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星
一般认为，大规模发展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发展合作常常被划分为北南合作与南南合作。北南合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南南合作则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北南合作相同，南南合作也并非是一个新现象。近些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南南发展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印度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同时还是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组织的成员，不论是其双边发展合作还是其所参与的多边发展合作都成为当前南南发展合作、国际发展合作乃至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印度南南发展合作概述
自从独立以来，印度对外政策一直遵循特定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是国家主权与独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国家主权与独立原则在发展中国家形成共识，它们不愿被两大阵营所绑架，致力于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巩固国家主权与振兴民族经济。南南合作正是在不结盟运动理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属于南南合作框架的一部分。印度从事发展合作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增长应受益于所有人这一理念曾由甘地提出后被尼赫鲁进一步发展，根据这一理念，贫穷（不论在世界哪一个地区）是对全人类的诅咒。[1]
印度的对外发展援助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2]该计划由英联邦国家（包括印度）发起，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来加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1959年，印度向尼泊尔和不丹提供援助，标志着印度对外援助的开端。1960—1961年，印度向尼泊尔第二个社会计划提供1.8亿卢比的经济援助，这是印度第一个有计划地支持毗邻国家的援助行动；为促进不丹的发展，1960年起印度每年向不丹注资7 000万卢比。[3]今天，我们都在探索三边发展合作的概念。然而，早在1956年印度和美国就为尼泊尔和不丹制定了一项道路建设计划，就是这种三边发展合作计划的早期例子。
教育与健康是印度南南合作的优先领域。1949年，印度政府设立了面向亚非国家的70个奖学金名额，在1952年增加到100个。[4]同样在1952年，大约有200名印度医生被派往缅甸，以建立初步的医疗卫生服务。[5]后来与卫生相关的支持也被扩展到其他邻国。多年来，“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the India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ITEC）计划已经成为对外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MEA）的旗舰项目。该计划最初是在1964年推出，多年来它为“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the Special Commonwealth Assistance for Africa Programme，SCAAP）提供补充性支持。现在看来，“英联邦援助非洲特别计划”很可能被“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所吸纳。“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克服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所受到的局限，而科技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数量接受国培训的人员。自从该计划设立以来，印度已经通过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20亿美元的技术援助。[6]
印度政府2003年要设立一个专门援助机构的决定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的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宣布了印度援助政策的新特点。除了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外，它取消了四个国家的债务，并强调在伙伴国家的创业发展。它还推出了“印度发展与经济援助计划”（the India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Scheme，IDEAs），其目标是通过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信贷额度（lines of credit，LoCs）来促进印度的政治与战略利益。这些信贷额度与促进印度的工程、货物和服务出口，在伙伴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能力建设的理念相一致。信贷额度的发放是由印度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EXIM Bank）来进行操作。印度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业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其贷款的54%，其次是南亚（35%）。[7]
印度对外援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支持区域组织和全球公共产品的创造。在此背景下，印度—巴西—南非（IBSA）基金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该基金成立于2004年，各国的初始出资额度为100万美元。IBSA成员已经使用该基金支持非洲和其他地区医疗诊所的改善。来自IBSA国家和其伙伴国机构的专家对布隆迪的卫生保健系统进行联合评估，以确定如何才能使其更好地对艾滋病毒/艾滋病进行防治，其做法主要借鉴IBSA国家的模式与经验。[8]印度是两个主要的亚洲区域先进技术研究中心的东道国，这两个中心分别为“遗传工程与生物技术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ICGEB）和“国际半干旱热带农作物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ICRISAT）。在亚洲医学和农业研究领域，这两个机构在区域范围内研究工作的协调与支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还主持“亚太技术转移中心”（the Asia-Pacific Centre for Transfer of Technology，APCTT）。这些机构在联合国框架下运作。印度大力支持“联合国民主基金”（the UN Democracy Fund）的工作，该基金在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印度是该基金的第二大贡献者（2 000万美元）。[9]
二、印度南南发展合作的统计、架构及地区与部门重点
在统计印度发展援助的规模、流向与目的方面存在着很多障碍。不管是对外事务部还是财政部都不对印度援助进行记录。对外事务部的年度报告虽然包含诸如技术与经济合作之类的开支项目，但从这些资料中所蕴含的援助规模信息有限。首先，并非所有的印度发展援助流动都是通过完善的渠道或在明确的预算标题下进行。例如，在2004年亚洲海啸后，提供援助的决定是由总理做出。在此种类型的操作中，印度军队和准军事部队提供医疗、修复基础设施和重建服务。在其他情况下，不同的印度政府机构分担实施成本。例如，印度为不丹的塔拉（Tala）水电项目提供物力与财力，项目成本由对外事务部和电力部分担。同样，印度最大的公有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将1 000万美元投资于尼日利亚的铁路建设，但印度官方并未对这笔理应归为发展援助的款项进行统计。[10]与中国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印度对发展援助的理解也并不遵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定义。印度所称的“海外发展援助”常常包含了项目援助、购买补贴、信贷额度、旅行费用以及印度政府支出的技术培训费用。由此可见，鉴于印度在援助的定义、衡量与核算方面的模糊性，对印度发展援助规模的精确统计尚存在相当的困难。
