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城市文化反思与文脉回归

7.1　城市文化反思与文脉回归

7.1.1　文化反思与软实力论

1）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危机

自古以来地球上就存在着拥有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些群体彼此之间很少接触，各自保持着生活上的独立性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地域特点的差别直接阻隔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往来，客观上起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保护作用，从而使世界各地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也正是这种文化差异使人类葆有丰硕的精神财富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城市文化渐渐跃出了原先的狭小空间，影响到越来越广大的城市和地区，成为另外一些城市和地区借鉴的对象，于是这些优势的城市文化便越来越获得某种普遍性，甚至世界性，文化生态环境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现在，发达国家凭借着自身经济上的优势，确立其在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地位，与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相互融合、取长补短，而是以沙尘暴式的“快餐文化”方式一拥而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节节败退，被动接受代替了相互交流。人们看到，当今世界文化霸权的侵略扩张不必动用武力，而是以不战而胜的方式实现文明侵入，通过对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控制来取得经济与政治上的利益，特别是“文明冲突论”之后所引发的激烈争论，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一些西方学者对文明思考的背后，隐含着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他们不能以健康的文化心态，认同和尊重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占有的金融市场、信息科技和军事资源的份额不断增多，以及文明的交融与交流难以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传播的版图上日趋边缘、模糊和衰微，弱势文化面临着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这一同化与反同化、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异常尖锐，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寻找自身发展模式的难度，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人开始怀疑本国的文化传统，试图对自身核心价值观进行全盘否定。当前，“城市文化危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进入21世纪所面临的战略焦点。

2）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样，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热潮，两次论战均由文化比较进而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尽管时间相距百年，所争论的仍是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一个问题纠缠百年而未有结论本身就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思考和比较，对中国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与发展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文化运动’来实现。”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任何文化都是社会发展和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摒弃旧的质素、产生新的质素下延续的。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朝的“独尊儒术”、魏晋时期的玄学兴起以及隋唐以后儒、道与外来的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是多元走向又是整体复合的文化大系统。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的演变也是跌宕起伏，从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到中世纪黑暗基督教文化、经过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近代工业文明、逐步形成“以分析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化，这是一个漫长的、同时也是非常惨烈的演变过程。历史证明任何文化都处于不断地发展演变中，因此用一种静态或固定的观念来比较东西文化这两大系统显然很不科学，对于文化应该有一个动态的理解。

用这个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并非天生消极落后，它也不是总对社会的发展起阻滞作用。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古代盛世的形成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到清末因政治腐败才逐渐显出它的颓势，对社会发展产生阻滞作用。西方现代文化确实促进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大发展，西方经历了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到了信息社会，那种“以分析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化，现在已经开始受到西方人自己的质疑，“以分析为基础”是否还需要强调综合？“以人为中心”走过了头就必然引发人与自然的矛盾？而错误理解“以人为本”，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不仅带来人们心理的种种问题，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现在很多西方人都在反思西方文化，借鉴东方文化思考可持续发展的走向。

强硬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亨廷顿在《文化的冲突》一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世界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而21世纪的冲突则将是文化的原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将对西方文化构成非常大的威胁。”但更多的西方人则是想从东方文化汲取营养，挽回西方文化的颓势，如国际现象学会会长田缅尼卡在一次世界哲学大会中明确提出，中国文化至少有三点值得西方学习：一是崇尚自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二是“周易”中的“生生”，“生生之谓易”就是说要充分认识并适应万物生生不息的变化。三是德行实践，要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世界上许多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如季羡林先生，明确提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不管怎样，西方文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主导世界潮流了，钱穆先生早就认为“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已近于衰落”。社会发展到今天，西方文化必须摒弃旧质，吸收新质加以改造，否则必将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中国文化热”以后，东方文化更显出其勃勃生机，在新世纪中它很有可能随着中华之崛起，汲取世界文化之精华、发展创新，构建一个具有东方精神的新的文化体系。一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不应走西方文化的老路，“全盘西化”此路不通，“全球化即西方化”也将在现实面前碰壁，而优势互补、走跨文化融合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世界文化已经出现了跨文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文化的融合发展，费孝通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建筑跨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将决定于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能否有一个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7.1.2　文脉理论的回归

