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的东方源头

（二） 世界哲学的东方源头
——中国哲学在世界历史上的六次辉煌

恢复中国哲学的应有世界历史地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必先恢复中华文明的应有世界历史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的流行观点多半认为，只有西亚两河流域或北非才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文明发源地，固守“单一中心——单向传播——单一模式”的僵化观念。

而对于中国文明，即使承认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仍持中华文明“晚出论”、“外来论”、“落后论”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世界历史图景。经过十年准备、五年写作，我发表了《中华文明论》三卷本，并在第一卷《中华文明源头论》中，提出三个新判断：

中国与西亚、中南美洲是独立起源、独具特色的世界三大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

中国与环地中海地带是世界文明起源的东西两大中心，两大源头；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代表了巨大空间、九个区系、多元一体、综合创新、万年不断、连续进化的模式，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模式。

而哲学是文明灵魂与文化基因。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应努力站在这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世界历史地位。

在世界哲学史的历史长河中，惟有中国哲学经历六次辉煌，先后六次登上理论思维的世界高峰，一以贯之地为人类哲学发展，做出世界历史性贡献。

（1）五千年前的第一次辉煌——原始哲学起源的世界东西两大源头之一

中国哲学、世界哲学起源过程，至今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研究，世界哲学往往从2500年前轴心时代讲起，中国哲学则从同期的老子、孔子讲起、殊不知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知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古希腊哲学的源远流长特点。

原始哲学和国家与文明起源一样，具有环太平洋地带与环地中海地带东西两大源头、两大中心，中国哲学起源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东方源头。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为此至少提供了12个重要证据，可称之为中国哲学起源的12种具体源头：

1）复合工具，复合工艺，特别早熟，特别丰富，孕育了中华民族注重分析与综合结合、而特别长于综合的原始思维方式。

弓箭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重要的复合工具。过去认为世界最早的弓箭，是一万八千年前在德国什列斯维奇·霍尔斯坦出现的。贾兰坡院士1963年在桑干河上游、山西峙峪，发现了二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可称“中国第一箭”、“天下第一箭”。复合工具，就是把不同材料、不同结构的简单工具，综合起来构成一件具有全新功能、复杂结构的新工具。综合方法、综合观念，由此萌生。

新石器技术，按照法国学者拉伯克提出、迄今广泛流行的定义，就是从打制方法，发展到磨制方法。而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1995）等论著表明，从1.5万年前最早开始的中国新石器技术创新，本质特征是把“切（切割）——钻（钻孔）——琢（琢制）——磨（磨光）”四项技术创新，作为复合工艺，综合运用于农业新石器工具群。

中国新石器复合工具群，包含三大类型、二十多种，品种特别丰富，综合性特别强。

中华民族特别长于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实践基础、实践根源不正是在这里吗？

2）农业起源、家畜起源、新石器：工具、陶器发明，这四大技术创新的综合发生模式，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西亚两河流域，在近一万年前，走的是“先农后陶”的技术创新模式，经历一二千年的“无陶新石器时代”之后，才出现陶器制造的工艺创新；

东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走的是“先陶后农”的技术创新模式，1．4——1．2万年前先有陶器制造，后经过七八千年之后，才有农业起源；

而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河北徐水南庄头等考古发现表明，在1．5万年前的中国南方、1万年前的中国北方，“农业——家畜——新石器——制陶”这四大技术创新，几乎是同时起步、同时发展、综合进行的。

3）三元合金，复合陶范，中国青铜文明的独特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更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实践基础。

在环地中海地带的西方文明起源过程中，青铜合金工艺主要是铜、锡二元合金，由于锡是全球性稀缺资源，因而极大地制约了青铜文明的发展。而中国，从“夏代早期的山西东下冯——夏代中期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中后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已经出现了以铅代锡的资源替代技术创新，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铜——锡——铅”三元合金体系。

环地中海地带的西方青铜铸造工艺，多采用失蜡法的方法，而中国则开创了别开生而的复合陶范铸造法，有时多至用几十块内外范综合到一起，创造出各种铜器的复杂造型，真是巧夺天工，宛若天成！

4）南方阑干，北方穴居，加上向心式的聚落形态，初步萌生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和为贵的价值观。

河姆渡考古发现表明，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国南方初民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发明了竹木结构、榫卯结合的阑干式住房。

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适应北方寒冷干燥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国北方初民充分利用黄土特征，发明创造了半筑墙、半地穴式的住房建筑。

