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出版的文化品格

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版在“文学革命”的倡导下，以其理念的转变，在新文化建设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它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生成壮大。对此，引起我们注意的主要不在于登场的出版社之众，而在于其以先锋者的姿态开拓新的出版领域，使新文学有了正当的传播路径，进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受新文化运动熏染的五四出版业，以新文学的参与者、创建者的姿态在文学出版领域显示了独特功能，真正体现了出版参与文化启蒙以实现理想追求的文化品格。

一

“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其目的是要借助批判旧文学来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并以此引发整个文化领域的大革命，所以五四先驱者对当时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加挞伐。他们认为，要实现“文学革命”的目的，就必须用新文学占领出版阵地。“文学革命”破除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倡导在文学出版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取决于出版商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呈现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有的则迫于外在压力，基于内源性自觉而在一种落伍的焦虑中迎受和跟从，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五四时期的文学出版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学革命”要求文学在政治功利与艺术审美之间追求统一，这当然会得到具有同样价值观的某些出版商的情感认同，他们为五四作家的文化创造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有效地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与五四作家一道建立起一种可以体现自身政治观念和文化理想的言说方式。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亚东图书馆就在新文学出版领域大显身手。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汪孟邹固有的新文化人通过出版参与社会变革的意识便急剧膨胀起来，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义无反顾地将亚东图书馆的出版理想和存在价值置于与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上。对新文化先驱和新的时代风潮的情感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责任感，促使亚东图书馆紧紧抓住了“五四”这个难得的出版机遇，团结了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具有共同的理想旨趣的作家朋友。据汪孟邹回忆：“有些稿子，都是由朋友介绍来的，可以说有如下几系：一、章士钊的。二、陈独秀的。接近的有高语罕（笔名有张其柯、程始仁、戈昔扬、玉灵皋）、蒋光赤（笔名有光慈、陈情）、李季（笔名有魏兰女士）、钱杏村（笔名有戴叔清、寒星）、郑超鳞（笔名有林超真、绮纹、林伊文。他在别家出书，有的叫做唐虞世，有的叫做唐盛）、彭述之（笔名欧伯）、小濮（笔名西流）、王凡西（笔名有张家驹、李书勋、郭和、许庸、凤冈）、洪灵菲（笔名林曼青）。三、胡适的。接近的有陆志韦、朱自清、陶孟和、孟寿春、刘半农、钱玄同、赵诚之、张慰慈、刘文典、李秉之、吴虞、陆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孙楷第、顾颉刚。四、陶行知的。接近的有邢舜田、一叶、西桥工学团、戴自俺、程万孚、胡立民。五、宗白华的。接近的有田汉、郭沫若。六、丰子恺的。七、章铁民、汪静之、鲁雁、刘大杰的。”^[1]仅从这份名单，就可看出当时的亚东图书馆具有何等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这决不单纯是为了商业性目的，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出版家的文化境界，最起码的一点是，出版者能够认定这些作家的文化创造是正确的，而且有将他们的文化创造以决绝的姿态传播光大的实际行为，这从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陈独秀文存》《尝试集》《三叶集》等书籍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新文化人物的文化创造遭受什么样的压力，也不管这些社会压力是来自政治、文化方面的，还是来自商业方面的，亚东图书馆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亚东图书馆可以不计任何后果支持作家，支持新文化。这种同志般的形交神契，所表现的不仅是同乡、好友的情感交融，而且充满着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意识，甚至是一种果敢的英雄气概。