1）1949年后建筑创作与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古今中外，任何建筑创作和建筑实践的发展都有深刻的社会思想背景，都与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演变、哲学思想的发展、艺术标准的确立紧密相连，并构成内在的互动关系。1949年以来中国的建筑实践即充分反映了这个内在联系。

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历长期内忧外患之后，民不聊生，国家贫弱，百废待兴。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成为这一阶段一切工作包括建筑实践的指导思想，这样的社会背景自然会反映在建筑上。这个阶段中国建设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改造等国家级重点工程。这些建筑从建造目的、建筑形体，到建筑装饰、风格都体现了新国家的国体和政治思想。虽然受到“苏联风格”的一定影响，但不是主流。这个阶段以农展馆、北京站、民族文化宫等为代表的大批建筑，较多地延续和表现着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

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至80年代）。新中国的建设并不顺利，20世纪50至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和颠覆活动不断，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撕毁协议挑起边境冲突、几千年封建社会各种思想的阻碍、党内和社会上各种怀疑甚至反对的声音，集中凸显出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建设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之不易。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封资修，深挖洞、广积粮。先生产、后生活，这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左右着当时的中国建筑创作和建筑实践。

在这一阶段，沿海地区和边疆地区建设量很小，城市的公共建筑项目也少，唯内地工业项目相对较多。北京的城墙拆了，绝大多数的门楼、牌楼也都拆了。“经济、适用、在有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是这个时期建筑创作的基本方针。国家图书馆、西单百货商场、北京饭店、首都国际机场的建设，可称之为这个时期的代表建筑。虽然受到西方的封锁制约，但新中国经过30多年的建设，完善和加强了基础工业建设，拥有了新技术和新材料，独立自主地建成了一批极具现代感的建筑，然而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仍然是中国本土的。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快车道，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北京央视大楼、国家大剧院，上海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代表性建筑。许多旧城区及传统建筑被拆掉，新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取而代之。中国奥运场馆和世博场馆的建设，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建筑实例。在涌现一批设计精良的建筑作品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令人遗憾的建筑。

这个阶段外国资本、技术、管理及建筑设计思想开始涌入中国。传统的、现代的、作旧的、折中的、奇异的、中国的、欧洲的、世界的，在中国城乡出现了“多元”“现代”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影响下的所谓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建筑受到部分中国建筑师的追捧^[1]。

2）市场经济转型的理论迷茫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师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长期孤立地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工作，在这种环境里，谈不上现代建筑理论。如果说有什么理论，一切皆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建筑方针政策取代建筑理论，“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是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代表国家意志的建筑政策，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即仿效了维特鲁威的“三要素”，但把“坚固”改为“经济”，在“美观”前面加上了“在可能条件下”的定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设计，基本上抹杀了建筑及理论的个人特色，堵塞了建筑理论的创新思路。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激发的社会变革意义，远比我们看到的广泛深远。一方面，摆脱了极左意识形态的桎梏给建筑创作和理论研究带来了自由，在开放的环境里，外国建筑理论引进有了长足的进展，为中国建筑师学习汲取这些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设计市场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作为业主和投资者的地位逐渐让位于集团或个人，这些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上升为市场上的主要利益，往往使代表国家意志的建筑法规并没有得以有效的贯彻，而建筑师的角色也从“代表国家执行相关建筑政策”转变为“市场的服务者”，建筑师往往屈服于集团或个人利益派生出来的不良商业建筑文化，使创作失去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目标，中国建筑理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建筑行动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以致出现种种建筑乱象。

①建筑理论的非中国化倾向。急于冲破理论封闭状况，建筑界的眼光几乎全都转向国外，补习了现代建筑运动的理论，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包括文脉主义）、解构主义理论以及种种风格流派。引进国外理论多而中国原创少，外国建筑理论占据中国建筑论坛。

②建筑理论的非建筑化倾向。在引进的各色建筑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借助各类哲学和交叉学科的建筑理论。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哲学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哲学释义学……似通非通、似是而非，语言朦胧，其结果是把建筑理论异化为艰难而复杂的别类科学命题，甚至是一些和建筑本质毫无关联的事情。

③建筑理论的非社会责任倾向。建筑理论负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解决国计民生、促进社会进步、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市场经济的崛起，建筑市场的各方因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而淡化了社会责任。如何在市场条件下重建理论的社会责任是迫切的理论课题。

