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当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也是由殖民地脱胎而成。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战争中诞生，标志着它从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了其独立发展的进程。独立之初的美国还是一个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它在建国时期也面临着许多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困难与问题。1884年，美国已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于1894年开始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列宁曾经指出:“无论就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或者就已经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十分多样化的自然条件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或者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匹的。”[1]
第一节 经济发展初期状况
为了探索美国经济起飞的奥秘，借鉴其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必须考察其经济起飞的起点，把握其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欠发达特征，为将其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跨期比较提供客观基础。
一、自然禀赋与经济格局
特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个国家将其自然禀赋转化为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潜在空间，因此，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格局。美国的前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30年代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的13个殖民地。在殖民地时期，由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地理和气候往往成为决定殖民地居民生存状态、生产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常常把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经济地理格局简单地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3个经济区域。
北部，即新英格兰地区，包括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和新罕布什尔。北部地区多山，冬季漫长，气候寒冷，海岸线曲折，山石嶙峋，土地相对贫瘠，可耕地较少。但是，这里牧草茂盛、灌木丛生、森林资源丰富。除康涅狄格等小河谷地和沿海狭窄的沉积平原外，该地区没有大片农业区。受到农业资源的限制，整个地区农产品不能自给。当地居民纷纷在非种植业中寻找获得财富的机会，许多人从事捕鱼、捕鲸、造船、酿酒、制木桶、制鞋、冶铁、航海和经商。新英格兰盛行中小土地占有制，家庭农场是基本生产单位，形成了农业、畜牧业、捕鱼业、商业和制造业并举的多样性经济格局，而畜牧业、捕鱼业和进出口贸易最终成为该地区的3大经济支柱。
北部新英格兰的许多村镇从17世纪末开始放弃粮食种植，全力发展畜牧业，成为当时北美主要的牲畜和肉类制品的出口地。1751年，马萨诸塞草地和放牧地分别占36.6%和42.9%，而用于耕种的土地平均为18%[2]。捕鱼业和与之相关的加工业的发展给新英格兰带来了大量财富。到18世纪中期，渔业产品和鲸制品给新英格兰带来了一半左右的出口值。新英格兰的制造业起步较早，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木工、制皮、打铁、纺织、屠宰和烘烤等行业随处可见，糖类加工、朗姆酒蒸馏、磨面、制鞋和造船等产业已经形成规模。虽然是以家庭作坊为主，但产品在满足本地消费之外，尚有剩余出口，尤以鞋类、船舶和朗姆酒出口为甚。与手工业相比，新英格兰的商业和对外贸易更为重要，尤其是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以波士顿为中心的商业贸易尤为活跃。早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波士顿商人就开始把巴巴多斯的糖、弗吉尼亚的烟草、新阿姆斯特丹的毛皮运往伦敦，将本地的渔业产品、食品、木材制品和马匹运销到其他英属殖民地，并把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葡萄酒、水果、盐、糖蜜、朗姆酒、棉花、染料及其他产品运到北美。波士顿商人很快就成为“新大陆”商业的主力军，到1700年控制了殖民地船只货运能力的40%。不过，进入18世纪，波士顿的贸易垄断地位遇到许多中部港口城市的挑战。
中部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四州。大西洋中部地处北温带，土地肥沃，林木茂密，河流纵横，具备发展农业和商业的极佳自然条件。英国和荷兰、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移民带来的农业经验，在这里融合汇聚，使中部农业发展具备很大的优势。它以盛产大麦、小麦等谷物闻名，其庄园和家庭农场是当时北美乃至整个英属美洲的粮仓，有“面包殖民地”之称。这里领主的大地产与自耕农的小农场并存，农业的商业化造就了中部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
宾夕法尼亚居民种植蔬菜、牧草、水果和小麦，尤其是小麦的产量很高，每英亩平均产量为20～30蒲式耳，高于当时英国的平均产量[3]。小麦主要出口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新泽西盛产水果，到处遍布桃树和苹果树。由于鲜桃不便于储存和运输而浪费严重，苹果则用于酿酒，然后将苹果酒销往西印度群岛。纽约出产的牛奶、面粉、啤酒和牲口，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纽约更是一个商业城市，在17世纪下半叶，几乎纽约城的每个人都是买卖小商品的商人[4]。中部殖民地还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不仅像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大城市制造业粗具规模，就是一些小村镇也有自己的制造业。据说，当地多数居民都是手艺人，制作的物品种类繁多，质量很好。中部各殖民地的贸易同样十分兴旺，进入18世纪后，费城和纽约逐渐成为与波士顿并驾齐驱的商业贸易中心。
南部，包括切萨皮克地区(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南部地区土地肥沃，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发展种植业的条件特别优越，适宜发展大种植园经济。一般种植园土地面积达500～600英亩，大种植园可达5 000英亩，多种植烟草、水稻、靛青等作物。由于烟草在欧洲畅销，利润丰厚，因此，烟草几乎是整个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期南部种植园的主要作物。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花机后，种棉花变得有利可图，主要作物从烟草转变为棉花。1700年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出口量为3 200万磅，1730年达到4 380万磅，1750年达到6 620万磅。1760年烟草为切萨皮克地区创造了436 250英镑的财富[5]。1768～1772年，弗吉尼亚每年生产谷物的价值为864 000英镑，生产烟草的价值为493 000英镑。在北卡罗来纳，除种植烟草外，还盛产玉米，并出口西印度群岛。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南卡罗来纳的水稻种植成为其经济支柱，出口量逐年递增。1710年超过150万磅，1720年达到600万磅，1730年接近2 000万磅。此外，卡罗来纳地区还是靛青生产基地。下南部地区的中小农场主还利用农闲时节生产柏油、松香等造船物质。北卡罗来纳的造船物质出口量居各殖民地之首，在北美出口英国的柏油中占7/10，松脂占1/5，松节油占1/2以上。1718年从查尔顿出口的沥青和柏油为50 000桶，18世纪20年代中期接近60 000桶[6]。南部种植园需要很多劳动力，最初主要是白人契约奴，18世纪以后，黑奴逐渐取代白奴，成为南部种植园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人力资源状况
北美地广人稀，需要充分的人力资源投入来开发自然资源，使之转化为物质财富。各殖民地在建立初期不过是一些居民稀少的村落，因此，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口的增长。1607年以后，北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人口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白人和黑人不断增长，印第安人人口锐减。至独立战争爆发前夕，大西洋沿岸已变成后来者一统天下，土著居民为数甚少。
整个英属北美人口在18世纪有较快的增长。在1700～1775年，13个殖民地的人口由25万增至250万，年增长率为3%，大约每25年翻一番。根据美国商业部国情调查局的历史统计资料(如表4-1所示)。到1774年，北美殖民地的白人数量相当于母国人口的1/4。
表4-1 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估算(人)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Census，1975，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D.C.，p.879．
北美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和自然增长。一方面，从其他殖民地和欧洲进入本地区的移民始终是推动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据估计，在1760年以前来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类移民总数大约为70万人，平均每年约4 500人;而在1760～1775年，进入北美殖民地的移民总数达到22.2万人，平均每年15 000人。“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以摆脱对地主的依附，是吸引人们来到美洲的主要原因”[7]。另一方面，快速的人口自然增长是推动北美人口变化的又一个重要动力。北美地广人稀，劳动力价格高而土地廉价，提高了人们的生存能力，使人们比欧洲人结婚年龄提早，出生率增高，因而人口的自然增长很快。在地广人稀的北美殖民地，劳动力就是财富。一般的家庭都希望多生孩子，而且男孩比女孩更受欢迎。殖民地时期一个家庭生育的孩子一般在6～10个，多者可达20余个。此外，没有生存危机也是殖民地人口自然增长较快的另一个原因。丰富的食物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要;营养条件较好，使居民的身体素质和抵御疾病的能力都有所增强，死亡率低于同期的英国和欧洲。在马萨诸塞的安多弗，1660年前定居的30名男子的平均寿命为71岁，第二代的138名男子的平均寿命为65岁，第三代只有62.4岁，第四代则下降到59.8岁[8]。就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而言，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了。在安多弗和普利茅斯，1700年以前每10个孩子中有9个可以活到20岁。18世纪波士顿人口的死亡率一般为3%。帕金斯(Perkins，E.J.)认为，从母婴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来看，18世纪北美居民(包括自由人和奴隶)的健康水平在当时居世界第一[9]。
北美殖民地比较重视教育。居民普遍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受到基本的教育，进而在经济和社会上获得成功，各殖民地当局也都有涉及教育的立法。因此，殖民地人口的素质通过教育得到逐步提高。新英格兰地区的文盲不多，甚至低于英国。在第一代移民中，2/3的男子和1/3的妇女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10]。据美国学者克雷明(Cremin，L.A.)估计，当英国居民的识字率还在48%～70%之间徘徊时，北美居民的识字率已达到70%～100%[11]。1715～1745年，哈佛学院(建于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建于1693年)和耶鲁学院(建于1701年)共培养了1 400名毕业生; 1745～1775年，由于新建了7所学院，殖民地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达到31 000人[12]。据克雷明估计，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北美主要学院培养的学生至少有1/3进入宗教界，从事医生、律师和教师等职业的人次之，经商务农者也不乏其人。当然，殖民地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种族、经济状况、性别以及居住地点等因素均影响受教育的机会。
