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方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

中国与东方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

黄心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缤纷，在世界文化圈中自成一个系统，对我国周围的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发生过影响，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在不同时期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所造成的。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一般是双向进行的，不少周边国家在学习我国的思想文化后，适应自己的历史条件，作出了伟大的创造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现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文化的交流作一概略的阐述。

一、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的哲学交流

中印两国是近邻，两国哲学思想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对我国有过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印度佛教、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有着1800余年历史，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资料，并且写出了为数众多的注释和研究著作。据统计，现有汉译佛经，属于印度次大陆的共计1482部约5000余卷。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即从公元2～12世纪的一千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人员中著名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可证，属于印度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我国翻译的佛教经、律、论极大部分是从印度梵文、巴利文原典中翻译出来的。目前中国还保存着不少印度的梵文写本。另外，中国还有从梵文直接翻译或由汉藏文转译出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等。随着佛典的翻译，印度佛教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以外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印度最古老的唯物主义顺世论的经典在印度已被婆罗门教僧侣销毁殆尽，但这个派别的思想材料在中国翻译和撰述的62部汉译佛经以及其他史藉中都有记述。中国翻译的《金七十论》（《数论颂》）据不少学者的考证，是属于印度数论最古老的经典之一，现已倒译成梵文。胜论派的重要经典《胜宗十句议论》的梵本在印度亦已失传。

中印思想什么时候开始交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一般认为，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汉地以前，在中国新疆和川滇边境就有了接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形成了很多宗派与学派，例如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在我国流传后，形成了三论宗，这个学派从南北朝到唐时一直很盛行，并由我国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三论宗所宣传的“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是我国后来很多宗派的立宗依据。至于对中国佛教宗派形成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当然中国宗派、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适应了我国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但他们的很多思想材料、论证方法无疑地是继承和借鉴于印度的。

印度佛教思想对中国后期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中国道教思想和印度密教（包括印度教的密教和印度佛教中的密宗或金刚乘）思想亦有交流的历史。道教虽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过一些佛教思想的内容和戒律。道教和印度密教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倒如密教认为，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的，道教亦有“阴阳抱合”之说；两者都重视身体的修炼，密教的修行法中有“双身”（交合），道教中则有男女合气之房中术；两者教从事外丹和内丹的修炼，道教认为是“长命术”，密教则认为是促成肉体的不朽之术。印度湿婆派中还有专门从事这方面修炼的水银派等等。印度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等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来自中国。《度母经》中还记述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为了学习“支那功”曾来中国学习的事迹。又据泰米尔文经典，南印度密教的十八位“成就者”（“修行完成的人”）中就有两位来自中国，他们的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和普里巴尼，这两位大师写过许多关于梵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印度密教史和化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印佛教唯心主义思想的交流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交往则很少人注意。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一直把印度古代唯物主义——顺世论看作是“恶论”、“巧妙辩才”。吉藏（549～623）在陈隋之际建立三论宗的过程中曾把儒道的“形神相接”（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和“道法自然”和“无因”等唯物主义思想和顺世论相提并论，竭力加以攻击；华严宗的中兴代表澄观（760～820）在批判道教“道法自然”和“无因”时也对顺世论进行了驳斥。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不仅和顺世论有过思想的交锋，而且还和顺世论者直接有过接触。《续高僧传》载，玄奘在印度时曾与顺世论者进行过公开辩论，顺世论者主张；“四大为人物因”，玄奘则“申大乘义破之”。其他如唐初著名的无神论者吕才（600～655）在阐述他的无神论思想时，摄取过印度胜论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原子是物质的基础，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结合而产生（“多生一”）。吕才还以这个思想为武器和佛教唯心主义者进行过一场震动朝廷的斗争。中国近代的章太炎也曾援引胜论的自然观和原子论，对基督教的创世说进行无情的批判。印度的瑜伽哲学及其实践大概在公元5世纪传入（最早见于后魏延兴2年即472年译出的《方便心论》）。佛教的瑜伽传入我国后对我国汉地禅宗、天台宗、法相宗、净土宗等和藏地密宗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与我国的道教、儒家、医学、武术和民间气功等相交流。瑜伽术有史可证的有南北朝时撰述的《易筋经》，唐时《备急千金要方》记录的“天竺按摩法”和宋时《云笈七忏》所述“婆罗门导引法”。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印思想的交流人为地割断了一个时期。但在五四运动以后，泰戈和甘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知识界中有过相当的影响。M.N.罗易对中国革命所持的机会主义理论和他的“激进人道主义”在中国少数人中也有共鸣。

