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南南合作方法论

二、发展南南合作方法论

南南合作提出了几十年但始终没能实现重大发展，原因之一很大程度上在于南南国家相互间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进而没有多少相互的比较优势以促进对方的发展。随着中非关系及其所带动的新兴国家与非洲的关系快速发展，南南合作的方法论逐渐得以完善，最为主要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南方国家内部形成一定的发展阶梯，并使得双方的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形成了南南合作的第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即围绕资源展开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南方国家都经历过被殖民及非殖民化成功后的内部动荡，进而认识到发展与安全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确保稳定对于促进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政权安全或政权稳定乃是南南合作的第二个重要方法论。

中非关系带动的南南合作新方法论之一，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尽管南方国家内部发展阶梯的形成有助于各自比较优势的更好利用，但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仍较低这一客观现实，仍决定了南南合作的方法论的丰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当前及较近的未来，南南合作的重要方法论仍是合理利用各自的既有资源禀赋；换句话说，南南合作的第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仍将围绕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展开。

如前所述，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并未为非洲自身的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更多是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南南合作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非洲自身的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因此，如果说非洲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始终存在的话，那么作为南北关系手段的资源政治经济学，与作为南南合作方法论的资源政治学，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的核心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后者则是前述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等新兴国家与非洲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后，中非之间的资源能源关系也变得密切起来，并迅速成为西方国家的批评对象。不少人认为，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经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57]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继续以每年8%—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58]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考虑到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如果金砖国家原材料市场中的作用继续上升，那么西方主导的各种国际“软规则”及相应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并为中国和中非关系带来更大压力。的确，基于其对原材料的需求和价格的中国“单边主义”的出现，可能会动摇正发展的多边联盟与协调，因其不那么关切全球能源与矿产部门的生态与伦理层面的问题。相比之下，印度和巴西的跨国公司更多与将国家和全球的公民社会与私有资本并置的全球网络联系在一起。^[59]

尽管如此，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中非关系对于南南合作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意义——或许更多是有意地忽视的。中非关系带动的南南合作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两个重大推动：一是基于传统国际关系原则，中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方法，从而完全避免了西方式的“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贪污腐败，更避免了西方早期的完全掠夺非洲资源的方式。二是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但很大程度上，西方对南南合作特别是中非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更多强调中国参与非洲引发各国在非洲的资源竞争及非洲少数政权的腐败的可能，却刻意忽视中国带动非洲的积极发展并帮助非洲避免再次遭受西方掠夺的命运等方面。

中非关系带动的南南合作新方法论之二是，通过对发展—安全关联的新诠释，使得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得到更为合理的平稳，特别是如何处理政权稳定，并避免西方国家刻意推动的发展政策安全化以及安全政策私有化等危险。

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如同前文所指出的，看到更多是非洲发展所面临的消极因素，特别是如毒品、武器、知识产权、人及金钱的非法交易等。他们认为，如同反恐战争一样，控制这些非法市场的斗争使政府在这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灵活的、非国家的资源性网络面前处于弱势。^[60]如果没有供应链，全球化便不可能，它既包括实质性的（如货船、飞机等），也包括虚拟的（如因特网、手机、计算机等）。尽管大多数这样的互动是正式和法律性的，大多数发生在公司内部的生产；也有的是非正式的甚至是非法的，如非法但却广泛的毒品、枪支及其他小武器、强迫移民、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侨汇、滴血钻石等。^[61]不管供应链对于发展和人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中立的，它们都影响到治理的特征和质量；即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开始得到发展可能性和发展政策等的关注，各个部门的从全球到地方层次，特别是如鲜花、水果和蔬菜等的新部门。非正式和非法的供应链可能会加剧脆弱性，而正式和合法的则会促进良治，或改善治理。

地方/全球供应链的治理正被当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安全关联议题：即到底如何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到底哪一边更为重要。由此而来的是两个趋势或解决办法：一是安全政策的发展化趋势，即强调安全政策的发展内涵，或者说在安全政策中添加发展要素，其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使援助资源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当做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次级群体、地区和冲突”，^[62]当然也包括所谓的人类安全、保护的责任等。二是发展政策的安全化趋势，即强调发展政策的安全方面，或为发展政策添加重要的安全要素，特别是认识到对“冲突预防”、“冲突后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的投资已成为安全政策的有机和核心要素。^[63]很大程度上西方强调的是“发展政策的安全化”，因为这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当前推行的良治、援助附加条件、民主推广等是相一致的。

在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之外，西方还鼓励安全的私有化。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由于非洲国家的不作为或不能作为，非洲人民需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安全的提供和治理都已经超越了国家层次，包括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和机构，特别是各种私营武装/军事公司的大量涌现。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例，据估计，高峰时期在伊拉克有超过60家私营武装公司活动，雇员超过2万人。如果将安全与风险管理公司（Erin-ys）所雇佣的1.4万名油田保安排除在外，真正的私营武装公司雇佣人员仍有近6 000人，其中黑水公司约600人，风险控制公司（Control Risks Group）约750人，奥利弗安全公司（Olive Security）265人。^[64]如果说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的自上而下的安全私有化是一种可控的过程，那么更多发生在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的自下而上的安全私有化便是一种对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的明确反应，因为国家提供安全的责任遭到削弱，其他诸如民兵、游击队、部落武装及其他非国家的武装行为体对国家权威形成了挑战，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试图替代国家发挥安全提供的功能，特别是私营保安公司。^[65]当然，最为严重和危险的安全私有化是恐怖主义的盛行，它不仅本身为全球安全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更因为引起美国的过头反应而使相关的治理努力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如果说西方的上述两大方法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南南合作的话，中非关系的发展正在纠正这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强调发展政策的发展性质而非安全化发展政策，特别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说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度陷入国家破产边缘的中国并未采取当今西方开出的发展政策安全化的处方，而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从而逐渐摆脱了当前的困境，并成长为一个新兴大国。二是中国也充分重视安全，致力于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的稳定的环境，致力于实现政权稳定。中国方法向非洲展示了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方法，即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逐渐解决既有的发展和安全问题，并以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发展与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