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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化本位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华东理工大学从2001年将“中国文化导论”列为公共必修课起,经过3年的努力,课程建设初见成效。2001年我们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堂,为文化素质教育开拓了新的途径,被媒体概括为:“孔子、老子启发大学生‘明事理’——华东理工大学将传统文化列入公共必修课。”以传统文化从事文化素质教育,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地贯彻着“文以载道”的原则,自觉地与思想道德课接轨。

凸显文化价值 回归文化本位——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设新探索

陈荣杰

华东理工大学从2001年将“中国文化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列为公共必修课起,经过3年的努力,课程建设初见成效。2004年“孔子、老子启发大学生‘明事理’”的教学实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许,“导论”课也被学校列为精品课。我在2005年撰文总结了“导论”课程建设的设想、路径和效果。又过了3年,我们以传统文化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了提升,我们以“导论”课为轴心构建了一个由20门公选课组成的课程系列,我们对“导论”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作了调整、深化。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循环推进的。带着青年学生走进历史深处,我们所看到的是灿烂的华夏文明,不再仅仅是先哲圣人的睿思明言;反过来,从哲学思辨到器物、建筑,从社会思潮到风土民俗等,对于文化的新感悟、新理解又拓展了我们的视野,2008年,我们申报的项目“以传统文化进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课程系列建设”获得了学校的教学成果奖,目前正在总结经验,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一、在古今对话中感悟文化价值

“导论”宗旨的“立人”,引导青年学生精神成人。这些年来我们的教学和课程建设贯彻着钱旭红校长的要求,“实现在精神上与先哲们的对话,从而成为懂‘物理’、辨‘事理’、明‘人理’的青年才俊。后成‘家’,先成‘人’。”最近3年,经过引导学生与先哲们的对话的教学实践,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感悟、理解,孔孟老庄不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资源,而是作为华夏民族的智慧、精神家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源泉,这是我们课程建设的又一次突破。2001年我们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堂,为文化素质教育开拓了新的途径,被媒体概括为:“孔子、老子启发大学生‘明事理’——华东理工大学将传统文化列入公共必修课。”2007年9月,我们推出了一批文化类公选课,以传统文化为主的课程系列基本成形。2008年春我们对“导论”重新定位,“本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处世做人的准则、智慧,进而通过与先哲们的对话,体察、领会华夏民族面向自然和社会的态度、方式,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成为具有‘中国心’的‘中国人’。”这样,我们“与先哲们的对话”也就拓展到更高、更广的层面,走出道德层面,从传统文化的发现并凸显其文化价值。

以传统文化从事文化素质教育,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地贯彻着“文以载道”的原则,自觉地与思想道德课接轨。教学大纲说得很清楚:“本课程是思想理论课的延伸和拓展,利用优秀文化培养学生守秩序、讲礼貌、和谐相处的美德,并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成为具有‘中国心’的‘中国人’。”文化素质教育的必修课本来就是“两课改革”的产物,是为了达到“马克思主义育人的有效性”这样的目的;我们课程组从属于两课教育中心,一度还兼并在德育教研室。我们把“导论”看作思想道德课的延伸和拓展,以期勾勒出课程教学的性质和作用,这不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试图在我们所置身的语境中凸显文化素质课的重要性,更是一种思维定式,在我们看来,教育就应该劝善诫恶,教导学生积极向上,而传统文化的价值正是在于滋养崇高的精神人格,催人向善为圣。这样,我们引导学生“在精神上与先哲们的对话”的重心也就集中于人生观(亦即道德境界),整个教学活动的展开围绕着追问人生意义、提升人生境界,力图通过精神领域的对话,从诸子百家学说中汲取积极的内容,完善青年学生的精神人格。青年学生接触传统文化,最直接、最明显的效果是精神人格上的感悟、触动。有的同学从孔子“安贫乐道”的高风亮节中体会到了理想主义,有的同学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迈气概中获得了自信、自尊等。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更多地接触到灿烂的古代文明,更深地沉浸于先哲的思想宝库,对话的话题和语汇也就出现了新的内容。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文化知识范围拓展了,从孔孟老庄延伸到法家、兵家、墨家,比如有的学生以“不战屈人之兵”展望台海局势,有的学生思考墨家的现代价值;再者,对传统文化的领会与体悟也加深了,比如一个学公共管理的学生在体味着老子“不仁”的命题时,提出了公共管理应该是“不仁”之仁、“大仁”的主张;还有的学生立足于儒家的“中庸”分析国家政治中的折中、从禅宗的现代意义考量信息时代的信仰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觉到,不能继续在“明事理”的层面上讲传统文化。