印度国际发展援助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并行混合模式。印度并没有像英国和德国那样设立专门的部级机构来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设立隶属于国务院半独立的国际发展署，而是采用了丹麦的“外交部模式”。[11]印度发展援助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对外事务部，其直接负责该国对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的援助。对外事务部还就主管金融与商业的各部对其他国家所提供的援助进行建议。除了面向阿富汗、不丹和尼泊尔的以国家为基础的项目，对外事务部还资助诸如“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Indian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ITEC）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ICCR）这样的一般性项目。前者主要负责印度的双边援助与培训项目，而后者则负责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尽管财政部对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进行行政监督，但其在发展援助领域的服务方式主要是间接的。为提高援助效率以及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关系，印度政府多次宣称将建立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但都未能实现。最终，2012年1月，对外事务部在其下设立“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dministration，DPA）。尽管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但这标志着印度向统一援助管理体制迈出的第一步。尽管印度政府试图通过“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对发展援助进行统一集中管理，但该部门仍缺乏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去协调、监督乃至统一不同部门之间的发展援助。因此，印度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管理仍然是分散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保持这种分割化的状态。[12]
印度将发展合作的重点放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它的近邻，尤其是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另一个是非洲，印度在非洲有政治参与的传统，这主要与其领导后殖民运动和在英联邦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有关。与成为大国的愿望相一致，印度开始将其发展援助向更远的地区扩展——从中亚到太平洋岛屿再到东南亚。在部门分配上，印度对外援助的部门重点在地区上呈现明显的差异。在南亚，印度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部门。印度在非洲国家的援助资金则主要用于对受援国的公务员、工程师以及公共部门管理者提供培训。印度对周边的援助主要是基于其战略利益考量，而对非洲的援助更多地出于其商业与政治利益。[13]
三、印度南南发展合作的构成
传统援助国对发展合作的理解主要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对“发展援助”的定义出发，而印度对发展合作的理解更为宽泛。印度在讨论发展合作时常常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the Indian Technical＆Economic Cooperation，ITEC）项目；信贷额度（lines of credit，LoCs）；贸易与投资；赠款。
（一）ITEC项目
在印度发展合作的技能培训方面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一个举措是“印度技术与经济合作”项目，该项目于1964年推出。ITEC是由时任总理尼赫鲁发明，一直是双边援助的媒介，其目的是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这些地区包括亚洲、东欧、中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和小岛屿国家。技术合作也为后来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所鼓励，她在1982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谈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说服那些资本盈余国家帮助那些需要的国家，并确保受援国采取的措施能够给来自资本盈余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优惠待遇。”[14]印度每年在ITEC项目上花费大约1 100万美元，自其成立以来技术援助总额超过20亿美元。ITEC项目每年的学员数量从1995—1996年的814人增加到2013—2014年的约8 500人。学员主要来自非洲和亚洲。2011—2012年，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学员数量占学员总数的比例均为44%。[15]
ITEC现在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1）地点在印度的学生培训计划。这些学生由ITEC伙伴国选出，重点领域主要是贸易、投资和技术。（2）项目和相关的活动。包括支持非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ECA）、亚非农村发展组织（African-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ARDO）、15国集团（G15）[16]、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框架下的可行性研究和咨询服务。（3）印度专家的海外派遣与参观考察。（4）援助救灾。此外，像“印度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CII）之类的印度机构也在致力于通过其国际培训项目在制造业领域进行IT知识的分享。其总体目标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司与组织变得更加具有全球竞争力。
（二）信贷额度
信贷额度是进出口银行（Exim Bank）的主要工具之一，用于推动和促进印度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进出口银行向国外金融机构、区域开发银行、主权政府和其他机构提供信贷额度。[17]这有助于买家通过延期信用证条款（on deferred credit terms）从印度进口商品和服务。通过信贷额度，政府为贷款偿还提供担保并向进出口银行提供利息补贴。政府还向进出口银行提供均衡支持，补偿市场利率与向伙伴国所收取利率之间的差额。为了信贷额度的有效执行，进出口银行与投资和技术促进处（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ITP）（现在是DPA的一部分）、经济事务部（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和印度驻外外交机构紧密合作。目前，印度信贷额度的五大受助者是苏丹政府（3.5亿美元）、锡兰石油公司（Ceylon Petroleum）（1.5亿美元）、Mellat银行（Bank Mellat）（2亿美元）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投资与发展银行（the ECOWAS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EBID）（2.5亿美元）。[18]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收到印度进出口银行贷款的近50%，其次是南亚39%。[19]印度已经通过信贷额度向受援国范围广泛的项目提供资金，如塞内加尔和老挝的农作物生产、斯里兰卡的铁路项目、白俄罗斯的发电厂建设，以及蒙古的IT培训中心和牲畜疫苗接种计划。从部门来看，受助规模最大的是电力，其次是铁路、工程建筑、食糖生产、农业与灌溉。
（三）贸易与投资
