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社会革命

梁启超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国情与社会革命的关系。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革命”，梁启超认为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而工业革命又是由欧洲工业革命前的经济社会组织的不合理性所导致。梁启超对欧洲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组织状况的分析未必合理，但从社会变革的经济根源入手分析社会政治的变革无疑是正确的。按照梁启超的分析，欧洲发生革命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对于认为欧洲本来可以避免革命的观点，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引述美国经济学大家伊里（R.T.Eey）关于欧洲本来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的假说：“使当工业革命将至之前，工人有识见高迈者，能合多数工人为一团，置机器，应时势而一新其制造法，是即地方之组合也，即一种之协立制造会社（Cooperative Factory）也。果尔，则工业组织之过渡可以圆滑而推移，而后此之骚扰革命可以免。惜乎见不及此，墨守其故，终至此等利器，仅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驯至今日积重难返之势，可叹也。”依照伊里的假定，如果当初的劳动者阶级懂得合作经济的意义并付诸实践，也可以自跻于资本家之列，不至于被现在的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梁启超认为这种假定难以成立，“吾以为当时欧洲之多数人民，即见果及此，而于贫富悬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终无几也”。主要原因是“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巩固，而其程度益显著云耳”。他具体分析说：“当瓦特与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欧之土地，本已为少数人之手，全欧之资本，自然亦在少数人之手。其余大多数人，业农者大率带隶农之性质，所获差足以自赡耳。其余工商者，赖其技能，以糊其口，虽能独立，而富量终微。逮夫机器兴，竞争盛，欲结合资本以从事，则其所结合资本中之多量，必为旧有资本者所占；其余多数中产以下者，虽悉数结合，而犹不足以敌彼什之一。故彼工业革命之结果，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实则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贫者终以贫也。”^[21]

与欧洲工业革命前的经济社会组织相比，梁启超认为中国现时经济社会组织明显的特点，是“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即不存在类似欧洲社会的贫富分化悬殊的问题。梁启超依据经济学上的生产三要素理论，从土地占有、资本分割、劳动所得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导致中西社会经济组织差异的原因。

一是中国“无贵族制度”^[22]。按照梁启超的分析和考证，中国社会的贵族政治存在期主要是在春秋时代，但“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此后虽死灰偶烬，而终不能长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尽，虽以亲王之贵，亦有岁俸而无食邑。白屋公卿，习以为常，蓬荜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而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前仍然存在享有“封地”的贵族，“少数之贵族，即地主也，而多数之齐民，率皆无立锥焉。”土地的无偿占有，为贫富差距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是中国在资本的分割方面实行的是“平均相续法”。所谓的“平均相续法”是指“祖父所有财产，子孙得而均沾之”。从生产的角度，梁启超并不赞同这种分配的方式，因为采取这种方式，“母财碎散，不以供生产，而徒以供消费，谚所谓‘人无三代富’”，“职此之由，盖拥万金之资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复有子五人，苟无所增殖而复均之其子，则人余四百矣。非长袖则不足以善舞。我国富民之难世其家者，非徒膏梁纨绔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但从分配方面，则又有可取的一面，“平均相续法”避免了“极贫极富之阶级”的产生。与中国不同，“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这种分配方式是弊大于利，“夫长子相续，则其财产永聚而不分，母财厚而所孳生之赢愈巨，其于一国总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为天子、弟为匹夫之患，一国富力永聚于少数人之手，此其敝也”。至少从容易导致财富不均的角度看，长子相续的分配方式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三是劳动所得方面，中国“赋税极轻”。梁启超谈工业革命前的“欧洲诸国”，民众“受贵族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朘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及屡经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积弊方除，而产业革命已同时并起，无复贫民苏生之余地矣。”从税收的组织看，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中既然没有“贵族”和“教会”，自然可以免除多重的剥削，征税的对象是单一的国家。从征税的数量来看，“古昔圣哲，夙以薄赋为教；历代帝王，稍自爱者，咸凛然于古训而莫敢犯，蠲租减税，代有所闻；逮本朝行一条鞭制，而所取益薄”。无田的农民还可以不承担赋税的任务，“当厘金未兴以前，民之无田者，终身可不赋一铢于政府，劳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社会经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有足够发展的追加资本，梁启超解释为：“夫富量由贮蓄而生，此经济学之通义也；而所贮蓄者又必为所消费之余额，又经济家之通义也。然则必所入能有余于所出，而后治产之事乃有可言”。中国与欧洲18世纪以前之社会的区别保证了中国民众拥有一定的资金储备。而且，中国民众的经济生活中有一种自然的适合经济发展的天性，即“以俭辅勤”的美德，“贮蓄之美风，在泰西则学者广为论著以发明，政府多设机关以劝厉，而其效卒不大；观中国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俭贮蓄之人愈多，则中产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23]。

以上便是梁启超所讲的的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的经济社会组织的“绝异之点”，也是中国“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的根本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与欧洲社会经济组织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重大的差异。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一般都强调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忽视了人类社会具有的一般性的一面。另外，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分析，也有不确切的地方，不少学者都作出了分析，兹不重述。

