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映像下的“亚洲主张”

儒家文化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资本，强调源起不如重视共荣，在分享中反思、进步是儒家文化更加博大的发展路径。“亚洲中心”的代表学者三池贤孝在枟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评论与贡献枠^[13]一文中提出，“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相互性、开放思维、诚实和尊重是亚洲道德传播的主要原则。亚洲人的传播行为会受直觉、强调沉默、同情性情感控制和避免冒犯等特征的支配^[14]，在传统伦理及价值观念上讲究和谐（harmony）、忠诚（loyalty）、勤奋（hard-working），鼓励储蓄，重视教育。以下对这些特征作归纳分析。

（一）破而后立：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态度

在传播学领域，“欧洲中心”的思想在数十年间为学者竞相效尤之物，“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沟”（Knowledge Gap）、“框架理论”（Framing）、“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等一系列理论被广泛引用，经验学派长期以来的主流地位毋庸置疑，控制实验法、实证考察和量化研究被奉为上品。但传播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远比实验室中的数据和实验材料要复杂得多，更何况亚洲的学者是将外国实验室里的成果拿到亚洲本土社会中运用，不用说，这其中存在太多的错位和枉然。经验学派研究的大前提是不变更现存社会体制，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过度在意功能性和实用价值使经验学派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和现实社会的改革显得十分漠然。亚洲学者如果将自身囿于这种欧美中心的主流研究范式中，不敢于“破”，自然不能“立”。那么，如何“破”？

要破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依赖，还是要从亚洲自体出发，禅宗有云：“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证正是人人皆具的佛性。作为汉传佛教的宗派之一，禅宗的主旨在于彻见心性的本源，自本具足、不假他求，但世人却头上安顿、葛藤缠身。亚洲学者要破除惯性思维的束缚，挣脱“欧洲中心主义”所谓“普遍性”真理的枷锁，不在“为学日益”，而在“为道日损”。只有将本心自然映现，才能如镜照万物，直心而为，达到“触目皆道”的境界。禅宗中公案的“破”是让人从原先不疑处起疑，这些惯性的理所当然，使人无从察觉，因此只能用公案来“大死一番”，这里的“大死一番”实际是对寻常经验的大否定。禅宗的真诚如镜照万物，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只须直心而为，便满目青山。佛家讲求本心，本心需要自然的映现，由此而得是一片不为惯性思虑所束缚的天地，一扇突破有限的事事无碍圆融之法门。人最大的局限来自于自己，所谓生命的问题最终只能自己解决，佛法对于自力的肯定，体现在“自作因，自受果”，一切习见、一切有为法，都不是解救自我的圣理，于是面对公案语录、机峰转语依旧难以契入，岂不知自我的执着才是超越者最大的障碍。

“亚洲主张”毫无疑问要先破除/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性”，重视文化多样的“横截性”（transversality）现实。Jung（1995）^[15]所阐明的新概念“横截性”具有开拓意义，这一传播理念被Calvin进一步阐发之后用以解决诸如相同与相异、统一与多样、现代与后现代等二元问题。“横截性”是指“跨越不同文化边界的真理相交地带：这是以跨文化方式思考真理的一种方法”。“横截性”演变自一个几何学概念，是指一条直线与两条及两条以上的直线相交，或与一组直线相交。它的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民族中心主义垄断意见的觉醒，意言传播是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既相交又相离地变化着。要展示“亚洲中心”的自身特性，就要阐明非西方中心性的元理论概念及其理论必要性，探索“亚洲主张”的路径。同时，“亚洲主张”的“破”是打开新局面的意思，而非专断破坏，排斥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Miike（2003）^[16]自信而宽容地提出：“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亚洲主张”是宽容并蓄、和平真诚的。

（二）万物相联：对交流各方的观照体察

东方哲学关于“正反统一、宇宙恒动、万物相联”的思想对亚洲传播所遵从的认识论进行了解释，亚洲传播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更是人与自然、与宇宙生命的交流互动。印度教和佛教中关于整体、变化和相互联系的观点与儒教、神道教以及道教的学说相合：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其中没有任何部分是静止不动的。正是在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循环、转换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主与宾、一与众、人类与宇宙是相互认识、相互渗透、连为一体的，这就是“道”^[17]。