贸易与投资的增长正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投资支持也是印度发展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用“发展契约”（development compact）一词来形容将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结合起来的发展合作政策。为了支持这样的贸易和投资，印度一直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单方面的市场准入。印度向孟加拉国提供更大的免配额免关税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对纺织品和其他产品。起初印度对孟加拉国的46个纺织品项目实施免关税进口，后来名单扩大到除25个项目之外的所有类目。印度与非洲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值得注意。印度与非洲的贸易从2001—2002年的55亿美元增长到2010—2011年的533亿美元。印度政府推出的一些举措有助于印度与非洲双边贸易的扩展，这些举措包括“聚焦非洲”（Focus Africa）方案、2002—2007年的外贸政策（原进出口政策）、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更深的一体化、与“共同对外关税”（Common External Tariff，CET）创立关税同盟、面向非洲的“棉花技术援助方案”（the Cotton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me，C-TAP），以及“泛非洲电子网络项目”（the Pan-Africa e-Network Project）。[20]总起来看，在发展合作话语中对贸易与投资的强调显示了在印度与非洲关系中从注重政治参与到注重经济联系的转变。[21]
（四）赠款
印度发展合作的赠款部分相对较小，主要用于教育、IT、和其他跨部门项目的领域中。印度对非洲国家的赠款增长显著，从2000—2001年的100万美元上升到2013—2014年的6 700万美元。[22]
对于印度发展合作的主要构成及其近年来的增长，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媒体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虽然企业一直支持并从对贸易的新强调中获益匪浅，社会组织与媒体也起到了监督作用，要求发展合作中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四、印度南南发展合作中的非国家行为体
与北南合作相比，南南合作更多地表现为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近几年来，随着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讨论日趋热烈。印度也更加重视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合作中的作用。
（一）私营部门
印度企业是印度发展合作中的一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过去的10年中，印度企业从印度的发展合作中获益并与其一起成长。鉴于北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印度日益重视在南方市场扩展其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性。自进入21世纪以来，私营部门在印度发展合作中的角色发生了几个转变。其中的一个转变是政治阶层和官僚机构对企业界的态度从保持微妙的距离转向对企业利益密切支持。大企业和政府对印度政府部门在发展合作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日趋一致，认为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有益。这被概念化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即政府进行大头的投资，私人投资予以补充或由私营部门来进行管理。例如，印度工商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FICCI）认为，有必要为公共部门在发展领域创造一个角色，特别是在交通、卫生和教育服务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它还呼吁在减贫项目中进行发展合作以及改善商业环境。[23]印度认为应当鼓励贸易作为发展契约的一部分。这与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可持续和公平贸易的理论相符。
如何将私营部门纳入印度当前的发展合作战略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正在研究如何与印度工商业界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使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能够对发展合作产生积极影响。私营部门在岗位培训和技术专长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与公共部门的经验有效结合。非洲大陆为印度私营部门更多参与发展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在非投资（合计约为500亿美元）与非洲大陆的固有优势相匹配。[24]非洲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且该大陆也是世界上增长第二快的电信市场。[25]印度在这两个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因此，这些公司可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社会组织
印度的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当强大，范围广泛的社会组织具有对发展合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力。此外，印度的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活跃，包括那些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且一些组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印度的一个工会组织“自我就业妇女协会”（the Self Employment Women’s Association，SEWA）在阿富汗的活动。2009年以来，“自我就业妇女协会”一直在为阿富汗应战争而守寡的妇女进行职业培训。迄今，已有大约3 000名妇女接受了培训，而且一些阿富汗本地的培训师骨干还创建了自己的组织，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对其提供支持。国际发展合作界可以从印度社会组织的此类活动中汲取经验与教训。[26]然而，印度大部分社会组织专注于诸如服务交付等问题的国内动员与宣传。很少有社会组织会参与国际事务或印度发展合作领域的辩论。鉴于印度在国内发展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社会组织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全国性网络开始关注国际性议题。近几年的一个显著发展是2013年初在新德里成立的“国际发展合作论坛”（the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这是一个由学者、社会组织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旨在为讨论与印度发展合作相关的方案与政策提供平台，包括与“发展伙伴关系管理处”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的讨论。
（三）媒体
印度国内对发展合作的媒体报道一直比较低调与有限。在通常情况下，媒体对发展合作的报道主要是政府的立场以及政府在重大政策方面的声明，印度参与的重要双边与多边论坛，如非洲论坛（Africa Forum）和金砖国家论坛等。在印度国内，主流媒体对发展合作的立场很具有说明性。英语媒体一直支持印度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同时通过加强援助与分享扶贫经验来帮助南方国家。[27]印度没有干预非洲的地区冲突，也没有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不同的媒体对发展合作有着不同的观点。使用地方语言的媒体在整体上主要关注区域利益而非发展合作。英语媒体的报道则更为均衡。印度作为受援国的印象总被媒体视为是一种尴尬。因此，在2004年海啸之后当印度拒绝援助时，媒体多对此举表示肯定。当英国决定终止对印度援助时，印度媒体的广泛报道认为印度并不需要这种援助。总起来看，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发展合作时常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强调印度援助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援助的不同。媒体在印度发展合作的运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28]