在五四新文学出版方面，商务印书馆无疑是扛鼎之重镇。商务元老大多是清末维新运动以来传播西学的进步人士，新文化运动兴起，他们坚守着与新文化人精神相通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价值立场，采取撤换杂志主编、改组编译所、扶持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等一系列措施，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焕然一新，《文学研究会丛书》等一大批新文学书籍陆续出版，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新文学出版的中坚力量。《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7月，本是鸳鸯蝴蝶派刊物，沈雁冰接任主编后，即着手进行全面革新，并与文学研究会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在《改革宣言》中提出“旧有门类，略有改变”，新的《小说月报》以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为中心内容。《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编辑宗旨是“一方面是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流”。^[2]这就规定了这套丛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录会员们创作的各种文学作品，包括文学知识的著作；二是收录世界文学的翻译作品。庞大的出版规模，使《文学研究会丛书》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型文学丛书，不仅在五四时期独一无二，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化史上也举足轻重。

泰东图书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版的又一重镇。泰东图书局创办于1914年，“护国运动”以后，泰东图书局由股东之一的赵南公主持。赵南公为了书局的经济利益，曾向时尚出版靠拢，但是时代思潮的变迁带来了社会阅读需求的变化，他于是决定放弃原有的出版理念，另行规划新的经营路线，立志“重建理想的新泰东”。^[3]他让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执掌泰东的编审大权。郭沫若在一个半月里为泰东图书局编辑了三部书稿：一是编定诗集《女神》；二是改译《茵梦湖》；三是标点《西厢记》。这三部书的出版，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特别是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的《女神》的畅销和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为泰东图书局闯开了一条新路。赵南公果断决策，让郭沫若继续编辑《创造社丛书》，另出季刊一种，名《创造》，专刊创造社成员文章。《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令创造社声名鹊起。“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可以这样说。泰东，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间，它是有过相当的劳绩的。”^[4]张静庐后来说的这一段话，自诩却公允地评价了泰东图书局在新文学出版方面的成就，以及在现代出版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众所周知，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及其试验成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胜利写下了决定性的一笔。当时，新文化运动先驱提倡白话文，主张用白话作诗，在新诗理论和新诗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当白话新诗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之时，旧文学的卫道者们视若洪水猛兽，极力反对，而新诗实践者则坚持将这种体现了彻底的批判和怀疑精神的文学变革发扬光大。白话新诗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新青年》首先为它提供了发表园地，又在理论上给予倡导和支持，积极鼓励这种艺术创造，进而“养成”一批新诗创作的骨干力量。白话新诗经历了由“发表”到“成书”的过程。“发表”体现的是个人或团体文学探索的努力，这些具有先锋性倾向的实验性作品的发布所表达的正是新文学出版“起点”的意义；而“成书”则与出版商的文化追求联系在一起，也是新文学的“先锋性”消减以后的“合法性”确立以及适应社会需求的表现。新诗集的出版首先是为了新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版社出版新诗集更多地带有支持新文化的自觉性意识。如果说《新青年》对于新诗的贡献是“发表”的意义的话，那么亚东图书馆就是在“成书”上传达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亚东图书馆从1920年到1924年，短短几年间共出版新诗集10部，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的《尝试集》，成为当时出版界的一道奇丽、璀璨的景观。这种出版行为在现代出版史上也无可争辩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亚东图书馆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出版能量，确实体现了一种文化选择的执著，显示了新文学出版拓荒者的果敢气度。在新诗发生期的传播中，亚东图书馆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前卫的、大气度的。

“五四”新文学发轫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综合性杂志《新青年》《新潮》等，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文学社团杂志成为“五四”新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沈雁冰接编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诗》月刊等。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久，1921年7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等杂志。此后几年，更多的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刊物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五四新文学社团杂志大多带有“同人”性质，每一种杂志都集合了一批同道，他们既做编辑又是作者，办刊宗旨与其创作思想相互交织、融合，不可分离。如果从出版的角度审视五四新文学的繁荣景象和发展格局，就会发现，其实是杂志制造了新文坛上的喧哗，主角是一批编辑，杂志成为他们集合同道协同作战的主战场。作家队伍的分化与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杂志编辑的理念和风格号召力的屈从。《小说月报》和《创造》季刊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新文学社团杂志，在这一意义上更具代表性，主编的编辑意识不仅规定了“五四”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框架和范式，而且操纵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进程和新文坛格局，尤其引人注目。

