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的经济发展

19世纪后期，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了政局基本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

经过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混乱时期，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局趋于相对的稳定。一些国家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联合的寡头统治。例如，智利在1833年颁布新的宪法，限制选举权，统治阶级组成保守党和自由党，政治权力开始实现了平稳、合法的更替；阿根廷在结束了罗萨斯独裁统治后，也颁布了新宪法，形成了得到不同派别拥护的中央政府。还有一些国家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考迪罗个人独裁统治。这些考迪罗政府大多使用严酷的手段实现政治稳定，宣扬孔德的实证主义口号“秩序与进步”，推动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些考迪罗通常被称作“秩序与进步独裁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墨西哥的迪亚斯（1830—1915）、委内瑞拉的戈麦斯（1857—1935）、多米尼加的乌利塞斯·欧鲁（1845—1899）等。

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浪潮开始强烈地影响到拉丁美洲。欧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刺激了对谷物、肉类和羊毛等大宗农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农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也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拉丁美洲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欧美国家对食品和工业原料的需求。铁路和蒸汽船的发展则促进了原材料的运输，新式船舶将拉美到欧洲的航行时间缩短到几个星期，冷藏运输甚至能够将鲜肉和其他生鲜食品运到大洋彼岸。

面对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拉美各国普遍采取自由贸易方针，开放市场，制定优惠政策，从欧洲引进大量移民。欧美国家加紧向拉美的经济渗透，纷纷到拉美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兴办工厂，买下土地经营种植园，从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资本、技术和管理体制，刺激了拉美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拉美对外贸易就已经开始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拉美进入了出口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阿根廷大量出口羊毛、牛羊肉、小麦等农产品，出口量在1853年到1873年间增长了6倍，到1893年又翻了一番。在30年内，阿根廷从一个进口谷物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俄国的世界第三大谷物出口国。巴西的咖啡出口在1844—187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1874—1905年间增加了3倍；1870—1875年期间平均每年4亿磅，19世纪最后的5 年平均每年达到11.3亿磅。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咖啡出口量也有惊人增长。智利的硝石出口从1881年的35.6万吨增至1913年的270万吨。墨西哥的外贸总值从1870—1900年增加了3倍。整个拉美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1870—1890年和1890—1912年分别是2.7％和4.5％，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外贸繁荣的背后是农业的发展和早期工业化的进展。阿根廷农业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1870年的150万英亩增加到1901年的1700多万英亩。乌拉圭的牛、羊存栏数分别从19世纪中期的200万和100万增至19世纪末的700万和1800万。巴西南部的咖啡生产种植面积大、劳动生产率高，到19世纪末其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3。

拉美的早期工业化表现为出口加工工业和采矿业的迅速发展。例如，冷冻技术的引进使肉类加工告别了牛肉脯和咸牛肉的时代。在各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外国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拉美的采矿业有了迅猛的发展，矿业生产组织和采矿技术都发生了极大变革，企业规模变大，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规范化，新技术使低品位矿石也能开采和提炼。智利在1870年前还不生产硝石，但到1900年就年产140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4。19世纪最后20年，墨西哥的出口基本部门采矿业和石油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7.2％，金银矿的产量增加了4倍以上，石油开采的发展更为惊人，十年之内增长了1000倍。玻利维亚的锡出口量从1897—1913年猛增了12倍。

拉美的早期工业化也表现在铁路和港口建设上。19世纪后期，拉美国家的铁路建设也进入高潮。火车早在1837年就出现在古巴。19世纪5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都开始修建铁路。19世纪晚期，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有了惊人的迅速扩展。阿根廷的铁路网从1880年的2570公里增加到1890年的1.67万公里，1914年达到3.4万公里，并建成了横穿安第斯山脉的铁路线。1880—1910年，巴西的铁路线从3400公里增至2.13万公里。1880年，墨西哥的铁路只有不到600公里，1911年增加至2.4万公里。到1913年，拉美的铁路总长达8.3万多公里。铁路的飞跃式发展为工农业产品的运输和人员流动提供了低廉便利的运输手段，也促进了新的可耕地和采矿业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真正的全国市场。与此同时，铁路网将割据的地方势力连接成一个整体，使得政府能够对偏远地区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

拉美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最为显著。它在19世纪初是西属拉美殖民地中最不发达、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但到19世纪最后30年，它在人口增长速度、移民数量、修建铁路的里程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都超过了其他拉美国家, 使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最先进的国家，按GDP计算排名世界第10位。阿根廷被誉为 “世界的粮仓和肉库”，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