由于中国人种，通常个体较小，心灵手巧，因而特别注重发挥群体功能，无论南方北方聚落形态，都采取了向心式建筑方式，由此强化了群体本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

5）城市起源，独具特色，天人一体，向心结构，强化了天人合一宇宙观、以和为贵价值观。

6）制陶工艺，陶纹系统，以礼为重，以和为美，孕育了中国特有的符号系统和汉字系统，书法艺术和国画艺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

7）中国语言原是单音节为主的非线性音系，由此形成了形、音、义综合一体的独特汉字系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国没有像西方环地中海地带那样走上拼音文字道路，而是走上部首文字、形声文字的独特道路；这对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文化基因与哲学范式，起了重要的定型作用；由此还决定中国人注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左脑思维与右脑思维、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综合运用。

8）在三万多年前，桑干河下游的北京山顶洞人那里，已萌生了世界最早的原始审美观念，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观念；在此基础上萌发中国特有的原始宗教、原始筮术，占筮之术，神话系统，泰山封禅，东北亚的萨满教；在这些中国原始文化系统中，特别突出天人一体的山林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由此萌发了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哲学雏形。

9）阴阳五行，八卦历法，河图洛书，治水务农更进一步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

过去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不过2300年前的《易传》，河南贾湖的考古发现表明，8000年前占筮用龟甲石子，已有黑白之分，奇偶之数，孕育了阴刚观念。

陕西华县元君庙出土陶器上，有用锥制成的55个小圆圈组成的三角形图，是近6500年前的原始河图，也是十月太阳历源头，先天八卦雏形，与柴尔德认定的世界最早的公元前 4221年埃及太阳历大体同时，甚至起源更早。

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大汶口文化遗址，则发现5500年前原始洛书与后天八卦：在长方形玉牌上，刻有象征北辰、四维、八方、八节、八卦和天圆地方的图案，玉版四周分别钻有四、五、九、五个小圆孔，正合洛书数理，乃是原始洛书、十二月阴阳历、后天八卦的源头。其哲学底蕴，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10）从上古原龙，到三代夔龙，龙源于原始实物崇拜的图腾，又超越原始实物崇拜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观念创造、文化创新，从原始氏族文化象征，上升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中国龙文化，在“九似之兽”的生动形象后面，蕴涵着两大核心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和为贵的价值观。

11）制玉工艺，玉器文化，蕴涵着中国特有的礼制文明、国家制度、哲学观念。《周礼》记载：以玉作云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内圆以象天、外方以象地的玉琮，则是王者筮师通天地的礼器神器。按照《礼记》的记载，孔子指出，玉器文化包含着自古流传的十一种观念与美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许慎《说文解字》，也作出类似解释：玉，石之美，有五德——仁，义，智，勇，洁。

12）礼义制度，礼器系统，礼制规范，礼乐文明，构成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中国国家制度的形成标志。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礼记》讲，“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都点出中国礼制后面有哲学内涵，孕育其中。

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不仅挖出了中国文明起源，而且挖出了中国哲学起源，最早源头可上溯到近一万年前文明起源，农业起源，农业起源，文字起源，下可溯源到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国家形成，礼制形成，文明形成。中国哲学是世界原始哲学起源的东方源头，最为源远流长，比环地中海地带的西方源头要早二三千年以上，而且内容更丰富，观念更深刻，原创性更强。

（2）三千年前的第二次辉煌——中、印、希三大元典系统最早生成

《周易》是世界最早、最富于原创性的哲学元典，辩证法的世界最早源头。

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把轴心时代上限，界定为公元前800年，看来主要是因为荷马史诗与印度《奥义书》作于这一时代。

实际上，公元前1000年前后，约当中国殷周之际，才是世界文化元典形成期的早期阶段。

在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中，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古埃及，还有中南美洲，这三大原创文明起源甚早，西亚、北非古典文字系统也形成最早，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却至今未见留下成形的文化元典，文化元典体系，特别是哲学元典。

在世界六大原创文明中，惟有中、印、希三家，留下了成系统的文化元典，其中或多或少包含哲学萌芽；而中国的文化元典最成系统，其中《周易》代表了世界最早的哲学原典，辩证法的东方源头。