对于万物相联的解释，举佛教圣典枟华严经枠为一例，枟华严经枠中以因陀罗网譬喻诸法之一与多相即相入、重重无尽之义。因陀罗网（梵语indra-jāla），又作天帝网、帝网。为帝释天之宝网，乃庄严帝释天宫殿之网。网之一一结皆附宝珠，其数无量，一一宝珠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如是宝珠无限交错反映，重重影现，互显互隐，重重无尽。若依境而言，称为因陀罗网境，依定而言，称为因陀罗网定，依土而言，称为因陀罗网土，此皆为显示事事无碍圆融之法门（枟华严经探玄记枠卷一、枟华严五教章枠卷一、枟慧苑音义枠卷下）。在亚洲人的价值观中，人们只有通过和谐才能“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在合作的基础上，有尊严地、有影响力地进行传播”^[18]，这种和谐互补的合作是印度教教义的中心，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也备受尊崇。

亚洲的哲学理论提醒我们宇宙万物是相互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如此，东方的传播过程不会过分强调为了达到效果，而过多地破坏与他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共生共存的本体论观使得人们能够避免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进攻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欧洲的传播更多的是一种证明自己、拓展自我的目标性传播。为了实现“自我”，彰显“天赋人权的自由”，全世界都可以为之让路，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之深，直至今日仍然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实际上，个体是无法独立于自然或者战胜自然而存在的，在一处地域成就个体，在同一时间及未来时刻同样会影响到预见不到的地区，例如工业化带来的喧闹不堪、社会阶层分化、交通混乱，均是共同感知的。环境污染也是一样，转嫁危机不可能解决污染问题，在非本国本区域大兴工业建厂，看似没有污染到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也是一种共业行为，在招感果报的时候，同样会感受到业力的作用。而这些思想原论，在西方宣扬个体的传播过程中是缺失的。

亚洲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必须在亚洲价值体系内进行，亚洲价值根系影响亚洲长达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强调连接关系的相对论。正因为亚洲人深谙世界的联系性，所以他们不会任意转嫁危机。有连接的相对思想于潜意识中引导亚洲重视传播中各方关系的处理，有进有退，在与世界的联结中共生共进。

（三）和谐之圆：天地人和谐传播模式图

亚洲尤其是中国，从古至今，强调“以理服人，攻心为上”，强调“大国风度”，这种以尊重、互利、友邦的思想来进行文化传播的行为，在中国国力强盛的时代，也几乎没有给世界带来冲突和战乱。中国航海史上的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绸缎蚕丝、陶瓷茶叶，他早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却没有占领任何一座城池；他驾驶的“宝船”上满载着礼物，却没有对非洲贪婪抢夺。郑和本姓马，得明成祖赐姓郑，名字之中依然采用了和平的“和”字。这也印证了Chen（2001）^[19]发掘拓展出的一套中国传播的和谐理论，他在文章中指出，要想在交流的过程中达到和谐或具有擅长交际之能力，人们必须内化“仁”“义”“礼”三种既有原则，协调“时”“位”“机”三种外在因素，并且策略性地运用“关系”“面子”和“权力”三种行为技巧。

为了获得“和谐”，在传播反馈中，亚洲的受众有一类特殊的反应方式，即沉默。如果将“沉默”单纯理解为不勇于表达自己感受的懦弱，那就是不了解亚洲受众的心理。“沉默”反应包含着多种可能，试列举几种：其一是由于“谦虚”而保留不同意见，对他人的传播持“礼让”的态度。亚洲人的谦虚态度受“满招损，谦受益”思想的影响，这其中映射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其二是由于“避让”而选择克己忍让，对他人的传播有不同意见，但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采取的沉默；其三是由于“恭敬”即对传播者的尊重而选择沉默，这时的沉默反馈一方面涉及“面子”问题，另一方面关系个人“教养”。归纳起来，无论是哪一种理由下的“沉默”，均发于对“礼”的追寻，目的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所以，要用一种传播模式图来描绘亚洲的传播行为，圆形是首选，存在于和谐之圆中的绵柔之力，能够将传播这一过程看作一个小宇宙，处理好存在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就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