④缺失基本理论。在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过程中，没有抓住中国对于建筑理论的实际需求，所谓前卫先锋性理论居多，反映基本建筑理论发展状况、解决民生现实问题以及建筑教育的基本理论为数甚少。一些引进理论语言洋腔洋调、生涩莫名，不但使读者失去了阅读的兴趣，而且造成以语言的难懂表示理论艰深的不良学风。

⑤缺失技术理论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对技术问题的探讨十分少见，科学技术无论作为生产力还是建筑手段，对建筑创作的促进往往是决定性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中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解决与建筑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也建立起新形象，促成建筑进步。

⑥形式模仿导致创作力退化。对国外建筑局部形式的模仿造成了创作能力的退化和低下，“人看人”的中庭、“高技术”的架子，“象征隐喻”的符号等风靡一时，KPF的帽檐和欧陆风大行其道。低级的形式趣味和貌似尖端“实验建筑”也不过是模仿西方现代艺术中最容易操作的一些“行为”或“装置”，并非创造。

⑦建筑文化的社会普及欠缺。住房改革和商品化，把建筑设计和环境质量变成了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可是，社会建筑文化水准的普遍低下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形成：充满商业噱头、不着边际的广告、某些媒体的无知与误读、官员对建筑设计进行不良的业外指导，阻隔了先进生产力催生先进建筑文化的路途。社会急需提高建筑文化水准，客观上需要建筑理论的社会普及。如何让建筑理论走出象牙之塔去服务社会、建设先进的建筑文化，也是建筑理论的新任务^[2]。

3）建筑理论呼唤文脉回归

理论思想是建筑活动的准则，尽管这些理论在最初可能是一些非系统化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在建筑领域，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建筑理论探索，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及时地总结这些分散的思想、原则，分析其共性和个性，寻找这些理论探索的思维主线，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对未来的建筑设计指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邹德侬在《中国文脉下的建筑理论体系》中，总结和梳理了近30年来中国的相关建筑理论探索^[3]。从彭一刚的“建筑空间组合论”到顾孟潮的“试论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涵盖面不仅涉及建筑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更在一个更高更宏大的视野下建构了建筑学科的理论体系。在这些纷繁浩瀚的理论体系中，除了部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其中可以看到对文脉理论的涉及和关注，特别是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中对聚居论、地区论、文化论、科技论和艺术论的描述中，能揭示文脉理论对广义建筑学理论本身的重要作用。在顾孟潮所绘制的关于建筑哲学所含内容的图表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建筑哲学所涉及的建筑科技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居住学等涵盖内容及其目标指向，实际上有丰富的文脉渊源，反映出用创新的中国文脉理论去丰富中国建筑哲学思想。

特别是聚集着现代建筑理论精华和东方整体思维的《北京宪章》更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大发展”“大破坏”的世纪，在世纪交替之际，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这个转折面临了一系列的“大挑战”，其中包括：环境的祸患、混乱的城市化、技术的双刃剑、建筑魂的失落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回答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北京宪章》实际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结论中，含蓄地指出用新文脉主义理论来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各地的建筑创作问题。“客观世界千头万绪，千变万化，我们不可能在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强求一律。我们只有审时度势，因风土，宜人情，才能找到自己的答案。”所谓的“审时度势，因风土，宜人情”的创作之路实际就是文脉思想，“因风土”是文脉的显性构成内容，指建筑创作应适合当地的客观自然条件；“宜人情”则是文脉的隐性构成中的社会文化部分，指建筑创作更应顾及当地的建筑文化传统。“问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必须探求适合自身条件的‘殊途’”，这个“殊途”就是新文脉理论之路，可以说文脉理论的回归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

7.1.3　《北京宪章》的理论贡献

宪章体现了人类集体智慧的庄严思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影响了世界建筑的走向。20世纪上中下三个不同阶段产生的三份宪章，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规划、建筑界的思想流变过程。世纪之交诞生的《北京宪章》体现了在新时代环境下对人居环境新的思索，其中文化回归与可持续观念始终是贯穿于《北京宪章》的两条主线。全面解读《北京宪章》，总结其的理论贡献、历史地位以及对新世纪城市、建筑的影响，应把三份宪章进行多维比较，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答案。