在北美居民中，有20%的人困于种族奴隶制的枷锁之中。在南方，这个没有自由、没有财产、没有人格的群体占人口的40%;即使是在白人社会内部，也存在众多没有自由和财产的仆役，他们与黑人一起构成社会的最底层。
三、社会制度: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从16世纪80年代到美国独立前夕(1685～1775年)的北美殖民地时期，欧洲裔移民和非洲裔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北美。作为移民的主体，英国移民主导的制度、技术、观念和活动支配了这期间北美社会的历史走向。被移植的英国的制度及其理念，在新的环境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为美国独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制度资源和强劲的精神动力，为其后的经济起飞铺设了坚实的“跑道”。
根据英国宪政文件，英属殖民地是由英王创设的“法人和政治实体”或“永久政治实体和法人团体”。这就是说，英国将殖民地界定为本国居民在本土以外建立的拓殖地，是母国领土和主权的延伸，因而其土地的最终归属、统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均不属私人范畴，而是英国的一种国家行为，私人所有的只是殖民地土地所带来的部分收益。
殖民初期，英王以特许状的形式授予一些商业公司探险与开发殖民地的特许权。后来，英王进一步扩大特许状的范围，把它授给业主、团体以及个人。特许状表示英王对殖民地权力的认可以及对殖民地政治的基本的原则性指导，它在北美殖民地起着法律文献的效力，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地方“宪法”的功能。比较典型的有，《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特许状》、罗德岛的《公民社团和政府的自由特许状》、弗吉尼亚的《大特许状》、纽约的《自由和特许宪章》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政府结构》和《特权宪章》等。这些特许状经过反复修改、引申和扩展，成为宪法的雏形。实际上，每个殖民地都根据特许状制定了许多地方性的宪章、法律、法规。同时，特许状使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比英国人更加认同固定的成文宪法，从而使得独立后的美国作为一个历史短暂的年轻国家，却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
殖民地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政治社会，拥有来自英王授予的实行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利。因此，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在政治结构上均以母国为蓝本。每个殖民地在政治上自成一体，总督与国王对应，参事会与议会贵族院及枢密院对应，民选议会与议会平民院对应，县与郡对应，村镇、教区乃至百户区及其相关官员，无一不是母国制度的移植。每个殖民地政府在形式上均以英国政府为对应，其自主性和完整性高于英国的地方政府。英国则以管理海外领地的方式确立了一套控制殖民地的机制，要求殖民地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母国的法律和习俗。由于北美各殖民地和母国在政治结构上具有对应性，北美居民便倾向于将自己所在的殖民地比附为独立的邦国，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政治独立性的发育成长。
应该承认，虽然英国对北美殖民地贸易施加严格的限制，在国内各港口征收较重的关税，却很少干预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对于人口流动、政府援助及维护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关心。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在整体上是消极的，其主旨在于防止殖民地摆脱对母国的忠诚和依附，保护殖民地不受欧洲其他殖民国家及印第安人的攻击，而不是主动地规范其发展道路。北美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我依靠、自我治理和自我维持”独立性较强的群体，其居民具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1500年左右，欧洲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而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几乎是直接移植了这种经济，因此，市场取向成为北美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就财产关系和经营方式而言，北美殖民地土地私有化和经济开放的程度，甚至超过同时期欧洲许多国家。与母国相比，北美殖民地最大的优势在于土地辽阔而富饶，而最大的难题则是如何获得充分的劳动力，使土地产生价值。因此，推行优惠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吸引较多的劳动者前来定居，并建立适当的劳动制度，一直是英国和殖民地当局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北美大量土地的存在使绝大多数的白人移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从而在北美形成了独特的小土地所有制。这种耕者有其田的小土地所有制使得大量移民成为自耕农，使封建制度在殖民地失去根基，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北美这片土地上，英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习性，比如，皇权的象征主义，地主阶级的势力，根深蒂固的教会中心，传统制度的拖累，各种炫耀性荣誉的诱惑，等等，统统都无从滋生繁衍，由此决定了独立后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也与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它没有沉重的封建包袱。
作为北美殖民地社会中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北美最初大部分移民是不信奉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清教徒，他们为了追求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国内被剥夺的宗教和政治自由、为了建立新的家园而移民北美。新教在北美殖民地占主流地位。不同派别的新教徒移民使北美殖民地教派繁多、自由杂居。13个殖民地共有教会组织3 105个，其中，658个属于组合教派，543个是长老会，498个是洗礼教会，480个是主教教会，295个是教友派教会，261个是德意志和荷兰改良教会，151个是路德派教会。每个殖民地官方教会并不十分严格和强大，在实际生活中倾向于宗教原则而不是强制力量来统治。各派教徒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养成了相互容忍的习惯。在这种宗教状况的基础上经过革命洗礼，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最终以立法形式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案中:国会不得制定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
在对北美大陆不断进行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移民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北美文化观念，即私有财产权、平等与自由的观念。第一，由于殖民地土地的私有化，人们一开始就拥有强烈的私有财产观念。广袤土地的现实存在，是移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并形成私有财产观念的客观基础。第二，按当时的标准，北美殖民地是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这种社会平等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美的自然条件及移民自身的主体条件决定的。人们之间虽有贫富差别，但还不足以影响到基本生活;人与人之间没有贵贱高低之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占有土地成为社会的平等成员。与欧洲特别是与英国相比，这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几乎从一开始，北美土地上的拓荒者就习惯自称“新大陆”的“新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在这里交融思想、混合血缘，不断给这个新生的民族增添活力、青春和丰富的想象。第三，从殖民地建立起，移民们就获得了事实上的一种自由，并形成一种普遍的自由观。北美土地广大，每个移民都可拥有一份自己的土地，从而获得在这份土地上的自由。财产所有权的确立保障了人们经济上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独立的人格，获得自由表达意志和自主决定的权利，并在政治上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殖民地移民的自由观是伴随着自由占有和开垦土地、建立小土地所有制这样活生生的事实深深植根于人心的。北美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无家可归者、冒险家、落魄骑士、不同政见的异教徒。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开放社会，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塑造”自己，寻找自己的发迹之路。
四、国际经贸关系
殖民地内部市场经过长期的发育，逐渐具备一定的容量，各殖民地之间的货物交换十分频繁。但是，内部市场的扩大并没有削弱北美殖民地经济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依赖。北美殖民地的支柱性产业，如大宗作物种植、畜牧业、捕鱼业、造船业，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外部市场。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与母国的经济联系，在北美殖民地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英国大体上控制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使殖民地在经济上有利于本国的利益。为了使殖民地在经济上对母国保持依赖性和互补性，从而为母国创造财富，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规定殖民地向母国输出原料和半成品，而大量进口母国的制成品，在贸易上始终保持入超。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70年代，英国为殖民地制定了包括《海上贸易条例》等一系列限制其对外贸易的法令:凡进出口英国及其属地货物必须有英国船只装运，其中有关英国经济必需的产品只能运销英国，另一些产品也必须在满足英国需要之后，再从英国转口外运。这样，在规定之外可由殖民地直接外销的产品不仅品种有限，而且经济价值也不高，实际上几乎剥夺了殖民地的出口自主权。在殖民地的进口贸易上，贸易法令规定了占相当大比例的进口货物不得直接销往殖民地，而必须先运到英国，缴纳关税后再转运殖民地。因此，在进口方面，殖民地也近乎丧失了自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通过税收政策强化对殖民地的外贸垄断，限制其对外经济交往。比如，规定北美殖民地从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外任何地方进口糖浆、糖酒和糖都必须纳税。
尽管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发展仍然十分迅速。殖民地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南欧和西印度群岛。出口的大宗货物为烟草、面包、面粉、稻米、干鱼和靛青等，这几种产品在1768～1772年占殖民地出口总值的60%。各殖民地的出口量不尽相同，其中，新英格兰每年出口额为489 000英镑，中部为572 000英镑，上南部为1 181 000英镑，下南部为614 000英镑[13]。
北美殖民地也是英国产品的重要销售地。在殖民地的进口贸易中，英国和爱尔兰的货物所占比重最大，1768年其价值为2 573 000英镑，而西印度群岛和南欧等地的货物相加也不过627 000英镑[14]。1772年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的进口量占英国当年海外贸易额的16%[15]。从1720年到1770年，北美殖民地每人每年平均从英国进口货物的价值增长50%，如表4-2所示。
表4-2 北美殖民地每人每年从英国进口货物价值(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Census，1975，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D.C.，pp. 879-880;pp.889-894.
