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局急剧变化与救亡图存的努力
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间,中国国内政治变化剧烈,期间,战争和革命频仍,政权更迭与割据分裂反复持续。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加重。在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中,救亡图存和现代化进程成为时代的主题。
(一)清末社会急剧变化与王朝灭亡
鸦片战争的炮火砸开了中国沉重的大门,让略有松动的中国社会遭遇强烈的震动,也因此而开启了早期现代化的历程。随着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清末社会也在动荡中急速地发生变革。
1.西方势力强烈冲击古老的中国
清末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这种变动和转型或者缘于外发的压力,或者起于内部的力量。对此,学者们是有分歧的,前者的代表是邓嗣禹和费正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冲击-反应”;后者的代表是柯文,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的力量不可忽略,正如马敏在研究中指出的:“西方冲击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的逻辑起点。”[1]
中国封闭而沉重的大门是用坚船利炮撬开的。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沦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通过《南京条约》,英国获得了一系列特权,但是,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并没有终止,为了获取更多的特权,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法国利用“马神甫事件”,在俄、美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中国西北、东南边疆发生了危机。1864年,新疆发生武装反清起义,由此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英、俄趁机侵入新疆地区。在东南边疆,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东南海防顿时紧张。19世纪50年代,法国侵略越南,觊觎中国,并在1883—1885年间爆发战争。这一系列战争均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或中国领土沦丧而结束,随着更多主权的丧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
自明治维新开启后,日本欲从中朝两国获利,蠢蠢欲动。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的时机,借口挑起了战争,史称“甲午战争”。经过平壤之战、黄海海战、旅顺之战、威海卫之战,清王朝最终战败,并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须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分八次还清,若三年内无法将全部赔款如数付完,则在第一次交款后,余款每年加交百分之五的利息。[2]这一笔数目惊人的赔款,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的军备扩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跃上了新台阶。然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遭受空前的劫掠,国势进一步衰落,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自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被世人讥笑为“东亚病夫”。
甲午战争之后,在山东、河南、直隶一带由贫苦农民、水路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秘密结成了义和团,掀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由于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发展迅猛。面对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要求剿灭义和团。但由于运动发展迅猛,清王朝已经无法控制形势,帝国主义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1901年8月1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军出兵,占领北京全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太后在逃亡热河的途中,一方面下令镇压义和团,另一方面任命李鸿章同帝国主义和谈。9月7日,俄、英、美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除了战争之外,中西方之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碰撞与博弈。可以说,1840—1949年外力楔入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甚至老百姓的社会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的正常发展进程中断。外力的楔入也同样改变了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历史,旧有城市发展动力被彻底破坏,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在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和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双线交织的历程中形成。外力推动了资源型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中国开矿设厂,把原有资源型城市和新兴资源开发地强行分离出来,减少了这些城市迈向早期现代化道路上来自封建势力的阻力,使它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吸收西方先进科技和城市建设经验。
第二,在外力作用下,影响城市的政治要素减弱,经济影响明显增加。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积极投身资源产业的创办和资源型城市的建设,城市的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分工协作、技术变革等都得以启动并加速变化,这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早期现代化历程。
第三,外国科学技术成果和价值观念的直接输入,极大地促进了资源开发与资源型城市的崛起和发展。20世纪以来,西方城市长期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参考系和建设模型。民国以来随着大批留学西方的学生归来,他们到处奔走呼号,呼吁学习西方城市建设经验,探讨中国城市市政改革,从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市政改革运动的兴起,市政改革运动就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学习目标和参考系的。
2.专制王朝统治最后的挽歌
鸦片战争后,中国形势急剧变化,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改革之声、变法之音此起彼伏,唱出了专制王朝统治最后的挽歌。
(1)专制王朝的自救努力相继失败
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隆隆的“坚船利炮”声惊醒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地主豪绅。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地主豪绅,面对领土被瓜分,口岸被开放,主权被破坏,他们开始抛弃“天朝上国”的美梦,试图改变闭关锁国的方式,萌发了向西方学习强国御辱之道的思想。其代表人物为林则徐、魏源等人。林则徐在1841年编写了《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魏源在此基础上,编纂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当时的东亚国家关于世界知识最丰富的一部巨著。但魏源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介绍世界,而在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如他在序言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而“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这个思想的提出开了学习西方之先河。遗憾的是,魏源等人提出的主张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因为当时清王朝统治者迷信合议,苟且偷安,以致没有能够实践,错过了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
即使如此,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主张也给了洋务派和维新派很大的影响。魏源之后不久,中国出现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一场自救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欲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实践的第一步,其理由是:洋务运动是政府开展的向西方学习技术的运动,它引进了外国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开办了企业,这是同生产关系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必然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诱导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洋务运动“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分局之弊,失之太纵”“总局之弊,失之太浮”“账目之弊,失之太浑”,以致未能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标。同时,“中体西用”思想是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匹配,这必然会因不适应而症状百出,也就不可能改变王朝灭亡的命运,更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
