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

印度是一个具有诸多矛盾与反差的国家，伴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各领域都迎来了不同以往的诸多变化。

第一，伴随着改革而来的经济大发展，印度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整合并进一步发展。

经过20年经济大发展后，印度对其成就的自我认知和估计与某种合理衡量标准之间产生了分歧。《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影片在印度内外的不同境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部耗资仅1500万美元的小制作创下了良好票房，并一举摘得四项金球奖，获得十项奥斯卡提名。该影响受到各方的热烈评论，其中，《华尔街日报》甚至惊呼其为“世界上首部全球化的杰作”。

然而，在印度国内，该片却受到批评与冷遇。首映时，其票房甚至不及同一天上映的另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印度恐怖片。实际上，该片在印度国内引来“板砖”横飞。宝莱坞影星阿米塔布·伯昌在博客中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折射出的印度是一个脏乱落后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引起了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痛苦与嫌恶。”评论家米纳克希·谢德指责该片是“一份印度苦难的清单”。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电影教授夏默尔·森古普塔说，该片是“白人想象中的印度”。

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光彩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只是，全球化将这一切展露无遗。印度国内的强烈反应，反映出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所隐含的矛盾：它一方面享受着日益增多的国际认同；另一方面又讨厌将自己曝露于全球的关注之下，接受各方苛刻的目光。这与印度传统的内向自省文化颇为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伴随着改革而来的经济大发展使印度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抬头。同时，印度社会的相对主义传统也为愤世嫉俗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创造了沃土，造成了原教经主义的出现。

这一思潮力量的核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其组成力量包括：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其政治代表是印度人民党、湿婆军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徒大会、全印大学生联合会等带有明显教派主义色彩的政党和组织。理论指导是“印度教主义”（Hindutva，或称“印度教特性”），其主张是“建立印度教国家”。这一力量崛起的标志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的“阿约提亚事件”和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

阿约提亚是印度古城，位于北方邦法扎巴德县境内。阿约提亚城地处萨拉育河右岸，新德里以东555公里。被认为是印度教神祇罗摩的出生地。阿约提亚的意译是“不可夺取、不可战胜”。

印度的“阿约提亚庙寺之争”由来已久。位于印度北方邦的阿约提亚市，始建于16世纪莫卧儿王朝巴卑儿大帝时期。据说印度教大神罗摩出生在阿约提亚。印度教徒认为，古代那里有一座罗摩庙，1528年，当时的穆斯林统治者拆毁了这座庙，在原址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他们要求摧毁清真寺，重建罗摩神庙。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则认为，建寺之前根本不存在罗摩神庙，因此坚决反对毁寺建庙。

“阿约提亚事件”爆发于1992年12月6日。这一天，在代表印度教徒的印度人民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宗教团体的号召下，20多万印度教徒聚集在阿约提亚开展建庙活动，一些印度教“志愿服务者”将清真寺捣毁。毁寺之后，印度各地爆发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骚乱。当时的拉奥政府为平息骚乱和稳定局势，宣布取缔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等5个宗教团体，解散由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北方邦政府，实行总统治理。此后，印度高等法院还作出了“维护阿约提亚现状”的裁决，印度政府也禁止任何一方在阿约提亚修建寺庙。这次骚乱造成1150人丧生，4085人受伤。

然而，这种宗教冲突却强化了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赢得了多数选票，并最终执政。但是，像多数竞选上台的政府一样，印度人民党也是“靠诗歌当选、用白话文执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社会稳定，执政以后的印度人民党调整了政策，对其他宗教和民族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修正，划清教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并表示“欢迎穆斯林加入印度人民党”。

当然，这一整合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2002年，“阿约提亚事件”十年后重新爆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依然无法消弭印度的教派主义思潮，宗教矛盾始终像个定时炸弹，威胁着印度的社会安全和稳定。

印度教是一个“活”的宗教。自产生至今，它数经变化：从早期的吠陀教经过变革而成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又经过变革成为印度教。在印度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框架下，它如何适应需要进行改革，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

第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印度社会，尤其是富有阶层当中，出现了一股较强的宗教热情。

全球资本对乡村观念和固有规则的冲击，使普通人需要宗教或超越世俗的寄托来调节现代化过程中引起的精神紧张。而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发迹的富人阶层，因为没有了物质的羁绊，更需要精神寄托和神明的保护。

在改革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印度新修缮和兴建的庙宇，新出现的长老、巫女、宣讲师、密教师等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富人和知识分子的宗教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宗教热带来了人们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如，印度的许多电视频道在清晨都要播放晨祷，也有24小时播放印度教大师说教的频道；在宗教热的推动下，瑜伽、禅定和印医疗法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并人满为患；年经营额4亿卢比的印度音乐磁带中有1／3是宗教磁带，而在图书展销会上，宗教书籍最受人们青睐；人们以宗教的名义想办法赚钱，如今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朝拜一些著名神庙和举行祈祷仪式了；一些大公司组织自己的员工修炼瑜伽和禅定，也有一些专门针对各大公司职员的宗教培训公司开张；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甚至还决定在大学开设宗教祭祀礼仪和星相学课程。^[10]