至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已经呈多元化发展。其主要进口货物包括:原材料，如煤、羊毛和棉花;未加工的食品，如茶叶、水果和胡椒等;加工食品，包括酒、奶油、面粉和糖;半加工工业品，主要是生铁、木材等;工业品，包括鞋类、衣服等。
当然，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并非只是发展进口贸易，其出口贸易也有很快的发展。1700～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进出口增长率超过1%，再出口率约为1.5%。不过，北美殖民地对外贸易一直存在入超，而且赤字呈扩大趋势。1721～1730年的年均贸易赤字达到67 000英镑，1751～1760年则达到896 000英镑[16]。其中，对英国的贸易赤字最大，在1768～1772年达到1 468 000英镑。
英国在控制殖民地贸易的同时，对北美殖民地的制造业也施加了种种限制。许多英国人在承认南部殖民地产品有利于英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担心北部殖民地在制造业方面可能对母国构成威胁，因而相继制定了一些限制北美殖民地制造业发展的条例。比如，1732年6月，英国议会接受国内制帽商的要求，制定《制帽条例》，对处于兴盛中的北美制帽业施以限制:该法只允许某殖民地生产的帽子在本地消费，不得出口到其他殖民地。1750年指定的《炼铁条例》，不准殖民地加工铁器产品。
不可否认，英国在对待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问题上，采取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英国需要殖民地为它提供自己不能生产的原料和产品，同时大量购买母国的制成品，从而为母国创造财富。但是，在客观上，英国主导或控制的北美殖民地对外贸易，也为美国独立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进口工业品和各种制成品刺激了北美殖民地社会的经济需求，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与成长，有市场需求才可能需要进口;反过来，进口的增长又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北美殖民地进口量持续增长过程，同时也是其内部市场不断扩大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比起依靠殖民地自身的力量在摸索中逐步建立和扩大内部市场，以英国当时先进而成熟的工业品来开拓北美殖民地市场，更快捷、更完善、更有效率。进口的先进工业品和半工业品，能够激活社会需求，完善和提升殖民地社会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进口产品能够逐渐孕育和催生殖民地进口替代工业。例如，北美殖民地居民曾经习惯使用劣质的褐色生糖，随着进口白糖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改食白糖。为了满足殖民地民众不断增长的对白糖的需求，殖民地制糖工业应运而生。到1770年，北美殖民地已经能自产精糖2 300 000磅，供应3/4的本地居民需求。麦卡斯克等人的研究表明，到美国独立前夕，英国的进口产品既不能满足殖民地市场的需求，也无法构成对殖民地市场的垄断，留下了价值320 000英镑货物的缺口[17]。应该说，殖民地市场上这种供不应求的缺口与来自母国进口产品的刺激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刺激了殖民地工业的成长和壮大，是美国独立后工业发展、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
同样，殖民地出口贸易对于繁荣经济也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在1620年以前，英国每年从西班牙进口价值200 000英镑的烟草，而不从北美殖民地进口烟草，使北美殖民地的烟草生产濒临绝境。但自从1620年英国政府赋予弗吉尼亚公司种植和销售烟草的垄断权以后，1620～1770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出口量从119 000磅猛增至3 600万磅，净增302倍。到1750年，烟草出口已占北美殖民地出口总量的50%左右[18]。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北美殖民地出口贸易不仅总量在增长，而且出口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化。17世纪90年代，稻米在南卡罗来纳种植成功; 1774年，靛青种植开始进入南部殖民地。在新英格兰地区，主要出口粮食、畜牧、水产、木材和皮毛，而中部殖民地则以小麦、面粉、面包和饼干为主要出口产品。
出口市场不断拓展所产生的需求增长，刺激了北美殖民地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改善殖民地对母国的贸易条件。18世纪40年代中期，殖民地农场生产的100蒲式耳小麦只能换150码的羊毛布;到了18世纪60年代早期，同样100蒲式耳小麦却能换超过250码的羊毛布，增长67%左右。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出口贸易的繁荣发展，从多方面吸引外国投资:其一，生产农产品出口相应的配套产品，如生产装载谷物所必需的木桶及类似的包装品逐渐形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其二，提供产品出口所必备的运输工具及仓储设备;其三，催生了产品出口的商业性服务行业。这样，出口贸易的发展对其他产业形成一种辐射作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农工商彼此刺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总之，通过殖民贸易，北美殖民地与作为其母国的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互补性经济联系，为日后经济起飞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外向型发展的经验。
五、经济发展水平
1.农业
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劳动力充裕而资源不足的局面，而北美殖民地则恰恰相反，这里有几乎无穷无尽的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待人们去开发。但对于新世界的土地而言，劳动力是严重不足的。为鼓励更多的移民来到新世界，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为鼓励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扩大农业产量，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在1619年制定了赠与土地的“人丁权”(headrights)制度[19]，打破了从欧洲引入、具有封建土地分配特征的殖民地公有制，开始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不论北部、中部还是南部，劳工短缺都是普遍现象，因此，各殖民地政府就利用各种政策优惠来吸引欧洲白人移民新世界，即便如此，劳动力还是远远不够，这就促成了奴隶贸易的发展。自1619年第一批黑人被带到新世界以来，奴隶贸易不断繁荣，1689年英国的“皇家非洲公司”接管奴隶贸易，使这项贩运买卖更加迅速地扩张。据本科罗夫特的估计，在美洲大陆殖民地上的奴隶数目，1714年有5.9万人，1754年有26.3万人，1790年达到了63.7万人，这使得他们占南部总人口的2/5[20]。这些奴隶劳工为南部烟草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一般而言，农业的技术状况和生产水平，是衡量前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北美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工具相当简陋，其技术含量和使用效率都较为低下。直到殖民地后期，农民耕地还主要使用锄、镐之类的农具，使用耕犁较为少见。当时，一个农民一天能翻地1英亩，但春季播种期不长，北方更短，所以，一户农家一年只能耕种10英亩左右的土地。据统计1637年整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才有37架犁。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使用大镰刀收割谷物。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北美殖民地也与英国当时的发展状况相距甚远。北美农民对当时英国兴起的科学农业几乎一无所知，休耕是恢复地力最普遍、最基本的办法。他们普遍忽视施肥和轮作，不重视品种改良，不能有效地防治病虫害，也不注意选择最佳的播种和收割时间。其农业收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凭借土地辽阔的优势，以广种薄收来提高总产量。在当时到北美旅行的欧洲人看来，北美殖民地农业投入太少，劳动力不足，工具简陋，方法粗劣，人工施肥未得到重视，轮作制也不合理[21]。
2.工场手工业
北美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加工和制造提供了原料，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带来了可供利用的劳动力，而与英国经济的互补性则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北美殖民地存在多种形式的加工业和制造业，主要产品包括:面粉、烟草、肉类制品、皮革、鞋类、鱼产品、纺织品、木制品、松香、柏油、纸张等。殖民地的炼铁业也粗具规模。北美的煤、铁矿藏资源丰富，且多为浅表性矿藏。到1775年，北美共有82座木炭炼铁炉，每座年生产能力为300吨生铁;还有175座铁厂，生产较为柔软的铁条。据E.J.帕金斯估计，1775年英属美洲的铁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的15%。在美国独立战争前的10年中，从北美殖民地输入英国的生铁和铁条价值为50 000英镑[22]。此外，提糖炼蜜、酿酒、玻璃品制造、亚麻纺织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大量分散的手工工场与为数不多的集中手工工场并存。工场手工业的主要形式是分散的手工工场，这是工场手工业的低级形式，基本上与简单协作没有区别。不过，在一些工业部门也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例如，新英格兰地区的造船业在18世纪初已经相当发达，波士顿成为北美最大的造船中心之一。1675～1715年，仅在这一个地区就造船300艘，其中1/5的船舶销往国外。到1720年仅波士顿一地就拥有14家规模庞大的造船厂。除此之外，在塞勒姆、纽伯里波特、新贝德福德、索尔兹伯里也建立了相当发达的造船工业。据统计，1770年前后，北美殖民地每年卖给英国的船只将近400艘，英国商用船舶的1/3是在这里制造的。
在冶铁业中，集中的手工工场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1640年，在马萨诸塞的林恩、汤顿两地建立了铁工厂。随着冶铁基地的西移，在内地陆续建立一些炼铁炉、铸铁厂和拉丝厂。一般来说，冶铁工厂是小而简陋的，每星期的产量为12～20吨。但是，也出现了少数规模庞大的冶铁工场。例如，一家英国人在新泽西西部开办的冶铁厂拥有6座熔炉，其中的3座大型熔炉每周可生产60～75吨生铁。这个厂开办前3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25万美元。
除此之外，在宾夕法尼亚的曼海姆和塞勒姆都出现了较大的玻璃厂，在费城附近也有一家规模较大的锯木厂，1705年该厂已经拥有日产寸板1 200～1 500英尺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甚至在家庭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纺织业中也出现了规模不大的集中的手工工场，主要分布在费城和兰开斯等较大的城市中。
集中的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为美国工业革命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它同小手工业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技术基础都是手工劳动，但由于它把原来分散的小手工业结合在一个工场里，缩短了周转时间，同时，分工的专门化、具体化，将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单纯的机械动作以及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工具的采用，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为以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尤其重要的是，手工工场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熟练工人和机械师，他们初步具有研制和操作机器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关于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许多美国学者做过推算，所得结果不尽相同。帕金斯(Perkins，E.J.)测算，到18世纪70年代初，13个殖民地的年总产值为3 500万英镑左右，约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23]。就经济增长率而言，麦卡斯克等人认为，1650～1770年，整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7%，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则达到3.2%[24]。据推测，殖民地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增长的高峰:各殖民地在建立后的30年普遍出现过较快的增长;从18世纪40年代至美国独立战争这一时期，北美经济发展也十分迅速。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采取多种方法对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进行推算。麦卡斯克等人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殖民地时期人均年增长率为0.3%～0.6%。据麦卡斯克等人的估算，按1980年的价格，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人均国民收入为724～866美元。如果取其中间值则为804美元，再按年均增长0.3%计算，可以得出殖民地人均收入1650年为550美元，1720年为681美元;若按年均增长0.6%计算，1650年为384美元，1720年为579美元。考虑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可推算出1774年殖民地的国民总产值为18.92亿美元。如果年均增长率为0.3%，1650年的国民总产值为3 000万美元，1720年为3.27亿美元;如果按年均增长率0.6%计算，1650年则为0.2亿美元，1720年为2.78亿美元(如表4-3所示)。
表4-3 北美殖民地经济增长水平测算
资料来源:McCusker，J.，Menard，Russell R.，1985，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p.55-57.
由于上述推算所依据的人口基数包括黑人奴隶在内，而黑人对国民总产值的实际占有状况与白人相距甚远，因而并不能准确反映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如果只考虑自由居民，165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则为572美元，1720年为826美元，1774年为1 043美元;长期年均增长率就会达到0.49%[25]。所以，琼斯(Jones，A.H.)认为，以1774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北美居民的境况胜于欧洲大部分人口;其人均财富占有量与包括贵族在内的英国人均水平不差上下[26]。