图6-1　天地人和谐传播模式图

天地人和谐传播模式图（见图6-1）受八卦图启发，以亚洲主张中的“联系”“和谐”为基本原则，右半边大面积白色部分为阳，左半边大面积黑色部分为阴，在此传播模式图中我们将“阳”理解为主，“阴”理解为客。阴阳之中各自互相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阳相克相生。和谐传播模式图的顶部代表天（乾），底部代表地（坤）。上半边的黑色圆圈代表传播者（我），此时的传播者虽然处在主位的环境之中，但是传播者本身是黑色的客位，即传播者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播控制论者，而是以他人为导向的传播过程论者。下半边的白色圆圈代表阅听者（他），阅听者处于客位的环境之中，但是本身是白色的主位，与传播者（我）同在天地乾坤的中轴线上，上有乾，下有坤，中间为人（传播者和阅听者），暗合了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和谐理念，仁义之所以位于客位，是因为在“亚洲主张”中，传播者不是强大的效果控制者，而是布恩施义、以真诚和礼义为基础的传播者，身在客位之圆中，象征着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观念，无论是出于互惠、礼让、面子或是其他原因，面向受众、易位思考、胸中有数是“以人为先”传播行为的特点。此外，相互性、诚实尊重、开放性思维是亚洲传播的主要原则，既然亚洲传播模式图是一个圆，那么无论这个圆怎样转动，从各个角度来看，传播活动都是可行可逆的，这体现的是亚洲传播的开放包容式思维。通过对比西方线性传播模式图（见图6-2）和天地人和谐传播模式图，不难发现，从香农—韦弗模式和拉斯韦尔“5W”模式的直线传播模式，到德弗勒互动过程模式、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模式，虽然各有所长，但始终是在线性模式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线性模式的优点在于流程表达清晰，而缺陷在于对时、位、机的考虑不足。噪音的来源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如同空气一样，可以说有传播行为就有噪点，换一个角度来讲，找出噪点就可以为传播行为创造更多的空间，线性的传播模式图强调逻辑的推理性和顺序的先后性，而实际上影响传播的噪点存在后显性，当下受到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受到上一步传播行为的影响，而可能是上一步或某一步的传播行为所致。天地人和谐传播模式图注重传受双方他镜与本心的融合共生，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行为在讯息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噪点干扰会降低，传播者所携带的信息到达阅听者的部分越多，被积极解码的可能性越大，传受双方的反馈与互动行为继而得以展开，由于传者的内容是以他者为受众目标而设定的，因而无论是赞同的解读或是抵抗的解读，都是优先被积极解码的现象。

图6-2　西方线性传播模式图

（四）尊重互惠：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活动

亚洲人进行传播活动时，会关注传播对象，即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集体主义和他人取向的文化特质使得东亚社会从众的行为方式较为明显，这似乎印证了“沉默的螺旋”这一理论，但行为方式的表现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内心思想活动，亚洲人的柔韧变通突出体现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在认知层面更符合“风草论”的解释。枟易经·观卦枠中已有将风草现象与传播效果相联系的早期行为。其后，孔子明确地用风草关系来比喻传播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上之草，必偃。”（枟论语·颜渊枠）我们可以用风行草偃来类比传播的效果，“风”可以用来比喻媒介内容的传播行为，而“草”则是受众对于包括传播内容在内的传者行为的反应，这其中用“草”的柔韧性来表述亚洲人对于舆论来临时的反应更为贴切，它既不是“应声倒下”的强大效果论，也不是“刺激—反应”的简单反应论，当高风遐被的时候，“草”会选择退一步的忍让行为，暂时弯曲身体获得生存空间，静待风渐弱的时候再舒展身躯，以退为进。在“风草论”中，传播的效果不是一次可以改变的，既不是强大效果论，也不是有限效果论，而是渐变效果论。以议题的设置与消退为例，在风声鹤唳的强势舆论环境下，议题要消退，不能盲目依靠迎风而上的做法，逆风而上可能会折断其身，并非最优的解决办法，如果在这种媒介背景下借用“草”的做法应对，顺风保护自己，一方面有利于自身议题的消退（将“倒地”类比为议题的消退），另一方面有利于在风声过后重树自身议题形象。亚洲传播的以他者为导向在“风草论”中体现为顺风而变，风的大小、向度、历时与草的姿势、方向、状态相联系，这种以他者为导向的传播互动渐变效果论一方面为传播者信息传输强弱提供了选择余地，反过来也拓宽了阅听者对于信息反应的方式。