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的交流大概开始于5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公元460年我国著名僧人法显从印度去斯里兰卡游学，他在撰写的《佛国记》中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介绍了南传上座部的佛教情状和佛学思想。公元506年扶南僧人僧伽婆罗（459～523）在我国梁都译出小乘佛教典籍《解脱道论》，这书是阐述南传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其中阐述上座部心理学说——“九心轮”为唐代僧人窥基撰述《唯识枢要》所援引，在中国发生过影响。8世纪初，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来华时曾在师子国（斯里兰卡）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之入唐求经，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多人去师子国学习密宗理论和实践，并在我国广为传播。

二、中国与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的哲学交流

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两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思潮，并形成了很多新宗派。

公元前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百济于4世纪70年代、新罗于7世纪中叶分别设立国学，传授儒家经典。新罗统一三国后，历代帝王都醉心于中国文化，宣传儒学，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的基础并渗透于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高丽王朝开国之初，广为传授儒学，开科取士，于是儒家逐渐在民间普及。佛教传入朝鲜岛大概在公元4世纪到5世纪前半。中国佛教最早传入高句丽在小兽林王2年，即公元372年，当时前秦苻坚曾派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经和佛像，小兽林王也遣使者答谢。宋末齐初，高句丽僧道郎由辽东至江南，在摄山嗣法于黄龙（含吉林）法度。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僧正智寂、僧怀等10人从僧郎学“三论”、《华严》。武帝还根据僧郎的义解作章疏，佛教的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稍晚于高句丽，新罗的佛教一般认为是在纳祗王时（417～418）由高句丽传入的。在南北朝时，新罗有不少僧人来我国求学巡礼。据不完整的统计，自6世纪中叶和7世纪末的150年间，到中国求法的新罗僧共21人，其中在中国巡礼后去印度的有9人；到中国著名的高僧有玄光、无相、圆光、慈藏等，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百济和高句丽后，新罗诸王一方面大力扶植儒教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支持佛教、道教的发展，新罗佛教在这个时期进入鼎威时期，甚至成为国教。因此，新罗与中国佛教关系更为密切，先后派出了大批僧侣来中国求法和巡礼，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罗时期来华僧达117人，他们在华广参名山诸耆，参加道场活动，向中国僧人学习佛教经籍，有的还著书立说，回国时携去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文物，在国内开山授徒，建立了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中国佛教的学派和宗派大多数都传入了韩国，形成了“五教九山”之说，“五教”是五种佛教宗派，即涅般宗、律宗、华严宗、法相宗、法性宗，“九山”是指佛教禅宗九个派别。在新罗时期，中韩佛教交流是十分频繁的，有时甚至争论还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例如韩国当时被称为“八宗之祖”的元晓，不仅对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各种佛教派别进行了批判。他讥笑中国天台宗大师智的“五时八教”是“以螺酌海，用管窥天”，而元晓的佛学思想也受到中国华严宗正统派的批判，静法苑公把他的疏解视作“毒树生庭，不可不伐。”元晓所著的《华严经疏》与《大乘起信论疏》（海东疏）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有着强烈的影响。法藏在其所著的《起信论义记》中一再援引元晓的疏解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另外，元晓所著的《二障义》与法藏在《结严五教章》中所述的“断惑义”、元晓倡导的“空有会通”与法藏宣传的“空有交彻”的思想都是前后一贯，如出一辙。圆测是中国唯识学“西明派”的理论奠基人，他会通新、旧唯识的思想虽然在中国汉地影响不大，但在韩国落根后迅速传播至日本并远及我国藏地，对昙旷和宗喀巴都有影响。中国与新罗虽远隔万里，但思想交流则是十分紧密的。顺璟来唐，直接从玄奘学习因明，传得玄奘“真唯识量”，复立“决定相违不定量”。窥基闻而感叹说:“新罗顺璟法师者声震唐蕃，学包大小……海外时称独步，于此量作决定相违。”9世纪初由中国传去的禅宗在韩国崛起，以后禅宗和教宗（禅以外的其他混合教派）分庭抗礼，持续了多个世纪。继新罗王朝的高王朝，也大兴佛法。两国僧侣继续互访、交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义天到中国游学后，回国创立了天台宗。另外，他从辽、宋、日本等地收集了4000余卷佛经，编出《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并按这个总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续藏，目前，《高丽大藏经》已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辽宋时由于战乱，中国失掉了很多佛教典籍，吴越王勾践，向高丽派使者要用50种宝物换得佛典。因此高丽派谛观携带许多典籍来到中国，这对天台宗的复苏，中国佛教的再度复兴，是重要的贡献。

