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第二章　新保守主义派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使新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派由冷变热。紧跟在那个国家创伤之后，他们和与他们联合的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他们30年以来一直在争取的（大多数只取得了中等的成功）声望和影响。从一个力争超越并有别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智力上充满活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运动开始，新保守主义派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接近实权。名声在召唤。主要的新保守主义派人物非常沉着的照片出现在封面光滑的通俗杂志上，这种杂志通常只刊登少年模特和有钱人与富有魅力的人的举动。¹“新保守主义议程”变成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时髦媒体用语。许多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里，焦急不安的外交官像当年分析克里姆林宫那样分析了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欧盟代表团甚至建立了一个由一些较具煽动性的新保守主义名言组成的档案。²但在这些大肆宣传下面，新保守主义信条仍然是一种很容易让人误解的现象。对他们的朋友来说，新保守主义派是“超级鹰派”；而那些对他们不那么有好感的人则称他们为“战争贩子”。简而言之，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有线新闻兜售的标志性素材，一种偏爱主要是在中东但不只是那里发动战争和改变政权的政策的新闻速记法。³

新保守主义派是怎样达到他们今天有影响的地位的以及他们的信条这几年是怎样发展的，为本章提供了材料。我们开始解释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相信什么。有些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而且跟他们的影响相反，这个数量相对很少。新保守主义不是一个大众运动。

新保守主义派沿着一条迂回的道路前进，以适应其哲学难懂的特性。当新保守主义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学者们就努力定义这个新出现的术语。有人注意到新保守主义“没有共同的宣言、信条、宗教、标记、颂歌或秘密的握手”。⁴另有人更直率，宣称新保守主义简直无法连贯地定义。⁵还有人评论说他们“能挖苦地说彼此的工作和意见”。⁶虽然如此，新保守主义派仍在制造一种影响；他们被视为“正在改变美国政治的人”。⁷而且这种描述不是不恰当的。如我们在下面所展示的，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是对整个美国社会有政治意义的哲学运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创始人——欧文·克里斯托、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米奇·德克特、迈克尔·诺瓦克、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尔博、彼得·伯杰等——提出了美国社会面临的许多挑战性问题。在国际事件中，他们定义的概念有两个：坚定地保卫以色列，把国际关系的缓和描述为因缺乏勇气和没有骨气而不愿勇敢地抵抗共产主义的邪恶。

在这些多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谈话里面有一些争论，争论人类现在是在遭受精神混乱还是一个制度上失败的混合物；争论一个人是否可以在忽视宗教在过去的社会里占据的中心地位时理解现代的西方社会状况；还有怎样才能达到社会控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一个成功的平衡。⁸他们剖析了由他们自己思考的原则引起的矛盾：一个人能够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接受一个福利国家吗？如果我们指控被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使用的有公共机构特征的地方电台、电视台犯罪的话，那么我们仍然主张民主自由吗？如果社会检查色情文学，那它能真正地支持言论自由吗？⁹在恢复跟今天更狭隘的争论主题的对比中，他们的兴趣延伸到了武力的使用或者一个对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认为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的《王子》（Prince）的现代解释之外。他们询问了跟他们提供的回答同样多的问题。虽然不是所有新保守主义的组成部分都是一样的经久耐用——有接近种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论的叫嚣这样的早期经历，但是毫无疑问，新保守主义派在20世纪70年代是代表了美国人政治话语的最广泛、最老练的团体之一。

这些知识分子从其他同时代右翼思想的立场中站出来，为了带着更多的理由而不是感情和口号来争论。他们着眼于一个不只是由它的中东或北亚的不满者定义的，而且也是由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人类系统的实质定义的世界。¹⁰在他从将近半个世纪的作品里挑选的评论和出版物组成的自传性文集里，欧文·克里斯托讨论了相关的和单独的各种问题——福利、种族、性、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社会改革、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社会公正的定义、亚当·斯密、资本主义的道德来源、城市文明还有它的不满、基督教、犹太教和宗教正统性在社会里的角色。¹¹克里斯托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里给年轻的拥护者们提供了早期空间，一个那时还很模糊的经济增长理论，叫做“供给经济学”，它很快就在罗纳德·里根时期变得突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影响的。¹²然而，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将美国保守派人士的想法描述为“寻求类似想法的、易怒的精神姿态”，毫无疑问，早期的新保守主义派帮助建立了一个挣脱欧洲根的名副其实的美国牌保守主义。¹³

在一个讽刺性的发展中，今天新保守主义派有影响的地位的出现与其知识范围的一个显著缩减一致。美国目前的新保守主义派的表现与其创始人的影子相比在知识上相形见绌。可以断言它的公式是二元的：我们对他们，美好对邪恶，火星对金星，霍布斯对康德，右派对左派，等等。和早期新保守主义派的期望相反，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严重地把重心集中在外交事务上，早期新保守主义派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将国际议程视为“已经完成的任务”，但是写道，“在本国政策领域，保守主义革命只开了一个头。”¹⁴他们继续追求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像人类遗传学、福利和犯罪，但是不知何故这些像是很难跟他们的主要追求集成的附属事件。

甚至在外交政策上，现代新保守主义关注的焦点也很窄。它对国防预算和它选择的、其意识形态可以应用的地区之外的世界根本不怎么关心。今天，早期新保守主义派的孩子（在许多例子中确实是这样）很少显示出对他们聪明的祖先为了解释周围的世界而探索的那种解释框架感兴趣。事实上，为了推进他们的外交政策信念，他们与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原理进行了权宜联姻，这与新保守主义派创始人一代信奉的知识严密相去甚远，而且在整个里根政府时期他们一直在为社会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今天这一代的智力实验范围比他们前辈的要窄。欧文·克里斯托记录说，1940年，在他的毕业典礼上，“我最珍视的荣誉是我曾经是一名声誉良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第四国际）的成员这一事实。”同时他也正在读詹姆士国王版《圣经》，并且受到天主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¹⁵然而，现代的新保守主义派装出天生就有中年人的智力的样子。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轻浮或者同时代的标志性音乐不适合他们。今天，冒着成为一个轻微的拙劣模仿者的危险，一位新保守主义派人士成了《标准周刊》的撰稿人，他从美国企业研究所得到他的智力提示并且承认法国是一个“战略敌人”。¹⁶

1号包厢：早期开始

“新保守主义派”这个术语原先是一个传记的描述，跟意识形态的描述差不多。它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现代美国辞典来定义一个政治动物的新品种，这个曾是自由主义者的新品种已经转向右翼，不再着迷于左翼，因为左翼不愿意勇敢地抵抗苏联人和反美激进分子。¹⁷虽然他没有发明这个术语，但是“新保守主义派”这个标签最初被迈克尔·哈灵顿和《异议》（Dissent）的编辑们用作对以前的同志的贬称。¹⁸诺曼·波德霍雷茨声称，这个名字是有意作为一个“轻蔑语”，¹⁹而且即使今天的现代新保守主义派，如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接受这个名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大胆的举动而不是作为一个荣誉徽章。²⁰这个术语没有立即界定类别。莫伊尼汉抱怨说，他的左翼朋友，如哈灵顿，称他为新保守主义派，而他的右翼朋友，比如保守派思想家小威廉·F.巴克利，称他为“左翼自由主义者”——毕竟，作为一个白宫高级顾问，他推动了尼克松的贫民收入支持项目。²¹然而以特有的姿态支持早期新保守主义派的巴克利，在莫伊尼汉和他的合著者诺曼·格莱泽出版了他们的书《种族杂居区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遭到种族歧视控告之后，却为他们两个进行了辩护。²²有趣的是，欧文·克里斯托认为，巴克利虽然是一个保守派的偶像，但事实上却是一个秘密的自由主义者。²³