当时，北美殖民地居民财富占有不均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1730年以前，北部城市中财产在5 000英镑以上者为数不多，而到1750年，财产达到20 000英镑者为数不少，多者可达50 000英镑以上。而且，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1687年，波士顿30%的纳税财产属于5%的富有纳税人，而到18世纪70年代，有49%的纳税财产属于5%的富有纳税人。在费城，占人口20%的富人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1693～1774年从33%增加到55%[27]。南部乡村也存在鲜明的贫富分化现象。1762～1772年，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县最贫穷的30%人口仅占全社会总财富的6%，而最富有的1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却占社会总财富的43%[28]。
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言，殖民地白人社会的分层特点是:最上层和最下层人数较少，而中间阶层十分庞大。富兰克林把殖民地白人社会与同时期欧洲社会做了一番比较。他指出，欧洲社会贫富悬殊，富人不多，但生活奢华，大部分人非常贫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英格兰，“这里人人都是自由持有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都可投票，住在整洁温暖的房子里，拥有富足的食物和燃料，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可能是自己制作的衣服鞋帽”[29]。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R.)认为，与同时期欧洲各国社会相比，北美白人男性户主组成的社会是“中等阶级社会”[30]。
经过多年的殖民开垦，到18世纪60年代，北美殖民地的农业、畜牧业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经营品种已从粮食作物扩大至蔬菜、水果、烟草、大麻以及牛、羊、猪、马等牲畜、肉类和物品;酿造、制铁、造船、磨粉等手工业也初步建立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并最终爆发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6年，北美13个州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经过7年的武装斗争，迫使英国于1783年签订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在独立战争期间及战后，各州政府没收了英王室及亲英派大地主的土地，基本铲除了从欧洲移植而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废除了代役租和长子继承制，并在北部和中部基本废除了契约奴和黑奴制。美国独立战争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扫除了沿袭欧洲的封建残余，为市场经济机制在北美这片土地上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在美国独立之初的18世纪70～80年代，其原先的宗主国——英国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开始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大工业迈进。此时的美国依然是以粗放经营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能与英国同日而语。但是，经过几代人110年(从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1783年，到经济实力超过英国的1894年)的努力奋斗，美国从一个脱胎于殖民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一、经济发展基本条件及其改善过程
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形成与制度创新等基本条件。从一个角度看，经济发展的过程是获取与利用、再造与利用这些基本条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及其改善推动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里，我们把考察的重点放在前三个条件上，而把“制度创新”留到下一节考察。
1.自然资源:美国早期发展中的领土扩张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是美国大规模扩张时期。其扩张手段包括:
第一，侵占印第安人居住地。比如，1784年美国强迫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得到了今天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州的土地。
第二，以武力为后盾强买外国的殖民地。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夺海上霸权和法国镇压海地黑人起义惨败之机，以1500万美元购入82万多平方英里的大路易斯安那。每一平方英里的购买价约为4美分;1819年，美国做成一笔“左轮枪口下的买卖”:以500万美元强行从西班牙人手中割下整个佛罗里达半岛。
第三，直接以战争掠夺他国领土。比如，1846～1848年，美国挑起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迫使战败的墨西哥将现今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这片广袤的土地割让给美国(如表4-4所示)。
表4-4 独立战争后美国强买强占的领土扩张
从表4-4中我们可以大体上看到美国版图的扩张概况。在独立战争之后短短的几十年里，美国就把疆界从大西洋沿岸推进到太平洋沿岸。美国独立时13个州的领土面积不到90万平方千米，但是，100年之后的1876年，其国土面积便跃居世界第四位，增加到930万平方千米。这种领土扩张过程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美国领土扩张在客观上为美国19世纪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19世纪40年代，人们便在苏必利尔湖开采大煤矿、大铜矿，接着又在明尼苏达发现了蕴藏量约占世界铁矿藏1/4的铁矿。世界最大的铅矿资源位于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和堪萨斯州构成的三角地带。此外，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部诸州，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
2.人力资源:西部移民与人口增长
美国在19世纪强买强占的西部土地大多是人烟稀少的未开发地区。从气候和地理条件上看，这些地区非常有利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可是，美国本身的人口稀少，1790年时共有人口392万人，而西部更少，劳动力严重不足。为此，美国政府于1864年成立移民局，并通过了《鼓励移民法》，给予新来移民以各种优惠条件。随着美国领土向西扩展，到19世纪中叶，移民运动开始进入高潮，一批又一批来自东部和欧洲的移民深入广阔的西部。据统计，1850年以后的80年间，大约有3 500万移民涌入美国。1790年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而到1860年，人口几乎是全国一半，达到49%。美国在西部移民开发的过程中，除了制定鼓励移民的政策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早在1785年的西部土地法令中就规定，西部地区按36平方英里划为一镇区，每一镇区的第十六块地应留做学校建设专用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决定把部分公地永远赠与每个州的有关院校。在这个法令的支持下，各州都建立了高等学校，著名的衣阿华农学院就是当时接受这种赠地而创办的第一所农学院。这些高等院校成为西部建设的人才摇篮。
西部开发是与美国领土扩张同时进行的，是美国向西部广大地区扩展、移民和垦殖开发的过程。它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丰裕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且开拓了市场，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农业、工业的发展。西部移民开发使美国的耕地面积从1790年的3 000英亩，增加到1860年的4亿多英亩，并导致美国农业生产中心的西移。一方面，西部地区为东部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和食品。到1860年，仅从伊利运河运往大西洋沿岸的各类农产品就已经超过180吨;另一方面，西部也为东北部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在整个西部移民开发过程中，移民们必须依靠东部的工业来满足他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本需求。1853年，俄亥俄流域从东部进口56万吨商品。西部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发展与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密切相关的加工工业，如纺织业、采矿业、炼油业、造纸业、造船业、肉类加工业，等等。西部移民开发还直接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城市化进程。
在领土大规模扩张、西部移民开发的同时，美国人口也呈爆炸性增长。独立战争期间，北美13州人口总数约为250万，1790年为392万人，1800年为530万人，1820年为1 000万人，1840年为1 700万人，1850年增至2 300万人。人口的增加，不仅为开发大片农田、建筑运河、修筑铁路以及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也为工农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推动此间美国人口增长的动力，除了自然的人口增长外，更重要的是以西欧为主体的移民潮。据估计，1815～1860年，移民美国的人口达到500万，比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统计时整个美国人口还要多[31]。一方面，移民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包括各种生产技术)。在欧洲移民中，技术工匠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当中有印染工人、毛纺工人、煤矿工人、冶铁工人，等等。另一方面，随移民特别是欧洲移民流动的大量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也正是美国当时的铁路、运河、地产和工商业投资所急需的。据估计，移居美国的英国农民每人拥有200～2 000英镑。
3.资本形成
资本积累或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国民收入模型里，资本是等于储蓄的。然而，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收入低下使得储蓄为工业资本积累的贡献着实有限，工业部门自身的资本积累微不足道。美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形成主要有四种途径:
第一，通过拍卖国有土地以及私人土地投机积累资本。美国从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手中获得土地后，便把这些土地卖给私人和公司，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或无偿赠送给铁路公司(联邦及各州赠地3.2亿英亩，土地局出售1亿多英亩)。1800年出售土地67 751英亩，1818年猛增到3 491 015英亩，1834年达到500万英亩，1836年又攀升到2 000万英亩。拍卖土地形成政府财政收入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通过发行国债、扩大税收、提高关税等方式积累资本而投入经济活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联邦和州政府债务总额为7 500万美元。1790年通过兑换条例，按国债面值支付本息，并发行新公债。美国建立国家初期啤酒税曾占政府收入的1/3。内战爆发后，政府扩大消费税的范围，使消费税总额超过了关税。从1861年起，政府开始征收个人和公司所得税。《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
第三，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直接动因是控制商品生产，其初级形式是“包买制”:由商人向分散的小生产者订购或收购产品，然后转手销售。这里，商业资本只起到媒介作用，并没有直接投入工业。随着市场的扩展，商人才开始投资开办各种类型的手工工场，部分地将商业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直接大规模地转化为工业资本是从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开始的。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影响的扩大，一批敏锐的商业资本家已经觉察到技术革新的重大意义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他们开始把一部分资金投入新型纺纱机的研制，并试图开办一些新型工厂。18世纪80年代，在贝福利、伦萨姆、纽波特、普罗维登斯、诺维奇、伯利恒、费城等地都先后开办过纺织厂。1807年以后，特别是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美国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国内商品短缺，形成发展民族工业的大好时机，从而出现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第二次高潮，大量私人资本投入工厂、公路和运河的建设。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随着铁路的兴建和重工业的发展，商业资本开始流入铁路建设和重工业部门，到19世纪后半期达到了高峰。
第四，依靠外资。外国对美投资，1843年为1.5亿美元，1854年达到2.22亿美元，1860年为4亿美元。到1914年，外国对美共投资67亿美元。据估计，1820年国内投资为5 000万美元，1840年国内投资2.5亿美元，1850年国内投资为5亿美元，1860年国内投资为10亿美元。1865年以后，美国经济的资本积累率以每10年增加45%至60%的速度上升，是人口增长速度的2～3倍。1869年人均资本为1 120美元，1899年达到3 250美元，远远超过人均产值[32]。1860～1900年，劳动力增长1.5倍，土地增长1.5倍，国民生产净值增长4倍，而资本增长7倍[33]。可见，资本形成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二、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与产业革命