第三，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印度多元文化格局受到冲击，并不断调整。

印度文艺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印度时尚、印度音乐、带有印度元素的服装又一次震动了世界，印度演员也开始出现在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的电视和银幕上。作为全球化浪潮中的后来者，印度正在全力追赶，全面拥抱技术和教育，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在文学、电影、自然科学和工业等方面成绩斐然。

年轻人开始更多地追求物质生活。在技术革命开始之前，印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性可言。年轻人的未来主要由家庭的地位、社会关系和财富状况决定。信息技术企业改变了这种状况，证明一个人可以凭借真本事找到工作、走向成功。这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在迅速增加，城市化程度提高。知识分子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做着大国梦，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尤其是在城市里，种姓观念、生育观念、教育观念、消费观念、婚姻和家庭观念等都有明显改变。

比如，最近十年里印度媒体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叫作“达利特”（Dalit）。这个词有“受蹂躏的”、“被压迫的”等意思，以前经常与“阶级”一词组成复合词，意思是“被压迫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现在“达利特”成了名词，专门指社会上最底层和最贫苦的人群，尤其是最低种姓。这个词的频繁使用说明，人们在有意识地淡化种姓观念，而尽量以贫富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11]

1987年，电视台播放由大史诗改编的连续剧《罗摩衍那》，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况，而如今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当前的电视节目则主要是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连续剧（其中不乏惊险刺激和搞笑的内容）、现代歌舞、MTV等。2001年，由著名电影明星、国会议员阿米塔卜·巴钱主持的节目《谁是百万富翁》受到观众普遍欢迎，因为它迎合了一部分人对财富的渴望心理。

印度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印度上流社会早已学会英国人的一些生活方式，由于中产阶级的增加，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在扩大。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如城市年轻人普遍喜欢穿T恤衫、牛仔裤，中产阶级喜欢西餐、中餐、威士忌、可口可乐，住洋房和别墅，购买私人汽车等。又比如，印度的传统节日多如牛毛，但是一些规模小的、地区性的节日渐渐被年轻人淡忘，而像圣诞节、情人节这样来自西方的节日却正在成为全印度年轻人的节日。

第四，语言变迁，导致印度文学艺术以及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变迁。

在印度，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有21种，多数邦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每天在印度境内使用的语言超过800种。伴随改革开放，大部分地区不单有红火的方言电视台，还有自己的电影产业和电影明星、自己的音乐、自己的广播电台、丰富的传统文学、日常报刊等，印度多样化的语言构筑了万花筒般多彩的媒体空间。

然而，总体而言，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英语在印度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而包括印地语在内的本国语言在萎缩。英语进一步本地化，夹杂着越来越多的本地单词和习惯用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度英语，被印度学者戏称为“印格利什”（Hinglish）。同样，名义上具有国语地位的印地语也混合了大量英语词汇和短语。^[12]

这种语言变迁对出版业和文学创作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印地语、乌尔都语通俗读物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被富有阶层、青年读者和出版商抛弃，印地语、乌尔都语文学杂志接连倒闭。相应地，由于读者群的缩小，本地语言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也受到限制，很难出现影响较大的文学家。

对此，文学评论家普拉温·库马尔·查认为：“印度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非自今日始，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文学和社会都有责任迎接挑战，但今天我们的全部行为都开始受市场导向的操纵，而在开放和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建立完美人格和幸福社会的意愿正在变成这一挑战的牺牲品。原因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作家要写作，尤其要写出好作品，必须面临更严峻的挑战。”^[13]

这种变化是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在市场化的引领下，对非西方世界影响加剧的一个表现。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欧洲文献和思想中的印度》中，G．T．加勒特认为，在这个古老国度上建立“新式文明”的希望渺茫，因为现代印度人尚没有学会欣赏这种古老文化，亦即，这份遗产虽然丰厚，却已经被遗忘。

【注释】

[1]米拉·坎达：《印度星球》，黄悦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2]董柳、彭小萍：《印度新闻自由的政治、法律背景探究》，《东南传播》2009年第4期，第45页。

[3]〔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印度札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4]这在当时还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英语是英殖民政府的遗产。有如此雄才大略，与其经历有关。尼赫鲁出身于婆罗门教，接受英国教育，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他没学过印地语，其言行与思想都与印度的两种宗教传统——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相当隔阂。1931年，甘地曾这么描述他：他的思维方式与衣着都更像英国人而非印度人；他置身在英国人之间比和他自己的同胞相处还来得自在。

[5]〔墨〕奥克塔维奥·帕斯：《印度札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6]龚小夏：《印度独立与英国遗产》，《南风窗》2007年5月下。

[7]悲情意识往往是一种优势文化遭到挫折后产生的意识，当其再次遇到外来刺激时，出于反制或是抵消对方的心理需要，辉煌历史会从记忆中涌现出来，形成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对方的排斥感。

[8]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9]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5页。

[10]薛克翘：《印度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变迁》，《亚太研究》2003年第8期。

[11]薛克翘：《印度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变迁》，《亚太研究》2003年第8期。

[12]薛克翘：《世纪之交的印地语》，《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13]PravinKumar Jha：《变化时代中的文学创作》，《国民柱石报》2000年9月4日，http：／／www．sasnet．cn／zuixincg／showcontent．asp？iD＝24－＿ftn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