比较而言，古印度文化元典产生甚早，仅次于中国，主要内容是吠陀四经：其中最古老，最原始的《梨俱吠陀》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之前，共汇集神曲、颂诗1028支，分为 10卷，主题是向幻想中的神鬼与传说中的英雄，献上赞美诗，表现的是鬼神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宗教观念，曲折地反映出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场景。由此派生出创作于公元前1000年之后的《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反映的是公元前1000——前500年的古印度历史图景。四大吠陀采取诗歌形式，触及了五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宇宙起源本质论：有无关系论：人类四种姓论；意识起源与灵魂论；循环轮回论。宗教色彩为主，哲学思辨为辅，是古印度文化元典系统的显著特色。

古希腊早期文化元典体系，主要由荷马史诗上下篇构成：上篇《伊利亚特》描写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国王阿伽农和英雄们，以夺回美女海伦公主为由，彻底消灭了特洛伊城；下篇《奥德赛》描写了消灭特洛伊的古希腊英雄俄底修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孤胆英雄，他经过十年漂泊，回到家乡，为了捍卫自己的爱妻、家庭、财产、王位，把向他妻子非礼求婚的一百多个情敌，一个不留，全部杀死。据古希腊史学大师希罗多德记载，消灭特洛伊城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今天看来，应是古希腊第二茬文明——迈锡尼文明后期；此后三百年间，这一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公元前850年前后，经盲目的行吟诗人荷马整理，形成宏伟壮丽的古希腊民族史诗。荷马史诗主要是长篇叙事诗，没有明确的哲学问题与哲学观念。不过，依稀可辩的是贯穿“克里特——迈锡尼——古典希腊”三茬爱琴海文明的三个核心观念：一是突出古希腊自强统一的民族国家观；二是突出个人主体、个人奋斗的英雄观：三是突出三大矛盾的对立斗争观，天人对立——人人对立——人神对立。上篇《伊里亚特》讲的是古希腊阿该亚人征服特洛伊人的战争；下篇《奥德赛》讲的是阿该亚人内部英雄对群氓的斗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殷周之际形成了中华文明雏形期的文化元典系统，主要是五部经典：一是《周易》；二是《尚书》；三是《诗经》，四是《周礼》；五是《逸周书》。

第一，《周易》。“文王拘而演周易”，初创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周文王时代，后经周公加工的《易经》部分，是以占筮之书形式出现的最早的哲学典籍，古称“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今天应称之为“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最早典籍”，“辩证法世界最早的东方源头”。

拂去东方神秘主义的历史面纱，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东方智慧、中华智慧的源头，最为突出的是六个闪光的哲学观念。

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易经中的阴阳八卦，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八种物质要素组成，演化出万事万物，用文字与符号来表示就是：天（乾），地（坤）：风（巽），雷（震）：水（坎），火（离）：山（艮），泽（兑）；

二是周期变易的发展观——《周易》就是变易，发展，创新，《周易》还包含圜道发展、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哲学意味，强调发展中的周期性、循环性、辩证性；

三是阴阳交合的矛盾观——阴阳八卦之间，不仅有对立斗争、相互排斥的关系，而且有相互依存、相互流通、相互统一的趋势，“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亢龙有悔，物极必反，这是发展的动力源泉；

四是对立同一转化观——阴阳八卦之间，不仅有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相反相成的对立关系，而且有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关系，由此构成生生不息的周期运动，问题是这里对转化的主客观条件研究不够；

五是以和为贵的伦理观——强调上下左右，人与人的关系，要交合，要沟通，要宽容，要团结，要和谐；

六是观物取象的价值观——通过观察阴阳八卦的组合变化，确定卦象，辩证发展态势，决定对人的利害关系，取舍关系，善恶关系。

吸收了伏牺八卦、夏代连山、殷商归藏，由周文王主创，周公加工的《周易》，比作为佛教辩证法源头的印度《奥义书》早200年，比古希腊辩证法源头、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更早400年以上，当之无愧地是辩证法的世界最早源头。