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自然而然地给美国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虽然对英贸易的停滞使北美的制造业有了一定发展，但其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仍远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商品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在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的同时，明令禁止机器、技术和技术人员外流美国。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私带图纸“闯关”者，要被判刑1年，并罚款500英镑。很明显，英国企图凭借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如果我们把工作机(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看做一个经济体发生产业革命的起点，比如，把珍妮纺织机的发明看做英国产业革命的开端，那么，1790年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Slater，Samuel)将新式纺织机从英国引入美国，与普罗维登斯的商人阿尔梅和布朗合伙在罗得岛州建成了新型纺织厂，可以看做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把塞缪尔·斯莱特称做美国“制造业之父”。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Whitney，Eli)发明了轧棉机，使脱棉工效提高数十倍。后来，他又设计制造了水力轧棉机，使效率提高100倍以上。1813年秋，波士顿商人洛威尔(Lowell，Francis C.)成功仿制卡特莱特织布机，并在马萨诸塞州开办了世界上首家集梳棉、纺纱、织布于一体的工厂。到1815年底，罗得岛有99家纱厂，75 000多锭纱锭;马萨诸塞有57家纱厂，45 000多锭纱锭;康涅狄格有14家纱厂，近13 000锭纱锭。至此，机器生产在美国棉纺织业中已粗具规模。
工具机的不断革新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对动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804年，费城的奥利弗·埃文斯(Evans，Oliver)研制成功美国式的蒸汽机。由于美国一些工业地区(特别是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水动力的成本远远低于蒸汽动力，蒸汽机的推广在19世纪上半期较为缓慢。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对动力需求的扩大，蒸汽动力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和运输业的效率。
19世纪20～30年代，美国纺织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835年，棉纺织业的产值达到了4 700万美元。纺织部门的技术革命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装业和制鞋业的技术革新。19世纪30～40年代，缝纫机问世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服装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年产值达到7 322万美元;而19世纪40～50年代制鞋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美国制鞋业1860年的产值达到9 190万美元。
产业革命由纺织业所代表的轻工业向采矿、钢铁、冶金为代表的重工业部门扩展。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各个工业部门对钢铁制品的质和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美国独立战争以后，钢铁部门技术进步较为缓慢。1810年钢产量只有917吨。直到1830年以后，美国炼钢炉才增加到14座，年产钢1 600吨。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亨利·贝西默和美国人威廉·凯利同时发明贝西默炼钢法以后，美国的炼钢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到1860年，全国形成了10个粗具规模的钢铁基地。钢铁工业这一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着各个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美国大规模地修建铁路的活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1863～1869年，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连接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建成。在此后的30来年中，美国又陆续建成数条主要铁路线，铁路总长度也跃居世界各国之首。从1810～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倍以上，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820年的10%上升到1860年的17%。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其间，美国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工业化由北向南、向西全面推进。第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轻工业的发展速度。1860～1913年，作为轻工业主要部门的棉纺织业增长约6倍，而同期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主要部门增长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第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迅猛。19世纪末科技革命的兴起，为美国新兴工业的兴起和整个工业的跳跃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此期间，美国依靠大量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和自主发明创新，迅速发展起以电力、汽车、石油采炼为主体的新兴工业部门。1880年建成第一个发电机厂，19世纪90年代，电动机在工业中得到普遍运用，同时兴起独立的汽车工业。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崛起一大批专业性很强的新兴工业城市，如以炼铁为主的匹兹堡，以炼钢为主的克里夫兰，以汽车生产为主的底特律，以机器制造为主的芝加哥。
随着美国工业化发展，其产业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859年的37.2%上升到1889年的77.5%。在工业内部，1860年，占据美国主导行业前5位的依次是棉纺织品、木材加工、鞋业、面粉玉米粉、男表产业。但是，到1880年，美国主导产业的前5位的依次变成机器、钢铁、棉纺织品、木材加工、鞋业;1900年则变成机器、钢铁、印刷/出版、木材加工、服装。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实质。
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
从独立建国直至南北战争这段时期，是美国的“农业时代”。当时的农业是沿着两种不同的道路发展的: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和其他地区的自耕农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后者被称为“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南部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单一作物种植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其产品大部分销往英国和欧洲市场，并需要来自英国和欧洲的廉价工业品以维持和降低奴隶的成本。因此，外部市场以及外贸关系对南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南北战争之前，一方面，由于英国爆发以棉纺织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对美国南部棉花的需求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自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几十倍提高棉花脱籽效率之后，棉花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使种植棉花的利润更高，棉花种植业在气候和雨量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宜的美国南部迅速发展起来，美国—跃成为“世界棉花王国”，从而促进了南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1790年，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只涉及南部5个州，近70万黑奴，到1860年，种植园蓄奴州增加到15个，近400万黑奴。1791～1795年，美国棉花年均产量520万吨，年均出口173.8万吨;1801～1805年，年均产量5 960万吨，年均出口3 360万吨; 1811～1815年，年均产量8 000万吨，年均出口4 227万吨; 1851～1855年，年均产量129 422万吨，年均出口99 037万吨。
在南部之外的其他地区，伴随着西部移民开发进程、自由垦殖土地的极大扩展、移民的涌入和产量的提高，独立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市场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有了初步发展。其特点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占有权)和经营权的大量农民，从事商品性的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自由的小农经济经过自由分化而发展为资本主义农场，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工业化进程中，美国农业生产也开始改进技术，追求耕种的科学化和机械化。钢铁工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使得犁、耙、条播机、中耕机、收割机等农具和农业机械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旨在交流和推广农业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介新农机的农业协会也应运而生，农业展览会、农业报刊、农业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22年缅因州成立“嘎丁耐尔学会”从而拉开了正规农学教育的序幕。此后，各州相继成立自己的农业学校，很多学院纷纷开设农学课程。1858～1859年，密歇根农学院、费城农业大学、艾奥瓦州立农学院、马里兰农学院、辛辛那提农民学院、纽约州立农学院等相继成立。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机器——犁、耙、播种机、收割机、割草机、脱粒机——不论是什么时间发明的，广泛使用的时间却都在19世纪40～50年代这同一段时间。”[34]如果联系同时期美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发现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1840～1860年是美国工业迅猛发展的一个时期，1850～1860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了约90%，工业产值上升了约85%[35]。从1810～1860年，工业产值增加了约10倍。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机器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而且对农业机器化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一方面，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力紧缺。1790年美国人口中大约有90%是农民，1820年降为72%，1840年为69%，1860年为60%。另一方面，工业发展推动着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资金支持。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使得南部农业遭受重创，农业生产下降，但却给北部和西部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大批青年参军，使得农业劳动力变得异常短缺。同时，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服装来供应。急剧扩大的需求、高涨的价格、匮乏的劳动力使农场主们用机械来代替劳动力，用畜力来代替人力。据统计，在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衣阿华州农业展览会只有26种农业机械展出，1863年展出的农业机械增加到126种，1864年更是增加到181种，1865年又增加到221种。
南北战争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奴隶制大地产，使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自由分化，由此真正踏上了“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首先，1862年《宅地法》的实施和南北战争北方的胜利，使小农经济在西部和南部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在农业中生根和发展。其次，技术和科学近乎主宰了1861～1914年的美国农业[36]，农业实现了半机械化和专业化地区分工。南北战争后，农业生产的一系列劳动过程，翻耕、播种、施肥、收割、脱粒、装袋，都陆续发明并使用农业机械。如，1878年发明了捆禾机，1885年发明了联合收割机。不过，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农业各个环节都用机械代替人力，但是农业机械主要是用畜力带动的，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农业只是半机械化。此外，农业生产中开始大量使用化肥，注意改良动植物品种。政府开始更多关注农业发展，农业教育机构不断涌现，运输设备不断增加并得到了改进。1896年，每个使用新型农机的小麦生产者，其劳动生产率比1830年提高7倍。1860～1900年，每一劳动者的农业产值增加约58%。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更加商业化和专业化。南北战争后，东北部以及五大湖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乳业中心;南部地区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棉花和烟草生产基地;中西部和北部的广阔平原是主要的产粮区;靠近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一带则是水果、蔬菜的生产基地。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反过来，机械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这样，机械化和专业化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农业发展。最后，农产品产量增长规模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生产国和出口国。1860～1900年，美国小麦产量增长近3倍，玉米增长近2.5倍，棉花增长近4倍。小麦产量的1/3、棉花产量的60%都供出口。19世纪70年代，美国大量廉价农产品曾引发欧洲的农业危机。