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下，面对不同的传播形式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第二名现象”是亚洲传播过程中有趣的一个现象，即在传播活动中，受到内敛、谨慎、谦逊等心理的影响，在需要受众做出反馈意见时，主动回答问题的受众（第一名）是少见的，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出现所谓“开局难”的现象；一旦有人相对顺利地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主动要求反馈的第二名人数会激增，应验了俗语“抛砖引玉”的描述，这种在大众传播反馈中不紧不慢的反馈时机选择即“第二名现象”。有人将此理解为亚洲人对口头表达的畏惧，其实这更接近内敛式传播方式，当亚洲人担心传播行为会破坏和谐，引起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或当亚洲人认为有必要拒绝对方的要求或行为时，亚洲传播方式在互动过程中表现为委婉表达和绕开矛盾焦点的传播方式，这依然离不开万物相联的本体论框架，是亚洲人“中庸之道”的表现之一。

亚洲传播模式重视传播对象，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会采取不同的传播模式。亚洲人在语言使用中会依照人际关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说法，以最常见的敬语为例，韩语中，针对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亲属、辈分、社会地位、性别等不同关系区别会采用不同的交流词汇，在动词、人称代词、名词中都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在表明亲属关系时，亚洲语言重视细微的差别，英文中用“uncle”一词可以代指叔叔、伯伯、舅舅等多重身份，而叔叔、伯伯、舅舅在中文中指向性十分明确，父亲的亲属关系与母亲的亲属关系亦分别称呼。这其中更是有一个微妙的现象，与父亲相关的男性称谓被明确划分为“叔叔”“伯伯”，而与母亲相关的男性称谓统称为“舅舅”（不再根据比母亲年长或年幼而进行细分），在对待与女性相关的称谓时也未做长幼划分，父方关系中统称为“姑妈”，母方关系中统称为“姨妈”。在这里，我们暂且不从女权的角度来考量该问题，我们发现，越是被重视的传播对象，传播者采取的传播分类就越细致。再以民众生活中常见的报丧为例，对不同的受众，传播者（报丧者）要采取不同的通知方式，如果是家中的长者、社会关系中的尊者，传播者要采取登门报丧的方式，以表示对长者、尊者的敬意；而如果是一般朋友，事发突然，则可以通过电话告知，这一项关于传播方式的选择涉及权力层次的高低。而从传播者自身的角度来说，对不同的受众要选取不同的传播者，尤其当对方是长辈时，更要由家中长子或较为重要的人报丧，这一项涉及的是关系对等的问题，同时也表现出传者是有礼数、体面的家世。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对于即使已经知道消息的亲友家，也要照例过去报丧，这其中涉及的则是传播者责任与礼节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送达信息的效果不是唯一的，权力、关系、体面、责任、礼教共同作用于其中，消息传播的告知目的不是唯一的。

（五）家庭为先：忠孝并举的职责传播

亚洲传播模式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作为一个小型集体，围绕家庭展开的传播活动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类似组织传播的行为过程。家族中的权威长者扮演着组织传播中的“传播组织者”，其他成员分别是“组织人”，传播形式可以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横向传播。下行传播是为将目标、信息进行发布和贯彻而采取的传播，以灌输、教育为主，在下行传播过程中，“家长”对“组织人”的涵化、教化倾向更为明显，组织传播者结合自身的经验将可能预见的风险传授给“组织人”，这种以言传身教和灌输知识为主的传播行为备受亚洲人重视。“养不教，父之过”，父系种族中长者的代名词为“父”。对受传者即“组织人”而言，要遵孝悌、亲师友，行忠孝之举。在上行传播中，由于集体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提出意见、愿望和要求的信息传递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和可调解性，即组织成员与传播者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许多信息的磨合和退让成为可能。横向传播是指组织内成员之间相互沟通情况、交流信息的活动，传受双方不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平等协商与联络是传播的主要形式。无论哪一种传播形式，都是为了在家长权威组织下保证家庭内组织信息.通、组织内工作正常开展。