第二，《尚书》。原来简称《书》，义尊称《书经》，实际上是上古之书，中国最早的政治典籍汇总，主要是君王文告与君臣对话。上限是公元前2500年前的唐尧虞舜时代，下至公元前627年，到鲁僖公33年、秦穆公作《秦誓》之年。原来大概有很多文献，后来经孔子整理，秦火焚烧，现存文献56篇；《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1篇——《周书》32篇。《尚书》中至少包含着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7个重要哲学观念：水、火、木、金、土的五行宇宙观；天人一体的世界观；以德配天、以德治国观；以人为本的民本治国观；九州一体的中国一统观；协和万邦的天下太平观；知易行难的知行统一观。《大禹谟》中还有一个集中阐发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提法：“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第三，《诗经》。“诗三百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诗。在以诗言志、以诗言情的过程中，至少反映了以下七个重要的中国哲学观念：天人一体观；以德配天观；爱国忠君观：综合创新观；情理结合爱情观；天下大同理想观。这里还浓缩了中国民族精神：“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第四，《周礼》。原名《周官》，过去说“周公制礼”，实际上周公继承了黄帝、尧舜、夏商之礼，又作了重大革新，乃“周公之典”，“六艺之首”，“周公致太平之书”。中国特色的天人观、礼制观、国家观、伦理观、价值观，蕴涵其中。

第五，《逸周书》。又称《汲冢竹书》，过去往往被斥为伪书，实际上是《尚书·周书》的姐妹篇，并且某些方面有着不亚于《尚书》、甚至《易经》的独特哲学价值：天、地、人三极合一的宇宙观，黄帝时代以来的中国上古生态伦理观，阴阳观、五行观、义利观，道、和、仁等一系列中国哲学核心理念、基本范畴，都在这里得到独特阐发：过去对“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文王与《易经》有无阴阳观念，长期争论不休，这里记载周公多次亲耳听到其父周文王讲到阴阳范畴；过去认为“道”与“仁”作为重要哲学范畴，最早出于老子、孔子，《逸周书》表明在此之前五百年已成为有一定哲学意味的重要范畴；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智慧，生态伦理，过去认为出于儒道诸子之学，《逸周书》把中国这一独特传统上溯到黄帝、尧舜、夏商时代……

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最早出现的中、印、希三大元典系统中，以《周易》《逸周书》为代表中国元典系统出现的时间最早，哲学色彩最浓，哲学内涵最深，最富于哲学与辩证法的原创性。这方面许多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3）中国哲学第三次辉煌——轴心时代中、希、印三大哲学呈鼎足之势

百花齐放的中华智慧最为丰富多彩。公元前500年前后，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或许东西方古典文明与哲学体系定型期、关键期，是一个更为科学的确切概念。

前人研究，尤其是许多西方学者，往往仅仅突出古希腊哲学发展，把它作为世界哲学惟一源头。实际上，打破“欧洲中心论”的狭小视野，就会发现，在这一时代中、希、印三大哲学体系，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分天下、各有千秋：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系统性见长；古印度哲学以有无论，思辨性见长；中国古典哲学则以辩证思维的深刻性、价值观念的合理性、百家争鸣的丰富性见长。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探源、逻辑系统性为显著特色，纵横千余年，先后经历“前苏格拉底本体论哲学——盛期三杰本体论与国家论哲学——后期希腊化个人论主体论哲学”三大阶段，先后出现十来个重要学派：①以泰勒斯为代表从神话转向物质要素本体论的米利都学派——②强调数字本体论与和谐关系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③以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为代表、强调客观辩证法与存在论的爱利亚学派——④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学派——⑤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强调相对论与主体论的智者学派——⑥从本体论转向人学主体论的雅典苏格拉底学派——⑦理念论与国家论并重的雅典柏拉图学派——⑧存在论、概念辩论法、国家论、伦理学四大支柱的亚里士多德学派——⑨以芝诺为代表、强调个人自由与伦理选择的斯多阿学派——⑩以强调个性自山与快乐幸福为主旨的伊壁鸠鲁原子论哲学——⑾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哲学……古希腊哲学的每个哲学家、哲学学派都自成体系，整个古希腊哲学义构成一个大体系，“本体论——国家论——个人主体论”，成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古印度哲学以有无之辩、焚我如一的思辨性为显著特长，《奥义书》和佛教哲学把古印度思辨哲学体系发挥到了极致之点。公元前600年前后，作为吠陀文献的最后总结，印度哲学的开山之作，《奥义书》问世了。它用对话形式，记叙了一百多位哲学家的思想。以维护吠陀文献权威性为主的印度正统哲学，分为七派：数论哲学——瑜伽论哲学——正理论哲学——胜论哲学——业弥曼差哲学——智弥漫差哲学。与此同时，还存在非正统的四家哲学：耆那数哲学——顺世论哲学——外道六师哲学——佛教哲学。这样加起来，印度哲学体系也包括十来个学派。《奥义书》还首先建构了哲学范畴体系，先后提出三个范畴体系，其中最为系统者首推《疑问奥义》提出的“42范畴系统”。⁽⁴⁾公元前500年前后，释伽牟尼又首倡佛教哲学，主要内容为四谛说——苦谛、集谛、天谛、道谛，基本理论为有无论、存在论、缘起论、如幻论、解脱论等。

