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早期实践

1.3.1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早期实践

凯思帕利亚所认为的档案的保护技术起源于各种生物所共有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这可以表明档案文献保护的漫长历史。档案文献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记录，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活动产生过作用，而且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后人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未来世界是不可多得的参考。如何延长档案的寿命、使之“贻鉴将来”，是从档案文献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的问题。

应当看到，能否有效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首先取决于是否具备保护的意识。蒋卫荣、王铭认为，这种保护意识早已存在。“古代档案保护意识及有效途径则主要集中于档案库的建筑及防火、载体材料的选择上，即从源头上把握、保证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考虑防潮、防尘及防鼠的要求。”^[93]石渠阁、后湖黄册库和皇史宬在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意识的具体体现。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早期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先民对于档案、图书的收藏。例如，早在5000年前，西方的泥版文书和图书出现后，被按照一定的顺序放置在王宫档案馆和图书馆内。在古代中国，甲骨文是按照一定的次序保管在宗庙的“窖穴”之中。有的甲骨按朝代排列，有的按照一定的次序编连成册。这表明，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文献遗产出现后，其保管机构就随之产生了。这是古代档案文献保护意识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古人还探索出了专门的收藏方法。譬如，约在300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在每次雨季之后把纸莎草卷轴打开和晾干，以免雨水影响到墨迹。为了防止害虫、潮湿和灰尘，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的卷轴放在木筒和象牙筒里。在印度，为了保护脆弱的棕榈叶手稿，人们先把它夹在木板或剖开的象牙板之间，然后再包上一层布，这种方法被称为“巴斯塔斯”。^[94]为了使纸莎草文件处于良好的保护状态，人们用雪松、橘叶和橘油作为保护剂对其进行处理。

“中国古代的档案保护技术较为发达，从档案库的建筑，到文书制作材料的选择；从有害生物的防治，到档案的修复，如此等等，无不凝结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95]这是王良城、杨继波在系统地研究我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后得出的结论。许士平认为，“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从先秦时期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新，日臻完善……”这种完善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而且包括管理规章。^[96]

与此同时，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还开发了不少技术和方法，为后世积累了经验，是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一笔重要财富。林子雄以“通风”、“用药”、“移动”、“晒书”等经验方法为例剖析了古代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方法，并与当代的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97]应长兴、林祖藻则从善本古籍的装具、药物预防和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详见第6章第4节）。^[98]

事实上，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保护档案文献的技术方法，当时甲骨档案和金文文献的材料选择、制作都有严格的要求，并且有了档案文献的保管制度和场所。随着档案种类、数量的不断增加，档案文献保护技术也不断发展。两汉时期设有石渠阁、东观、兰台等专门保管档案的设施；唐代以后有甲库、史馆、架阁库；明代档案库规模宏大，有后期黄册库、内阁大库、皇史宬等。其中，被称为“石室金匮”的皇史宬，在防光、防盗、温湿度控制等方面均有较周密的设计，成为我国档案库的典范。我国对有害生物的防治历史悠久，先秦就有简策防蠹，据《周礼·秋官》记载，如有蠹虫，则“以攻萗攻之，以莽草熏之”，采用熏除、晾晒等方法保护档案文献。公元1世纪前后，纸被发明后，古代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了黄檗染纸法、雌黄染纸法、香气驱避法等避蠹技术来防止虫害对档案的侵蚀；南宋出现“以椒染纸”的椒纸防蠹法；明代曾流行“万年红”防蠹纸。修裱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典籍保护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早在南朝，修裱对糨糊的制作、防腐、用纸的选择以及除污、修补、染潢等就很讲究；修裱技术以后逐步发展成为裱褙和装饰书画、碑帖、经卷、图籍、档案等的一项独特的传统技艺，一直流传使用至今，成为保护、抢救和加固档案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传统技术。

随着文献遗产的增多，保护工作逐渐得到了加强，并出现了保护专业分工。《周礼·秋官》记载，“翦氏掌除蠹物凡庶蛊之事”。“翦”既是“行政官员”，也是“技术专家”。^[99]在西方，保护起源于修复。修复人员一开始是在其自己私人的临时房间内独立工作，一旦发现了新的方法，就对它严格保密。例如，用某些花的汁液恢复羊皮纸上退色的字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对人体无害的修复方法。类似的发明不在少数，包括用明胶、次氯酸盐等。遗憾的是，因为保密的缘故，大多数发明被发明者带进了坟墓。当然，这时的修复是在不完全了解材料特性的情况下进行的，与当代的修复要求相距甚远。

总体看来，在中世纪以前，由于人们在有意识地、自觉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加之档案图书的制作材料都具有良好的质量，特别是西方广泛使用的羊皮纸更是耐久，因此，保护并没有成为主要的问题。然而，随着需求量的逐渐增大和羊皮处理过程的缩短，导致了羊皮纸质量的下降，招致了虫蛀和发霉。尤其是到了19世纪初，由于纸张供需之间的矛盾，造纸商根本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于是造纸过程中出现了粗制滥造的现象，导致了档案和图书质量的严重下降，保护问题开始引起了关注。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推广，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应用于图书和档案的保护，遗产保护从此踏上了科学之路。

1842年，法拉第研究了用皮革装潢的书籍的变质，并指出书籍损坏的原因在于气体。这些气体部分地在于气体内的水蒸气，部分地在于热，在于室内气体的状态，即制革者放入皮革的某些物质接触的大气的高温以及气体本身的某些作用。

1858年，莱顿重新考察了当时的修复问题，认为改善纸的质量是符合需要的。

1859年，梵蒂冈图书馆保管员卡迪纳尔在圣加尔召开的国际图书馆会议上，呼吁人们重新评估已有的修复方法，呼吁自然科学给予帮助。大约在同一时期，英格兰的技艺与工商业促进会收到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纸张变质原因的报告。1900年，该促进会成立了一个机构，研究皮革装帧变质的原因。

鉴于对图书、档案材料损毁达成的广泛共识，1899年在德累斯顿举行的档案工作者会议和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图书馆会议，都对保护手稿问题举行了探讨。此后，1908—1911年间，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提出了保护手稿的问题。1910—191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了一个新闻纸和印刷纸老化委员会，专门研究纸张老化问题。

正是由于个人和一些早期建立的保护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保护有关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发现，保护的方法得到了尝试性的运用，“保护的理论基础得以建立，并引发了现代修复概念的出现”。^[100]现代修复概念的出现及其理论的建立，表明它作为保护的一个独立部分得到了确立，预示着保护科学即将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