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东京产业发展的源泉。自1960年代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城市环境问题的出现，使东京制造业纷纷外迁到国外或横滨一带，因此，曾有人预言制造业将在东京消失。但事实恰好相反，东京的主导工业部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日元升值、日益激烈的竞争和顾客的严格要求，它们规模不大，曾经是政府的搬迁对象，但却通过不断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成为全国制造业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如以大田区为中心的东京南部的产业综合体已成为日本机械产业体系中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核心，并出现了工业与居住良好共存的工业居住综合体，形成理想的土地利用模式，最终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没有创新就没有东京制造业今天这样的生命力。创新也是东京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源泉。众多总部在东京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量的低级产业、资金和外围技术，经济活动分散化导致管理的复杂化。因此，跨国公司为了实施全球生产、资本的有效控制，就要求服务业不断创新，生产新的服务种类和新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控制不断延伸和拓宽的全球产业链的需要。
（二）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是东京形成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
东京作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中心，来自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息是主导东京世界城市核心功能形成的关键因素。根据Junjiro Takahashi和Noriyuki Sugiura（1996）的分析，东京的功能具体表现在7个方面：政府功能、商务和金融、管理功能、流通和运输功能、制造业和R&D功能、服务功能、教育和研究功能，以及媒体功能。这些功能有一个显著共同点，即都与东京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信息中心的角色密切相关。作为首都，东京具有关键性的中央政府功能——立法、行政、司法，以及代表国家间重要交往的外国驻日外交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机构。政府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流犹如巨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各种中心控制功能聚集于东京，如中央政府将所征收的超过全国三分之二的公共税收部分用于财政开支，而东京都政府将开支掉所有税收（包括公共、地方税收）的三分之二，巨大而复杂的资金流（某种意义也是一种信息流）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各种管理功能集中于东京。同时，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源作用和拥有的审批权也促进了各种政府办公功能和大公司总部集中于东京。东京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金融、银行、保险、物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生产者服务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同时，东京集中了全国17%的高等院校、短期大学和27%的大学生，还拥有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研究和文化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级的。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的聚集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如政策的制定和咨询）、新产品的研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强烈的促进作用，所以，虽然日本政府曾试图将东京的高校分散到城市之外，但最终发现人为的分散仍抵挡不住东京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与首都活动和产品研发关系密切的科学、工程研究部门。东京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媒体功能，这里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形成的信息流和来自全国、全世界的信息流，使东京成为全国信息交汇最为集中和迅速的地方，因此，东京集中了众多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媒体机构，如NHK、《读卖新闻》等。
（三）以国家战略要求为发展主旨是东京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保证
首先，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强调国家战略要求的政治因素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一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政治中心强劲的吸附能力使东京由一个单纯的政治中心演变为现在的世界经济中心。虽历经大地震和二战，仍无法阻挡其演化的趋势。而曾一度为日本经济中心的大阪，则在同东京的竞争中逐步失去其原有的许多优势。第二，东京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并不是首先由市场效率来推动，而是出自国家对通过全球经济力量来保持国家自主权的战略考虑。在日本，经济实力体现于国家产业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而不是季度分红和私人所积累的财富。因此，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发端于私营部门，但其国际化过程是由国家政策引导来支撑的。第三，东京实施全球控制的工具在于在国家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执行公共政策的公司、银行和工业企业之间所构筑的金融和产业的政策网络。
实际上，对于企业，日本政府的政策强调的是扩大再生产和就业的重要性，而不是片面追求高利润和个人消费。例如，日本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以财政部为中心纵向统一的体系。财政部控制日本银行（BOJ），制定货币政策，规范所有的金融研究机构。它鼓励公司企业向银行借贷，而不是上市经营，同时，由商业银行组建Keiretsu网络，来监督工业的发展，而财政部等国家机构则通过控制资金借贷的手段影响网络内的会员银行，以进一步影响大公司们的发展策略。当然，设计这套制度的另一个目的，也是用以保护日本公司不受外国势力的渗透和避免短期利润的压力。这种运作方式能充分体现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也使东京在执行政治决策中心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总之，日本是一个整体意识极强的国度，东京与日本全国和中央政府互不可分，东京通过政治体制上的无数联系和中央政府结成一体，因此，东京实际上是“国家冠军”，它是日本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代表。
（四）再塑全球竞争力是东京保持其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手段
东京在二战后的30多年经历了快速发展，产业立国的思想使得东京对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不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盛行，日本经济重新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东京都政府采取了许多解除管制的政策放松了对于东京中心区的规划控制，加剧了泡沫经济尤其是地产泡沫的形成，直接导致了东京乃至日本长时间的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对全国产生了严重影响，东京都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19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东京主要的证券机构和商业银行纷纷破产，而日本政府无力提供任何救助，许多国民开始诧异于市场的力量。这也显示出日本政府保障国家企业的体制走到了尽头。
日本国民开始意识到融入全球化发展趋势和改变社会价值体系的必要性。日本政府对东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增进城市吸引力，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政府发展东京世界城市的新的政策指向。东京规划顾问委员的研究报告（2001年3月）提出：“……东京规划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创建一座有吸引力和活力的国际城市，并鼓励城市之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的城市竞争中，没有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与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如在公共行政、产业结构、金融和商业管理等方面”。为了提高东京世界城市的竞争力，东京都政府（TMG）提出几项新政策和计划，其中包括振兴城市核心区、首都重新布局、机场和滨水区开发的相关政策和计划。在恢复城市核心区的活力方面，新的发展战略关注提升城市的竞争实力，强调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支撑东京落后于其他世界城市的商业功能；强调核心区商业功能聚集的重要性，提倡功能混合，营建一个令人愉快的、方便的环境，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日本经济大发展。针对东京人口过度集中、交通拥挤和地价过高等问题，东京都政府在规划中提出采用区域的方法和控制政策，使区域在保持中央政府功能的同时实现效率。这种行动整合的观点，对于把东京建设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世界城市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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