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元年前后这一千多年间，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中国哲学、中华智慧，展现了特别绚丽多彩的智慧之花，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就有二十多家，比之古希腊哲学、古印度哲学，可谓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分“春秋末期——战国时代——秦汉时代”三个阶段，简述中华智慧来龙去脉：

公元前500年前后，以《周易》为一个共同的总源头，发展出中华智慧、中国哲学三大源头、三大学派：

第一，老子《道德经》，首倡道家之学，以思辨理性的天人观、宇宙观、天道观为主要内容，以以柔克刚的阴柔辩证法为主要特征，首开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第一个源头：

第二，孔子整理六经、晚年解易，首倡儒家之学，以社会理性的天人观、伦理观、政治观、教育观、价值观为主要内容，而以寻求中庸之道的中和辩证法为主要特征，同时开启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第二个源头；

第三，《孔子兵法》十三篇，首倡兵家实学，以实用理性的天人合一观、知己知彼观、上兵伐谋观、不战全胜观、柔武其尔兵观等为主要内容，而以知天知地、知己知彼、竞争取胜、以道全胜为主旨的阳刚辩证法为主要特征，由此构成中国古典辩证法的第三个源头。

公元前300年前后战国时代，以“老子道学——孔子儒学——孙子兵家实学”为三大源头，通过分化与综合，又生发出战国十三家重要哲学学派，每一个大学派内部又有众多小学派：

第一，从孔子儒家这个源头，生发出的三大学派：

一是战国儒学，一分为八：子张、子思、颜氏、孟子、漆雕、仲良、荀子、乐正八个分支学派，其中子思、孟子、仲良、荀子四个学派，自成系统，影响尤大；

二是墨家之学，首倡“交相利、兼相爱关”的互主体性学说与交往学说，兼爱、非攻，弭兵的和平哲学，中国特色的逻辑学、价值观；

三是战国法家，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把“法——术——势”统一起来，倡导“要在强兵，道在变法”，“内修法度，外治武备”，走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统一之道。

第二，从老子道家这个源头，生发出的五大学派：

一是战国道家，又有三个分支学派——倡导重己贵生、全真保性的杨朱学派，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个人本位、个性自由的庄子学派，主张由道生法、道法自然、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

二是重点研究概念辩证法、辩证逻辑学与语言哲学的战国名家，其中又分两派，惠施代表“合同异”派，在同一与差异关系上重点强调同一，在一般与个别关系上重点强调一般，公孙龙子则代表“离坚白”派，在同一与差异关系上重点强调差异，在一般与个别关系上重点强调个别；

三是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派，提出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德终始、循环相胜说；

四是以甘德、石申为代表的数术学派，把阳阳五行学说，贯穿到星相学说、符号学说、数字学说中去；

五是方技学派，把东方神秘主义与养生术、气功术、武术、功夫术、炼丹术、房中术、神仙术等结合起来。

第三，从孙子兵家实学这个源头，生发出五大学派：

一是战国兵家，仅荟萃中国兵学精华的《武经七书》，收录战国兵家经典就有四家：《司马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1972年还重新出土了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可谓自成一家。

二是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战国纵横家学派，开创了以“连横”与“合纵”为代表的两种外交战略、外交模式、国际关系体系，首创中国特有的交往哲学、外交哲学、国际关系哲学，还包括辩论术、说服术、谈判术、心理战术的哲学探讨；

三是战国农家学派，以许行为代表，倡导土地论，天时论，重农论，富农论，农气论，共耕论，理想社会论。

四是战国商家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计然为代表的治商富国论，强调国家主体以货币政策等手段，调控市场，主要达到以商富国的目的，另一派则是以白圭为代表的经商富民论，强调个人主体通过积极参与市场，顺应市场，达到以商治生的富民目标，陶朱公范蠡则是把二者综合起来，先后运用的典型。