五、印度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社会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在国家层面，印度对外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与有关政府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密集磋商以确定印度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政策立场。2013年5月，联合国发布了印度关于后2015议程的国家磋商报告《后2015发展框架：印度》[29]。从这份报告来看，印度的关于新议程的立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千年发展目标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印度积极肯定千年发展目标以来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印度认为，千年发展目标的优点之一是其简洁性，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必须保留这一优点。新议程应着眼于世界的主要发展挑战，而且应该切实可行并数量有限。不能使该议程负担过重，成为全球问题的“箩筐”。不同于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的框架应该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该保留体现在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核心发展重点，但是印度不支持对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目标进一步划分并增加新的指标。
（二）人权、善治、安全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印度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必须是“发展”，发展议程必须以增长为重点，旨在促进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发展议程不是治理议程，尽管诸如人权和治理这类的问题与全球发展有关，但不能将它们作为发展议程的重点，当然更不能作为目标。与冲突和安全有关的议题同样不能成为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此外，已经有既定的国际结构来处理这些政治议题，不应该再将这些问题放到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中去。这些议题可能会为整个讨论带来政治色彩并分散国际社会在核心发展问题上的注意力。如果确实要讨论治理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用来促进全球决策结构所急需的改革。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应对联合国机构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地缘经济与政治现实。必须以公平性为基础根据特殊的发展需要对全球贸易体制和经济框架进行改革。
（三）南南合作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很多讨论的重点正在将南南合作视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新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中，南南合作的范围与量已显著扩大。但与此同时，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由于不利的全球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的援助热情正在减少。这导致发达国家呼吁将南南合作放到北南合作的传统框架中去，其中包括为发展援助（不论是北南还是南南）的识别、执行与评估制定通用的准则。印度认为，这些讨论没有考虑到南南合作的基本前提、产生背景及其独特性。南南合作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环境和重要原则，这些原则由77国集团和中国阐述并且后来在2009年关于南南合作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the High Level UN Conference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内罗毕成果文件中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对南南合作的日益突出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所谓的新兴经济体）依然面临着重大经济挑战这一现实。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这限制了它们为国际发展合作做出贡献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应继续保持其自愿性，并且不受北南合作的规范所约束。与此同时，南方贡献的增加不能成为北方从其义务和承诺撤退的前提。南南合作补充而不是取代北南合作。我们不能一方面抬高南南合作，另一方面又以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名义稀释北南的资源流动。印度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不应成为北方向南方（特别是向所谓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责任的议程。第一步是南方要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四）气候变化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印度政府认为，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争论引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是不可取的，并且事实上会适得其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气候变化进行全球性应对的唯一多边论坛。对气候变化的任何多边回应都必须充分尊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原则与规定。与此相关，印度将抵制任何侵入国家农业政策空间的企图。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在农业和畜牧业缓解排放的讨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红线，因为农业直接关系到我们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计。”[30]
六、结 语
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积极参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发展合作。印度的发展合作政策主要是基于本国的利益考量，因此周边国家是其发展合作的主要对象，其次是非洲与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相比，印度南南发展合作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发展合作中更加注重软件建设，如公务员培训等项目。由于印度社会的多元化与近年来国际发展合作界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强调，印度日益重视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与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发展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索这些行为体促进发展合作政策的方式。除了双边发展合作外，印度也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增强自身在发展合作界的话语权。其表现之一是印度对2015年后议程的积极参与。印度在2015年后议程的立场上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例如支持新议程的普遍性。而其反对将人权、善治与安全等议题纳入新议程的态度则与西方国家拉开距离，与中国的立场更为接近。随着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日益追求，可以预见它将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发展合作议程中去。
（崔文星：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
【注释】
[1]Sachin Chaturvedi，“A brief overview of 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n Sachin Chaturvedi，Timothy Geer，etc.（eds），The Rise of Asian Emerging Providers：New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Proceedings of AFD-TAF seminar，November 2013，p.14.