儒释传入朝鲜半岛较早，道教次之，高句丽宝藏王在位时（643左右），宰相盖苏文曾报告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后来唐朝道士叔达等8人应邀去高句丽传授道教知识，使道教在朝鲜半岛得以广泛传播。

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朝鲜半岛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朝鲜半岛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中韩的理学家时有交往，留下了很多足迹和轶事，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公元17世纪初至公元19世纪下半叶200年间，在朝鲜半岛兴起了实学思潮，这种思潮与我国相呼应，其核心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改革时弊”。实学在韩国有种种解释，有些人认为实学之“实”应推崇孟子所提倡的尊重“仁义理智之实”的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实学的思想，明显地受明末清初中国颜元、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影响，特别韩国实学派中的“北学”还引进了经由中国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

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所著《东经大全》中说:“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已及人”。但他也批评三教的不足:“儒教拘限于名分，未能进入玄妙的境化，佛教进入寂灭后断了伦常，道教悠于自然，缺乏治平（治国平天下—引注）之术。”自东学创始以后的130年间，它推动了朝鲜半岛近、现代多次的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迄今还有着影响。

日本自5世纪初传入儒学后，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道教何时传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六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期，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及“冠位十二阶”里明确有着儒、释、道融合的倾向。十七条宪法的主要根据是儒家的思想，如“和为贵”、“以礼为本”。“信是义本”等等，也杂有佛教“笃信三宝”等等。

6世纪中叶，佛教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在奈良时期（710～784）扎下根来并日益发展，出现了，南都六家”（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华严及律宗）和“奈良七寺”。直到平安时期（994～1184），最澄和空海留学回国分别创立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天台宗和真言宗，才确立了日本的佛教。建立日本临济禅的是由中国回去的荣西（1147～1215），建立曹洞禅的是道元（1200～1253）。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古代，外来的释、道、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到13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形成了体系，迄南北朝时期（1335～1392年日本分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的理论为信仰基础的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末产生了吉田神道，这个神道宣称:道教所谓老子大元说的大元尊神～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万物之灵，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并从佛教《法华经》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说法。总之，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显然被吉田神道吸收进去了，但只是作为澜饰，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这些神道随着朱子学成为德川官方的统治思想体系，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分的封建伦理道德，另外还糅合了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

宋明理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出来的儒学仍然杂有释、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学体系主要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个三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我国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使理学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朱子学是德川时代的官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学派的代表是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学生林罗山（1583～1657）。他们提倡儒教封建名分论和尊皇攮夷思想是要为德川幕府的统治作理论论证。古学派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认为只有古代的儒学才有意义。其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和获生徂徕（1666～1728）等。获生徂徕所著《论语征》《大学解》《中庸解》分别于1809年和1837年传入中国，在清代的经学家中有着重要影响。俞在《春在堂随笔》中评说:“议论通达，多可采者。”并摘录其中“通达可喜者”十七条入《春在堂随笔》。李慈铭读了徂徕的《护园随笔》后写道:“其盲颇平实近理”“皆有特识”“议论颇为正大”。吴英在《竹石斋经句》中引用了《论语征》8条，驳之者5条。狄子奇在《论语质疑》中引用徂徕同书13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2处。这可见徂徕学在中国的影响。

阳明学的代表是中江藤树（1608～1648）、大盐平八郎（1794～1837）等，他们在幕末和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日本阳明学的思想曾影响中国戊戌维新志士。如谭嗣同以身践吉田松阴的行为。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有赞誉吉田松阴的诗:“丈夫四方志，胡乃死槛车，倘遂七生愿，祝君生支那。”

