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早期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

2．1．2　对美国早期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影响

坎宁安对于弗农冈的保护成为美国建筑遗产保护运动之滥觞。她的策略、组织方式与保护理念影响了其后几代保护者，甚至成为一种范式。而只有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为完整地探究这一事件的意义。

1）妇女的重要角色

安·坎宁安出身于南方的上层社会家庭，终身未嫁。其父亲凯普敦·坎宁安（Captain Robert Cunningham）是一个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在人们眼中，坎宁安体弱多病，严肃并且睿智。在坎宁安生活的时代，大多数女性的金钱与社会地位，依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的社会活动依然被限制在家庭这一领域之内。与签署《五月花号公约》时一样，两个世纪以来，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她们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一种平衡角色，女性本身的敏感也使得她们更多地关注生活环境。当代历史保护学者詹姆斯·林德格瑞（James M．Lindgren）这样写道：“女性的多愁善感使得她们对共和的建立者们有着与家长一样的感情。这是一种个人的、微观的哲学，而一栋房屋则成为对家庭之关爱，对国家之热爱，对社会之责任的载体。”^[12]另一方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19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在社会中远非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无法进入男性团体集中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女性们也借此来积极地获取相应的社会角色和自身价值。事实上，弗农冈女士协会在管理华盛顿故居期间，一直有各方面的质疑之声，甚至在坎宁安身后的1918年，波士顿的《先驱报》（Herald）还发表题为“为什么将弗农冈作为余兴表演？”（Why Keep Mount Vernon as a Side Show？）的文章，文中写道：“一个独立的妇女组织控制了建国之父的故居和墓地，参观者们必须按照她们的规矩才能进入该地，表达其崇敬之情，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13]

在坎宁安及弗农冈女士协会的影响下，一批致力于遗产保护的妇女组织先后建立。例如弗哲谷协会（Valley Forge Association）和1889年成立的荷姆特支女士协会（The Ladies’Hermitage Association），甚至后来的弗吉尼亚古迹保护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Virginia Antiquities）也带有妇女组织的性质。这成为美国早期建筑保护运动的一大特色。这些妇女组织的起由大多是当地的花园聚会（Garden Club），这也是她们惯常的活动方式（图2．9）。

图2．9　坎宁安（右四）与来自九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区的董事在弗农冈的合影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妇女外出工作的人数急剧增加，其增长速度超过男子，也大于妇女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870年到1900年，妇女人口总数上升了48．7%，而参加工作的女性则增加了64%。^[14]很多女性进入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妇女们开始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利。除了积极进行遗产保护之外，当时的社区改良运动和禁酒运动，都是以妇女为主体的。而19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妇女参政运动，为女性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到19世纪末，已有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爱达荷州等授予妇女以选举权。虽然无法进入那些靠近权力中心的男性团体，但女性已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重要平衡力量。

20世纪之后，由于建筑遗产保护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男性参与的比例有所增加。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妇女们依然是建筑保护运动积极的倡导者，并领导着许多保护组织，像新英格兰的新港郡历史保护协会（Preservation Society of Newport County）、弗吉尼亚李奇蒙德古物保护协会（Preservation of Virginia Antiquities in Richmond）、密西西比的纳奇兹朝圣花园俱乐部（Pilgrimage Garden Clubs in Natchez）以及圣安东尼奥保护协会（San Antonio Conservation Society）等等。很多保护组织的运行方式也带有一些女性组织的特点，这是美国早期建筑遗产保护的特点之一。

2）建筑遗产保护的组织形式

美国20世纪之前的建筑遗产保护仍处于自发式阶段，保护者们大多成立相关组织，通过四处游说和公众活动来筹集资金，最终购得建筑并加以保护。在没有相关法律和政府参与的时代，这种依靠个人努力和社会伦理力量来挽救建筑遗产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私人业主的经济利益和建筑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保护方式。事实证明，这种组织方式是可行并且高效的。从弗农冈到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的修复工程，其间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种组织形式依然是众多保护者的蓝本。

位于宾州的“弗哲谷（Valley Forge）”是华盛顿的指挥部所在地，威廉·霍斯汀（William H．Holstein）夫人发起了一个保护弗哲谷的组织。在1878年给斯维特夫人的一封信中，霍斯汀夫人这样写道：

这一（保护组织的）计划是按照弗农冈女士协会设计的，包括董事、副董事以及女士经理。我已经写信给霍林斯沃思（Col．Hollingsworth）……要一份（弗农冈女士协会）章程的副本，作为我们组织的指引，但现在还在律师手里。

我写信给你，是想让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弗农冈的一切。作为我们目前的参考，如果你有其章程的拷贝，我很想要一份。因为律师们似乎打算保留他们手中的副本。……当年为弗农冈筹集钱款的时候，我曾是这里的女士经理，记得当时我非常投入地对待这项工作，对相关的所有事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15]

后来霍斯汀夫人在1878年成立了弗哲谷协会（Valley Forge Associ－ation），成功地保留了弗哲谷的建筑遗产。除此之外，这种保护范式被后来的许多保护项目所效仿，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托马斯·杰斐逊故居蒙蒂切罗（Monticello）和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安德鲁·杰克逊住宅荷姆特支（Hermitage）。这些遗产都是由当地的女性团体管理和保护的，政府对此并无提供任何帮助。

3）建筑遗产保护的方法与理念

出于纪念先人与教化公众的需要，弗农冈的保护不但维护了建筑外观，并且精心恢复了室内的装饰与陈设，试图以此展示出华盛顿日常的生活方式，供后人瞻仰。因此，保护后的弗农冈更像是一座关于华盛顿的展览馆。这种形式很快被许多保护组织效仿，许多名人的居所也因此得到了保护，“住宅博物馆”（House Museum）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主要形式。后来这种形式的建筑遗产保护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到20世纪60年代，全美的住宅博物馆超过两千座。^[16]20世纪初，波士顿的建筑遗产保护者威廉·埃伯顿（William Sumner Appleton）保留了大量的住宅博物馆，并发展了历史保护的方法和哲学。

在20世纪早期，“历史风格展室”（Period Room或Historic Room）开始出现，成为住宅博物馆的一个分支。除了纪念目的之外，一些古物收藏者将搜集的各种室内装饰、家具和器物组织在一起，形成带有某种时代风格的房间。这一时期，对于美国本土艺术史的研究开始升温，许多历史建筑的整个房间连同其室内陈设都被搬进了博物馆中。

保护者们希望住宅博物馆一方面要像一座纪念的圣殿，另一方面又要像一本宣扬美德的教科书。这种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保护者们对历史原真性的追求，只有历史原物才能够承载相关的事件和历史信息。前人用过的物品比复制品更有纪念意义和教育效果。在弗农冈的室内陈设中，不但保存了历史原物，而且将华盛顿的物品与其他人的加以区分。在此，建筑和室内陈设表现出一种文物价值。

但对于纪念性的追求有时会超越历史价值和历史真实性本身。就像坎宁安将弗农冈恢复到半个世纪之前华盛顿辞世时的状态，一些保护者们也在找寻历史建筑的某个最“辉煌”的时间坐标，以求更贴切纪念性的要求，甚至不惜对建筑作一些改动。这种忽略多层次的历史信息，对于历史的单一理解在早期的保护实例中相当普遍，这也与当时追求纪念性的保护动机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的威廉斯堡修复中，这种态度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