我们还要重点谈论一下“五四”新文学丛书。“五四”时期，正处于新文学的发生期，许多新文学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许多新文学的奠基性作品和丰碑式的巨著，都是在丛书中产生的。然而，长期以来，“五四”新文学研究过多地注意了作家及其所属流派间的历史发掘、相互间的论争以及文学形式和美学观念层面的分析，而且往往以其文学理论的阐发和作品的审美研究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文本形态，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新文学丛书出版的文化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五四”时期，新文学丛书的出版无疑是新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绝非一个单纯的载体问题，它不仅代表了新文学探索和建设的合法化公开，并被提升为某种整体性方向，而且表明“五四”新文学获得了文学运行机制的“现代性”驱动，反过来给予新文学以更大的创新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丛书的出版显然昭示着书业实现其信念和目标的文化抱负，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学丛书的出现也受到一般商业逻辑的左右，但新文学基本的社会基础却促成了出版业中对新文化持有认同情感的人士的观念转变，文化理想的实现欲求远远超越了商业利益带来的诱惑。既然出版业从新文学丛书的出版中能够使一种特殊的“自主性”得以表达，自身的文化形象也得到提升，那么出版业与新文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不单纯是各取所需，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各出版机构对新文学推动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根本的表现就是由此导致新文学内部的分化，或者反过来说五四新文学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文学丛书的出版归属。如此说来，五四新文学丛书的产生，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出版经营行为，透过这种出版现象，还能看清五四新文学发生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基本框架，以及在这一体系中活动的诸角色的文化追求和历史贡献。

《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果说《小说月报》更多地注重了理论建设，并期望指导创作风气的话，那么《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则以真正的创作和翻译成果予以实证的支撑。《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所确定的丛书编辑宗旨，“一方面是想打破这种对于文学的谬误与轻视的因袭的见解；一方面想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5]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学研究会丛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主要是外国写实主义文学。在选定翻译书目和翻译中，郑振铎、耿济之等是活跃分子，沈雁冰出力最多。译介外国作品的最早受益者自然是译介者本人，沈雁冰后来成为现实主义大家，便是借鉴他者的很好的例证。文学研究会诸成员，高举文艺“为人生”的旗帜，创作了大批“问题小说”，形成并捍卫了新文学“为人生”艺术流派的经典范式。通过《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版，一批艺术倾向相近的作家聚集到一起，丛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研究会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作了注脚，是自身文学审美观念的实践成就的展示。

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与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丛书》显示了两种文学观念的对立，丛书第一种《女神》完美地诠释了五四精神，《沉沦》富有忧郁感伤的情调，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女神》和《沉沦》呈现出一种共通的特色，即“青春的狂热”，这正是构成创造社“流派”特征的集体意识的重要因素。《创造社丛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横空出世，打破了新文学固有的格局，不仅以“为艺术”的追求，而且以青春叛逆的性格在当时文坛上亮出浪漫主义的旗帜，开一代文风，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使“新文学史上因此而不得不划一时代”。^[6]

《新潮》杂志的创办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出版对新文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编辑宗旨上，《创造社丛书》与《文学研究会丛书》有着鲜明对峙的话，那么新潮社《文艺丛书》显然不是单一地立足于“为人生”或“为艺术”的派别立场，它所呈现出的对上述两种文学观念的包容姿态，并且向着新的艺术空间开掘，呈现文学的多元化的努力，使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文艺丛书》严格说来是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合编的，但这种合作却不是基于共同的编辑思想，丛书的编辑只是他们传达各自文学观念的一种手段。作为一套丛书，它在客观上体现了不同文学观念的交汇和融合，显示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气度，这对于此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所进行的对立来说，无疑是一种纠偏。不能说《文艺丛书》就是新文学的方向，但它所彰显出的新文学的张力，表明文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足性的“发生空间”。文学重在新的艺术创造，封闭、独立和自足无论如何也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丛书》中的《呐喊》之于现实主义流派，《竹林的故事》之于乡土文学流派，《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之于现代主义流派，对于推动新文学的发展来说，其功能和价值的体现较之于《文学研究会丛书》或《创造社丛书》显然更具文学史意义。