《辛丑条约》签订后,很多人放弃改良思想而转向革命斗争。清王朝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境地,在1901年4月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清末“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管理工商、矿业和铁路等,还颁布了《商律》《矿务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振兴工商业的法律,公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商勋章程》等奖励兴办实业的有关章程;在政治方面,重点是改革管制,以裁、撤、并等方式改革了旧衙门,新设和改设了学部、商部、巡警部、练兵处、外交部等新衙门;在军事方面,重点是编练新军,各省设武备学堂,建“常备军”;在教育方面,重点是改革学制,除了停科举、设学堂外,还派遣留学生。非常遗憾的是,新政不新,正所谓“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始”[4],当时有人痛斥清王朝:“夫政府者何物也?非一般同胞组织一高等机关,捍卫土地财产生命计乎?乃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省之路权、矿权、邮政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中国政府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5]
(2)资本主义方案的初步尝试未果
1938年,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有这样的提问:“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码?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6]的确,在清王朝自救努力的尝试中,也有其他力量做出了探索,努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清末的代表则是资本主义方案的初步尝试。
1859年,洪仁玕改革太平天国内政,颁布了后期治理内政的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总体上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在太平军与清王朝交战的背景下,《资政新篇》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实现。
19世纪70年代,脱胎于旧式地主、官僚的开明封建士大夫,从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靠学习西洋的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因此,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其代表人物有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马建忠(1845—1900)、郑观应(1842—1921)。但因其只是提出了某些具体的改革建议,而很少做理论上的阐述,且在很多方面同洋务派还划不清界限,所以其思想主张影响有限,在实践上的意义就更加有限。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急迫需求,由此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因其反对王朝专制制度,但又从维护王朝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依据,其思想的纠结是很明显的,以致在实践上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推动改革,终究以戊戌六君子牺牲头颅、康梁远走日本而告结束。
20世纪初,改良的舞台被革命的思想占据,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开启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首次历史性变革。革命的力量把皇帝请出了皇宫,建立了对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中华民国,使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余年的王朝专制统治从此永绝。然而,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种不同议论的背后都肯定其意义,而争论多表现在辛亥革命对整个社会秩序建构的成效方面。
除了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表演之外,还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所宣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影响着王朝统治,也改变着中国社会,包括城市面貌的改变。首先,城市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鸦片战争后,沿海一带的人开始着西装,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西餐馆,西式住宅开始出现在沿海大城市并不断增多,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巨大的挑战。其次,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历程,这是最大的影响。这些运动推动了城市制度的相继变革,城市中社会组织也日益增多,比如政治组织、各类团体、帮派、买办等组织增多,且活动日趋活跃。这些实践,哪怕步履艰难,甚至有历史的局限性,毕竟在推动整个社会前行。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专制统治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并未能建立起来,各派军阀相继专权,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割据
北洋军阀政府是指由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通称,代表的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北洋军阀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镇压民主革命运动,对外出卖国家权益、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表,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当时,帝国主义之间、各派军阀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和军阀之间互相斗争、互为靠山,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独占中国。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里,中国经历着军阀混战与中央政权频繁更迭的特殊局面。
袁世凯执政的四年,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进行了一系列遏制民主共和的活动,包括武力镇压“二次革命”、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等。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许多省份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了以皖、直、奉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和滇、桂两系为首的西南军阀集团统治之下。从1916年袁死去到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是段祺瑞统治时期;1920年直皖战争后到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统治时期;1924年北京政变到1928年东北易帜,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这种轮换使各系军阀都忙于争权夺利或维护小集团的利益,缺乏保障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目标、纲领和措施。
北洋军阀统治下,旧时拥有军队的军人开始自成一派,势力强大的形成军事集团,在列强的支持下,为割据领土而连年混战,以致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具体情况如表2-1所示。
表2－1