1）广义建筑观

广义建筑观是《北京宪章》的理论贡献之一，来自于萨亚迪斯的“人类聚居学”概念。人类聚居学是建筑从传统的房子至聚居的概念延伸，整个聚居环境不再是房子与房子的简单叠加，而是人们多种多样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所。从一幢房子到小村庄，到村镇到城市，以至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属于聚居范畴，这样便自然地将建筑与城市融合在一起，并融入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去分析研究实际问题。“聚居论”是一个基本理论，由此可以认识到建筑的“地区”“文化”“科技”等特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广义建筑学”。

“广义建筑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新时代要求扩大建筑专业视野与职业范围，强调整体观、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努力将传统建筑学扩展为全面发展的、兼容并包的广义建筑学。就其科学内涵来说，广义建筑学是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和理论上把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学的精髓合为一体，从广义的建筑观角度来看整个设计。广义建筑学倡导综合的观念、整体的思维，在广阔天地里寻找新的专业结合点，解决问题，发展理论。

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是从技术创新走向知识创新。传统建筑学偏重技术创新，广义建筑学突破了单纯技术的范围，融入人文内涵——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所以，广义建筑学的创新是多学科知识相互融合的知识创新。

2）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观

各类宪章的侧重虽然不一致，但人居环境一直是各类宪章的关注点，从《雅典宪章》到《北京宪章》无不体现了这种追求。《雅典宪章》的历史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技术理性等，而使其成为一部“功能宪章”。推崇居住空间对城市最佳位置的占用，蚕食了城市环境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它是对自然环境“最具破坏性的文件”。在《马丘比丘宪章》中，明确提出要“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环境的继续恶化”，表明人类对环境问题已逐渐重视。《北京宪章》比《马丘比丘宪章》前进一步，对环境可持续问题更为关注：“……生态危机却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并不拥有自身所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的，暂为保管罢了。”《北京宪章》强调用综合辩证的考察来解决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必须以此来建设人类共同的未来，把环境问题上升到空前的哲学理论高度。

《北京宪章》在环境科学上的重大贡献，不仅表现在对环境问题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原则，用变化、发展的观点，不再以静止的眼光观察世界，将“规划建设、新建筑设计、历史环境保护、一般建筑的维修与改建、古旧建筑合理地重新使用、城市和地区的整治、更新与重建，以及地下空间的利用和地下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等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之中”。《北京宪章》认识到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建设的物质对象处于一个循环的体系，应“将建筑生命周期作为设计要素之一”，技术的应用需与之协调。《北京宪章》所包含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观是技术思想熟悉的重要成果，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技术路线中的运用标志了新价值观的开始，重视建筑生命循环过程的研究。

从忽视人类住区对环境的破坏到关注环境的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念和规划设计原则，表明环境观念的发展与进步和《北京宪章》的科学贡献。

3）东西融汇的文化观念

21世纪初，“欧洲文化中心论”流传甚广，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它反映人类文化观念上的发展与进步。《雅典宪章》是单一西方文化的产品，用今天的目光来看，它在文化概念上有明显的缺陷。《马丘比丘宪章》在前者的基础上，融会了拉美文化的精神，比前者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未提出发展地区和民族文化的策略。《北京宪章》在融会东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将东方整体辩证哲学和文化精神灌注到世界文化中，突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深入地探索了当今建筑与文化的各种关系，在全球化环境下，提出了发展文化的科学对策。从三个宪章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中，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发展轨迹。

4）突出的文脉理论贡献

多元文化及文化差异对建筑学重要意义的强调是《北京宪章》的一条主线，认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这说明摒弃“西方文化中心论”建立“文化多元”的创作观念是《北京宪章》的重大理论贡献——它超越了文化的二元对立观，科学论证了诸文化发展的哲学问题，充分揭示了多元文化和其差异性对新世纪建筑创作的重要意义，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建筑走向指明了正确道路。因此它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面对严重的城市特色危机问题，《北京宪章》在“建筑魂失色”一节忧虑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愈来愈使人与传统的地域空间相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如何追寻在过去的岁月里曾为人们珍爱的城镇之魂？”并提出了解决之道“建筑学是地区的产物，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成为地方文脉的诠释”。肯定和强化了文脉的理论意义，十分经典，并进一步指出，“地区建筑学并非仅仅是地区历史的产物，它更关系到地区的未来”，进而号召建筑师：“……运用专业知识，以创造性的设计联系过去和将来……”这不仅是解决建筑魂失色的重要方法论，也体现文脉理论精髓，是新文脉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之道。