尊重学生,充分顾及学生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我们多年来在理工科大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形成的一条原则。正是这样一种体现着交互主体性(我们称之为“目中有人”)的法则,使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得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也使得我们与先哲的对话不断深入,逐步突破了既定的话语框架。“导论”课上学生接触到了先哲的思想,产生了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和愿望,我们便开设了“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等公选课;也有的同学更喜欢形而下”的内容知识,我们开设了相应的课程:“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古建筑”、“中国器物文化”、“中国戏曲概论”。在讲述文化传统时,我们“目中有人”,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建议和要求,比如讲“隋唐文化史”的时候注意到韩剧热播这个事实,我们有意识地介绍了古代高丽国的历史。听了几堂课,“韩剧迷”开始感觉到韩剧的肤浅、虚狂。在“中国民俗文化”课上,教师请学生讲家乡春节的习俗,学生们对家乡、对日常生活多了一点亲近、喜爱。我们则由此体悟到了文化传统的震撼力,我们并不需要摆出“教师爷”的架势,我们只要努力展开华夏文明的风采就够了。

通过与古代哲人对话,发现、体验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我们的教学目标乃至教学运作也相应作了调整。2007年,重新编写的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投入教学,课程增加了兵家、墨家以及民俗、器物、建筑等内容;教学手段也作了更新,充分运用了现代技术来传播传统文化。到今年年初,我们已经建成一个由三大块组成的公选课的系列。前期公选课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日本文化史”、“红楼梦研究”、“唐宋诗词鉴赏”、“隋唐文化史”、“两宋文化史”、“上海近代文化”、“城市文化概论”;平行公选课主要有“文化人类学”、“日本文化史”、“西方文化史”、“印度文化史”、“基督教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延伸性公选课包括“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现代禅学”、“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古建筑”、“中国器物文化”、“戏曲概论”(共22门,其中20门是最近3年新开设的,另外还有8门课计划在两年内开设)。

二、在教育发展中回归文化本位

在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教育观念不断更新以及华东理工大学“年年变样、三年富强”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才可能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推进我们的课程建设,才可能在“导论”课程以及配套的公选课中凸显文化价值,使文化素质教育回归文化本位。“导论”课的重新定位和文化传统类的系统课程的开设,这本来就是我们学校乃至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理念的变革的产物。最近这3年里,我们学校开始了又一次大发展,教育思想大讨论以及校训的充实、新校区的启用和书院建设,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与两课中心并列,所有这些都使文化素质教育的地位日益突出,为我们的课程建设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再从整个国家的教育来说,高校评估中列出了文化素质的考核、《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高校要开设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中国语文,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回顾于文化本位,把传统文化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作为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以传统文化引导大学生励志明德,我们的教学创新秉承了华东理工大学重人文教育、重育人教育的优良传统,延续着华东理工大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作风。我们的作为即是能审时度势,敏锐地顺应社会现实的发展,积极贯彻学校的教学理念。我们的课程是20世纪80年代我校教学改革的产物。当时的教学改革突出了文化素质教育,强调“大学生不仅要懂‘物理’,还要明‘事理’”;1987年正式推出“文化艺术课程系统”,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在4年的学习中完成6门选修课180学时,并将“美学”列为公共必修课(36学时),文化素质教育与外语、体育、政治理论一样被看作大学生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方面。2004年,新一届领导提出了“三年行动纲要”,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水平提升以及校区建设、教师福利等方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发展目标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华东理工大学又一次吹响了集结号、冲锋号。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导论”被列为学校精品课重点建设,钱旭红校长为教材作序言,高度评价课程的意义。也就在2005年,学校重新整合教学资源,文化素质教育中心与思想教育中心汇聚,再加上几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位,组成了人文科学研究院。这样,我们以传统文化从事文化素质教育,在教育观念和组织机制上均得到了明确的肯定,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重新界定我们工作的职责、任务:在传统文化中发现并弘扬其文化价值。