但是将传记的类推更进一步，新保守主义派的传记也就是一部美国20世纪历史的传记。一个政治观察员评论，“新保守主义”的生命统计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育，炽热的反共意识，支持公民权利，以及进行激进主义实验之后紧跟着的对它的全力批判。²⁴这给新保守主义派的心理学提供了一条线索，不管是在它创始时还是在它的当代版中。它居住在一个摩尼教世界，那里没有折中办法的位置，而且不禁止任何控制，即使是对他们的保守派伙伴。迈克尔·李迪恩写道，他对冷战结束之后乔治·H.W.布什政府的“奇异景象非常厌恶”。²⁵莫伊尼汉不具名但明白地将奥利弗·诺斯描述为“没有头脑的职业政党工作人员”。²⁶

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短暂地与托派分子的左翼联合。一些最初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在这10年间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确认的团体，他们聚集到纽约城市学院自助餐厅一个叫做1号包厢的地方。这就是非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聚集辩论他们反斯大林主义的本性的地方，而共产主义者在2号包厢展示他们的领主地位。就是在这里，美国未来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如丹尼尔·贝尔、内森·格莱泽、欧文·克里斯托、梅尔文·拉斯基、西摩·马丁·利普塞特、西摩·梅尔曼、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学到了他们所受教育中的永久部分。²⁷

但是我们一定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托洛茨基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新保守主义派在知识方面发挥主导影响。他从来没有在后来的新保守主义派的文章或评论中被引用过，而且也从来没有在他们带给美国社会的哲学思想中扮演重要角色。²⁸更多的是，这次经历帮忙塑造了这些学生的知识结构，使他们成为在一个对共产主义甚至斯大林本身的同情都是很常见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有闯劲的辩论者。²⁹他们是从20世纪30年代优秀的知识界同行之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较卓越之处的讨论中，学会了把理论的熟练应用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形式来用，也学到了政治是应该被理论指导的东西这一观念。³⁰思想是现成的。就像欧文·克里斯托所说的，“是思想统治着世界，因为思想定义了认识现实的方式。”³¹就如我们下面展示的，这一解释对新保守主义派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公开辩论中构建政治话语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看法极为重要。

两个鉴别早期新保守主义派的基本方法是看看他们写了什么，在哪里写的。看一下新保守主义派写作的地方就能勾画出从20世纪30年代纽约的知识界到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的权力走廊的旅程。就如斯坦菲尔斯在首批全面研究新保守主义现象的作品之一中所写的，知识分子世界的地理学是杂志的地理学。对于新保守主义派，这一空间从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地但很显著地扩张，到罗纳德·里根就职后它就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一个惊人的位置。当波德霍雷茨在1959年被任命为《评论》（Commentary）的主编时，它在杂志的知识方向上有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因为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虽然有它自己的编委会而且独立负担经费），所以它自此以后变成新保守主义派主要的知识论坛之一。到20世纪60年代末，《评论》开始经常地攻击新左派和新出现的反主流文化。在波德霍雷茨到《评论》6年之后，克里斯托和贝尔创办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计划使之成为一条解决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问题的“非意识形态”途径，并且旨在为公共政策的决定提供必要的信息。虽然不是这些杂志的每个作者都可以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派，但在《公共利益》的第一份特刊和10年之后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特刊之间的一个比较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撰稿的学者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分子小集团结合得很紧密。第一份特刊以克里斯托、格莱泽、贝尔、莫伊尼汉、罗伯特·尼斯比特、马丁·戴蒙德和罗伯特·索洛的文章为特色，不过10年之后的特刊以莫伊尼汉、格莱泽、戴蒙德、贝尔和尼斯比特的文章为特色。所以《评论》和《公共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共享很多作家，而且帮忙创建了一个新保守主义派作家的基础知识结构，包括了其他顶尖学者，如米奇·德克特、黛安娜·特里林、爱德华·施尔斯、诺瓦克、密尔顿·希梅尔法尔博和利普塞特。

一份1979年对70个最负盛名的同时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表明，大约四分之一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新保守主义派。³²这一评论反映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力影响范围增长了多大。当尼克松就职时，他介绍他的内阁成员看彼得·德拉克最近在《公共利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当里根就职时，他任命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她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并不像这些总统在浏览早报时偶然碰到这些文章一样简单；就柯克帕特里克来说，是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V.艾伦引起里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的。这些杂志和为它们撰稿的知识分子，占据了影响政府最高层的美国政治话语的重要空间。³³在仅仅10年间，《评论》已经从一份纽约州知识分子的期刊变成一份被总统和他们的贴身顾问阅读和讨论的杂志。³⁴依靠《评论》和《公共利益》，新保守主义派的思想家和作家跟《交心》（Encounter）、《新领导》（New Leader）、《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建立了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派的文章出现在《电视指南》（TV Guide）、《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财富》（Fortune）、《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上。

智库登场

跟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文献中的影响的扩大紧密相伴的是日益增长并日渐明显的智库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初，只有很少几个在华盛顿运作的智库。后来政策智库在美国政治秩序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位置是时代的社会—政治变化的典型事例。当意识形态的保守派人士和志趣相同的思想家开始指挥全国性的运动反对那些他们觉得威胁美国的政策和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些团体扩大并繁殖了起来。举例来说，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在1943年就已经建立了，但直到1971年当时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开始一场强烈的筹款运动之前，它一直保持在不高的活动水平。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预算随后从1970年的100万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040万美元。³⁵

这场运动延续到吉米·卡特打败杰拉尔德·福特，而且在它强硬反对比尔·克林顿的预示中，美国企业研究所扮演了一个明显的反政府角色。福特随后成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员，在那里与很多顶尖知识分子为伴，包括欧文·克里斯托、诺瓦克、柯克帕特里克和赫伯特·斯坦。随着新保守主义派的思想在华盛顿的政治辩论中的立足之地越来越大，他们也在正在形成的智库文化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来自那些比如现在出现在商业圆桌会议上的公司的大量而稳定的商业捐助也更容易得到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钱和成员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了多份期刊，如《外交政策与国防评论》（Foreign Policy and Defense Review）和《民意》（Public Opinion）。³⁶但是，虽然美国企业研究所提供了一系列保守派观点，包括越来越突出的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它主要还是由以前拥护温和的共和党观点的公司和机构赞助的。

作为反应，一个由保罗·韦里奇领导的团体在1973年创立了遗产基金会，他们声称代表了保守主义的真正观点。遗产基金会立刻成为咨询业的行家，为做了详细研究的当前事务制作参考资料详尽的公报和评论，以简短的备忘录的形式提供给繁忙的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和学术界人士。³⁷就像智库日益发现它们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活中适当的新位置一样，许多新保守主义派也在成长的网络里面找到了安顿他们自己的位置。主要的新保守主义派与美国企业研究所、遗产基金会、乔治敦战略学习中心、阿斯彭研究所、哈得逊研究所和自由之家发展了牢固的关系。对华盛顿的政治团体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的这些卓越的学者不只是写文章和著书的知识分子。当权者和政治候选人都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为演讲撰稿，介绍项目，帮助起草法规，而且为各种特别委员会服务。