第三节 经济发展思想与政策
经济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西欧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是从经济自发内生的市场化开始的，而后由经济市场化客观要求制度的民主化，并由市场化直接推动工业化。但是，作为一个由殖民地获得新生的传统农业国，由于国内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与西欧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它是由政府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移植”产业革命，推动工业化进程。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或思想以及所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
作为一个以粗放经营和自然经济的农业为主导、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的美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首先面临着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是仿效当时正在发展新兴制造业的英国，在北美再造一个工商业繁荣的新国家，还是选择不同于英国的发展道路，走农业立国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Hamilton，A.)和国务卿杰斐逊(Jefferson，T.)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大体而言，汉密尔顿主张“工商立国”，而杰斐逊则坚持“农业立国”。这两种不同主张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设想，或者说是对美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两种不同设计。
18世纪的北美洲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各种制成品都必须依赖于从西欧的进口。要想使美国成为一个能够真正的与西欧相抗衡的强国，汉密尔顿认为，必须迅速地发展工商业。他认为从当时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来看，英、法等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都竞相采取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促使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汉密尔顿并不相信自由放任的观点，而是主张建立统一的联邦政府并授予它足够的权力。在《联邦党人》通信集中，汉密尔顿曾明确指出:“美国人具有某种心理上的骚动性，某种投机和冒险的能动性，如果引导得好，他们能够对有益的目的起帮助作用;如果完全放任自流，则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此外，他还认为对于落后的农业国来讲，发展制造业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求国家把资源分配给那些能够在公众指导下利用这些资源来促进国家生产能力的人们。
这种倡导国家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受到具有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色彩的杰斐逊派的抵制。与汉密尔顿的观点截然相反，杰斐逊主张美国应以“农业立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农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杰斐逊之所以主张农业立国，一方面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主张农业立国是为了保持社会公德以防止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在他看来农民具有高尚与纯真的道德，小农是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而且农民的职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另外，杰斐逊主张把美国建成农业国还与他强调美国拥有西部广大土地这一特殊自然条件有关。在他看来欧洲由于土地有限而人口过多，因而只能发展制造业以养活过剩的人口。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西部广大的土地可以容纳大量人口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制造业。
但在独立之初，由于工商业相对弱小、需要国家政权扶植的事实，却为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提供了条件。在汉密尔顿的坚持下，国会于1790年6月通过了国家按票面价值偿还独立战争债务和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战争期间所欠债务的《承担债务法令》。1791年2月又颁发了允许成立合众国第一银行的特许状。这两项措施都为工商业发展资金的筹措创造了条件，也加强了国家信用。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过汉密尔顿要求用保护关税和联邦补助金的办法来兴办和发展工业的计划被杰斐逊派挫败。杰斐逊派担心，汉密尔顿的计划将会造就一个其权利足以危及宪法所要保障的个人自由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银行家和工业家等少数人将会控制这个政府，从而威胁到当时承担着社会主要生产任务的农民的利益。尽管如此，汉密尔顿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美国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奠定了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早期工商业的发展时期经济政策的基础。因而，最终汉密尔顿主张的“工商立国”的发展方向得到了确定。美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争论的实质，是秩序与自由之间、权力与民主之间、工商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北部利益与南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实际上，二者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杰斐逊的民主思想成为美国民主思想的精华;汉密尔顿的贡献在于整顿了美国的财政、金融制度，确立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历史地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场争论的谁是谁非，而在于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才更符合当时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事实上，1801年，杰斐逊自己当上总统之后，其经济发展思想及政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他吸收了汉密尔顿的思想，在推行“杰斐逊民主”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并在推动西部移民开发、促进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贸易保护政策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虽然美英恢复了贸易往来，但英国主要把美国作为产品倾销市场，美国战时的幼弱工业根本无法抵挡英国商品的进攻。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工业步履维艰，能否保护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关键。
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关税决定权由联邦政府排他性地掌握，而且只有联邦政府能够制定全国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该宪法禁止向出口货物征税，只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具有鲜明的贸易保护色彩。联邦政府于1789年颁布关税法令，主要目的是要增加国库收入，虽属财政关税，但也兼有保护关税的特征。在81种列举征税的商品中，有30种以上征收特种关税。虽然税率很低，平均没有超过8.5%，但是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由于1789年的关税法并没有为国库提供足够的收入，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便在1790年、1792年、1794年几次提高关税税率以应对联邦政府支出。自1816年的关税法开始，关税的主要目的从增加国库收入开始转向保护国内产业。该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工业的原则，因而成为美国经济立法的一个转折点。随后，由于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农场主在关税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致使关税保护处于波动状态。1828年“讨厌的”关税法将进口货物的平均关税率提高到50%左右，但由于受到南部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5年后便为1833年“妥协的”关税法所取代。该关税法废除了许多“讨厌的”税率，把税率恢复到1824年的水平。此后，随着南北双方冲突力量的此消彼涨，关税税率时起时落，直到1861年国会通过“莫里尔关税法”才使关税争执在内战前告一段落。联邦政府为了保护国内钢铁工业，保证本国工业品占领国内市场，把关税率从20%逐步提高到48%，并长期保持高关税壁垒，以减少欧洲工业制成品的进入和竞争。
南北战争后，物价普遍上涨，在社会各界的要求下，关税率在1870年和1872年略有降低。但是，由于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且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执政，所以联邦政府一直采取高关税的保护主义政策。1890年，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该法案强调保护关税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工业化，因此将平均关税率增加到49.5%，一些进口品，如棉织品、棉线、亚麻的税率甚至高达50%～60%。至此，保护关税达到了顶点，美国成为当时西方国家中平均关税率最高的国家。不过，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成为普遍呼声。1894年，也就是美国开始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这一年，国会通过了民主党提出的以低关税为特征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对羊毛、青铜、木材等实行免税，而对过去通过自由贸易进口的煤、铁、糖实施保护关税，进口品的平均关税则降到37%。
联邦政府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初期，产生了三种效应:第一，屏蔽了欧洲尤其是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的产品竞争，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国内市场，使美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比重从1860年的60%上升到1900年的97%，从而促成了美国幼稚的制造业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加速工业的集中和垄断。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部门较早地形成了垄断。第二，在客观上遏制了发展经济所需资金的外流，提高了社会资本的形成率，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本积累。第三，增加了国库收入。南北战争前，关税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87%。政府用征收关税的方法来扶持宾夕法尼亚的炼钢厂和造纸厂，费城和纽约的造酒厂，马里兰的玻璃制造厂，新英格兰的炼铁厂和甜酒制造厂;也通过对洋钉、靴鞋和成衣的征税，以扶持农场副产品的生产。第四，保护性高关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南部农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损害。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农产品在国内供过于求，在国际市场上又遇到加拿大、俄国、阿根廷等国的小麦以及埃及、印度等国棉花的有力竞争。高关税政策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严厉报复，美国只好低价向欧洲倾销农产品。结果，加速农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下跌，进一步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
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只要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就足以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运转，“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教条并不适用于政治刚刚独立、经济基础薄弱的美国。
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州政府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南北战争前，州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角。联邦政府作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守夜人”，主要是起指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框架的作用;而在一个大的框架之内的职责，则由州一级的政府来履行。美国的州政府对经济推动主要涉及两大经济领域:交通运输业和扶持工农业。到1816年为止，弗吉尼亚州政府花费了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私人造路建桥。纽约州政府为了解决东部工业品与西北部农产品交流的运输问题，在1817～1825年投资700万美元，建造了著名的伊利运河，使纽约州的布法罗到纽约市的货运价格从每吨100美元降低为10美元，促使纽约逐步成为美国东北部的经济中心。1838～1860年各州政府共出资1.5亿美元建造铁路。在南方，有55%的铁路建造资金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州政府共向铁路企业提供了4 660万英亩土地。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公路和运河网的建成以及铁路建设开始，美国加快了现代化步伐。在农业方面，主要采取给予优惠贷款的扶持政策。如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农田面积减少，缅因州政府分别在1837年和1838年对生产蒲式耳小麦的农场主予以补助金奖励。