拉美地区蕴藏大量的金银、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农产品，所以在独立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拉美国家很自然地走上了初级产品出口的外向发展道路,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温带农牧业（主要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生产畜产品和小麦；热带农牧业（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中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某些地区），生产甘蔗、烟草、可可、咖啡、香蕉、棉花、橡胶等；矿业经济（主要是墨西哥、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出产银、铜、锡、金和石油。

总体上看，这种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使得拉美各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对西欧，尤其是英国的依附地位，严重地制约着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拉美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与对外经济依赖紧密联系，外国资本大规模地渗入，掌握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英国是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整个19世纪，拉美的主要贸易活动掌握在英、法、德、美等国公司的手中，而英国公司控制了拉美贸易的60％以上。英国的工业品充斥拉美市场。拉美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也主要由英国公司经营，大部分转手卖给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中间商从中获取可观的利益。英国还是拉丁美洲的主要投资国和债权国。1822—1826年，英国对拉丁美洲各国提供10次贷款，共2100万英镑。其中，拉美国家实得现款仅700万英镑，其他1400万英镑则作为利息预先被扣除了。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对拉美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投资总额在1870年达到8500万英镑，1890年增至42570万英镑，1913年更增至10亿英镑。至此，英国资本在拉美拥有118条铁路、23家石油公司、25家硝石公司，几乎控制了电话、电力和水利等行业，还控制了大多数国家的交通、铁路和港口等企业。

19世纪晚期，美国在经济领域也加强了与拉美的联系与渗透。1822年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只有2600万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超过英国, 跃居首位。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投资到1889年已超过 3 亿美元，主要集中于墨西哥铁路和矿业，古巴的食糖生产以及中美洲的种植园和铁路。法国、德国也都在19世纪末加大了对拉美的资本输出和经济渗透。

到1913年，拉美经济被完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沦为依赖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出口地区。这种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拉美国家经济的脆弱性。拉美经济长期高度依赖少数几种出口商品。1913年，5个拉美国家（玻利维亚、智利、古巴、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60%以上，3个国家（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的单一商品占出口量的一半以上。世界市场的波动使得拉美各国经济很难维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只有阿根廷和智利的出口从1850年到1914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4%，其他国家都在急剧增长之后陷入了长期停滞。委内瑞拉的依附经济是拉美经济的一个缩影。它严重依赖锡矿的出口，同时进口的粮食又对本国农业造成破坏，使得农业生产迅速下降。玻利维亚经济因而受到双重依赖的制约，单一产品的出口依赖世界市场，部分粮食供应也依赖海外市场。

此外，这种发展模式使得拉美经济和社会的“二元化”更为突出。在初级产品部门日益繁荣的同时，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比较缓慢。初级产品的产区、沿海地区和首都等大城市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他地区却很难从初级产品的出口中获益。许多拉美国家的铁路网呈扇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而本国各地之间的交通却非常落后；现代化的港口城市与广大的内地，现代化的矿区和种植园与周围古老的村庄形成强烈的反差。在阿根廷，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尤为突出。潘帕斯草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源源不断的初级产品出口日益繁荣，中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省份却长期陷于贫困状况。

最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消耗本地资源，为大量生产特定的出口产品，人为地改变拉美地区原有的自然环境，农牧业生产耗尽土壤肥力，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也导致产量逐渐下降，这一点在1900年前后的中美洲、委内瑞拉和海地表现得特别明显。

尽管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加速实施有效地扩大了国民财富，但大多数人却很少受益。这种经济进一步强化了拉美的大地产制度，到处可见大牧场、大种植园，而绝大多数农户失去土地，一贫如洗。拉美社会表现出巨大的反差，出现了尖锐的两极化现象：一端为大地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教会和上层军官，另一端为贫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前者在城市过着显赫奢华的生活，广大下层民众的处境却几乎没有改善。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成为拉美各国普遍的特征。在多数国家，这种分化几乎是以种族为基础，印第安人和黑人向上流动几无可能，印第安人只好退缩到村社里，黑人在拉美的处境与美国黑人一样悲惨。

社会的二元化也促成了政治的不稳定。当民众运动引发政治动乱时，就会导致军人的干政，代之以强调控制的威权主义。进入20世纪，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恶性循环，依然成为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