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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列宁继承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平发展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现实的情况下,进行了和平发展的理论探索和首次实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结合,提出了新论断和新抉择。

13.4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13.4.1 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历了长期的理论探索与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外要实行和平政策,“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5];对内“提倡社会和谐”[16]及生产的大发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8]等思想。列宁继承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平发展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现实的情况下,进行了和平发展的理论探索和首次实践。在列宁领导下通过了《和平法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公布秘密外交文件的声明》、《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和《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苏维埃俄国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展经贸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有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任务,才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真正的最终胜利等思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结合,提出了新论断和新抉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新中国的总目标、外交立场和外交政策的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其和平发展的目标、立场、观点十分鲜明。《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纲第1条规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内政外交所完成的总目标。实际上也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始终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路线和总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决定实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70年代又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抉择,都没有偏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路线和总政策,为了和平发展目标的意向相当突出。

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不久确立了指导我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政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选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我国突破西方的孤立、封锁、遏制,赢得各国的信任和支持,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丰富和优化国际法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5年,毛泽东曾高瞻远瞩提出“和平为上”的号召,[19]提议“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20]“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2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通过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的认真思考、缜密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直接理论基石。

对世界大战,逐步改变了昔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认识和决策,1977年底邓小平指出新的世界大战能够推迟[22];1983年初他又认为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3];1987年他确认世界大战式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4]换言之,世界的长期宏观和平是可以保持的,能为全面发展提供保证和条件。

在世界众多突出的问题中,邓小平在1985年确认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25];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其上升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主题”的内涵,不仅有“真正大的问题”的意思,而且也有“主要潮流”的内容。这就是说,维持、推进、完善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性的突出目标和任务,为中国确定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确立了新的直接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要搞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平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中国要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自卑,也不能自傲;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反对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独立自主要做到真正的不结盟;一国两制,不放弃武力;不搞意识形态争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要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等。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新理论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上升为当今时代主题的高度,并把其作为中国外交的宗旨实施,基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理论的探讨、构建工作。

▷13.4.2 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宏观构思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规定下来。200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全面阐发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认识、主张、方式、目标、宗旨。进入2006年,胡锦涛在许多讲话中,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其内容,展现了新思想、新认识,显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宏伟构思。

胡锦涛同志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胡锦涛同志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26]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西方大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中国则具有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理念,中华民族一贯讲信修睦、崇尚和平,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和平和谐、亲仁善邻,提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了“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开展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胡锦涛强调:“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秀传统,并在对外交往实践中将其不断发扬光大,树立了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胡锦涛指出:“中国将坚持把自身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一道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安全和稳定。”[28]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十分珍惜世界上爱好和平与追求进步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奋斗得来的和平国际环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辅相成,中国通过和平的环境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中国总结以往发展的经验,借鉴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多年来,中国积极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榜样。中国成功地实行了人口政策,延迟了世界总人口的增长。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的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时有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众多商机,给外国消费者带来了许多好处,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中国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到目前为止,已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2000多个援助项目,向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关税待遇,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66亿美元的对华债务。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提出了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5点建议,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胡锦涛指出:“拥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绝不会对任何国家、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必将给世界众多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29]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周边及其他地区发生了很多突发事件,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2004年底印度洋地震海啸、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地震、2005年北美南部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前不久的禽流感疫情等,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其他国家一道对受灾国和地区提供了及时、真诚的帮助,为把灾害减至最低限度和迅速开展重建工作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作出了贡献。中国外交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对外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谋发展,努力扩大各国的共同利益,寻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安全。中国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中国坚持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与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及其他地区中心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话、交流和合作的趋势不断增强。中国不断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并推动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国际救灾行动。中国积极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努力促进区域互利合作。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既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义务,也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

胡锦涛指出:“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0]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首先,要坚持民主公正、推进协调合作。胡锦涛指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31]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逐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次,要坚持平等互利、实现共同繁荣。胡锦涛指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32]发展问题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消除国际安全隐患根源的有效途径之一。没有各国的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再次,坚持和睦互信、维护共同安全。胡锦涛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33]因此,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要摒弃冷战思维,牢固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最后,坚持包容开放、推动文明对话。胡锦涛指出:“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34]努力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不仅今天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将来强大起来了,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

▷13.4.3 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意义与影响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要重视和平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但从来没有上升到道路的高度去认识、去抉择,也没有当今的崭新认识和成熟构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政治实践意义。较长时期以来,西方世界制造一种“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为孤立中国并干预中国的内政、限制中国的发展制造舆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的提出和实施,表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主张和平与发展的大国,而且在实践上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会给世界的和平、进步、合作、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从而在世界上树立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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