哲学基础

从早期新保守主义派的作品来看，对思想的总的讨论是有疑问的，因为根据定义，这些知识分子是高度独立的思想家，而且他们是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主题的混合物”中汲取知识的。³⁸新保守主义派经常抱怨他们被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文件架上。像欧文·克里斯托在1979年说的，“当两个新保守主义派相遇的时候，他们彼此更可能争辩而不是协商或共谋。”³⁹确定无疑的新保守主义派有时开玩笑说——用令人想起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的腔调——“我过去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新保守主义派”。⁴⁰

这个传统今天当然仍在继续，关于是否应该称他们自己为威尔逊式的，新保守主义派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人，如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寻求见风使舵，有时认同威尔逊的传统，有时又远离它。⁴¹因此，总结新保守主义派的思想总是显得有些武断。然而，围绕下面五个基本类别给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信条分组是可能的：对民主资本主义的保护，政府的目的，废止种族歧视和种族划分，道德价值观和宗教，还有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⁴²

作为对这个混乱的分析情形的反应，欧文·克里斯托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真正的、自己承认的新保守主义派的坦白”的文章。⁴³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在为它建立一个确定的类别方面比多数人更进了一步。在试图界定他视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基础的东西时，克里斯托描述了一个对于已帮助许多自由主义者转变成真正的新保守主义派的五条原则的“模糊的共识”。首先，他强调，新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敌意”。就像他宣称的：“总的说来，它赞同那些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城市化社会里既给个人提供了必要的安全和舒适，又使个人事务中的官僚政治侵扰减到最小的社会改革。”第二，克里斯托强调了这样的新保守主义信念，即在保护个人自由时市场是分布资源的基本工具。第三个原则是强调“尊重传统价值观和制度：宗教，家庭”，等等。依照克里斯托的观点，避免破坏道德价值体系是“新保守主义派意见一致的一件事情”。第四，他的定义拒绝接受每个人一定要“平等地分享每件事物”的坚决主张。共识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相信“美国民主不可能在一个对美国价值观持完全敌对态度的世界中支撑太久”。⁴⁴

虽然这些是总的陈述，但它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占据早期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事务的主体和促使自由主义者向新保守主义派转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框架。最后一个要素也给出了一条新保守主义一个永久不变的方面的线索。它脱胎于远远超过可能在许多保守派人士中发现的温和悲观主义的深深的施本格勒悲观主义。在1975年2月，在他充满风暴的美国驻印度大使任期结束之后，莫伊尼汉在新德里机场的停机坪上说，“我很高兴离开一个主要出口物是传染性疾病的国家。”《评论》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处于被反对状态中的美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描写了他作为美国外交官事事面临反对的经历。对于这个令人沮丧的评价，波德霍雷茨评论道，美国“被憎恨是因为我们是谁和我们是干什么的”。⁴⁵

美国不仅仅在和苏联的价值观战争中失利，而且在反对美国和西欧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破坏方面也处于劣势，这种感觉深深地渗透在新保守主义派的思想里。利奥·施特劳斯（下面概述了他轻微但普遍深入的影响）竟然担心整个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文明的构想——他称为“现代计划”——正在共产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在对现代新保守主义派着迷于军事力量的预示中，施特劳斯劝告说，“西方唯一有些信心的抑制措施是暴君对西方无限的军事实力的恐惧。”⁴⁶对于没有武力做后盾的西方思想能否维系的这种悲观主义思想使得早期的新保守主义从左翼转向了右翼，而且今天仍保持有决定性影响。这样，新保守主义根本不同于他们选择的行为榜样——比如罗纳德·里根——的乐观主义本质。在进行国防建设的同时，里根像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杰克·肯尼迪一样，对美国价值观的最终胜利抱着无法改变的乐观——而且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背后有更多火力。他喜欢引用阿克顿阁下的话说，历史是自由的征途。他们和新保守主义派的烦躁很少有相似之处，新保守主义派的烦躁经常跟一个封闭社区的居民的烦躁很相似。

为对他们视为破坏美国的道德价值观的东西和美国社会中反动意识形态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作出反应，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派针对现代社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写了很多东西。克里斯托在1978年出版了《为资本主义的两次干杯》（Two Cheers for Capitalism），提出资本主义可能不是完美的，但在提供物质财富和人身自由方面比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都要好。丹尼尔·贝尔的《不稳定的美国》（Unstable America）提出了为什么政府机构在社会各阶层眼中日益失去其合法性的问题。乔治·吉尔德发表文章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腐蚀社会而是通过它对财富的分配趋向于改善每个人的命运。吉尔德1981年出版的《财富和贫困》（Wealth and Poverty）认为，成功的经济依赖富人的激增，企业家是经济生活的英雄。1982年，迈克尔·诺瓦克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将资本主义的模型定义为某种超越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效率的东西。它是有精神和道德基础的一个制度，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的伦理价值观绑在了一起。⁴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诸多事件的骚乱过程，使得任何一个单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都不可能被定义为促成新保守主义转化的刺激因素。庞大的美国军队在越南的集结，跨越学校和大学的政治活动的新纪元，导致全民动荡不安和美国黑人表达不满的民权运动，能感觉到的激进分子左翼思想从学生运动到中年知识分子的渗透，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被占领的校园，还有芝加哥街头带刺的铁丝网和坦克，都似乎在为若干知识分子精英预示一种对抗性的、危险的文化的降临。⁴⁸他们相信自由主义者抵抗不了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新保守主义派在努力保卫他们视为正被围攻的自由主义的时候，很快变成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而且到20世纪60年代末，左派跟右派之间的智力对话更像是智力战争。⁴⁹到六七十年代交替的时候，自由主义政治似乎在日益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激进自由主义者要求美国社会推进到超过当代自由主义的边界以便于发挥它的潜能；而那些如欧文·克里斯托和与他联合的知识分子同行则在他们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对日渐明显的敌对文化做出反应以保护自由主义的传统的断言中不断地呼吁。⁵⁰到20世纪70年代初，欧文·克里斯托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尔博已经认可了理查德·尼克松做总统。虽然多数志趣相同的知识分子没有在这次行动中跟随他们，但这种姿态证实了在很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之中的一个概念的演化。⁵¹

从左派到右派的迁移

当然，鼓舞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冲动的是他们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意见。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问题占据了新保守主义议程的更多空间。作为对左翼和自由主义者迅速高涨的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呼声的反应，很多新保守主义派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越战的失败是机缘的失败，而不是动机或道德的失败。虽然有些人先前已经针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纠缠表明了稳健的立场，但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波德霍雷茨，现在反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运动，因为他们将美国在战争中的角色描述为一个邪恶的实例：“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说这个国家犯了很多错误。但它邪恶吗？”

莫伊尼汉抱怨说，越共在战场上的进展“很受《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的欢迎”。⁵²波德霍雷茨在1970年宣布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他改造《评论》来反映他对左翼影响的反应。为这本杂志撰稿超过10年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突然不再出现在它上面。⁵³波德霍雷茨等人反对他们视为不正确的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解释——认为总的来说美国军队的海外任务都不合法的解释。对于许多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来说，在越战问题上的争论是识别一个人是否反对美国的一个机制，不只是在美国，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⁵⁴今天，越战仍然是对新保守主义派的决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而且他们一直在错误地强调从那次经历中吸取教训是虚伪的。

