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的生态养护与文脉接续

第二章　城市文化的生态养护与文脉接续

“文化”一词的根本意义，是表示自然的改善或圆满。农业改良土壤及物质的文化使肉体发达。因此，人类文化乃是人性——道德、才智与社会——一切现象的发展。文化在广泛的意义上具有精神与物质两种范畴，是人类范围社会改善的总体。有些思想家认为，文化是初级的心灵状态，经过教育可以获得，并且可以表现在哲学、纯粹科学以及美术上。另外有人认为:文化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形态，是传统的信仰与习惯，是物质的技术与产物。以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些都是“人文主义”与“人类学”的观点。^[1]

一般来说，“文明”乃是“文化”的后期复杂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在“文化”达到一种进步阶段之后，我们才称其为“文明”。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同意“文明是文化的一种进步阶段”。有人认为，文化的早期阶段更充满活力与创造力，与其安于“人为的”组织、合理的原则以及绝对的关系，不如停留在“自然的”直觉、传统与共有组织之中。他们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堕落与衰微，文明的产生是文化崩溃的序曲。譬如18、19世纪那些浪漫的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甚至将生命接近自然的健康与文明社会的腐化作为对比。因为他们发现，在人类的生活中，文化与自然只是不断地产生冲突。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其大作《文明及其不满》中认为，人类生物学上的与情绪上的冲动，被文明社会加诸于他的束缚所挫，文化面临着这种挫折所引起的痛苦与不幸；他提出精神分析的洞察能使人类克服自己的挫折，并且从艺术与科学方面帮助其在世界中选定自己的方法^[2]。

尽管如此，当代社会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具有普适性却往往走向一元化，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具有地方性，一般是多元化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其正面价值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又常常在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中，遮蔽人类文明可能的前进方向，甚至湮灭人类更好的生命形态。因此，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的多样化，便成为当今人类的重要课题^[3]。同时，如何让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国际化”要求的普遍性结合，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现代城市:文化的渊薮和文明的集萃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城市）之意，这表明“文明”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基辛（Roger M.Keesing，1935—1993）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4]；美国学者巴格比（Philip Bagby，1918—1958）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文化”，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5]。恰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所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6]可以说，现代城市是文化的渊薮和文明的集萃，更是文化先锋的试验田、文艺时尚的风向标，城市的文化生态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整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成败，在“大转型”的时代尤其要注重城市文化生态的养护与改善，真正贯彻整体性的“科学发展观”和永续性的“生态思维”。

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的文化变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状况的优劣，既包含物质系统的合理程度，更包括精神、心理、情感等文化意义上对人的关怀程度。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态状况关系到是否能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系到是否能使人获得良好的文化气氛与艺术熏陶。很多城市过于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城市精神。一些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标。这些都是对文化认知肤浅和对城市发展迷茫的表现^[7]。实际上，文化发展可以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文化本身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所塑造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标志^[8]。

城市是一个差异性的空间，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城市。城市主体是社会交往中的多元主体，城市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从现实层面来看，城市的差异性更为本质地体现在城市多元主体空间利益的分化与空间地位的差异之上。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在中国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发展能否为寻求文化认同的社群留下生长空间，如何让传统文化实质地进入城市公共生活，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脉接续的关键所在。有自信的城市也有包容力^[9]。承认当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为不同文化群落间的沟通创造机会，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多元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任何试图缓解文化冲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脱离对主体也即不同社会群体的承认，我们需要努力构建一个不同文化群落能更好地共同生存的空间，一个既相互差异又彼此平等的交互空间^[10]。现代城市日益呈现出差异性，差异性的城市呼唤城市治理理念的转换。

与此同时，消费主义是当今世界通行的重要意识形态，它在城市中的作用和效果尤其突出。目前，刺激内需、提倡消费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策略。毫无疑问，商品和消费主义制造了现代人无尽的生活享乐和物欲冲动，百货商店、世界博览会、游乐园、广场等等城市场所汇集、陈列着各种近在咫尺的狂欢要素与欲望对象，在商品世界的包装下，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惊喜和渴求。消费时代的中国的最大风险，是如何避免不断扩大的城市社会分化。

二、城市正义:让生活更美好

尽管城市“商业盛宴”目不暇接，流行变化刺激诱人，但中国城市又处在一个新的高风险时期，因为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隐约可见的下层群落，这个群落既包括“被忽视的”城市下层贫民，也包括“流动的”农民、农民工及其子弟。这些人的“身份”特殊，基本上不可能与其他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所以，中国的消费时代被幽默地称为“一部分人生活像欧洲，一部分人生活像非洲”、“城市人的中国，农民的中国”等，可见社会分化不断扩大。长此以往，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如果中国式的“消费时代”只是对3—4亿城市人而言、甚至只是对那占人口20%的中等收入阶层而言，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消费时代。走向成熟的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利益格局的合理化。只有使农民、农民工、城市一般平民分享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提高他们公平参与社会生活、享受社会保障的能力，中国才能真正完成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社会的转变。随着中国式的消费时代到来，温饱需求已不再是人们主要的满足；而体面生活条件、自我发展的要求，正在发展为城乡公民、年轻一代主要的社会需求^[11]。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把这种需求归属为“生活政治”^[12]，中国正在出现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的政治”的挑战，而这恰恰是在“文化正义”的实践范围内。

城市治理首先应该容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而不能忽视、遮蔽群体差异。城市的正义是对差异的承认。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伊利斯·马里昂·扬（Iris Marion Young，1949—2006）提出正义“要求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确立种种制度，否定压迫而推进群体差异的再生产和对群体差异的尊重”^[13]。城市正义的建构以尊重与包容差异为前提，实质上是一种差异性的正义。以此为基础，包容与多元是城市的核心价值。具体而言，城市价值的认同须转换单一的价值整合标准，强调多元价值并存，寻找新的价值整合的基点，实现多元价值的融合；城市共同体的重建须实现由普遍的身份认同走向差异的身份认同，通过差异性的认同，重塑有机的城市共同体，容纳与肯定差异群体身份；城市秩序的重构也必须实现对差异的认可与肯定，增强城市秩序的包容性与容纳度^[14]。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的发展起码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经济、生态、形象和品牌。但是，以往中国城市发展只注重经济却忽视了其他三个方面，造成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破坏严重、千城一面、文脉断裂等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15]，为我们真正解决城市的良性发展、城市文化生态养护与改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契机和政策保障。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6]。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以及新的平衡考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特别关注文化生态平衡与全球性博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与“共赢共处”，彻底扭转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瘸脚”与“文化生态失衡”。

也可以说，从内因方面来看，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的关键是寻求国内文化生态的平衡，即在传统习性与现代发展、西方文明与自我探索、文化道统与革命伦理、市场逻辑与人文涵养等诸多矛盾关系中找到真正的契合点。从外因方面来看，当代文化大繁荣的关键是妥善应对文化的全球性博弈，即在改革开放与民族特色、国际规则与本位维护、借鉴先进与盲目引进、力争双赢与避免零和等诸多矛盾关系中搭建起坚实的对话平台。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反思城市化发展经验教训中基本形成共识:城市发展不仅需要发达的现代工业支撑，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高雅的精神塑造。城市文化已成为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软资源，文化所塑造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由此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是现代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17]。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才有持久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发展得更和谐、更生态、更有正义性。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城镇化过程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以及产业升级的挑战。许多外国学者称中国正处在水流变化最快、最变幻莫测的临界点附近。这个时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新文化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