在日本，Kume（1996）^[20]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地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在日本乡村中，权威多属于家族中的长者或者有经验地位的突出贡献者，此时家族中的长者与组织传播内部的传播者化为一身。在（ne）mawashi组织传播决策过程之中，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的集体决定，这其中，传播的组织者承担着协调平衡各方面活动因子的任务，无论传播的面向是组织内传播还是组织外传播，（ne）mawashi中的“家长”必须具备决策控制、冲突管理和行为控制的素养，其权威性地位和个人魅力在磨合各方意见时发挥重要作用。

在亚洲各国文化框架中，“家庭”（family）、“教养”（cultivation）等文化价值被普遍尊崇。儒家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建构社会秩序。亚洲人对家庭的重视在个人修为上注重自律，在教化教养上重视对下一代的培育，对自身道德伦理的规范体现着追求美满的观念，对晚辈行为操守的教化体现着恪守责任的观念。新加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东方理念被后来历届新加坡领导人所认同和继承。关于“礼义廉耻”，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有知耻之心。“礼义廉耻”共同成就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些礼义起源于儒家的“孝”，对父母和家庭的职责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英文中family（家庭）一词如果拆分来看可以理解为“I love you，father and mother”，而中文中将“家”书写为宝盖头加一个“豕”，从而可以解义为：有房舍，有牲畜财产，这些财产的取得需要勤奋的付出，这些物资的维护需要家庭成员强烈的责任心。家庭在儒家思想和实践中处于中心地位，对长辈而言，有“养不教，父之过”的家庭责任；对晚辈而言，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职责。

在儒家诸种人际关系中，君臣与父子的关系被视为基础。所谓“事君为忠、事父为孝”。从历史事实上来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等性，扭转了自孔子以来君尊臣卑型的模式，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君贤臣良型的崭新模式并设定了君臣之间各自的分工和职能范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枟孟子·离娄下枠）这种双向礼敬的关系是当时君臣关系的主要内涵，君臣关系是处在对等状态下的。但是汉代以后，儒学被意识形态化了，出现了经意识形态打磨后的官方儒学，君臣关系被笼罩上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目的是要实现君主的绝对权威。因而君臣父子的关系到了朱熹这里，就成了“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枟论语集注枠卷六）；后来进一步化为忠君忠国思想，以日本为例，忠于集团的观念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忠”的观念于日本，表现在国民心态上，即崇尚权力或权威，这使得法西斯主义政体（战前的日本）可以长期存在；效忠天皇不仅是日本军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日本媒体的精神理念，因而日本人“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从未停止。日本早在古代前期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到平安时代前期），虽然现代日本也受到来自欧美的巨大影响，但它实际上是东西文化的复合体，一方面拥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沉淀，一方面又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灌输。

（六）察言观色：直觉感知的传播习惯

面对问题时，西方人推崇效果目标，选用逻辑思维和线性推理，而东方人推崇和谐关联，选择直觉感和非线性思考方式。采用西方二元论中的“客观”与“主观”来评价这种差异化思维指导下的行动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偏执、武断的。如果只剩下理性与逻辑，人类科学就变成机器的代码运算，总有一日会被逻辑的排列僵化、固化。直觉也是科学，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总结，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特征，直觉是一系列的思维运作过程，只是人类目前还摸索不出其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它无权代表这是人类一项特殊的技能，只是它的产生更加随机，对它做出解释更加困难。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韩国射箭选手林东贤，右眼视力20/100，左眼视力更仅为20/200，这意味着其看物体的能力仅相当于正常者的1/10，视力测试表上最大的字母也看不清楚，这样视力的选手，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但他却在该届奥运会上斩获了两枚金牌。至今，林东贤仍坚持不做手术矫正视力，他说，射出箭时的感觉比看清靶心更重要。射箭前，林东贤会专注地看着前方的箭靶，根据上面颜色确定方位，然后再凭借感觉发箭。“比赛时，视力从没有困扰过我，在射箭场上我可以看得很远。”林东贤用心射出每一支箭，他不仅学会克服风速，还努力学会利用风速，这样苦练而成的御风神箭令世界对亚洲的射箭选手赞叹不绝。这给人类传播学的启发是：传播的技术、工具只是通向良好传播效果的可能手段，而非决定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直心感受才有可能堪破常态，进入别有洞天之境、直契当下；只有在和谐相容、互为利用的前提下，处理好人与外界的关系，才能更轻松地越过临界点。