虽然越南问题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站在美国激进的左派和新保守主义的右派之间的争论中的立场，但就是有些人，比如欧文·克里斯托，没有将这个冲突看做一种敌对文化出现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反主流文化不是为响应任何危机感——经济、政治危机或者甚至是美国严重卷入越南的危机感——而发起的，“因为反主流文化的出现比它早好几年”。相反，他认为它来自真正属于社会结构的因素。正如克里斯托所说，“反主流文化不是被引起的，它是天生的。”⁵⁵这个想法强调了早期新保守主义派中间的强烈愿望——想了解和解释社会固有的失败和错误路线所在位置的愿望。经常在《公共利益》和《评论》中讨论的是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划分的问题。作为克里斯托《公共利益》的合编者之一和哈佛大学教育系教授的格莱泽写了很多关于美国文化里的种族划分的争论的作品，包括他1982年出版的《伦理难题》（Ethical Dilemmas）。⁵⁶他和莫伊尼汉还共同创作了《种族杂居区以外》，在书中他们宣称种族和种族划分处于人们用来将自己分类并会总是构成民族融合的自由主义概念的难以消除的障碍的基本机制中。⁵⁷当他在1965年写了一份关于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挑战的报告时，莫伊尼汉引起了论战。他在报告中认为，由于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本质，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无法仅仅通过立法消除。格莱泽和莫伊尼汉都同意，美国政治组织的社会生活主要是被种族划分指定的，这因此使得反歧视法规很难实施。⁵⁸格莱泽尽力强调社会政策的局限性。⁵⁹

其他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比如贝尔——审查了在他们视为正削弱对阶级的强调的东西和“国家的、文化的、语言的、宗教的、公共的、种族的或原始的附属物”的加强之间的关系。⁶⁰用立法的方式解决种族歧视的政治策略让很多新保守主义派感到烦恼，因为他们相信民族融合的前景依赖于对忽略了天然种族和宗教忠诚的社会的误解。他们中很多人将正面歧视的概念以及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的肯定行动视为对机会这个概念的威胁。他们把多元文化论概念的出现视为可恶。新保守主义派——比如莫伊尼汉和格莱泽——强调了保护在美国社会里迁移的机会，以免陷入错误的自由主义关于进步（这种进步可能随着强制的民族融合发生）的假定的需要。⁶¹

在他们了解社会的构造和现代美国面临的挑战的努力中，很多新保守主义派也争论政府在政治体系里的位置应该是什么。1973年，克里斯托写道，“我正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一个社会改革是否已经奏效？成功改革的一般特性是什么？有能指导我们走向成功、远离失败的改革的普遍原理吗？在经历了我们过去的10年之后，出现这些问题无疑是理所当然的。”⁶²这不是说所有的新保守主义派都相信不受抑制、跨越所有社会范畴的自由市场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等人更关心政府对福利的干涉程度。⁶³他们相信它需要受到限制，并且怀疑它与现存的贫困文化进行战斗的能力。一个特别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暗示，在社会之中包含了一个不能利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受其状态变更的影响。这暗示了存在于一些生活在决定了其状况的最差的条件下的人之中的一种世界观，不管有没有逃脱它的机会。新保守主义派怀疑是否可能哪怕有一些使社会的下层阶级偏向于福利的继承因素。⁶⁴

新保守主义派的著述经常认为，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讨论跟宗教问题有某种方式的联系。最初的新保守主义派对宗教和围绕它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争论非常感兴趣。那些人，比如贝尔、格莱泽和波德霍雷茨，采取的是解决美国宗教问题的方法，跟新右派和宗教右派采取的措施有显著的不同。⁶⁵后两者聚焦于特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并且积极寻求保证保守派候选人的当选；而新保守主义派则采用一个更聪明的方式，解释了宗教价值观对社会健康和人类性格所做的总的贡献。因为新右派是一个排外的共和党组织，并且试图使共和党屈服于他们的意见，所以新保守主义派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分解了他们的党派政治忠诚度。直到1992年，还有数位新保守主义派认可比尔·克林顿而不是乔治·布什。⁶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保守主义派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明确表示不喜欢美国社会中右翼宗教的基要主义。欧文·克里斯托、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和诺曼·波德霍雷茨检查了他们视为宗教的社会价值和它作为社会中的美德、对自己的责任和道德的基础的作用的东西。⁶⁷很多新保守主义派也表达了对他们视为破坏这个基础的东西的极大关注。欧文·克里斯托认为会有一个宗教对现代性精神的屈服，“就在现代性本身正遭受一种精神崩溃的时候”。⁶⁸

反共与外交政策

因此，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到贫困文化，从民族融合的机制到福利制度的局限性，新保守主义的第一代表现了在其“模糊的共识”里对巨大范围的接受能力。然而，对于欧文·克里斯托五个原则的最后一条——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1972年的选举是一个转折点。乔治·麦戈文似乎举例说明了美国自由主义所有有毛病的地方。知识分子，如波德霍雷茨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认为麦戈文的口号“回家吧，美国”是失败主义的和孤立主义的。⁶⁹少数民主党人，如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马克斯·坎贝尔曼、佩恩·肯布尔、埃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波德霍雷茨和本·瓦滕伯格，组成了民主党多数联盟（CDM），作为一种将民主党拖离麦戈文支持者中更年轻一代的方式。虽然一些人只同意最普遍的条款，但他们已经开始了反对他们视为将会最后定义新保守主义的没有骨气的外交政策的运动。在这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光明的孩子和黑暗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的影响，和它对人类接受邪恶的能力的强调一起，在为早期新保守主义派提供一个冷战神学方面⁷⁰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CDM依次产生了分支，如宗教和民主协会，这是由佩恩·肯布尔、理查德·诺伊豪斯和迈克尔·诺瓦克创立的。

理查德·尼克松与苏联和解并和平共存的政策后来在《评论》中几乎被恰如其分地描述。波德霍雷茨继续宣称尼克松“毫无疑问会更愿领导一个帝国的成长，但是他发现没有可以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扮演的阻止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角色中退缩的现实选择”。⁷¹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由杰克逊、柯克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波德霍雷茨组成的公开政治团体已经出现，他们对苏联持猛烈的进攻态势并深刻地批评缓和政策。⁷²1975年，波德霍雷茨发表了《让世界为共产主义而安全》（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Communism）。这是对美国在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中失败的一个刻薄谴责。苏联这个敌人显然在不战而胜。新保守主义派基于悲观主义而对美国思想内在力量固有的不信任正开始完全显现。波德霍雷茨等人争辩说，一个极有害的疑虑正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而且“越战综合征正在侵蚀美国的自我感觉”。⁷³ 在1976年候选人选拔活动中，许多新保守主义派支持参议员亨利·M.（勺子）·杰克逊，一个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而且后来发现，那个获得提名的民主党人急剧增大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⁷⁴吉米·卡特像尼克松一样，变成了新保守主义派谴责的一个没有勇气的焦点。波德霍雷茨在卡特总统任期的头几年发表了《绥靖文化》（The Culture of Appeasement），在那篇文章中他描写了源于越战对华盛顿政策制定的残留影响的明显弱点。⁷⁵他反映了很多新保守主义派的态度，这些新保守主义派宣称一种和平主义情绪的上涨已经不光渗透到了一般美国人的重要意识层面，而且也渗透到了卡特政府的高层。他主张，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并鼓励一项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那是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威胁所要求的，美国人需要一种更明显的爱国文化。⁷⁶ 1980年1月，原本为弥合分歧举行的一群新保守主义派领军人物和卡特会谈糟糕地结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向共和党人的转变合法化。就是在这个阶段又一条裂痕在那些要离开民主党的人和那些要留下的人（特别是莫伊尼汉）之间产生了。⁷⁷