[2]唐丽霞、李小云：《印度的对外援助评述》，《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第7页。
[3]黄梅波、谢琪：《印度对外援助的特点和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期，第63页。
[4]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Report 1949—50，Government of India，New Delhi，1950.
[5]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Report 1952—53，Government of India，New Delhi，1953.
[6]Sachin Chaturvedi，“India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in Emerging Asian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onference Version，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The Asia Foundation，pp.39—40.
[7]Export-Import Bank of India，Annual Report 2006—07，2007.
[8]Chaturvedi，Sachin，“Emerging Patterns in Architecture for Management of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India，”Discussion Paper，No.139，RIS New Delhi，June，2008.
[9]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9—10，Government of India，New Delhi，2010.
[10]Subhash Agrawal，“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The India Case”，Partnership＆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IDRC-CRDI，December 2007，p.5.
[11]余南平、王心志：《国际发展援助的新兴力量——以印度对外援助模式为分析视角》，《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77页。
[12]唐露萍：《印度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9期，第55页。
[13]Subhash Agrawal，“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The India Case”，Partnership＆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IDRC-CRDI，December 2007，pp.6—7.
[14]Ministry of Information＆Broadcasting，Indira Gandhi：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1982—84，Vol.5，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Ministry of Information＆Broadcasting，Government of India，1986.
[15]Sachin Chaturvedi，Anuradha M.Chenoy，etc.，“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State of the Debate”，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14.
[16]15国集团（G15）是一个非正式的论坛，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合作并为其他国际团体提供进入途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集团。它于1989年9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成立，成员包括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国家，共同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15国集团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贸易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其成员已经扩展到18个国家，但名称一直未变。
[17]Sachin Chaturvedi，“Indi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Key Policy Shifts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5.4，December 2012.
[18]Sachin Chaturvedi，Anuradha M.Chenoy，etc.，“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State of the Debate”，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14.
[19]Pavan Srinath，“Infographic：Foreign Aid Going Out of India”，Pragati—The Indian National Interest Review，December 2013，http://pragati.nationalinteresti.n/2013/12/infographic-foreign-aid-going-outof-india/.
[20]Sachin Chaturvedi，Anuradha M.Chenoy，etc.，“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State of the Debate”，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14.
[21]Persis Taraporevala and Rani D.Mullen“India-Africa Brief：Courting Africa through Economic Diplomacy”，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Research Policy Brief，New Delhi：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2013.
[22]Persis Taraporevala and Rani D.Mullen“India-Africa Brief：Courting Africa through Economic Diplomacy”，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Research Policy Brief，New Delhi：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2013.
[23]FICCI（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India-Africa Business Partnership Summit”，Hyderabad，India，12—13 October，2011.www.ficci.com/events/20776/ISP/IABP-Background-paper.pdf.
[24]Press Release，Ministry of Commerce，Government of India，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93881.
[25]Sarah Baynton-Glen，“Africa-India trade and investment—Playing to strengths，”Standard Chartered：On the Ground，https://www.sc.com/en/resources/global-en/pdf/Research/Africa-India＿trade＿and＿investment＿Playing＿to＿strengths.pdf.
[26]Vivan Sharan，Ivan Campbell and Daniel Rubin，“Indi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harting New Approaches in a Changing World”，Special Report，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July 2013.
[27]Vikraman，S.，“Making India’s Voice Heard Abroad”，The Economic Times，28 May，2003.
[28]Sachin Chaturvedi，Anuradha M.Chenoy，etc.，“Indi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State of the Debate”，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14.
[29]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s Office，Post—2015 Development Framework：India，National Consultation Report，May 2013.
[30]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s Office，Post—2015 Development Framework：India，National Consultation Report，M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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