文化素质教育应该是学校教学运作、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即贯彻学校领导的教育思想、从属于教务处教学计划和教学评估。这不仅因为在工科占优势的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没有学校领导层和院系领导的认同难以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也难以使广大学生积极投入;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教育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工作,文化素质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许,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的思考特点和学术追求,对文化素质教育会有不同的评价、态度。这更需要我们积极地面对现实,以我们工作的实绩赢得更多的认同。正是这种创新、独行与务实、求同的结合使我们关注学校的发展战略和实际运作,不断调整自身的位置,找到发展的空间。2006年我校的校训作了充实,“勤奋求实”后又加了“励志明德”四个字,强调在知识传授和创造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更需要强化精神的传授与提升,以培养至善新人。学校领导力图发扬光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古老的大学精神。2007年,在我校新校区中树起了墨子塑像,它提示着这样一个事实,2000年前的中国出现过一位伟大科学家、工程师及思想家,一位远早于希腊文明就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巨人。人类在千百年的发展中不断地回到轴心时代去汲取思想养料,我们从事文化素质教育当然要努力发掘并弘扬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于是,我们重新制定了“导论”教学大纲,并组织了教材的重新编写。在儒、道、佛以及法家、道教之外又加上了墨家、兵家,并从“形而上”延伸到“形而下”,增加了民俗、建筑、器物、服饰与饮食等方面的内容。

正是由于我们自觉地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学校的教学运作、教育改革,紧跟学校的发展战略,因而我们的课程可以在学校的规模扩张和教育质量提升中获得大的发展,实行了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以传统文化从事文化素质教育。2007年5月,教育部专家组在我校进行教学评估,在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之外又有文化素质测试,评估专家还到我们人文科学研究院检查文化素质教育的情况。这对我们的工作既是肯定,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评估结束后,我们就加快了系列课程的建设。2007年9月学校的海滨校区启用,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也迫使我们的课程迈出更大的步子,我们从学生工作系统选聘了5个常住海滨校区的年轻硕士来上文化系统的公选课,师资匮乏的尴尬局面一举扭转,传统文化类公选课系列的构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8年5月,在学校的“教育质量工程”中,我们又对这些新开设的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之精品化。由于教学指导思想明确,教学管理严密,再加上前面有成功的课程作为样板,因而这一年新开设的8门公选课都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我们的课程服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战略构想和日常管理,我们扎扎实实的课程建设成果也获得了教学管理部门的认同和赞许。现在,我们的公选课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已经专门列出了一个模块。传统文化也从1个学分增加到2.5个学分:“导论”课1学分+某一门公选课1.5学分。我们的课程和我们学校一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三、在民族复兴中张扬文化力量

在全球化、中国崛起的大趋势中,文化实现着我们民族的身份认同,凝聚着民族精神,文化体现着国家的实力,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和一种推进力。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导论”课的重新定位,并构建了以传统文化为轴心的系列课程。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中凸显文化价值,反映了在全球化、中国崛起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于文化的理性意识和执著呼唤,而我们时代的文化自觉又使我们可以跨出这一步,传统文化的教学走出道德本位,彰显文化自身的价值,确认文化的应然位置。