除此之外,还有徐州的张勋、四川的熊克武等。军阀集团之间以及各派军阀集团内部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争夺中央政权和追逐各自利益,相互间进行了多年的混战,造成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与中央政权频繁更迭的特殊局面,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军阀割据状态下,多数省份各据一方、各行其是,但南方的广东、广西等省由孙中山另立政府,与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皖系执掌北洋政权期间,段祺瑞与日本勾结,出卖国家政权,毁灭《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他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招来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了维护共和制度,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与北洋政权相对峙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举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在南方先后建立了与北洋军阀相对抗的“护国军政府”“护法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等政权,继续民主共和。但由于军政府内部出现分裂,1918年5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军政府倒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展,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并于1920年11月由上海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再次形成了与北洋政府相对峙的政权。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共同进行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消灭了一个半军阀势力(即一个吴佩孚和半个孙传芳),使张作霖军阀集团陷入危机,北洋军阀统治陷入了危机。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分化,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导致国共两党由盟友变为敌人。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2.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的被动外交
(1)民国初年中国的边疆危机
民国初年,西方在华势力进行重新布局,俄、日、英对中国边疆进行了侵略,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空前危机。
首先是俄国侵略外蒙古,策动外蒙古独立。清朝末年,俄国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中俄伊犁条约》等条约,获得了在外蒙古的特权,并在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立领事馆。1911年底,俄国策动外蒙古成立了独立政府,并承认外蒙古分裂政权。俄国借此获得了在外蒙古的广泛特权,并由此打开了由蒙古至中国内地和西北的通道。
其次是日本极力扩大对东三省的侵略。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了“南满”各种特权,在中国东北扩建铁路、修建大桥、开通商埠、设立警察机构,并垄断了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工商贸易,压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此外还设立情报机构,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对于这些侵略行径,北洋政府置之不理,从未反抗。
再次是英国干涉中国统一西藏。民国初年,在新的民族政策的推动下,潜逃在印度的达赖十三世写信给北京,表示维持佛教,而英国对此进行干涉,并支持、鼓动达赖十三世组织叛军围攻中央驻藏部队。英国以调解为名,禁止川军入藏,随后达赖宣布西藏独立。英国以此破坏中国统一,控制了西藏。迫于英国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还同意举行有西藏代表参加的中英会议,即西姆拉会议。会上中央代表拒绝了西藏自治和独立的提案。会后,西藏与英国私自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秘密划定了印藏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
(2)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战败而告终。作为战胜国成员之一的中国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公理战胜强权”演说的鼓舞下,对巴黎和会的召开充满着幻想。1936年《外交评论》刊登的《巴黎和会之回忆》一文中提及:“中国全国,尤为一致信仰威总统,威总统既以主张公道相号召,复亲赴巴黎出席和会。我国代表迭往谒见,并与其他美国代表晤谈接洽,美国方面,未尝不表示愿意竭力帮助。”中国对于巴黎和会怀抱美好展望,认为这次巴黎和会召开,诸问题将得到满意解决,“有如操左券焉”[7]。当时,不仅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
然而,当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后,方知巴黎和会的组织者们把中国编排在最后一个等级,中国政府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中国仍属向隅”的现实就像一瓢冷水,一下子浇灭不少中国人的热情。后来,当中国的合理要求遭到和会最高会议拒绝时,尤其是当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由于是战胜国,加之世界的公理、国际的同情、人民的期望,即使有“窝里斗”[8],但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励、鞭策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积极斗争,最终没有遵照北洋政府的“签约”训令,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国内,则是一种被出卖、被蔑视的民族愤怒爆发出来。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这是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这场运动对文化、思想、政治方面的推动作用,在未来中国发展道路上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直奉军阀统治时期的外交
直奉军阀统治时期是指直系军阀统治(1920—1924年)和奉系军阀统治(1924—1928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外交基本上是一些职业外交官在主持,但政局动荡,政府不力,外交的努力成果甚微。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国内力量的作用下,代表团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而保留了继续争回国权的权利。同时,巴黎和会上,列强在处置德国的问题上有各自的打算,表现在中国山东问题上的勾结与斗争,因此列强展开了远东地区利益的争夺,尤其是英美日等国争夺尤烈。为了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开了解决远东国际争端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一方面,保证各条约国在中国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另一方面,要求所有有关中国的协定必须公布,签约时必须有中国参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予者的严格解释。[9]同时,中国代表团还提出不得损害中国独立国家之主权、撤销有害中国主权之行动、修正限制中国自由行动的现存条约等三点声明。[10]华盛顿会议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三项要求基本接受,解决了部分问题,但遗留了很多问题。比如,与会列强国都统一修正1918年采用的中国进口货海关税,还承诺交还威海卫、广州湾等,但却在一些问题上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外国驻军、警察、护路军等,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保留原状。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人多势众的奉系军阀掌握了政权,外交更加混乱。1925年的“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国家公开镇压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暴行,1927年的“一三惨案”是英国持枪炮武力镇压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召开大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暴行,面对这一系列暴行,军阀统治无所作为。这一时期,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分别要解决恢复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努力遭遇失败,修约未果,“废约”未成。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本谋杀。之后张学良改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彻底结束。
(三)国民政府的统治与国内外战争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合法的政府,开始了国民党的统治,也进行了一系列国内外战争。
1.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统治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其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实质上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权建立初期,经过“改订新约”运动,得到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同时在政治上通过“训政”的实行和五院制的设立,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统治力量相对稳固。但这一阶段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党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加之新军阀割据战争、国共两党内战、全面抗日的民族战争、解放战争接连爆发,国民党政府也在绵延的战火中逐步陷入统治危机。