五是中医学说，最突出的是《黄帝内经》，首倡中医辩证法，人体系统辩证法，大小宇宙、天人一体辩证法。

战国后期到秦汉时代，具有综合创新杂家倾向的，又有七家：

一是集体完成《管子》，融汇战国百家的稷下学派；

二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为中国统一订出纲领的《吕氏春秋》学派；

三是两汉初期“汉景之治”的主流思想，以《黄帝四经》为主要代表作的黄老学派；

四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下的《淮南子》学派。

五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的司马迁《史记》学派；

六是把儒家天人观、伦理观、价值观同阴阳五行学说综合起来的董仲舒汉代新儒学；

七是从刘歆到郑玄，创立了西汉经学，在中国与世界首创解释理论，古典解释哲学。

在本体论、逻辑体系上，中国古典哲学稍逊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在有无论、思辨性上，中国古典哲学稍逊于以《奥义书》与佛经为代表的古印度哲学；然而在总体深度广度生命力上，中国哲学都略胜一筹。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使中国古典哲学在那个时代达到了世界高峰；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框架、思想谱系最丰富多彩：思想深刻性，加上语言文字连续性，使中国古典哲学至今仍有最强的生命力。

（4）中国哲学第四次辉煌——1000年前后宋代三大发明与百家争鸣

宋代科学技术是在总体上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而不是在个别问题、个别领域、个别学科上。可以说，以宋代商业革命、交通革命、政策革命为动力源泉，宋代科学初步形成了四个层次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并在每个层次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从低到高的四个层次是：

第一是在技术科学层次上，宋代科学发展最快，成果最多，进展最大，以印刷术、火药、罗盘三大发明为典型代表和主要牛长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技术革命。

第二是在自然科学层次上，宋代在科学理论上也有较大建树，如数学、地学、天文学等重大理论科学中都有所创新。

第三是在人文科学层次上，宋代的经济学、历史学、文献学都有很多新的造诣；

第四是在哲学科学层次上，宋代实学、理学、心学，把中国特色系统辩证法、天人合一世界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国古代史的历史长河中，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总共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代，另一次就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当然后一次思想解放的自由程度尚未达到前一次的历史高度。在这一点上，和西方文艺复兴也颇有异同之处，值得比较研究。

秦汉以降，随着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加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蒙昧主义，使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万马齐暗的沉寂状态。魏晋玄学中道家思想局部复兴，两晋至隋唐以来的佛家文化泛起一时，都只是死水深潭中的小小波澜，未能兴起思想解放的狂飙巨澜。

宋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再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时期。

北宋之初的范仲淹，不仅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名言，而且率先发出了解放思想的时代呐喊：“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带头推行的“庆历新政”，实开宋代思想解放之先河。

继之而来的王安石变法与新学，更冒天下之大不韪，旗帜鲜明地倡导“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精神的实质，恰恰在于解放思想，冲决樊篱。

纵观宋朝300年间，至少有九大学派，自成体系，自立门户，自成一家：张载的关学；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程颢、程颐的道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

上下300年间，在这九大学派之间，先后就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旗鼓相当、针锋相对的思想论战：理气之争，心物之争，心性之争，义利之争，王霸之争，和战之争……

在两宋时代，至少有四次重大辩论，对全国思想走向产生了全局性、历史性影响：范仲淹新政之争；王安石变法之争；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朱熹与浙东功利学派之争。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了以重义理、重独创为特点的宋学传统。支撑宋学大厦的，主要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四大思潮：第一，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化辩证法思潮；第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新儒学思潮：第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主体性思潮；第四，以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实学思潮。

这四大哲学思潮都萌发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都对时代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也都提出了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并都对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5）中国哲学第五次辉煌、佛教哲学中国化——三大世界宗教之一的哲学奠基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先后走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逐步发展为三大世界宗教。中国哲学通过佛教中国化，参与了这一世界历史进程。

为什么这三种宗教能发展为世界宗教，有种种复杂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同时，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努力开掘拓展教义包含的哲学基础，使之更深更广地适应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里人的需要，具有跨越国界的国际性、世界性、普适性。

基督教在古代从犹太教发展为罗马国教，近代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宗教，哲学基础是在不断深化拓展的：一是古代把犹太教与古罗马哲学中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哲学相结合，并进一步和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相结合；二是中世纪进一步与唯名派、唯实派的经院哲学相结合；三是近代不仅要求重新开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而且要求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把西方近代性最核心的哲学理念——人的主体性，引入基督教。

伊斯兰教在原来起源时代，主要是综合利用了四种宗教思想文化资源：两亚本土古代宗教与崇拜；犹太教；基督教；马兹达教。伊斯兰教在走向世界宗教过程中，往往融入了一些新的哲学基础：以宗教形式掩盖下的人的主体性观念——现代主义、世界主义观念——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原教旨主义观念掩盖下的伊斯兰民族复兴观念。看来，他们以源远流长的西亚本土文化、以《古兰经》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为母本，适当吸收西方近代哲学主体性观念，由此构成伊斯兰教走向世界宗教的哲学基础。