日本近代哲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哲学家中有西周（1829～1897）、福泽谕吉（1834～1901）、加藤弘之（1836～1916）、西田几多郎（1870～ 1945）等等。西周是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根据中国古代的说法，把西方的Philosopy——字译成哲学，目前我国哲学中的术语，如主观、理性、悟性、演绎、归纳等都袭用他的译名。西周系统地介绍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等，但在他的思想中明显地可以看出还保留着传统的儒学立场。福泽谕吉宣传实学，倡导民权，鼓励人民学习科学，促进文明开化，在推动日本的现代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福泽的思想对我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张之洞有着一定影响，张之洞也彷照福泽著作的名称，作中国的《劝学篇》。战前还出现了幸德秋水、河上肇、户板润、永田广志等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过重要启蒙作用，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一。《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中译本，是根据幸德秋水和利彦的日译本转译的。永田广志的《唯物史观讲话》曾被译成中文，被我国作为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教材，这个教材目前还陈列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展览馆中，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起过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越南是和我国文化最早交流的一个。关于儒学的经义何时传入越南，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汉字传入越南大概在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国文字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个叫赵陀的人统一了交趾、九真等三郡，建立了南越王国。越南史学家评论赵陀说:“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稍后，在一世纪时，儒家的经义和汉朝的学校制度传入交洲。奠定越南儒学基础的是统治交州四十年的土燮，他在那里传播左氏春秋等经学，《大越记外纪全书》（卷三）称赞他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土王始，其功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当时中国中原动乱，士人避难交趾者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牟子，他著有《理惑论》，首先传播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

越南在中国五代时开始建立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中经丁朝（968～ 980）、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225）、陈朝（1225～1440），这个时期正值越南封建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阶段。丁朝、前黎朝和李朝都奉佛教为国教。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几个禅宗派别（毗尼多流至禅派、无言通禅派和草堂禅派）都是由中国传入的。到13世纪初，越南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宗派一竹林禅派。这派的代表是慧忠上士和陈仁宗（1258～1308），这个派别自13世纪至16世纪一直是越南的重要派别。16世纪黎朝时。曹洞宗由中国传入越南北方，禅师麟角据以创立了莲宗，他将竹林禅派的教义与净土宗融合为一体，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禅是佛心等。这个派别在17～18世纪影响很大。

我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崇佛和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提倡尊孔读经，推行程朱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严密监督。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蹶不振。

在19世纪越南全面论为法国的殖民地后，儒学受到西方资产思潮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冲击后日益衰落，在越南出现了和中国一样的维新改革派，这个派别在理论上曾受到中国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要影响。

三、中国与波斯、阿拉伯的哲学交流

在东方古老文化中，西亚的波斯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波斯的宗教哲学思想通过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在中国古代得到广泛的传播。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为祆教。袄教在6世纪前就传入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在公元516～519年之间传入汉地。它传入汉地以后就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粱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在这些小朝廷的管辖地区都设有祭拜“胡天”（外国的天神）的祠庙。另外，在丝绸之路上的碛西诸州也随地都有袄祠。公元845年唐武宗罢黩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同时，祆教也受到排斥，从此，一蹶不振，以后经五代，两宗犹有残存，北宋末南宋初，汴梁和镇江等地仍有祆祠，民间也仍流行奉祀火神的习惯。13世纪（南宋）以后，祆教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基本上就停止了。

摩尼教约6～7世纪由波斯传入新疆地区，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有波斯摩尼教师来长安，开始在汉族地区传播。广德一年（763）由洛阳传入当时居住在漠北的回鹘（回纥），被定为国教。唐代宗于大历三年（768）应回鹘之请令在长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又在长江下游荆、洪、杨、越各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立寺。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摩尼教也遭到严重打击，转而成为秘密宗教和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在五代时称为明教，两宋时活动尤盛，元明时仍在民间活动，但已与其他教派相结合，至清初已不复见于史乘。

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在哲学上都主张二元论。袄教认为，在太初之际，存在着两端，即光明与黑暗或善与恶，这两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善端最后取得了胜利。祆教的二元论后来为摩尼教所继承，成为摩尼教的根本教义——“二宗三际论”。所谓二宗是指世界的二个本原——明与暗，三际是指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将来。后际中光明战胜了黑暗，人们也就获得了解脱。