此外，通过直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亚洲人普遍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可以从传播对象的神色、动作、语言倾向来感知其对于传播内容的反应，中国人称之为“察言观色”。如果将这种有别于西方传播者的能力仅仅归纳为敏感则错失了太多内涵，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本体论的描述框架中去。正是因为谋求和谐的传播目标，亚洲人才会在传播过程中更加关注阅听者的反馈，通过各种信号及时了解阅听者是在积极配合还是无所事事抑或是消极抵触，这些可能性的推测依然来自于亚洲人安静、沉默甚至礼貌到不会轻易打断的行为方式。当传播的内容与其（阅听者）不是十分贴合时，出于对传者的礼让（即使是平辈之间同样存在），也会选择静听，而这时的传播效果就开始减弱，阅听者可能发出走神的信号，亚洲传播者利用“察言观色”的本领可以及时地发现传播效果减弱的因子，调整传播行为，例如变更传播的角度，加强互动以了解传播行为的偏差，适当做停顿给受众休息和交流的时间等方式。这种简单及时的变通行为，对保证传播效果在可控范围内是十分有效的。

（七）悲天悯人：怀揣慈悲心的同情式传播

亚洲传播过程对“情”的关注较明显，对弱者的不忍之心、对他者的仁爱之心，类似“悲天悯人”的情绪很可能成为影响最终传播效果的因子。在亚洲文化特性、社会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下，无“情”的人不会被称道，对于弱者的同情之心恰恰是善和美的体现，对真丈夫的理解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举中国文学名著为例，枟水浒传枠中的“义”是情，枟西游记枠中的“忠”是情，枟红楼梦枠中的“色”与“空”是情，枟三国演义枠中的“各为其主”的忠义亦是“情”。

同情式的传播依然离不开亚洲本体论中联系的观点，它是在悲悯心的指导下，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是一种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行为，同情式传播依靠的是对他人的关切之情，对他者感受的关注，还是可以回归“他者导向”式的传播模式图中。据媒体内容分析显示，在中国，提及针对弱势群体展开的议题，传者和受众在传播和接受时分别不自觉地偏向于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给予边缘人士更多的关注和谅解，在传播者的报道视域中，同情式传播似乎成为传媒道德素养和媒介道德的偏爱选择，成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

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分析”，愿意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包容他者的存在。慈悲心引导个体达到和谐圆融的状态，作为对他者存在的感知和关爱，慈悲心将人类和一切事物结合在一起，在传播中自然地建立起互动和谐。作为“大慈悲心”的双目，敏感性将多样聚于同一，创造性将同一演为多样。敏感性提供了潜力基础，成为创造性的补充；而创造性则为慈悲之心的表达提供了实现方式。^[21]慈悲心总是与感恩心相伴而在，处在传播活动上游的信息占有者应该怀有慈悲心，以仁义的态度对待暂时没有享受到对等信息的阅听者，倾听别人的需求和反馈。而对于处在传播活动下游的信息索取者应怀有感恩心，以郑重的态度对待分享信息的传播者，及时主动地给予反馈。出于慈悲心，为了减缓受传者可能产生的痛苦，会通过含蓄的方式微妙地表达自己。其中，将传播阐释为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快淋漓地表达了亚洲人对于过程的观照，不管是劫是缘，在生命的过程中，体会“随缘作主，立处即真”的实在感受。

（八）互动互助：东西方传播学说的相生相克

太极八卦用来阐释宇宙“无极生太极、太极还无极”的转化过程。浩瀚的宇宙间，万物都包含着阴和阳、表与里两面，而它们之间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资生依存，这是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所谓缘起即灭，缘生已空。质能互相转化原理中，能量平衡创生物质、物质失衡转化为能量。宇宙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化、生命化、阴阳化、辩证化的太极八卦图。八卦能量和宇宙万物通过E＝mc2公式互相转代。八色光子是太极八卦图，由此组成的电子、原子、天体、人体是太极八卦图。男女是太极八卦图，人体之左右两半是太极八卦图，地球之东西两半球和人体之左右两半一样，是一个典型而美丽的太极八卦图。