佛教原本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诞生于印度、尼泊尔边境一带，公元元年前后正式传入中国。

而在公元1000年之后，佛教在原诞生地印度已被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完全取代，而中国化了的佛教却仍保持生机，而后传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看来，佛教经过两次哲学奠基：第一次是印度哲学为印度佛教作出的哲学奠基；第二次是中国哲学为佛教中国化作出的哲学奠基，由此佛教才走向世界宗教。

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哲学奠基，有两个典型：一是以佛学为主，兼融中华智慧的中国禅宗；二是以中国儒学为主，兼融道释的朱熹理学。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有一个中国化的哲学奠基过程，禅宗在这方面走在前面，因而在佛教走向世界宗教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流派。最初传入中国的一些印度原装佛教文献与宗教，包括唐代玄奘从印度取回的唯识法相宗真经，带有印度佛教、印度哲学重视有无之辩、思辨性强、梵我如一的固有特点，在中国不易扎根，逐渐衰落。后来影响大、生命力强的，是几个带有中国化色彩、中华哲学智慧风格的大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其中禅宗又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的。禅宗没有固守印度佛学有无之辩、思辨哲理，梵我如一的一套经典，而是注重中国大众文化特色：不重思辨，不重文字，不重打坐唸经；重在实践，重在日常生活，重在直觉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些中国智慧之光，在佛教走向中国化、大众化，世界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南宋朱熹的理学新儒家，本质上是援佛老之学又辟佛老之学的新儒学体系，是儒释道三家综合创新的新理论，是以儒家为主、兼融佛老的新综合。朱熹自云其治学之道，就是以大综合为本质特征的：“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时人全祖望称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今人张岱年先生的判断是：朱熹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论证最细密、条理最清晰的哲学体系，体大思精，内容丰富。⁽⁵⁾朱子新综合的思想主旨，是从最深层次去寻求为人之道、治世之道。

朱熹理学的核心实质是继承和发展了的儒家伦理观、价值观：从理论思维高度对三纲五常论做出了系统论证，超越了以往天命人从的蒙昧主义思维方式。这种伦理观、价值观、远比道家与佛家更适合中国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的需要。

朱熹理学的本体论、宇宙观，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观、总体观、矛盾观：一是以道为本体的宇宙观，通过周敦颐、二程兄弟，汇总到朱熹这里，只不过“道”的概念在这里转化为“理”的概念，有时还称之为无极、太极，“理在气先”、“理一分殊”，都渊源于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发生论模式；二是理一分殊的系统观，强调天人一体、天人一道、天人一理的总体性、系统性、有机联系性，所谓天理人理，就是天道人道，总之是一个道一以贯之，但又演化出整个系统的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性；三是两极中和的消解矛盾观，老子之道的消解矛盾观，经过张载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在朱熹这里升华为中和矛盾观，儒家道统的16字秘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最后归宿点是一个“中”字，把中利辩证法作为“天下之大法”。他吸收了道家富于总体性辩证法的宇宙观、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儒缺少系统性、理论性、思辨性的本体论、宇宙观的理论缺陷。

朱熹理学体系的建筑术、方法论，则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佛家的辩证思维，特别是佛家的思辨性、华严宗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禅宗心性论中的日用实践观：佛家的思辨性在理论思维水平上大大高过传统儒家的直观性，这使朱熹痛感“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是走入禅去也”，因而他力求吸收佛家的辩证思维，建立格物致知、格物致理的理学体系；华严宗中总相与别相、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是佛家辩证思维的绝妙之门，朱熹以此为思想渊源，加上张载《西铭论》，形成了理一分殊学说，成了《四书集注》中的核心思想，也是理学宇宙观、方法论中的拱心石；禅宗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世间化、世俗化、实践化的新走向，佛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之中，这种禅学心性论、日用实践观，促使朱熹确立理在日常生活之间的基本思想，把理学体系与日常生活、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紧密融为一体。引进佛家辩证法，使理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了新方法、新体系。

朱熹理学是儒道释三家的新综合，具有三大源流、四大支柱：最核心的价值论，是儒家三纲五常的价值观；本体论上，综合了道家道生万物的宇宙观；方法论上，则吸收了佛家禅宗的日用实践观，华严宗的一般与个别对立统一观。