摩尼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开始于唐延载元年（694）。据《佛祖统记》（卷39）载:“波斯国人佛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当时武则天召见了他，并令其与佛都僧徒辩论，留驻长安课经。731年唐玄宗又命佛多诞于集贤院翻译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广为传播。从敦煌石窟发现的《摩尼教残经》、《摩尼教下部赞》等经籍和当时僧人的记录，可证当时还流传着多种摩尼教经典，但这些经典大都是依托于佛教名下的。摩尼教在唐代正式传入回纥后，摩尼教的宗论在漠北传播。当时回纥的牟羽可汁曾赞扬摩尼教师的讲经宣传活动是:“妙达明门，精研七部（摩尼教经），才高海岳，辩若悬河”，在唐代统治者的支持下，摩尼教的思想在士庶阶级中广为传播，备加赞赏，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写道:“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二宗陈寂默，五佛采光明。日月为资敬，乾坤认所生。若论斋洁志，释子好齐名”。^[1]五代时期，摩尼教义吸取佛教和道教的内容愈来愈多，并常被利用作为组织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旗帜，他们制作了很多经文，广泛宣传两宗论思想。在北宋时，摩尼教攀附于道教。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宋真宗命张君房待纂集道藏，张曾将朝廷从福州调来的明使摩尼经纂入《大宋天宫宝藏》，此外，北宋王朝还多次从福、温等州宣取摩尼教经入藏，富豪林世民献明教经。朝迁授其守福建文学之职，风骚一时。与此同时，在民间还出现了大量明教徒所念的经文和崇拜的画像。如《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日光偈》《月光偈》等等。南宋时，摩尼教一度被压制，朝廷曾下达禁令。规定凡传习二宗经及非藏经所载惑众者以左道论处。但是摩尼教的思想在士庶、军兵，乃至各族之间仍相传习，甚至有的会社还假借宋徽宗政和年间道官程若清等名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刊刻摩尼教经像，广为散发。元明以后，摩尼教一般转入秘密活动，在组织上逐渐与其他教派相结合，其教义也与佛、道及民间信仰相结合，失去了其独特的意义。

从唐朝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开始了广泛的交往。公元651年大食国王曾遣使来华，到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了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情况。以后，阿拉伯国家不断有使者、传教士、商人等来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快速的展开。阿拉伯一伊斯兰哲学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在中国也得到了传播。宋元之际，在中国汉族地区特别是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当时在伊斯兰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和苏非派哲学无疑地在一部分侨居中国的穆斯林和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有着影响，这可从当时一些清真寺的碑刻中看出。在新疆地区特别是在10世纪由回鹘人在喀什等地建立起来的哈拉汗王朝，我们从玉素甫·哈斯·哈吉所撰的《福乐智慧》一书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人生哲学和伦理思想。另外，在哈萨克族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中世纪大哲学家伊本·西那所编著《医典》的哈萨克文本。这本溶医理和护理一炉的医学教科学曾采纳了中国4世纪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的医学思想和脉术，可见当时中国和阿拉伯哲学和科学思想已经有了接触并开始了交流。明清之际，随着中国门宦的建立，伊斯兰经堂教学的兴起以及来华宣教师的增多，伊斯兰的经院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当时在经堂教学中讲授的经院哲学有很多是阿拉伯和印度的教本，另外，还有一批外国教师。与此同时，在我国思想界中也出现了一批力图从伊斯兰神学融合儒、释、道的学者。清初，《古兰经》的汉译工作受到重视，刘智有零星译文，摘译了《古兰经》中的某些章节，后来马夏初全译，定名为《宝命真经直解》，但仅有前五卷传世。由于《古兰经》和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派别——学通四教派”，他们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的有王贷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归真要道》，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与马德新的《四典会要》等；这些思想家们从伊斯兰哲学的根本立场出发，糅合中国儒释道的某一派别或融合所有派别，创造了独特的概念范畴和思想体系。例如有的用中国《庄子·齐物论》中的“真宰”来意译“安拉”，用“无极”“太极”来论证安拉的独一体；有的还将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念功、礼拜、端戒、天课、朝觐）和中国儒家的“人伦五典”（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创造出一套独自概念、范畴。明清之际这些伊斯兰学者的活动，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阿拉伯一伊斯兰哲学进入近代后，阿拉伯和印度的伊斯兰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思想也推动我国穆斯林的觉醒。