1979年11月，《评论》发表了柯克帕特里克的《独裁国家和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这篇文章［以一年前欧内斯特·利菲弗在其《让人权变得无足轻重》（The Trivi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里概述的思想为基础］描述了她视为卡特的政策——惩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伊朗这些国家就因为他们滥用人权，但同时又和苏联以及其他不同的共产主义政府进行贸易和谈判——中的一个基本悖论的东西。她认为，如果唯一的结果是用一个共产主义导向的极权主义国家代替那个政体，那么拒绝和独裁者交战并采取有道德观念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文章强烈地建议，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应该因为支持其他国家中可能导致产生与美国敌对的政权的运动而被破坏。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卡特的人权政策和尼克松的缓和政策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近乎幼稚。虽然在里根准备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辩论期间柯克帕特里克就已经在讨论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卡特的角色，但是，当里根就职的时候，他任命柯克帕特里克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评论》上的这篇文章。⁷⁸这对美国外交实践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可操作的有力贡献。随着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共和国（在那里，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国务院的职位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韩国、阿根廷和巴西，从独裁统治到一个更自由的公民社会的转变，保持相关的东西就是一个理论——即使它的锋芒已经被从前苏联帝国出现的民主政治略微钝化了。

然而，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问题，在任命柯克帕特里克之前已经见证了新保守主义派的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锋芒。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派对联合国作为一个有效的主管团体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很多年以来，柯克帕特里克、波德霍雷茨和莫伊尼汉对联合国特别怀疑，并要求对美国与这个世界团体的关系进行现实主义的重新评价。⁷⁹他们相信，前苏联没有将联合国视为一个解决冲突的机构或者制衡相互权力的体系的意图，所以美国在对联合国宪章问题上坚持着一个错误的信念——将联合国宪章视为一个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有用工具。

以色列、反犹主义和联合国

虽然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本身成了新保守主义派的当务之急，但这个问题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另外一个主要焦点——对以色列事务的强烈兴趣密切相关。波德霍雷茨这样的知识分子争辩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源于以色列的民主特性而非宗教特性。他强调说，新保守主义派对以色列安全根深蒂固的承诺超越了个人的宗教信仰。⁸⁰这不是说新保守主义在它历史中的某个时候曾经是或现在是一种纯粹的或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犹太现象。这样来描述它是随便的而且是错误的——已经被左、右两派的小报辩论家滥用来转移对新保守主义派观点的要旨的注意。新保守主义吸引来自各式各样宗教背景的追随者，而且自从1949年哈里·杜鲁门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以来，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就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核心原则。一些新保守主义派宣称对他们的敌意是对以色列的敌意的一个伪装。⁸¹不是那样的。即使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派或者支持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正如既不是反犹主义者也不是敌视以色列的人也可能批评新保守主义派一样。

关于以色列，20世纪70年代也见证了新保守主义派出版物数量的增加，这些出版物聚焦于为涉及以色列的美国政策的辩护上。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国家安全事务犹太人协会成立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五角大楼的推动，五角大楼这样做是为抵消自由主义对国防开支的攻击。波德霍雷茨，举个例说，在明显地支持以色列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他所处的知识界，在很多当时的新保守主义派看来，缺乏对中东唯一真正民主的以色列的支持。⁸²像彼得·伯杰、默里·弗里德曼和欧文·克里斯托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年以来就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见证社会各阶层对犹太人的消极的陈词滥调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波德霍雷茨在《评论》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讨论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是怎样造成美国犹太人团体里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遍及世界（包括美国）的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浪潮的。波德霍雷茨也确信，反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一块覆盖在反犹主义情感上的薄薄的面纱，而且它经常是在那些在基本方向上通常是反美的人中发现的情感。⁸³因此，对以色列安全和生存权的承诺，还有对美国价值观的爱国主义支持，在许多新保守主义派眼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到1975年，莫伊尼汉、波德霍雷茨等人确信，相同的现象也在折磨着联合国。在美国自己的知识界里很明显的反以色列偏见被联合国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反映了出来，他们因此把联合国视为一个用于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论坛。的确，联合国1974年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决议宣布了来自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对以色列的恐吓性口头攻击。促成这次决议通过的乌干达领导人伊迪·阿明向大会宣布：“我要求将以色列逐出联合国并废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这样巴勒斯坦的领土完整才有可能得到保证和维持。”⁸⁴波德霍雷茨后来帮忙起草了1975年莫伊尼汉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莫伊尼汉严厉指责了联合国，而且把它说成是“一个说谎的地方”。⁸⁵（他后来在联合国上的立场稍微成熟了点儿。）⁸⁶

围绕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的问题对推动其他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对于欧洲对这个地区的能源依赖的进一步了解，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对更为亲阿拉伯的政策的长期倾斜。欧洲正在重新评价它自己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帮助孕育了某些新保守主义派知识分子中的反欧情绪的种子，这种反欧情绪已经基于他们视为欧洲接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东西存在了。他们质问，为什么在欧洲不愿支持以色列的时候美国人仍然那么支持欧洲。像米奇·德克特、莫伊尼汉和波德霍雷茨这样的知识分子写了各种文章来论述，联合国、共产主义国家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反犹太人的，就像美国知识界的大部分人。⁸⁷在新保守主义派看来，美国和以色列因此与共同的敌人进行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斗争。20世纪70年代，欧文·克里斯托所描述的新保守主义的“模糊的共识”这个概念紧紧围绕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美国一定要有一群充满自信而且精力充沛的精英，他们必须愿意迅速而且坚决地使用美国实力，如果需要的话，并且准备抵抗苏联和它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反美和反犹太人的联盟。⁸⁸

下一代

对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和平共存的战略的反对，标志了新保守主义作为一个实体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⁸⁹杰克逊的民主党多数联盟成为其他相同类型团体——如现时危险委员会和自由世界委员会——的基础。这些团体组成了一种包括右翼民主党人、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及一些主张对苏联实行一种更强硬的政策的共和党人的名人录。

1973年，杰克逊和很多志趣相同的参议员以及新保守主义派开始关心犹太人移民事务和苏联犹太人的情况。从1971年到1973年，犹太人的移民已经增加了，主要是因为缓和时期前后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改善。然而，1972年8月，苏联政府为移民制定了一个新的文凭税，向希望移居外国的公民索取额外教育补偿费，这主要针对苏联的犹太人。在通过将对苏联的贸易让步与苏联对犹太移民的明确让步联系起来迫使苏联停止征收文凭税并排除自由移民的障碍的运动中，杰克逊与民主党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合作，联合主要犹太组织和各种新保守主义派联盟，促成了《杰克逊—瓦尼克法案》，也就是后来的《正常贸易关系法案》的通过。⁹⁰在与杰克逊一起工作的集体中有一位年轻的政治助手，理查德·珀尔。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新保守主义派的后辈开始在华盛顿步入他们的政治生涯。约书亚·穆拉夫契克于1977年成为民主党多数联盟的执行理事，并且一直在那里供职到1979年。B队在那个时期也设在这个组织里。1976年被杰拉尔德·福特授权并由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组织起来的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形成对苏联的能力和意图的独立判断。B队由理查德·派普斯领导，但也包括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年轻的保罗·D.沃尔福威茨。新保守主义派的下一代的胚胎还在孕育中。