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内部危机开始萌芽。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北洋军阀作为国民党各派系共同的敌人被推倒,国民党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愈益突出,各统兵大将拥兵自重,自成系统,威胁国家政权统一。[11]为建立独裁统治,蒋介石决定裁兵以削弱其他大将的实力,由此引发了连绵多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历时七个多月,虽然对维护社会统一和国家统一有一定作用,但“双方死伤总数达三十万之巨”[12],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的灾难。
中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由不抵抗政策到抗日战争前期的积极抵抗,再到后期推行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国民党本已脆弱的统治开始走向危机四伏的境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不仅给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统治带来严重威胁,也导致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和亲日派迅速分化。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不断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国民党逐渐调整对内政策,从“攘外必先安内”走向了两党合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对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有重要意义。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沉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全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国民党也积极对日作战,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为敌后战场的开辟赢得了宝贵时间。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政治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权利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普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在给华莱士的备忘录中写道:“对国民党现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如此广泛,以致如果现在举行自由普选的话,80%的人都会投票反对国民党。”[13]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政治方针,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危机全面爆发,直接导致其走向灭亡。军事上,忽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发动全面内战,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其陷入更加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上,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使得内部分崩离析;残酷镇压国统区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促使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形成。经济上,对收复区人民大肆掠夺,疯狂“接收”,官僚资本巧取豪夺,急剧膨胀;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商约》,民族工业破产,国统区经济更加殖民地化;军费支出激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速了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全国实行统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其领导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蓬勃开展起来。虽然当时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力量尚小,也不为外国政府承认,但他们却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逐渐壮大起来。
总之,这一阶段国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内乱与外患交织,伴随这一背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动力量逐步被削弱,国民党政权一步步走向了危机和覆亡。
2.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内外战争
(1)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外战争
首先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承认,采取了对日妥协、屈服的外交政策,纵容了日本的对华侵略。这一外交政策致使日本在中国四处挑衅,制造事端,最终导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炮声打响了。至1932年初,整个东三省全部被日本占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直到1937年7月7日,日本炮轰宛平城,卢沟桥的狮子发出吼声,蒋介石才在8月13日宣布“自卫宣言”,全面抗战的序幕由此拉开。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期间国共两党经历了曲折,中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8年间,我们共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3万余人,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何应钦向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3月,国民党军队歼灭敌军228万余人,中国军民伤亡达20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14]
其次是美国对中国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移交了包含日本本土在内的所有日本统治区域的管理权,同时也退出了对台湾长达五十年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是1946年美国的干预。美国占领台湾,据点设立在阳明山,并要求蒋介石派亲信在台湾成立军队。1948年10月,蒋介石称病返回阳明山,听命于美国顾问的安排。在此期间,美国开始在台湾部署大批武器,并疯狂屠杀台湾人民,加之台湾当局与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1949年,美国安排蒋介石撤退到台湾。
(2)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内战争
第一,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形成了新军阀。新军阀大部分从旧军阀而来,少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组建的“党军”。新军阀和旧军阀没有本质区别,当共产党的力量被挤出后,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势力矛盾愈发尖锐,新军阀发动了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的战争,包括蒋、桂战争,这是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之间的战争;蒋、冯战争,这是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蒋与张、桂战争,这是蒋介石与张发奎和桂系联军之间的战争;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战争等。蒋介石集团凭借美日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且有控制中央的特殊地位,以集财力、军力于一手的雄厚实力,打败了各军阀,确立了其在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政权、党权、军权集于一身,开始了其独裁统治。据统计,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11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新军阀之间大规模战争就有六七次之多,加上小军阀们的混战,可以说,中国是战祸遍及、战火焚烧的国土。
第二,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调集兵力对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五次“围剿”,严重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国内战争进入国民党大规模围剿红军的阶段。其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以前,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至少有100万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15]
