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南南合作理论

三、扩散南南合作理论

中非关系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南南合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建构，还使南南合作理论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全球意义。南南合作理论如果仅具有南方意义，那么它将难以推广或至少生命力不强。很大程度上，南南合作理论的建立是基于对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南北关系的解构，进而也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定程度的纠正。

首先，南南合作理论有利于重建不均衡的全球化理论和反思西方的民主和平论。

根据正统的北方描述，不管是什么案例，更别说其历史背景，全球化都是西方式的正式、议会制民主和开放的自由市场；也即政治和经济的同步“自由化”，而不管暴力的特征、持续时间和烈度。同时，民主化也被认为是冲突与动荡的万能药，即所谓的“民主和平论”。

但南南合作的发展正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和民主和平论的苍白。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加剧国内、地区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例如，地区冲突已经将乌干达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南部乌干达，另一个是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战场的包括了整个基奥加湖（Lake Kyoga）的北方。^[66]另一方面，对西方所倡导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进程的反思也在增加。例如，世纪之交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反思和怀疑性反应也在持续增加。又如，对西方学者倡导的“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和修正，集中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命题与可持续的安全环境的界定和确立的不可兼容性。人们还认识到，正宗的“良治”未必能促进每种场合下的持久和平；不恰当的和平进程也可能是高度成问题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例如，冲突后的复员军人往往回归非正式部门，这些部门可能既是非法和暴力的，也是全球的和发展的。结果是成功的和平谈判与协议的不经常和重回冲突的经常性，以及某些国家的事实分裂，如刚果、科特迪瓦和可能的乌干达。更为严重的是，这类来自和平建设与人道主义干涉的意料之外的和不可接受的后果，更进一步为北方的国际机构所恶化，包括国际的和非国家的。这些北方机构从如八国集团（G8）、欧盟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这样的政府间机构，到如基督教救援社（Christian Aid）、乐施会（Oxfam）、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再到如国际危机小组（ICG）和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等智库，此外还往往包括一些军事机构，如英国的国防部和日益增多的私有军事公司。

上述来自于特定的、问题过程的怀疑或修正主义，强化了反思“国际关系”视角的压力，这从非洲的视角就更为明显，因为该大陆从和平建设中得到了最多的“实验”。如同第二章所讨论的，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危机的稳定者和冲突后重建的支持者，以中非关系为代表的南南合作显然可有效缓解上述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和西方民主和平论的不合理后果。进而，南南合作理论可有效帮助西方理解这些“困惑”并对理论加以合理更新。

其次，南南合作也可纠正西方对所谓人类安全的理解和界定。

人的生存与安全是全球体系的根本关切之一。而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及其关系复杂化的一个明显体系便是人的安全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特别是相对于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而言，这便是“人类安全”概念的日益普及。冷战结束后，因美苏对抗消失而释放的诸多地区冲突、国内民族矛盾以及全球化导致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显现，暴露了传统安全观念和安全研究方法与时代的严重脱节，迫切需要对安全观念与安全研究进行重新定位。^[67]由于冷战结束后核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人类为核武器毁灭的威胁很大程度已然消除，安全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国家和军事转向了人类领域——包括个人的生命与尊严，^[68]进而催生了“人类安全”观的产生。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人类安全的概念，表达了这一对个人生命与尊严的关切。“人类安全并不关注武器——它是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关切……人类安全以人为本”。^[69]

为了促进人类安全概念的具体落实，西方国际社会建立了大量异质性的全球性联盟，从相对更为成功的渥太华与金伯利进程，到不太成功的如童子军与小武器问题。每个联盟都是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包含了不同非政府组织和思想库的相互结盟，进而形成一个从倡导到执行再到评估的完整过程的联盟。这些联盟导致“一种人道主义倡导模式正在出现，包括三个大的方面。他们追求令人信服的被广泛接受但却未必是普遍性的支持的标准；在非政府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政治联盟；允许投票而非共识性决策的谈判环境，使非政府组织得以参与并可选择可支持的主持人”。^[70]然而，现实证明西方在非洲所倡导的这一切不仅未能解决非洲的人类安全问题，反而因自身内部问题而被证明这一概念是存在问题的。例如，“9·11”恐怖主义袭击导致一场不合理和不可能赢的全球反恐战争，而发生在英国的“7·7”恐怖主义事件也导致在英国及其他移民团体、包括英属共同体内的重大反思。换句话说，尽管西方试图在全球推广诸如人类安全等后现代国际关系理念，但却不得不对国内的人类安全问题作出反应。

相比之下，南南合作重大地缓解甚至改善了非洲的发展状况，使得“非洲可能从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比世界其余地方少受伤害”，因此尽管“百万受挫的、无聊的和愤怒的非洲年轻人在贫民窟快速增长，同时还有长期的‘荷兰病’危险”，“甚至处于世界金融冲击当中，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机会重新建设自身”。^[71]这样，南南合作理论事实上“提供了特定的步骤以改善国际关系研究日程，这样非洲和发展中世界可更好地不再被忽视。”^[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