语言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它们完全是两种语言体系，要想以一方替代另一方是不可能的。

而且，很多作品的语言就仍然与传统文学语言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自觉意识到他的《尝试集》中的一些诗作“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如第一首《蝴蝶》就“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⁴³⁾“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⁴⁴⁾有关五四文学语言与传统文学的承继问题，人们也有很多挖掘：胡适概括当时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⁴⁵⁾废名则从文法角度指出：“然而无论哪一派，都是在诗的文字下变戏法。他们的不同大约是他们的辞汇，总决不是他们的文法。而他们的文法又决不是我们白话文学的文法。至于他们两派的诗都是同一的音节，更是不待说的了。”⁽⁴⁶⁾自五四文学语言发生以来，人们从各种角度论证了它对于传统文学语言的承继性，都在昭示我们，五四文学语言与传统并未断裂。

当然，五四文学语言吸收了外来语言的成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胡适就道出了文学语言变革的外来参照系：“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⁴⁷⁾朱自清甚至认定：“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⁴⁸⁾笔者认为，五四文学语言是站在本土语言的立场上吸纳、消化外来语言，对外来文学语言的借鉴主要是体现在“用”的层面上。

第一是在翻译时会挪用外来语言。很多外来文章的词语在中文里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就只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译音的方式移植过来；还有的文法，中文里没有，直接移植过来。这些在翻译的作品中是常有的事情，这就大大地丰富了中文的词汇与文法。

第二是借用外来的语汇、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等等。傅斯年除了强调要用白话之外，“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他还可惜许多人学习西洋语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为之，“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⁴⁹⁾。鲁迅则认定“欧文清晰”⁽⁵⁰⁾，“中国的文和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⁵¹⁾，要纠正这“缺点”，可以通过翻译而有所“新造”⁽⁵²⁾：“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⁵³⁾“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的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⁵⁴⁾“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操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象茶淘饭似的可以—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⁵⁵⁾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论述：“中国语法不像外国语言那么缜密而多变化……写新诗，欧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学先进国语文的特长，因为诗应该是精炼的语言，语言的语言。”⁽⁵⁶⁾

尽管只是在“用”的层面上借鉴外来文学语言，但其影响仍不可低估，因为先进的西方在当时存有样板作用，人们纷纷仿效是势所必然，在被当成是“死”语言的中国文学语言面前，其借鉴与传播的优势十分明显。而且，作为异质语言，具有极大的创造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对中国固有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激活”功效，话语的确打上了“欧化”色彩。因此，“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汉语，实际上是欧化了的白话文。这种语言经过欧化文法、概念的吸收，形成了一个规范的语法系统，从而大大加强了语言思维的逻辑力量和表达的准确、严密，淡化了中国传统语言固有的含混、感性化、不严密等缺点，使之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适应科学的思维”⁽⁵⁷⁾。

而且，外来语言的借用还带来了思维的变化。语言与思维是相辅相成的，语言的变革必然会引起思维的变化，对此许多论者都有精到的论述。陈思和说：“我觉得欧化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思维方式问题，一种非常强烈、新颖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原来的语言不具备的。欧化思维建立在欧式语言的基础上，正是属于‘五四’新文学带来的东西。”“‘五四’白话文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丰富和补充。新的语言带来了新的思维，新的美学感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⁵⁸⁾张卫中则说：“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语言转型就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中国人跳出了由古汉语（包括文言和旧白话）设置的知识和思维的怪圈，采纳了西方较先进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系统，通过语言接受了西方一系列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汉语在接受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以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人知识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刷新，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⁵⁹⁾熊月之也说：“语言的变化，连带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思维习惯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⁶⁰⁾对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许多人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五四文学的确大量借鉴了外来的文学语言，但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中国本土语言，郁达夫甚至觉得：“我个人对中国文字的感觉，首先要说的是汉字的微妙。中国文字，每个字都是独立的，即使是一个单字，也有意味和形状，还有一个音，即所谓韵。这样的字，在世界上也许是比较原始或不好的，不过我想，西洋人一般所说的‘Mono-syllable’，可能是中国文字的特征，而中国文学的最妙之处也就在这里。”⁽⁶¹⁾其他五四作家也一刻都没有丢弃自己民族的语言，因为不管是在创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离不开民族的语言，这份情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

综上论述，五四文学语言既非传统白话文学语言的翻版，也不是日常生活语言的实录，也不是方言俚语的叠加，更不是外来文学语言的简单移植，而是不同语言资源的汇聚与重组，在新思想的统摄下，呈示出新的文学语言景观：“现代文学语言的变迁和变革，意味着在文言、白话、口语、外来语的复杂语言空间中现代文学语言传统的形成。”⁽⁶²⁾也有学者认定：“我觉得可以从‘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⁶³⁾这“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就是各种语言因素的汇聚。

正是由于多种语言要素的整合，使得五四文学语言确实发生了新变，呈示出新的景观，但汉语的基本质素与构架并未发生质的改变。它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动因，始于古代白话（白话语言形式及其所承载的与之相应的思想等）与日常生活语言，辅之于方言、俚语，再加入了外来文学语言（语言形式及其所承载的与之相应的思想等），而生成的新的语言形式——既非古代白话的翻版，也不是西方语言形式的移植。但其基质是中国本土的，基本面貌仍然是中国本土的。五四文学语言是变（新质）中有不变（传统基质），而不变（传统白话）中又有变（构建现代白话）的。其实，白话语言的始作俑者胡适就主要是在传统中文学语言中找寻资源，而不到西方文学语言寻求源头（尽管也提及西方，但只具有比附意义），这就是中国式的思维理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并未想要西化。周作人的构想也主要是指向中国本土语言：“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语言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⁶⁴⁾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并没有凝固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处于不断生长中的动态过程：近代白话文学语言是其初始形态，五四文学语言则是其奠基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由此确立了基本范式与发展方向，在此后近一百年的历程中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段，出现过多种探索，文学语言的诉求也在不断变化，但基本范式不无质的改变。同时，五四文学的白话在各类作家及其各个作家那里都是不尽相同的。而就五四文学白话所含的成分而言，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是新旧杂陈、中外并行的，而在新旧与中外的语言和思想的交融则产生出非新非旧、非中非外的新的语言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