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他们的履历中有一些共同的重要因素。他们两个都曾经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的弟子。沃尔斯泰特是一个保守的核战略家，他曾经为兰德公司工作，而且相信核威慑力量是不够的。作为冷战期间五角大楼多年的顾问，沃尔斯泰特认为，为了阻止核战争，美国一定要计划打一场核战争，而且他强烈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被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末，沃尔福威茨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成为沃尔斯泰特的门徒，虽然珀尔遇到沃尔斯泰特要更早，但那时他还是洛杉矶的高中生，见到教授女儿的时候也见到教授了。当珀尔后来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沃尔斯泰特邀请他到华盛顿与沃尔福威茨一起合作写一篇关于被提议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论文，沃尔斯泰特是强烈反对这个条约的。这个教授后来通过把珀尔介绍给杰克逊参议员帮他立足于华盛顿的政治圈内。⁹¹珀尔将他的书，《邪恶的终结》，献给沃尔斯泰特。

新保守主义下一代的成熟是在这期间开始的。但是当各种各样的新保守主义哲学的鼓吹者后来攀登华盛顿的政治梯子的时候，这个运动才开始从它的根分离。沃尔福威茨和珀尔共同的背景只是部分地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在那些最终会接过新保守主义接力棒的人之中发展起来的广阔的知识和专业关系网。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艾伦·布鲁姆也跟沃尔斯泰特一起辅导过沃尔福威茨。这两位学者之间的联合后来被描述为支撑现代新保守主义派大树的最重要的根。沃尔斯泰特和布鲁姆都是有影响力的、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利奥·施特劳斯的门徒。到20世纪70年代，像沃尔福威茨从各级军备控制机构中脱颖而出一样，施特劳斯和沃尔斯泰特的其他门徒也是从不同的参议院委员会冒出来的。当珀尔到杰克逊的办公室去工作时，史蒂文·布赖恩投到了共和党克利福德·凯斯旗下，还有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成为莫伊尼汉的幕僚。⁹²施特劳斯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继续占据了里根和乔治·H.W.布什政府的各种职位，比如卡斯帕·温伯格的前演讲稿撰写人赛思·克罗普赛，国家人文基金会的副主席约翰·T.阿格赖斯托，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卡恩斯·洛德，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伦·凯斯，法学家和法官罗伯特·博克，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⁹³在芝加哥学派和施特劳斯一起学习的还有哈里·雅法，他将施特劳斯的思想介绍给同行哈维·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后来继续到哈佛大学并教育了立场明确的新保守主义派威廉·克里斯托和安德鲁·沙利文，安德鲁·沙利文成为《新共和国》（New Republic）的一名资深编辑。

沃尔斯泰特和施特劳斯

沃尔斯泰特是一个被今天的一些新保守主义派看做在他们自己的知识成熟和道德策略的概念方面有很大意义的人。虽然对于公众来说，沃尔斯泰特是一个在冷战中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但那些内部人员把他描述为一个推翻了关于苏联军队的传统思想的“杰出分析家”。⁹⁴ 1997年在他死后的《纽约时报》讣告中，人们相信他曾帮助引诱苏联入侵阿富汗，同他的门徒珀尔和沃尔福威茨一起主管里根政府的国防建设，而且在各种导致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帝国解体的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⁹⁵对一些杰出的新保守主义派而言，沃尔斯泰特的智力和洞察力有公认的影响。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从他们的指导者那里看到了将成为冷战结束之后新保守主义的现代表现的内在特性的两种思考模式。沃尔斯泰特向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描述了一种实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混合，这成为动手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诱人策略。沃尔福威茨是这样评论他对沃尔斯泰特的印象的发展的，“我曾经认为，唔，也许他也是下面这种冷血系统的分析家，他们似乎有几分要离开政治和策略的道德部分，好像它不是这个综合体的一部分。当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的时候，我非常满足地认识到了在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中强烈的道德考虑。”⁹⁶

沃尔斯泰特对新保守主义派具有极大的意义，还因为他发展了美国发动高技术战争的能力的战略方法和个人贡献。对军事技术富于想象力的运用后来成为新保守主义派关于精确定位能力的提高怎样扩展了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涉的范围的思想的中心政策要点。新保守主义派稍后会将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对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的有限空战视为这个理论的体现。沃尔福威茨把沃尔斯泰特描述成最先理解拥有精确的武器会造成什么戏剧性差别的人之一。沃尔斯泰特提倡两个观念：一是改装投送系统——例如巡航导弹，最初它们是为核武器设计的，但是现在它们可以投送常规武器；二是要拥有将附带损害最小化同时将攻击能力最大化的技术，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对外干涉中变明显的那种。

20年之前，沃尔斯泰特为检查新技术的影响已经建立了一个叫做新选择研讨会的团体。新保守主义派后来把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作战方式视为这种先进思想的体现。就如沃尔福威茨所主张的，“看着那些导弹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转90度的弯做艾伯特15年前想象的事，是一件让人相当满意的事情”。⁹⁷沃尔福威茨解释说，没有沃尔斯泰特，“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已经在1976年的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被卖掉了。莫斯科曾经提出，只有华盛顿禁止所有射程超过600千米的巡航导弹（因此包括“战斧”）才能达成协议。作为一个由鱼雷空间有限的潜艇携带的相当不必要的核武器发射系统，海军是乐意放弃它的。新保守主义派认为是沃尔斯泰特阻止了这个决定，而且认为他具有创造性的远见，认识到一个使用常规武器的精确投送系统可以帮助转变美国的作战方式。⁹⁸

在施特劳斯对新保守主义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方面有着无尽的争论。尽管一些政治分析家将他描述为第二代新保守主义的智力教父，但是其他人则声称他的影响被夸大了，他的书是难懂的，而且这位教授和那些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上有办公室的人之间没有直接联系。⁹⁹当然，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在其政策主张里面一点儿也没有表明听从施特劳斯的告诫——“当一个解决办法的确定性变得比他知道的那个解决办法的不确定性还要强大的时候，哲学家将不再是哲学家”¹⁰⁰的意思。莫伊尼汉和欧文·克里斯托两人都承认欠他的情。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通常亲切地将他写成一个哲学家，但是当有人提出现代新保守主义欠施特劳斯任何情的时候，他们则变得强烈地不满。¹⁰¹一些现代新保守主义派已经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施特劳斯是谁”。他们把受施特劳斯影响的提议，还有受托派影响的类似主张，视为他们的敌人玷污他们名声的卑鄙战役的一部分。¹⁰²