第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爆发,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共产党八年抗战,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成长为能够与国民党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则因长期实行错误的政策,军事政治腐败,统治危机逐步加深。1945年抗战结束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成为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这一焦点,展开了政治上、经济上、战场上、谈判桌上的较量。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自己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而最终走向失败,其在大陆的统治也被推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战争使中国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农田荒芜,劳动人民流离失所。但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战争提升了一些地区的战略地位,使此区域内的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西部(大后方)地区[16],同时也为资源型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因素。
二、现代化变革的渐进与社会转型
自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之后,在内外力作用下,各种社会因素都在向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这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变革。
(一)经济演进中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外来压力下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大潮的。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经济呈现出多元经济构成的阶段。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在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经济的现代化,最主要的两个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和工业化。
1.1840—1949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鸦片战争以前,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曾经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早在明朝末年,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发展较为缓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最明显的就是外国商品输入中国,比如外国纺织品涌进中国市场,加上民族资本家的产生,其经营商品生产的兴起,严重地冲击了我国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在流通领域,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并依附于世界市场,对外贸易、国内商业、货币和金融业走向市场化。
(1)对外贸易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依附于世界市场。对外贸易处于被动地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由国内转向国外,而且贸易额也由顺差变成了逆差,逆差数额越来越大。对外贸易增长缓慢,据统计,甲午战争前20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5%和2.54%。[17]
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多和铁路、轮运等水路运输方式的改善,加上列强在华投资的扩大,中国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外贸易相比之前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1894—1928年间全国进口和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0%和6.2%,均大于高于甲午战争前20年。”[1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3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平稳发展。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减少了东北地区的出口货物,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限制进口,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危机并很快衰落。另外,日货走私愈烈,中国国际收支恶化,贸易逆差数额巨大。
“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抗战状态,由于连年战争,政治动荡,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国统区的对外贸易也呈现了起伏变化的态势。
(2)国内商业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货输入和国货的输出,国内商业发生初步变化,一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出现,出现了洋布、五金、西药、颜料、呢绒等新式行业,中国传统的商业受到冲击;二是封建性质的商业行会中增加了资本主义色彩,一些行会内部的商人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行会成员新增了一些近代工矿业的经营者和新式商业的老板,行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增加。
甲午战争以后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交通条件的改善,1840—1949年工业的发展,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中国国内市场也有明显扩大”,国内商业快速发展。一是国内市场扩大,商品流通量猛增。农产品方面,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经济作物的商品率则增长更快;工矿业商品率增长也较快,而且相比农产品更快。二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迅速崛起。之前缓慢发展的洋布、五金、西药等新式商业在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一批具有股份制性质的大型百货公司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陆续出现。与此同时,旧式商业也越来越多的向新式商业转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内商业曲折式向前发展,到1937年发展到了高峰。这期间,随着洋货种类和数量的增多,加之国内现代工业的发展,我国商业的行业逐渐增多,出现了文教、娱乐、食品、酿造等许多行业,而且每个行业大类又分为不同的专业,经营更加专业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下滑。加上日本对沦陷区的商业控制和美国对国统区市场的独霸,中国商业出现了畸形发展。
(3)货币和现代金融
清代货币制度比较杂乱,社会上流通的货币种类杂乱无章。随着清末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银元也逐渐流入中国。为了规范市场,统一货币,清政府下令统一使用银币。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发行了新银币作为国币,银元行市基本统一。其后,南京国民政府废元改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金融业现代化发展较快。鸦片战争后,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有了现代性的新业务。与此同时,现代金融机构——银行出现,但清末最早的银行主要是外资银行,中国国有银行较少。“进入20世纪后,新的华资银行不断设立。据统计,截至1911年,共设立了30家华资银行,其中官办和官商合办的有13家。”[19]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家国有银行——1905年清政府设立的户部银行,后更名大清银行。民初10年,由于新的经济政策的建立和有利的国际环境,金融业发展最快,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最明显的是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商办银行业发展较快,1912—1927年间新设华资银行共302家,其中商办银行有247家,占新设银行总数的八成多。”[20]发展较好的华资银行有“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核心金融机构是“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蓄金汇业局)。