三

我们不对“五四”新文学的自我想象和形象塑造进行过多分析，而是重点对“五四”新文学出版者的个体行为及其社会效果作出评价，目的是为了通过当时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出版领域里的所作所为，来探求“五四”新文学出版所特有的文化品格。“五四”新文学出版极力维护着新文学的尊严，高扬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追求，其启蒙主义的理想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内涵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对两者同一性的观照，使我们对“五四”新文学出版所蕴涵的文化品格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新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是“五四”新文学出版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文学革命”承接晚清文学革命的现代性追求，而彻底宣告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著文认为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陈独秀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7]“文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批判旧文学来抨击旧思想、旧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迅速席卷全国，与“文学革命”的倡导以及新文学出版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新青年》《新潮》使“文学革命”终成波澜壮阔之势，并培育和积聚一支文学新军；此后，纯粹的新文学载体、有志于出版新文学书籍的出版社不断涌现，促成新文学有了正当的传播路径，在与新文学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完成了自身文化品格的培育。这当中，亚东图书馆之于白话新诗，商务印书馆之于文学研究会，泰东图书局之于创造社，中国新文学新诗运动的旗帜、“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为艺术”的浪漫主义旗帜都是插在了出版社的台基上……受新文化运动熏染的新出版业，不但尽快调整了文学出版的思想和理念，而且使文学出版显示出“阵地”意识的传播功能，为新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传达时代先声也是五四新文学出版重要的文化品格。《新青年》《新潮》等在理论倡导之外组织的创作实践，不论白话新诗、现代小说，还是现代散文、现代戏剧，无不以其先锋精神达成了文学现代性的特殊内涵，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单就新诗而言，20世纪初以胡适为领军人物的一批新诗探索者以其富有生气的变革意识，在新诗创作方面显示出果敢的勇气和创造的精神，昭示出对于新文学生成的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在出版领域，亚东图书馆将新诗集作为出版主题，在新文学的诞生期有这样的热情和胆识，充分表现了出版者支持新文化建设的自觉精神和前卫意识。胡适的新诗并无多少诗意的表达，他自己也说：“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8]汪孟邹大概也知道，在当时“新体诗招人反对最力”，^[9]但亚东图书馆还是于1920年3月出版了胡适的《尝试集》，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汪静之的《蕙的风》、北社编的《新诗年选（1919年）》、陆志韦的《渡河》、宗白华的《流云》、俞平伯的《西还》《胡思永的遗诗》、朱自清的《踪迹》等。五四时期较为重要的新诗集大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种出版行为不仅显示出在文学出版领域大胆开拓新路的果敢精神，而且使新文学探索者的文化创造得以确立“合法性”。这种先锋性的出版行为所表达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品格。

敏于新变的革新精神同样是五四新文学出版重要的文化品格。在五四新文学出版领域，商务印书馆无疑是扛鼎之重镇，但是这一责任承担和社会效应是经过了艰难的角色转换而得来的。商务印书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出版机构，但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却似乎无动于衷，因而遭到新文化阵营的尖锐批评。如果说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等新书局紧跟新文化的浪潮，把出版现代的、先锋的出版物当作一种特殊的自主品格表达的话，那么早就完成了资本积累，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商务印书馆确实没有理由轻易为某种潮流所动。但是，张元济、高梦旦等毕竟坚守着与新文化人精神相通的价值立场，当外部批判猛烈袭来的时候，其固有的文化理想很容易就能迅速转移为对时代潮流的热情追逐。张元济为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于时代而惊醒。1919年1月6日，他致函高梦旦：“《教育杂志》须改良，募外稿，从速行。”5月24日，又与高梦旦、陶惺存商定：“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一面登征文。”1920年11月下旬，再与高梦旦商定：“拟请沈雁冰主编并改组《小说月报》。”^[10]这一连串的决定表明，张元济、高梦旦等确实感受到了时势的逼迫，并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撤换杂志主编、改组编译所、扶持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等一系列措施，对商务印书馆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终于在外力的冲击下转型，实现了自身经营理念的一次新跨越，并迅速成为新文学出版的重镇。