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可能确实是难懂的；了解他被描述为一项“无比复杂的任务”。¹⁰³一名仰慕者谈了施特劳斯“最初的难懂和相当迥异的名声”。¹⁰⁴他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学的个人影响。一位典型的学者，带着一种对“大众文化的恐怖”¹⁰⁵的自发蔑视，用他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来思考20世纪专制的性质。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些是现代性对古典社会基本价值的拒绝的产物；作为替代，他提倡一个等级分明并沉浸于笃信宗教的社会体系。¹⁰⁶施特劳斯很少直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当前的政治学。他主要聚焦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经典和希腊的古典文献。认为在他的作品和新保守主义思想信条之间有相互关系的说法集中在其哲学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固有的、深层次的悲观主义。首先，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解体，并且得出结论，民主如果不能直接面对专制，它就没有实施它自己的模式所必需的能力。对这一断言他补充了专制在本质上天生就是扩张主义的信念。其次，他将20世纪已经产生了两个极权主义政权的事实和他现代性导致了道德价值观的沦丧的信念联系起来。他认为，美德是民主的基础，而且欧洲对源于启蒙运动的人类理性的强调体现了基于宗教的价值观的下降，而不是提升。他谴责一个非宗教的政治秩序是一个“不再认可超人的权威——不管是基于上帝意志的启示的还是一个自然秩序的——而是认可仅仅基于人类的国家权威的运动”。¹⁰⁷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欧文·克里斯托等人一样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克里斯托承认施特劳斯对他的思想有深刻影响。¹⁰⁸

施特劳斯的诸多作品包括三部众所周知的文献：《天赋人权和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城市和人》（The City and Man）和《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在第一部文献中，施特劳斯讨论了他称为天赋人权的问题并主张现实主要源于道德规范和政治的对与错之间的一种区别。《城市和人》由大量关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s）、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的煽动性评论组成，施特劳斯在其中比较了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学者们声称施特劳斯本质上赞成古老政治哲学的复兴。在《城市和人》的绪言里，施特劳斯提出，我们因为“我们时代的危机，西方的危机”¹⁰⁹被迫转向“经典的古代政治思想”。施特劳斯1958年出版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还论述了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不只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他的原文是被隐藏的作品定义了的。联系到现代性的开始和现代思维形式破坏文明的方式，¹¹⁰施特劳斯暗示马基雅维利本质上是一名邪恶的教师。施特劳斯的很多观念被他的学生艾伦·布鲁姆在他《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推广，而且影响了沃尔福威茨和弗朗西斯·福山。沃尔福威茨后来成为塑造《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中一个小人物的灵感，这是一本由同道的芝加哥学者索尔·贝娄写的以布鲁姆为原型的小说。

明白施特劳斯的观点可能跟冷战期间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道德战争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对恐怖主义和暴政的“文明”战争都有关系的方式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能推测施特劳斯的哲学这些年来对决策者的思想的真正影响程度。如果认为施特劳斯的所有学生都是新保守主义派是很牵强的，反之亦然。沃尔福威茨已经含蓄地表明了，认为施特劳斯与现代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有联系是“头脑发热者的一个产物，这些人看起来无法理解‘9·11’改变了很多事情而且改变了我们需要看待世界的方式”。他认为他自己和他同事解决外交事务的方式既“不是源自阅读柏拉图的作品”，也不是“源自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偏见”。沃尔福威茨将他自己的方式定义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注重实际的思想的不同”。¹¹¹然而，通过联系或推导，施特劳斯的观点在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教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后来成了华盛顿最高级别的政治精英。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协会网络中，呈现了很多被认为是今天新保守主义派普通成员的相关传记的框架。施特劳斯的弟子中跟更近的新保守主义派势力有联系的有：刘易斯·利比，副总统切尼（被他自己的耶鲁大学教授和导师沃尔福威茨介绍到施特劳斯的世界里）的办公厅主任和国家安全总顾问；约翰·波德霍雷茨，《纽约邮报》社论版编辑，《标准周刊》的前编辑和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派诺曼·波德霍雷茨和米奇·德克特的儿子；五角大楼情报官员艾布拉姆·舒尔斯基；加里·施密特，威廉·克里斯托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执行理事；戴维·布鲁克斯，以前在《标准周刊》，现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沃纳·丹恩豪斯特，施特劳斯的门徒，在波德霍雷茨退休之后离开学术界担任《评论》的编辑；还有罗伯特·卡根，也是《标准周刊》而且是耶鲁大学最重要的施特劳斯式人物唐纳德·卡根的儿子。¹¹²

因为若干的理由，新保守主义派的这新一代反映了与开始于1号包厢的文化环境的决裂。总的来说，比较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不是共和党的一支力量。虽然欧文·克里斯托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尔博在1972年给尼克松以支持，但许多其他的新保守主义派没有。然而，20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威廉·克里斯托代表大多数新保守主义派声明，“任何退而支持民主党的新保守主义派都是假冒的新保守主义派”。¹¹³即使大多数比较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两次投票赞成里根并有一些人为他工作，大部分也还是避免成为共和党人。¹¹⁴此外，虽然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派属于高度有影响的学术界精英，但他们仍然待在学院中。除了一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比如沃尔福威茨，下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派不愿待在学术界，而且寻求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职。就如欧文·克里斯托在1995年观察到的，施特劳斯最初的学生制造了另一代政治理论家，他们选择在华盛顿安身立命。¹¹⁵因此，最初的新保守主义派的孩子们离开了学术而喜欢上了政治。

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跟随或被施特劳斯影响了的人加入了联邦政府，目的是开启一派新的保守派政治前景。¹¹⁶威廉·克里斯托清楚地表明，他不能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余生。¹¹⁷他带着他的博士头衔离开哈佛，加入了教育部威廉·贝内特的班子，后来成为副总统奎尔的首席政策顾问。还有一长串从学院转移到政府机构并且带着施特劳斯的影响的其他新保守主义派。卡恩斯·劳德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去第一届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了职。他也成为乔治·H.W.布什政府奎尔副总统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内森·塔尔考弗离开芝加哥大学，成了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戴维·爱泼斯坦离开芝加哥的新社会研究院，成为一名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的分析家。加里·施密特离开达拉斯大学，成为里根政府外国情报国家顾问委员会的一分子。艾布拉姆·舒尔斯基离开芝加哥，成为了国防部战略军备控制政策的主管。迈克尔·阿尔宾离开马里兰大学，当上了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会议的副主任。¹¹⁸

里根当政之下的新保守主义派

看一下许多新保守主义派的传记，如果有人相信里根时代是新保守主义思想转移到政策制定前沿的时代，那么他/她是可以被原谅的。就如波德霍雷茨自己评论的，通过把重要的位置交给新保守主义派，如柯克帕特里克、尤金·V.罗斯托、珀尔和艾布拉姆斯，里根似乎“在打造一个民主党主流和他自己的政府之间有生命力的关系”。¹¹⁹新保守主义派也对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年轻主管戴维·斯托克曼抱有高度希望，他曾经在哈佛神学院学习，人们认为他在那里吸收了一些新保守主义思想，这被他发表在《公共利益》上关于福利政策的作品证明了。1980年11月里根总统的当选看起来是美国保守主义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中的主要胜利，这当然是事实。他减少政府侵扰人民生活的程度，降低税金，减少对储蓄和贷款的控制，降低联邦社会项目的预算，以及消除政府极度中央集权体系中官僚政治的官样文章的决心，让保守主义忠诚的守卫者相信，他们终于在白宫有了一个和他们观点一样的人。波德霍雷茨称赞里根是一个“将他自己表现为理查德·尼克松篡夺的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的政治形象”。¹²⁰里根也看起来像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胜利。与三位在他之前的总统相比，里根似乎跟现代新保守主义派对现在的危险和怎样对抗它有着共同的理解。¹²¹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则是反苏主义和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勇敢地抵抗苏联的威胁的责任。波德霍雷茨等人从里根身上看到了“共和党现在会承担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责任的希望，这个责任最初是由民主党领导下的美国承担的，但是民主党人自越战以后变得越来越渴望逃避”。¹²²