2.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外国商品的侵入,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大机器生产,数千年的手工劳动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中国的工业化由此缓慢起步。首先是外资企业的带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至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主要是向中国推销洋货,收购土货,在商品流通领域进行经济侵略,而且这种侵略特权仅限于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地区。他们投资的企业多是航运业、船舶修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公用事业等。这些外资企业压制中国工业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起了示范效应。其次是清政府为了“自强”“求富”,也办了一些官办与官督商办企业。清政府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和工矿、交通运输等民用工业,包括中国第一个军事工厂(江南制造局,1865)、第一个现代煤矿(开平矿务局,1878)、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汉阳铁厂,1894)、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1872)、第一个机器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修筑了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1909);架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天津电报总局,1880)。这一批大型企业是中国最早的国有现代企业,标志着中国机器工业的开始。再次是一部分华侨、商人、地主和手工业者等私人创办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包括棉纺织、印刷、造纸、火柴、碾米、磨面等轻工业和煤矿、金矿、铜矿、银矿等采矿业。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在内外压力的影响下,清政府再次重视办洋务事业,提出发展以民用工业为主的机器制造业。《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要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在这一巨大的赔款压力下,清政府无力垄断近代工业,因此允许民间办厂,并在新政中颁布了《公司注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务章程》等一些经济改革律令,使中国工矿、交通、金融事业有了发展。另外,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令。因此,可以说1895年甲午战争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减少,加上抵制日货、劝用国货运动的掀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两年,各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购买大量军用燃料,中国的国外市场也短暂扩大。因此,可以说1914—1922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新式金融业的发展以及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内地的大量工矿企业,向西南地区迁徙,西南地区工业化水平上升。
总起来说,甲午战争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自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工业生产从低起点出发,一直增长到1936年。有学者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战后的衰退。从1923到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1%;1912—1942年为8.14%;而1912—1949年整个时期(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16%。因此,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印象深刻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21]
(二)政治发展中专制与民主力量的较量
19世纪中期,西方力量的冲击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到90年代则开始了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历程,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始终,成为一条鲜明的主线。
1.从新思潮萌发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的努力
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新思潮萌发。在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辱之道的过程中,开始青睐西方的民主制度,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魏源、徐继畲。魏源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这样断言: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价值,“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22]。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赞美华盛顿以及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创举,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23]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中西文化碰撞日渐激烈,早期维新派开始将努力从技术变革转到政治制度变革方面。以郑观应等人为代表,提出了用西方君主立宪制取代中国专制制度的主张。郑观应在《易言》一文中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24]稍后,王韬也在《重民》一书的下篇这样写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中国被貌似强大的列强欺负是因为没有实行君民共治,基于此,王韬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即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颇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25]
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首次尝试。戊戌变法的目的是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欲在中国确立以君主立宪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评判了封建君权和三纲五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让人们认识了君主立宪制度,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
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10多年的奋斗,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并于1912年1月1日创建了中华民国,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促使中国的政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法令。其中,在政治权利方面,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传了民权主义,宣布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管理政府的公权,还享有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私权。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但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趋。
2.三种建国方案和中国命运的选择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各势力提出了各种主张,大浪淘沙,逐渐呈现出三种有代表性的建国方案: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提出的方案,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方案;二是由中间势力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方案,即是建立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三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主要是下层,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提出的方案,即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方案。
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制约,中国终究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民主道路上就只有两个命运的选择。一种命运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讲的中国命运,即是“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抗日战争期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着力渲染三民主义说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未来中国发展,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26]另一种命运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的命运。毛泽东说,在反对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夜,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这是两种命运。一种命运是继续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另一种命运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前一种命运已经有人写了书的,我们要的是后一种命运。因此,未来的中国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选择一个光明的前途,即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