在全球化与多元化，以及建筑学未来走向问题上，《北京宪章》提倡坚持文化差异和文化多样性。辩证地指出“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一体之两面”，面对文化的差异，承认“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并预见“随着全球各文化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的坚持可能也会相对增加”。对于建筑创作中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首先认为：“对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建筑学的发展必须探求适合自身条件的蹊径……”“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继而提出“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使“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进而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科学构思。《北京宪章》的理论高度对保护和发展人类建筑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为发展当代地域和民族建筑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提出了纲领性实施的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京宪章》是一部地域建筑文化宪章，是一部文脉宪章。又一次引燃了文脉理论研究的热潮。

5）综合辩证的哲学思维体系

发表于1933年的《雅典宪章》用理性分析方法，创立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基本原则并奠定了自身的历史定位。但是这种城市功能定位与分区过分强调静态的理性分析、功能至上以及忽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使它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发表于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采用“综合”观念，弥补了单纯理性分析的片面性，提出“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并且号召“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来反对简单的功能分区做法，从而完善和拓展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基本理论。

二十多年的建筑实践和社会巨变给建筑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环境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早已超出了单纯“综合”的范畴。《北京宪章》用系统的辩证思维作为基本方法论，既肯定了分析的基本作用，也阐明了有机综合的价值，并重点提出当前对复杂的城市环境、生态问题的“整合”。“《北京宪章》运用唯物史观看待城市建筑发展问题——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改造自然中的‘骄人成绩’和‘高昂代价’；辩证地揭示了技术‘建设力’与‘破坏力’共存的关系；精辟地指出‘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一体两面’；并提出了‘文化多元’：建立全球——地区建筑学的宏伟构想。^[4]”

《北京宪章》运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揭示了建筑历史的发展规律，建立了当代建筑科学理论体系，必将发挥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6）全面技术观

《雅典宪章》片面的技术精神和当时的建筑实践和思想是分不开的。《雅典宪章》放大了技术的作用，认为当时的人居环境中技术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它们亦忽视了现代的市镇计划和技术之应用，在改造城市工作上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片面强调技术理性致使后来城市中严重环境生态问题暴露出技术的局限性和负效应，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的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丘比丘宪章》关于技术的思考变得更为冷静、深刻，提出不能过分依赖技术和滥用技术。“应当清楚地了解，技术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应当是在政府适当支持下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试验的实事求是的结果。”

总结了20世纪的建设实践产生的“大发展”和“大破坏”后，人类更加清醒地看到技术带来的欣喜与失望。《北京宪章》在技术的认识上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明确了技术的双重角色：“技术的建设力量和破坏力量在同时增加”，在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技术也在制造灾难，它是问题的根源。《北京宪章》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精神，适时地提出根植于地方文化的多层次技术建构观念，“地域差异预示着21世纪将是多种技术并存的时代”，高新技术的成功仍然“有赖于技术与地方文化、地方经济的创造性结合”，并且技术也成为激发想象力的一种手段：“在技术应用上，结合人文的、生态的、经济的、地区的观点等，进行不同程度的革新，推动新的建筑艺术的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宪章》看到了技术对人类情感的影响，提出了高技术必须与高情感平衡结合：“技术功能的内涵要从科学的、工程的方面加以扩展，直至覆盖心理理畴。”这些体现了《北京宪章》全面的技术观和使用路线。

总之，《北京宪章》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体现了整体有机的东方哲学思想，在哲学思维、环境意识、文化、技术观念等方面都展现了里程碑式的理论拓展，必将推动世界建筑健康发展，成为人类建筑思想体系的丰碑。《北京宪章》坚持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了建筑历史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它用科学的本体论，正确阐明了建筑的本质，牢牢地把握住建筑创作的基本目标，它用辩证唯物的认识论和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创立了开放和发展的广义建筑学理论，提供崭新的创作理论和方法……总之，它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理论成果之一，是中华民族对当代世界建筑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它又是新世纪建筑的“识路地图”，是全世界建筑师共同的行动纲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