中国正走向世界,中国正在全球竞争中崛起;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中国承袭着历史传统。正是基于我们对全球化大趋势的理性洞察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社会使命感,我们将传统文化引入课堂,让青年学生了解并认同灿烂的华夏文明,进而自觉地承担起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2001年,我们一开始做这项工作,自信、豪迈中还夹着几分悲凉。在我们的影视中活跃着美国的好莱坞大片、日本的卡通漫画乃至韩国的爱情剧;充斥我们校园的是乔丹照片、村上春树的小说;我们的学生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长大,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知晓愚人节、情人节。中国的大学生首先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应该具有“中国情结”、“中国心”。为此我们提出要向全校各专业的本科生讲中国文化,得到了学校决策者的支持。中国文化之类的课,以其传统文化的魅力很快征服了莘莘学子,也消除了我们的疑虑和担忧。从2002—2005年,经过第一轮的建设,“导论”初显轮廓。接下来,我们积极探索着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与古代圣哲对话。学生在学习了我们的课后,多了一点对于文化传统的关注和思考,以至在专业学习中凸显出“中国情结”、“文化元素”,比如学管理的学生以科学管理的“有为”与“无为”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毕业设计中结合了民俗、戏曲的内容。这时,我们意识到了文化力量,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不仅仅是我们处世为人的道德资源,而且也是科技创新、艺术创造的智慧宝库。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是不断地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去创造新的世界。今天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要在华夏大地上开拓事业,就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即便是到新大陆去驰骋,也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从而与其他文化对话。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文化传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根”和“魂”,支撑起我们每一个人的骨架和心灵。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讲,应该努力以传统文化滋养青年学生的精神人格和创造力。

孔孟老庄,从处世为人的道德规范到体察人生和宇宙,进而平衡人与人、人与天地的智慧,我们教育理念的演变是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观念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当初,传统文化被作为大学生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陈述:以孔孟老庄引导大学生“明事理”,熟悉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这是思维定式,更是话语策略。现在,党的十七大将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008年年初的大雪灾、奥运火炬传递中全球华人的热忱以及大地震后海内外同胞携手抗灾、众志成城,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文化的力量——我们是作为一个民族、炎黄子孙而同仇敌忾,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灾害和外部世界的攻击,而凝聚我们民族的恰恰是文化!人类社会生活正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沟通,构成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历经沧桑的文明古国也正在全球化历史潮流中走向世界,走向繁荣富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因为,人们面对着如何在异质的文化前保持自己的本土文化、如何在全球化中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因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泛滥使年轻人沉迷平庸世俗的生活而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就需要在以传统文化为莘莘学子“树魂立根”。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报告中指出:“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对于那些最贫苦无依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财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传统价值观使他们不至于迷失自我,并赋予他们生活以切实的意义……人们担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身份、归属感和个人的意义正在逐渐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张玉国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替代了“政治经济学”,《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与时俱进,我们也对课程做了新的规划。一方面,“导论”努力从传统文化的发现并凸显其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根据我们所面对的教学对象和教育资源,我们构筑了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课程系列。2001年,我们从“美学”转向“中国文化”,我们教师都是中文专业的,带着几分“悲壮”转行到哲学、历史领域;现在讲器物、讲民俗,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天地。河东河西、朝朝暮暮,我们是在“跟风”。与时俱进,根据社会进步和党的教育方针的发展而调整课程的目标、内容,这是我们从事文化素质教育的又一条原则。

最后,也顺带总结一下我们从事文化素质教育的成功经验:第一,要面对学生,充分考虑我们教学对象的生活经验、兴趣和需要,使文化素质教育言之有物、春风化雨;第二,要面向学校,积极领会学校的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使文化素质教育纳入学校的教学运作;第三,要面向时代,敏锐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使文化素质教育紧跟并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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