与新文化先驱和新文学团体达成统一阵线，合作共赢，也是五四新文学出版的文化品格。文化上的认同感使出版者能够借助已经具备了现代出版特质的文学出版体制给予五四作家以大力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泰东图书局的赵南公等，这是一批接受了现代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版家，他们本来就与新文化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所以跟上时代文化潮流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阻力。在新文学出版领域有所建树的出版社，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新文化先驱、新文学团体进行合作。亚东图书馆在“五四”潮来的时候以先觉者的姿态，紧紧抓住文化变革为出版业带来的机遇，与新文化先驱人物陈独秀、胡适等结为同盟，在出版理念、选题设计等诸多方面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出版了以新诗集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出版界打出一片新天地。泰东图书局借助创造社完成了“理想的新泰东”的“重建”，而商务印书馆则与文学研究会建立了密切关系，实现了经营理念的转型。这种形式的合作从新文学团体一方来说，是欲使自己能够利用现成的出版阵地而获得文学的话语权，而从出版社一方来说，则是适应新文化运动对出版业的要求而尝试崭新出版领域的果敢勇气的表现，同时也是呼应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姿态，是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和革命性的文化追求的自我形象自塑和社会价值呈现。

促成打破文坛“垄断”，促进新文学多元发展，也不能不说是五四新文学出版的文化品格。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相互借力，一个新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占据了新文坛上的中心位置，它承担起“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11]的使命而领袖文坛，当时“几乎每个喜爱文艺的青年，都莫不将《小说月报》人手一册。此外，由文学研究会主编的‘文学丛刊’也风行一时，所以从‘五四运动’（民国八年）算到民国十一年止，我们如果要追溯中国的新文艺发展史，则这三四年之间，我们都可以名之为‘文学研究会时代’”。^[12]但是文学研究会掌控文坛领导权，沈雁冰等所搭建的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文学理论框架，面向文坛时的指导性语气，却引起了一群文学青年的反感，于是“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便向文学研究会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创造》季刊就是为了打破文艺偶像“垄断”而创办，目的就是要创造艺术的独立，团结天下无名作者，“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13]郭沫若编辑《创造社丛书》，也显然有着要以此打破以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为中心的新文学出版格局的深层用意，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会丛书》之外别立一家的“争夺”姿态。创造社刊物风格的犀利、《创造社丛书》的“争夺”姿态与泰东的不加干涉大有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创造社的“异军突起”，除了自身因素以外，还有泰东的“助力”。

责任感、先锋性、革新精神、合作精神、竞争意识等共同铸成了五四新文学出版的文化品格，但这远远不是五四新文学出版文化品格的全部，这里只是略举大端，仅此就足以表明五四新文学出版是一个多么崇高的文化存在。五四新文学出版培育了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壮大，参与了新文化建设的宏大工程，与伟大的时代精神息息相通，成为现代文学出版精神动力的源头，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今天，当我们在光怪陆离的文学出版观念中艰难寻求宏门正学的时候，应当对五四新文学出版的文化品格表示敬意，应当让其在当今的文学出版中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历史责任。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

【注释】

[1]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出版史料》1988年3、4期。

[2]《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1921年6月10日。

[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92页。

[4]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00页。

[5]《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1921年6月10日。

[6]《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2月1日。

[7]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8]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第4版。

[9]俞平伯给《新青年》编者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20年3月。

[10]《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9页。

[11]《小说月报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12]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文艺春秋》副刊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

[13]《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时事新报》192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