梁启超指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没有因西而否定中国工业生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说：“我国今后不能不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势使然也。既采用机器以从事生产，则必须结合大资本，而小资本必被侵蚀，而经济社会组织不得不缘此而一变，又势使然也。”对于工业生产能否会带来社会贫富的分化，梁启超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欧洲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不良后果扎根于工业革命前经济社会组织的不完善。我国现今经济社会之组织可以避免工业生产后的两极分化，理由是“生产之方法变，非大资本则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株式会社）起”，中国工业的发展自然也要走资本集中的道路，但资本集中的方式和结果是不同的，“欧人之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招股而创此等公司也，其应募而为股东者，则现在多数之中产家也。此其发脚点之差异，而将来分配之均不均，其几即兆于是也”。而“非大资本不能获奇赢，而公司则大资本所在也。有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富，无股份于公司者则日以贫，公司股份为少数人所占，则多数人遂不得不食贫以终古也”。所以，“昔日之富者，因工业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贫者，因工业革命而愈贫”。中国的资本积累情况如何？梁启超用近代中国工业生产的具体事例做了分析，“粤汉铁路招股二千万，今已满额，而其最大股东不过占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耳，其数又不过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数（每股五元）。盖公司全股四百万份，而其为股东者百余万人”。个人拥有的资本数量相差无几，“此我国前此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表征，亦即我国将来经济社会分配均善之朕兆也”。如果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能“使得贤才以任之，复有完密之法律以维持之，杜绝当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机，则公司愈发达，获利愈丰，而股东所受者亦愈多。股东之人数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其所贮蓄以投于公司；生产方法，大变而进于前；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总之，“现今之经济社会组织，其于分配一方面，已比较的完善，而远非泰西旧社会所及。由现今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其危险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无识者妄引欧人经过之恶现象以相怵，是乃谓杞人之忧也。”^[24]

梁启超依据他所说的理由，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组织虽称不上是完善的，但在分配方面却已比较完善。只要中国的中产之家都投资于公司，就可以成为资本家，不会产生类似欧洲的贫富分化问题。所以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25]

生产问题，不仅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这里，他明确提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生产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由于帝国主义因国内资本过剩而加紧对外资本输出，中国成为其输出资本以求得超额利润的最佳场所。他详细指出：“夫今日东西列强，所以以支那问题为全世界第一大问题者何也？凡以国际的经济竞争之所攸决云尔。经济学公例，租与庸厚则其赢薄，租与庸薄则其赢厚。故拥资本者常以懋迁于租庸两薄之地为利，不得则亦求其一薄者。欧人自工业革命以来，日以过富为患，母财岁进，而业场不增。其在欧土，土地之租与劳力之庸，皆日涨日甚，资本家不能用之求赢，乃一转而趋于美洲、澳洲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经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轻，于是招募华工以充之，则租庸两薄而赢倍蓰矣。乃不数十年，而美澳诸地昔为旧陆尾闾者，今其自身且以资本过剩为患。一方面堵截旧陆之资本，使不得侵入新陆以求赢，而旧陆之资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过剩之资本，不能求赢于本土，而新陆之资本家亦病。”以中国的近邻日本为例，日本不断觊觎中国并向世界扩张同样是有其深层的经济原因，“日本以后起锐进，十年之间，资本八九倍于其前，国中租庸，日涨月腾。而日本之资本家亦病，于是相与旁皇却顾，临睨全球”。由此不难推断中国面临的危机，“现今租庸两薄之地，无如中国。故挟资本以求赢，其最良之市场亦莫如中国。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者，皆此之由。我国民于斯时也，苟能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利用我固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赢，则国富可以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而不然者，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其将何以御之？”“夫自生产方法革新以后，惟资本家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资本家则反蒙文明之害，此当世侈谈民生主义者所能知也”。面对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抵制经济侵略就成了中国的首要问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大资本企业和大资本家，外资则必然会垄断中国市场：“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生之一日。彼欧美今日之劳动者，其欲见天日，犹如此其艰也，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到那时，中国经济界只能分为两大阶级，“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为外国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为中国人而已”，^[26]中国将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为了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当务之急是应首先培育资本。他说：“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他认为资本家是“司生产之枢机”和“司分配之枢机”的“国民经济之中坚”。如果国家不奖励资本，听任民族资本微弱、零散的现状，甚至加以迫害和限制，那么，在列强大量过剩资本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将无以自存。因此，为对抗来势凶猛的外国资本，中国“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储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利，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或有济”。^[27]这里，梁启超提出国家不仅要保护单个资本的发展，还要促进资本的联合，组织企业集团，形成大资本企业，以与外资相抗衡。国家要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要利用本国优势，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以增强竞争力。社会革命徒然损害了弱小的民族资本，不利于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甚至会使中国从经济上永沉九渊而无法自拔。所以，在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竭力反对孙中山节制大资本的主张。他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他把大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振兴实业、加强中国国际竞争力量的中坚，指出今后的中国“其第一义所最急者，则有大资本也以盾也。不此之务，而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结果也，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外国资本家使不来”^[28]。这样，梁启超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更多的是开始思考民族资本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这也是梁启超在以后论述社会主义问题时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