南北战争后，统一的全国市场向纵深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虽然各州政府对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发展对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全面干预经济的要求。除了前面提及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以外，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推行的领土扩张政策，使美国的领土迅速扩大到920多万平方公里，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充足的自然资源;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土地法案，鼓励劳动者开垦和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促进西部移民开发。如，1862年的《宅地法》，1873年制定了《木材种植法》，1877年的《荒芜土地法》，1894年的《凯里法》，1902年的《垦荒法》，等等。
第二，扶持和促进农业发展。为了帮助农场主了解最新的农业技术和市场行情，1862年联邦政府建立农业部。同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促进农业教育的莫里尔土地法。1887年国会通过“哈奇法案”，要求各州普遍建立农业试验站，广泛吸收农业院校参加科技试验工作。此外，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还积极创办农业报刊500余种，其中有著名的《农业年鉴》、《农业研究评论》、《农作物报告月刊》等，发行量最多的达50万份。
第三，支持交通业的发展。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掌握大量公地这一优势，通过赠与铁路公司土地支持交通业的发展。从1850～1871年，联邦政府赠与铁路公司的土地达1.75亿英亩。各铁路公司获得土地以后，纷纷成立土地公司抛售土地，每英亩平均价格高达4～5美元，由此获得的巨额收入，极大地推动了铁路建设。在赠地的同时，联邦政府还给予各铁路公司巨额贷款，共约6 400万美元。这些贷款刺激了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对美国铁路的投入。1865～1890年，包括政府给铁路赠与的土地价值在内，政府援助的总和高达15亿～20亿美元，占这个时期实际铁路全部投资的10%～15%。
第四，整顿金融秩序，促进银行业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以后，银行资金往来业务和货币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银行经营活动分散性以及不稳定性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内战的爆发导致联邦财政全面危机，原有的地方银行已无法应付庞大的支出与赤字。为此，内战期间联邦政府颁布了“国民银行体系法”，规定各银行须以其资本的1/3认购政府公债券，方可得到国会颁发的国民银行营业执照，尔后发行相当于认购债券价值的90%的国民银行券，并保持资本的25%为现金储备。该法执行后，各州银行纷纷转变为国民银行。1865年领取执照的国民银行已达1 29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75%。这对19世纪末的美国金融体制一体化起了重要作用。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继续整顿金融体制，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和金本位制。尽管这有损于债务人利益，但对于美国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吸引外国资本的投入和加速美国银行资本走向集中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以后，资本积累率以每年15%～60%的幅度增长，相当于人口增长率的2～3倍。联邦政府的金融政策解决了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短缺问题，为工业和交通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保护发明专利权，鼓励技术创新。美国的工业化是由发明创造推动的，美国联邦政府对工业技术发明给予极大关注，特别是以专利制度来保护新技术和发明创造的推广。1790年创设专利局;1870年美国政府对专利法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进一步扩大了专利权。1860年以前批准了36 000项专利，1860～1890年，颁发了44万份专利证。同时，美国政府还注意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吸纳外国发明家来美国申请专利。1883～1900年，美国每年的外国签发的专利证在1 200份以上，占到专利总数的4%～5%。
第六，积极兴办教育事业。1825年，伊利诺伊州首次制定教育法，规定国家有义务办理公共教育来增进全体公民的知识和发展他们的智力。1843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教育厅长贺拉斯·曼(后被称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建议由州政府来建立公立学校，以区别原来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小学。1852～1853年，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相继发表强迫义务教育的法令，为南北战争后各州普遍实施初等义务教育打下基础。1870年，650万5～16岁的儿童就读于公立学校。当1880年和1919年，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这两个州最后通过义务教育法时，美国用60多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普及义务教育。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相继设立了工业、农业、商业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政府还大力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在南北战争之后，使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实力相当。
第四节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独立之初的美国只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也曾面临着许多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困难与问题，但是，它在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脱胎于殖民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这里，我们试图从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社会特性里，从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些特征中，去理解这种经济奇迹。
一、美国社会的特性及其经济学意义
无论是与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都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是制约着其经济发展的道路。
第一，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媲美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土辽阔、资源丰裕，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极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远离欧陆，邻国多为弱国，加之周围有两大洋环绕，其地理位置优越而安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就没有遭受过战争的破坏。相比之下，西欧诸国和日本国土都比较狭小，资源也相对贫乏。其中的许多国家，如德国和日本，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称雄大陆，曾花费了漫长的时间进行侵略扩张，在给其他国家带来痛苦的同时，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拥有的可耕地是日本的30倍，石油储备是日本的1 200倍，煤炭蕴藏量是日本的300倍。
第二，美国是一个熔炉式的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对早期美国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外来移民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日本这样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中国、俄罗斯这样以某个大民族为主体、其他少数民族各自集居一地的多民族国家，更不同于以宗教为主要纽带的伊斯兰国家，而是一个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民族的移民国家。独立战争前并没有形成近代美利坚民族，美利坚民族是在反对英国宗主国压迫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国家独立产生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导致国家独立。从这个角度看，独立前的各个殖民地和独立后的各州均要求拥有较大的州权并继而实行联邦制，这并非偶然。
移民大多来自各自移出国的中下阶层，年轻且富有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创业和冒险精神。几乎从一开始，北美土地上的拓荒者就习惯自称“新大陆”的“新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在这里交融思想、混合血缘，不断给这个新生的民族增添活力、青春和丰富的想象。这是一个个性开放的社会，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塑造”自己，追寻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进取。长期的开拓铸就了美利坚民族的不尚保守、革新进取的精神秉性。
第三，尽管历史非常短暂，美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宪法和最古老且从未间断的联邦制度，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理念、最核心的价值观和制度保障，是美国治国之本、发展动力之源。托马斯·潘恩(Paine，Thomas)说，在英国，国王是法律;而在美国，法律是国王。美国宪法是历史上最早的、最成功地体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精髓的“社会契约”。它倡导人人平等，保障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并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体系既能充分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激情，激励优胜劣汰的竞争，又能充分包容创新者的失败，把个人的勤奋开拓转化、凝聚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与欧洲诸国相比，美国国家或政府的权利较小而个人自由较多。在黑格尔看来，美国不应被视为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公民社会”[37]。因为，这里没有用政治秩序来表达的统一而理性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我利益以及追求自由的激情。美国宪法稳定而灵活:一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从未改变;另一方面，它会随着国家的成长而及时加入修正案，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
第四，早期美国基本上是在北美处于氏族社会阶段时移植英国资本主义，它没有经过独立的封建社会阶段。这是其他大国在经济发展早期所罕见的现象。欧洲社会原有的各种习性，比如，皇权、地主阶级的势力、根深蒂固的教会中心、传统制度、各种炫耀性荣誉的诱惑，等等，统统都无法在北美这片土地上滋生繁衍。相对于欧洲诸国而言，美国社会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资产阶级的”、“封建社会后的”;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达到民主阶段，无需经历一次民主革命;他们生而平等，而不是变得平等。尽管英属北美殖民地遗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和奴隶制经济关系，但是，美国毕竟没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及其历史传统，特别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农业中的奴隶制关系、封建残余被彻底清除，工业中本来就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有封建行会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束缚和拖累，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的阻力远远小于其他国家。
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一，美国早期经济发展是以制度创新为先导，由政府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西欧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路径大多是生产力主导型的，即先是自发的、内生的经济市场化取向的诱致性的经济制度变迁，由此产生引致性的技术创新、产业革命，以及引致性或强制性的政治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与西欧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美国早期经济发展是生产关系主导型的，即以制度创新为先导，由政府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