现代科学是西方科学，但西方科学与东方文化一样，都是局部的、地区性的、狭隘的、残缺的半球文化，二者皆未包括对方，故而全球化的过程既不可能是西方中心论，也不可能是东方中心论，地球文化本就是阴阳相辅、共生共存的八卦圆融体。而人类文明的进化本就是从单一到交融、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发展过程。从各自掌握信息，彼此不了解到互相了解、掌握更多信息不正是传播的真谛么？阴阳相克相生带来的启示很普遍，军事上注意把握的两点，即一“攻”一“守”；中医治疗应把握的两点，即一“补”一“泻”；养生长寿上应注意两点，即一“动”一“静”；农业方面应把握的两点，即一“种”一“收”；国画艺术应注意的两点，即一“浓”一“淡”；歌唱艺术应把握的两点，即一“声”一“情”；油画艺术应注意的两点，即一“明”一“暗”；企业运营需注意两点，即一“产”一“销”；待人处事要注意两点，即一“言”一“行”；卜筮观卦应详查两点，即一“世”一“应”。

反观为何“欧洲中心”思想在亚洲可以得到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阴阳互补”原则。东方思维主张感性与展演，西方科学主张理性与逻辑，与之相辅而成的感性与阐释甚至被归为贬义。在发展观上，西方重视个体发展观，对自主意识的关注大于整体权益的维护。东方偏向和谐发展观，以系统最大可能利益优化取代局部性格彰显。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从个体出发。美国成为传播学发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社会环境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我们都知道，单纯的“阴”或者“阳”都不足以调和社会，例如，在欧洲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下，许多国家允许个人持有枪支，这给集体聚会和大型活动的安保带来很大障碍；相反，亚洲儒家文化倡导集体认同高于个人主权，纪律高于自由，但这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在“小我”与“大我”之间，不存在谁成全谁的问题，“小我”与“大我”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宾主有别的关系，成全“小我”实际上也是在完善和诠释“大我”。另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是尝鲜的猎奇心理。人类天性之中有着迎新求异的猎奇心理，新鲜的总是可以引起注意，受到更多关注。同时人们希望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天性又使得异域的事物更容易被采纳，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事实上有多好，而是因为它的出处不同，中国有句俗语云：“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用来解释这种现象颇为恰当，因猎奇求新对异域事物的偏爱可以理解，但要分门别类地认识，不可只因感到新鲜就盲目地埋下偏见。

（九）灵形合一：和谐流动的媒介生态观

在联系观念的作用下，在中国，风水学试图将人、建筑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联系起来，其观念逐渐被欧美建筑文化所关注，风水中的三个基本观点第一条就是太极泛存观。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枟城市意象枠一书中提到中国的风水理论时是这样表述的：“‘风水’是受景观制约的一门复杂的学问，由‘风水先生’进行系统阐述，它涉及运用山、石、树木来控制邪气，在视觉上阻挡危险的关口，运用池塘、水道引入水的灵气等。环境特征的形状表达着也象征着它其中蕴藏的各种精神，这些精神可能有用，也可能消极无用，它们或集中或分散，或深奥或肤浅，或纯粹或混杂，或虚弱或强壮，最终必须利用植物、选址、塔、石等对其进行控制和强化。可能出现的解释复杂多样，这也正是专家们在各方面进行探索的一个广阔领域。”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风水”多有误解，例如de Groot（1992）^[22]认为“中国的风水理论，从一种非理性的角度，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特殊方法”。林奇认为“这（风水）是一种‘伪科学’，脱离了现实，但它有两个有趣的特征十分符合我们的理论。首先，它对环境的分析是开放式的，因此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发展新蕴含和新诗意；其次，它引导人们对外部形态及影响进行使用和控制，强调人类能够预见、控制整个宇宙，并有能力改造世界。这为我们建构一个可意象的、同时又不压抑的环境，或许能提供一些方法和线索”^[23]。这其中，值得讨论的是，在林奇的结论中，将“风水”视为开放式的环境分析是较为贴切的结论，但至于第二点结论，认为风水“强调人类能够预见、控制整个宇宙，并有能力改造世界”不符合亚洲本体论思想。亚洲人没有控制宇宙的愿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谦卑的，可以预见灾害，规避风险，或对自然善加利用是可行且美好的，世界是联系的，宇宙时空是无限的，而人类的历史是有限的，是宇宙生命的过客，妄图反客为主、控制整个宇宙是贪心不足而自取灭亡的。风水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林奇所说的控制宇宙，而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以天地为观察了解对象，以人为依归，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