无独有偶，西方文艺复兴，同样走的是综合创新之道，甚至也是三大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一是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第二是古罗马文化，特别是体现在罗马法中的法治精神，11世纪以后，商业复兴——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是逐渐走向三位一体的过程；第三是希伯莱文化，尤其是原始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其中蕴涵着人的主体性精神。在这三大综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近代新型文明，这是文艺复兴的真正实质。

从世界历史的更广视野来看，欧洲文艺复兴实质上是世界三大文明的综合创新：第一，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西方文；第二，集中体现在希伯莱宗教和阿拉伯文化中的东西方之间的西亚文明；第三，集中凝聚为中国宋代三大发明的东方文明。近代西方在文艺复兴中突然崛起，这种综合创新乃是深层奥秘。

与宋代文化复兴相比，西方文艺复兴综合更广，创新更大。而宋学、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最大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就是综合有余、创新不足，特别是在价值理性上，未能根本突破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价值观，未能创造近代新型价值观。

（6）中国哲学第六次辉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与哲学奠基

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两大潮头，比翼齐飞：一是西方哲学现代化，从近代古典形式向现代形态转变，这个转变远未完成，远未成熟；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从西方走向东西方之间的俄国，又走向东方的中国，以及其他各个东方民族国家，其中有成功，也有曲折。

在批判继承“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主潮——德国古典哲学”这三大哲学源头基础上，经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四十年奋斗，马克思开创了新唯物主义哲学，这是迎接新世纪、新世界的重大哲学革命、哲学创新。

好像宗教经历了“地区性原始宗教——古代民族国家宗教——近现代世界宗教”三大阶段一样，哲学似乎也经历着与世界历史发展相应的三大历史形态：地区性原始哲学观念——古代民族国家哲学——近现代世界哲学。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超前反映了从古代民族国家哲学走向近现代世界哲学的时代潮头，不过在20世纪的俄国与中国，却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与教条化。列宁曾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开了一个好头，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俄国19世纪三大先进思潮——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相结合，开创了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1915年《哲学笔记》，到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社会主义观，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精髓。问题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思想观念僵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也僵化了。把生气勃勃、引领哲学创新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引向教条化、简单化、僵死化的错误方向。在长期僵化之后，又加戈尔巴乔夫顺风转向的《新思维》，终于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究其深刻历史根源之一，是俄国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特别辩证思维的辩证法传统，最多只有19世纪哲学唯物主义传统，因而根本无法理解消化、继承发展上述三大哲学传统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深刻内涵，往往用费尔巴哈式的，前康德、黑格尔式的旧唯物主义理论框架，来解读马克思新唯物主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中国哲学传统的深厚根基，特别是辩证法的深厚根基、实事求是的实践观的深厚根基，使中国人抓住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精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作出了成功的深厚的哲学奠基。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到延安时代创作“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毛泽东，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大厦赖以确立，主要有两大哲学基石：一是《实践论》，二是《矛盾论》。而这两大哲学基石的确立，除了靠深厚生动的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之外，则主要靠哲学上的两大理论来源，即马克思、列宁新唯物主义理论来源，中华民族哲学智慧中的理论来源：《实践论》最主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固然是马克思、列宁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中国哲学中贯穿的知行统一观、知行辩证法也起了重要的思想酵母作用；《矛盾论》最主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固然是马克思、列宁的对立统一学说，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矛盾观、发展观、变易观传统也是重要的理论来源。

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理论，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来源，同样既源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又源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我们不妨举出四个最突出的典型范例：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统一的思想精髓，就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实事求是世界观；他倡导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就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知行统一观；他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共同发展论，就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一”与“二”的辩证法，阴阳交合的矛盾观、发展观；他倡导的“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观，就继承发展了中国特色的义利统一价值观……

有些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走出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抱怀疑态度、悲观态度，这是没有根据的。照搬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过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过的一段弯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历史长河中，在中国哲学起源与发展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一段小小曲折，小小插曲。

马克思主义专业哲学家，一代又一代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努力。李达、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作出不少贡献。李大钊、冯定、张岱年、黄楠森，这四位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为此作出努力。

在创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过程中，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历史上的第六次辉煌，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东西两大潮头之一。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98页，第115页，第118页 ；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98页，第115页，第118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98页，第115页，第118页；

(4)巫白慧：《印度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5)参见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