因为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相信，由里根的外交政策提出的原则证实了他们对先发制人战斗的强调，所以我们在后面一章里详细讨论这个主张（我们是抵制它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外交政策还不是新保守主义派的独家王国。因此看一下新保守主义派在他们感觉非常合拍的第一位共和党总统领导下是如何进展的就有意义了。我们特别看一下跟其他也认为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保守主义运动要人一起出现的一些紧张关系。

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派投入了如此高的希望并且他们现在回顾的时候都带着敬畏的政府，新保守主义派在里根当政时期却只经历了有限的进展。确实，他们看到新保守主义派，如柯克帕特里克和威廉·贝内特，被任命为高官，但是他们从未成为心腹。在1981年和1983年，正如里根记录的，都有“保守派施加的压力要求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交给柯克帕特里克”，他拒绝了，因为“她和乔治·舒尔茨之间的关系不融洽”。¹²³只有在很清楚里根已经放弃了他废除教育部的诺言后，贝内特才成为教育部长。但是新保守主义派做出了一个持续到今天的决定性的推进并且这部分地解释了他们有影响的地位。在里根政府期间，来源于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以帕特·布坎南为中心的保守派阵营开始给它自己挖一个它永远也从中解脱不了自己的洞。在第一届布什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它在垂死挣扎，还没有了无生气到无法破坏布什再次参加选举的努力而沦落到在一边愤声疾呼的地步。这开创了一条建立新保守主义派和基督教新教徒之间的联盟——人们愿意把它叫做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的道路，基督教新教徒利用他们的传教根源，包括在穆斯林世界中劝人皈依基督教，和新保守主义派分享对外强力干涉的主张。他们加入了将克林顿政府推进到巴尔干半岛的力量。虽然末世学的不相容性的数量在两边都被压制，但这个联盟在政治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因为孤立主义者乱作一团，所以新保守主义派能够将共和党的现实主义派蚕食掉，其结果是，在“9·11”觉醒之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占据着优势。

然而，在1980年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还是后话。那时新保守主义派正在期盼早期的满足，而获得这种满足的障碍（包括像美国保守派联盟、新国会基金会和国家纳税人限制委员会这些团体）却有很多。新右派深深地相信，他们——而不是那些他们视为民主党闯入者的人——是里根胜利的真正建筑师。而且，很多曾经是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活动的成员并已加入里根阵营的人，除了戈德华特自己之外，有理由宣称在保守派这边创造了许多新的活力。对此里根慷慨地承认了，他在1976年主持了戈德华特的加州竞选活动。¹²⁴因此，新右派和新保守主义派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前者热情地赞成像学校祈祷和反对堕胎这样的目标，而且期待里根推动这些。相反地，欧文·克里斯托轻松地得出结论说，“大多数父母并不是真的关心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否祈祷”。¹²⁵而且，反堕胎运动，尤其是宣告那个过程有罪的努力，对多数新保守主义派来说都不重要。

在新保守主义派的前面，也盼望从里根的胜利中受益的是大量的职业共和党竞选顾问，比如理查德·维格伍尔利，他声称“纯粹的事实是在美国有一个新的多数党——它是由新右派领导的”。¹²⁶还有那些罗纳德·里根的老朋友，比如菲利斯·斯希拉夫利。新右派对新保守主义派进行了精心的侮辱：“当城镇的娼妓信教并加入教会的时候，是极好的。她偶尔会成为一个好的唱诗班指导，但是当她开始告诉牧师他在星期日训诫中应该说什么的时候，事情就做得太过分了。”¹²⁷

对新保守主义派和新右派来说，更强大的障碍存在于里根的心腹之中。像理查德·艾伦、马蒂·安德森、迈克尔·K.迪弗尔、保罗·拉克沙尔特、埃德温·密斯、利恩·诺夫兹戈尔和威廉·弗伦迟·史密斯这样的人完全不同意将里根的胜利除了归功于候选人自己之外还要归功于另外的任何人的评论。他们拒绝接受新右派的主张“成功地……造成普遍印象，认为他们是里根支持者的基本组成部分”。¹²⁸引用《教父》（The Godfather）里的忠告——“跟你的朋友保持亲密，跟你的敌人要更亲密”，一位白宫助手评论说，“我们要和道德多数派如此亲密，以至于他们不能移动他们的手臂。”¹²⁹

因此，新右派和新保守主义派很快宣称对里根持保留意见就不怎么奇怪了。刚刚进入政府一年，维格伍尔利就指出，“我很失望，里根政府中的多数政策制定职位已经到了温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手中。”¹³⁰克里斯托评论里根说，“他不时地表现出罗纳德·里根本来应该有的闪光，但这些断断续续的闪光很快就暗淡了。”他问了这样的问题，“1980年的重要选举只是一个幻想吗？”¹³¹高潮事件是发生在1981年的对桑德拉·戴·奥康纳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一事，她对堕胎的观点，在道德多数派看来，不够强硬。但是他们很快被拒绝了。为回应道德多数派的领导杰尔·法尔维尔的抱怨，戈德华特评论说，“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应该踢法尔维尔的屁股。”¹³²

在两个集团中，新保守主义派较好地控制了他们的失望情绪。虽然他们没有抑制他们的批判（正如在其他地方展示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特别喧闹并破坏了他们将里根的遗产作为其模范的愿望的批判），但是他们预见到了克里斯托后来描述的“即将到来的保守派世纪”。¹³³他们等待他们的时机，没有过火行为。这跟布坎南派很不一样，他们在里根政府时期因为不满而骚动并在乔治·H.W.布什政府期间变得更加失落，此时他们开始攻击了，攻击新保守主义派的双重忠诚（“错把特拉维夫当成美国的首都”）和对以色列的偏爱。¹³⁴除了在固执己见者之中有点儿影响之外，这种攻击没起任何作用。虽然新保守主义运动已经吸引并且仍在继续吸引大量犹太人追随者一直是事实（尽管根据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提供的意见调查，大多数的犹太裔美国人不同意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但这场运动本身是明白无误地对所有的来人开放的，并且是从它一开始就一直这样的。此外，布坎南派散布的观点——对以色列安宁的承诺是独有的犹太人或新保守主义派现象——悍然不顾两党对以色列半个世纪的一致支持。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这些攻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不仅来自新保守主义派，而且来自保守派运动的小威廉· F.巴克利派，该派一直在寻求让自己远离老右派的反犹主义。¹³⁵

随着海湾战争的伟大军事成功，布坎南派的控告显得有些杞人忧天了，而且现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导致了布坎南的观点的必然结果。今天，不应该认为暗示任何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都必然被反犹主义败坏是合理的。¹³⁶新保守主义（和对它的质问）已经自立了。然而，没有把战争带到巴格达在布什政府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克林顿政府时期给新保守主义议程提供了新鲜能量。就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展示的，新保守主义派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年的时间。到克林顿政府后期，新保守主义派已经成功地重组了，他们还准备了一个深远的议程，准备一有机会就开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