美国独立之时，正值以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重商主义逐渐被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理念替代之际。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只要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就足以调节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运转，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作为一个以粗放经营和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为主导、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的美国，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就连处理独立战争后经济恢复问题都力不从心，以至于由于经济萧条、人民生活陷于贫困而爆发“谢斯起义”。1788年《联邦宪法》的正式生效，联邦制取代邦联，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和国正式成立。在联邦政权下，美国顺利度过了经济困难期，稳定了金融，恢复了信用，建立了正规的税收制度，并在外交上取得进展，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正是依靠强势、高效的联邦政府，才可能抹去国民经济的殖民色彩，摧毁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跨越自然条件形成的藩篱，实现国内自由贸易，才可能为经济市场化铺平道路。
第二，美国产业革命并没有真正出现其他国家那样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革命”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产业革命的移植，或者说，是英国产业革命在北美的延伸:一方面，由于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产业革命兴起时，旧的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还缺乏牢固的根基，更没有积淀成为一种传统;另一方面，美国产业革命所需的机器、技术、生产方式，以及技术工人，主要是通过移民的方式直接从英国引入的。因此，美国产业革命不仅几乎与欧洲先行国家同步发展，而且，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后发优势”是以它与英国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当初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所不具备的，也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无法模仿的。
第三，西部移民开发，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而且也为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在一般国家，由农业手工业社会向机器大工业社会过渡往往会导致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甚至引起手工业工人对新机器的仇视。比如，英国19世纪初的卢德工人运动就是以砸毁机器为使命。但是，美国地广人稀，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并不存在工人与机器的对立。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欢迎技术革新和新机器的应用。对于熟练工人而言，技术发明和新机器的应用能够提升他们成为未来企业家的期望;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技术发明和新机器的应用能够把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即使临时失业，仍有大片的西部土地等待他们去占有和开发。劳动力短缺刺激技术发明和新机器的应用，是美国产业革命区别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四，自然资源丰裕而劳动力长期不足，使得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偏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并最终导致技术变迁在美国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劳动节约程度更高。这是美国工业化的又一个显著特性。约翰·詹姆斯(James，J.A.)研究的结果表明，就美国制造业整体而言，劳动和资本互为替代品，而资本和自然资源是相对的互补品。因此，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导致美国制造业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凯茵和帕特森(Cain，L.P.＆Paterson，D.G.)的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变迁存在明显的节约劳动力、使用资本或资源，或同时使用资本和资源的取向。在19个独立行业中有12个有强烈的劳动力节约倾向，11个行业被发现有使用资本倾向，7个行业被发现有使用资源倾向[38]。
第五，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道路具有典型的“美国式”特征，即在没有封建关系束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自由发展、自发分化，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农场。美国之所以成为这种农业发展道路的典型国家，是因为它得天独厚地具备形成这条道路的条件:(1)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封建社会，南北战争后又比较彻底地清除了从欧洲移植的奴隶制经济和封建残余制度;(2)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西部移民开发，使小农有可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获得土地，从而形成广泛的自由小农经济;(3)大量渴望自由、勤奋开拓的移民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4)在殖民地时代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化经济分工，为美国农业的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第六，必须指出，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与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剥夺土地密切相关，是与弱肉强食式的武力攘夺资源密不可分的。欧洲白人移民的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以牺牲大量无辜印第安人的生存权为代价、以剥夺其他民族的发展权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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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YOUNG A F.The American revolution:expla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M］．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6.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第1页。
[2]D.G.Allen，1982，In English Ways:The Movement of Societies and the Transferal of English Local Law and Custom to Massachusetts Bay in the Seventeen Century，W.W.Norton＆Company，p.231.
[3]H.U.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文版，第87页。
[4]M.G.Kammen，1975，Colonial New York:A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98.
[5]Henretta，J.A.，1973，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1700-1815: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D.C.Health and Company，p.62.
[6]McCusker，J.，Menard，Russell R.，1985，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180.
[7]Henretta，J.A.，1973，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1700-1815: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D.C.Health and Company，p.95.
[8]Henretta，J.A.，1973，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ociety，1700-1815: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D.C.Health and Company，p.25.
[9]Perkins，E.J.，1980，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46.
[10]Daniels，B.C.，1995，Puritans at Play: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St.Martin’s Press，p.28.
[11]Cremin，L.A.，1970，American Education:The Colonial Experience，1607-1783，Harper＆Row Publishers，p.546.
[12]Goodman，P.，ed.，1967，Essays in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Holt，Rinehard and Winston，p.598.
[13]Shepherd，F.F.＆Walton，G.M.，1972，Shipping，Maritime Trade，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98;p.47.
[14]Shepherd，J.F.＆Walton，G.M.，1972，Shipping，Maritime Trade，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4;p.113.
[15]Perkins，E.J.，1980，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32.
[16]Shepherd，J.F.＆Walton，G.M.，1972，Shipping，Maritime Trade，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2.
[17]McCusker，J.＆Menard，Russell R.，1982，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281.
[18]Porter，G.，ed.，1980，Encyclopa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Vol.1，Charles Scribner's Sons，p.37.
[19]J.T.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3页。
[20]H.U.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中文版，第97页。
[21]Bidwell，P.W.，Falconer，J.I.，1925，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1620-1860，The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p.85.
[22]Perkins，E.J.，1980，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3.
[23]Perkins，E.J.，1980，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64.
[24]McCusker，J.＆Menard，Russell R.，1985，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59.
[25]McCusker，J.，Menard，Russell R.，1985，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1607-1789，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p.59.
[26]Jones，A.H.，1980，Wealth of a Nation to Be: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298;p.304.
[27]Young，A.F.，ed.，1976，The American Revolution:Expla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pp.7-8.
[28]Young，A.F.，ed.，1976，The American Revolution:Expla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p.109.
[29]参见:R.E.Brown，1969，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1691-1780，Harper＆Row Publishers，p.9.
[30]Hofstadter，R.，1971，America at 1750:A Social Portrait，Alfred A.Knopf，p.132.
[31]张友伦等:《美国通史——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32]Kuznets，Simon，1961，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Princeton，pp.64-65.
[33]转引自:丁则民等:《美国通史——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4]J.T.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125页。
[35]吉尔伯特·C.菲特:《美国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251～252页。
[36]J.T.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125页。
[37]转引自:萧琛:“论美国的‘法治设计’对其经济效率的支持”，载《美国研究》，1985年第3期。
[38]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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