由此,中国命运的选择最终发展到国共两党的较量上。国共两党较量体现在战场上、谈判桌上、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上,较量的结果已是定局,但对产生结果的原因分析却是各说不一,更多的判断在人心向背上。我以为其本质在于国民党的专权,具体而言,抗战胜利,民心思治,可国民党在政治上独断专行,根本容不下其竞争对手,加之治理国家不善,以此为背景,重启战端,结局可想而知。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标志着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其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中新思想的勃兴
当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的信仰、信念、价值观等就以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路径传到中国,因此而产生了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在碰撞中,先是西学东渐,后是思想解放运动,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
1.中西文化强烈碰撞中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此点主要是指鸦片战争后,西方人以各种媒介传播西方新知识的过程。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机器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27]据此,一般将清末西学东渐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几个阶段。物质层面:主要代表为封建士大夫,包括开明绅士和洋务派,其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师夷长技以自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层面:主要代表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其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或者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以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层面:主要代表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共和国。
西学东渐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借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中国澳门、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城市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城市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西方的城市建筑思想在中国城市建设中逐渐体现,西方城市建筑理念植入城市建设中,使城市面貌发生了变化,这在资源型城市中体现很充分。
然而,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一方面,西学东渐用“野蛮人的方式”(马克思语)传播着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以致中国人深感,这是屈辱的历史;另一方面,西学东渐也带来了新文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使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逐渐走向现代化,以致民初,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西学东渐发展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2.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整个世界已经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古老的中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仁人志士也在西进求先进的思想,正所谓“中国学术思想界,也和西方学术思想一天接近一天了。当时在野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受西洋文化影响的”[28]。同时,北洋军阀统治下,政治黑暗,连年战乱,再加上文化的逆流,使人们陷入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决心发动一场新的文化运动,旨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中国国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开启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切中时弊的,因而获得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也有其局限性,但它冲开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使先进分子去寻求新的出路。
新文化运动主要在城市展开,起初在上海,后来移到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继而影响着全国其他的城市。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人们观念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之一就是融合了中西文化,在城市里面可以看到人们逐渐走出沉闷、迷茫的境地,开始了新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人们观念的变化必然在城市发展中打上烙印。二是通过新文化运动,城市里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比较、甄别、选择,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包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以及以董必武、吴玉章为代表的同盟会会员。三是直接在城市里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上海、北京、武昌、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四是推动了城市里面国民党的更新。孙中山曾经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9]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才指示国民党人在上海办起《星期评论》和《建设》等杂志,以求更新党员思想,以为新的运动做准备。
3.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西学东渐中,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最早见于文字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的介绍:“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大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30]但限于当时的历史和梁启超等人的阶级局限,知识分子并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之道。
新文化运动兴起使整个国民民族意识觉醒和民主意识复苏,当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西化”向“师俄”的文化范式转换,新文化运动也由一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从1918年起,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阐明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之后,陈独秀也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开始转向社会主义。1918年4月,李、陈二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连续刊登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和学生中开展组织工作。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其理论的实践理论蕴藏于工人队伍中,而工人是在城市里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在城市扎根的。然而,在近代中国国情影响下,城市基本是消费型的,西方列强和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城市勾结,控制着城市,并以城市为堡垒和据点,实行对国家的统治,加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弱小,工人阶级队伍不够壮大,因此,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时候,是在乡村首先表现其意义。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知识分子蓄积革命力量而不断将中国社会推向前进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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