风水并非无章可循的“玄而又玄”，这种与自然契合的建筑观早在四百多年前就被日本用来指导庭院建设了。町屋作为日本传统的连体式建筑，始于17世纪，是一种前店后舍、中间设有庭院作为过渡和休憩的传统京都住宅，町屋一般是木格子架结构，用传统的泥土砖顶作为日本中世纪以来城市住宅的典型样式，清晰地反映了日本传统自然主义建筑观。中国风水主要分形法、理法、日法、符镇法，而流派则主要分为形势派、理气派、命理派。但无论众多门派采取何种操作方法，都必须遵循三大原则：天地人合一原则、阴阳平衡原则、五行相生相克原则。风水理论实际上综合了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宇宙星体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以及人体生命信息学等多种学科，同属自然科学之列。并不能因其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之处就归为“伪科学”，现代科学也不是天衣无缝的完美学科。

在认识论上，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就像中医讲求整体论，对于局部的观照采用内调的、关联的医治方法，而西医在局部解剖上见长，效果直接，但是西医对预防病痛的研究并不擅长，无论是整体疏导的方法还是局部解剖的办法，就像是阴阳相生的两面一样，皆不可偏废，自古亦正亦邪，从来善恶相间，中医西医各自的特点也是其弱点所在，此位无宾主，药毒同性，例如砒霜，既可为药，亦可为毒。一味地执着于概念，恪守于固定法则，反将使自身被困。

中医擅养生，西医擅救命。中西方学说的阴阳互补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区分。中医关于食物性平、性温、性寒的划分，在寻常人家的养生过程中依然受到重视，中医主张将人的体质调理至“平和体质”的状态。用“平和”来代称健康的体魄，并不单纯是中庸的作为，而是忌阴阳两气过盛，中医将亿万苍生分为九种，除去刚才提及的“平和体质”，还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血瘀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气郁体质、特禀体质。各类体质的寒、热表现不一，但统一规则在于阴阳调和、寒热皆不宜过，以平和为养生长寿之目标。在其理念中，人体如同一个和谐的小宇宙，脏腑气血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微妙关系，而如何恢复体内原有的平衡与和谐，则要从体质调理着手。中医着重宿生（host）的体质调理与生理状态，依据不同经络、脏腑属性和虚实寒热症状，配合患者的体质分类（biotype profile）——“风、寒、湿、燥、火”等症状，量身提供最适合该患者体质的诊疗。西医则是对症诊疗的实证科学，针对不适的部位对症舒缓或解决问题。应时代与患者的种种需求，西医不断地发展各科专业化，把整体细分为各部位的诊治科别，又从各科别发展出更详尽的说明与诊断。中医的整体疗法与丰富草药知识都经历数千年的考验，并成功疗愈无数患者，所以才能世世代代地被完整保留，对于古人的智慧我们应以开放的心胸肯定与尊重。唐代著名禅师石头希迁又被称为“石头和尚”，91岁时无疾而终，谥号“无际大师”。希迁曾为世人开列十味奇药，并且其自身服下后，肉体千年不腐，1944年被日本牙医渡边四郎偷运至东京郊外，现供奉在日本横滨市鹤见区曹洞宗总部，其身仍是生前盘腿打坐的姿势，保存完好，余香犹存。另有一例，六祖的真身现仍在广东韶关的南华寺，形貌如生，是在温厚中显其智慧的行者。在泰国，一个以身体排毒、健康恢复和调养身心为主要目的，遵循佛教教义的课程Fast，每个月都会接收来自包括欧美等不同国家的学生展开授课，在课程中会结合慈悲、从善等佛学思想进行渲染，利用旋舞、瑜伽等方式进行身体修炼，运用中医针灸、推拿等方式进行调养维护，灵与形被统一整合。

洛克菲勒大学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主任杨定一（2012）^[24]认为：“中西医虽存在着观念与哲学上的歧义，但中西医必定会整合。”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西医发展趋势会由粗重体走向微细体，由形体走向能量体，由有形走向无形。当西医发展到愈细微的范畴，愈会认同中医的整体疗法观念是正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医也会同意现代科学与先进科技能落实运用，以帮助解决健康问题。“相信中西医的整合会带来最先进、最完整的二十一世纪医学观，走向将身、心、灵视为整体治疗的整体疗法，这不但是古人的智慧呈现，也是最现代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