四、余论

以上是中国与东方其他各国哲学交流的历史回顾，从这些长期、双向并富有成效性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的几个问题:

1.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灿烂缤纷，在东方文化中独树一帜，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就文化的思想基础哲学而言，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崇尚法家同时也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兴黄老为显学，西汉时儒学开始盛行起来，逐渐定于一尊，但阴阳、五行、纤纬之学还在流行。六朝隋唐时儒、释、道并举，有时释道居先，有时儒学独尊。宋以后理学长期起着统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儒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溶三者于一炉。明清以后，基督教神学新来传播，伊斯兰哲学与儒释道结合起来，自成体系。进入近代，首先向日本学习启蒙思想，复向西方求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冲击后，出现了具有新内容和形式的新儒学。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诞生、成长并逐渐取得指导地位。我国哲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多样化，这无疑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但也与在不同历史时期，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生命力、民族优秀文化、哲学分不开的。在古代，我们曾向印度、波斯学习过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在中世纪向阿拉伯学习过伊斯兰教、天文学等等，向邻邦日本、朝鲜、越南学习和交流儒、释、道的思想；在近代，向日本、西方学习各种哲学、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等等。因之，我们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和世界相联结的，在我国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众多的外来成分，我国哲学中的有些思想、概念、范畴、甚至理论模式都是在外国哲学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2.关于东方哲学相互交流或者相互继承的规律性问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并受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影响，但它一旦产生后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因为任何一种哲学学说的产生必须根据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先前的思想材料，东方各国的哲学也是在自己独特的经济、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彼此相互之间思想材料的继承也遵循着这个同一的规律。印度的很多佛教哲学派别在传入中国后由于其适应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需要，因此，由小到大，得到了空前繁荣，但有一些派别，由于不适应这个规律，也就昙花一现，在历史上瞬即消失。例如法相宗，因其繁琐的经院哲学，不能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在唐初建立后至五代时即开始衰亡，但在日本、韩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迄今不绝。佛教密宗由于其男女轮座等行事不符合中国汉族的伦理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在汉族地区终于扎不下根来。中国的儒学、道教在汉字语言圈的诸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除了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民族关系等原因外，还取决于这些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因之，东方哲学相互之间的继承，绝不是单纯的“思想”或哲学材料的继承，在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3.东方是世界上各种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道教等的发源地和流行地区，宗教哲学在社会和广大人民中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有些学者把东方哲学贬低为一连串充满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神话，这连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也不例外。他说:“我们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作哲学的”。^[2]这种看法当然不够全面。东方的宗教唯心主义虽然在历史长河中经常处于主导的方面。但是与此相对立的唯物主义也是十分强大的，正是这些思想代表着东方精神的更积极、健康的方面。例如印度的顺世论是印度古代乃至整个东方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它还与中国有过交流的历史，在我国唐代儒释道的斗争中起过协力军的作用。日本、朝鲜在历史上主张以物质原素或气为世界本质的唯物主义派别和哲学家一直未断，这些哲学派别和哲学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材料的影响，有的还与我国有过很深的交往。因此，我们不能说，东方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只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交流，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4.历史实践证明:东方各国之间的哲学交流是双向性的、多元的和富有成果的。东方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哲学的故乡。古代印度、中国、埃及和波斯在哲学上曾经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东方其他国家、民族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丰富了世界哲学的宝库。我国不仅向印度、波斯、阿拉伯学到了不少哲学思想，也从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知识。而且这些学习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例如我们向印度不仅学习了被称为非正统派的佛教哲学，而且也学习了印度教正统派的“六派哲学”，翻译了它们的经典著作《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等。我国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曾经对日本、朝鲜、越南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在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儒释道的思想和派别后，反过来也对我国有过影响，因之哲学思想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

中国和东方各国长期交流中积累了大量东方哲学的资料，写出了为数众多、蔚为大观的研究著作和实地调查报告。这些史料都有重要的价值，对我们了解、研究古代东方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日本、朝鲜、越南、尼泊尔等国也保存有一些我国散失的史料，近年来我们已进行整理了其中的一些部分，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深切期望，东方有关国家也能重视这一方面的发掘、整理工作，加强协作，发扬东方人民共同的宝贵哲学遗产。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4期）

【注释】

[1]这首诗也有人认为是后人假托的。

[2]《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1955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