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特点

实用主义与互动理论

迄今我们讨论的宏大的社会理论都是欧洲学者贡献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初期，其代表人物，如沃德、斯莫尔（Albion Small，1854—1926）、萨姆纳（W. Sumner，1840—1910）等致力于把欧洲社会学“美国化”。由于欧洲的理论家大多开创了社会学的不同传统，美国学者能轻而易举地从中汲取可用的资源。在欧洲学者中，斯宾塞与孔德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布朗的人类学、涂尔干主义等也都是美国早期社会学最重要的启发源泉。德国反实证主义的社会思想似乎未对美国社会学造成重大影响。韦伯的影响是稍后若干年的事，通过帕森斯的工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他逐步被视为一个方法论学者和社会学家而为美国人所接受。

在影响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社会历史本身的一些特殊情况。美国社会学的形成适值美国社会经历着重大的事件和变化，如南北战争、都市化与大规模的移民等，研究由此而产生的都市社区、种族、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经验性应用性问题的兴趣成为美国社会学具有压倒优势的倾向。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是从实际活动领域步入社会学界的。他们的宗旨是把社会学变成处理社会实际政策的日常任务的手段，他们对欧洲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主要在于使之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特殊应用的需要，因此，实用主义方针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其次是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前苏联学者安东诺维奇认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史更像是“一部创立于1905—1906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活动史，一部将近两千个社会学高等院校、科系的社会研究工作发展史，一部设在各大公司、工业财团、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数以百计的社会学中心的活动史”⁽¹⁾。美国社会学制度化的一个有利契机是社会学与现代大学体系在美国的同时出现。在欧洲大学里，大学体系早在社会学出现以前就已建立，新近的社会学不易在大学的学术部门里生根。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社会学比较容易在新大学体系中站稳脚跟。1874年，萨姆纳在耶鲁大学开设社会学，第一次在美国将社会学列为大学科目，而他写的《社会习俗》（1907）对几代人产生持续影响。1893年，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学院的社会学系。两年后，该大学创办了一份拓荒性质的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在斯莫尔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很快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中心。只一代人的时间，美国大多数的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²⁾，社会学在美国因此获得稳固的制度性的基地。我们知道，这是当时那些社会理论远为先进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学家全力以赴却尚未获得的条件啊（涂尔干创建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是在1896年）！

最后，仅仅靠引入和运用欧洲思想，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特的美国社会学。萨姆纳、斯莫尔等学者积极普及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并使社会学努力适应美国自身的传统，打上了强烈的个人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斯宾塞的影响力更大于孔德的缘故），从而为美国社会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不是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原创者。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学乃是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的知识革新的产物。这场革新对于与实用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心理学，对于美国社会学新取向的确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种新取向就是被公认为美国人对社会思想最具创造性贡献的互动论。

实用主义把世界看成一个开放的世界，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实用主义关于人的观念，不再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他的社会过程的旁观者的观念，而是行动者的观念。把人视为自然（天性）的现成的产物、（如本能主义）的观点，或视人的心灵为一块白板，被动地接受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刺激的观点都与用主义人性观格格不入。人通过与由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成为他所是的样子。对世界的认知是这一互动过程的一部分。认知主体不是被动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认知者是一行动者，他本身即为真理的一个因素，同时他认识由他助成的真理。实用主义反对把社会解释成不同于一种互动个人的集合的某种存在。但除了这种互动外，个人概念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便纯为一种抽象，就像他们批评沃德、斯宾塞等人那样，是一种形而上的虚构。正是社会与互动过程改变和抑制了其参加者的生物性使之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人。实用主义还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灵与肉、意识与生活、思想与行动、有机体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等概念间的传统对立被实用主义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达尔文、黑格尔传统的“过程”概念。

互动论正是在这种典型的美国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基本上属于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野。其注意力已从欧洲学者热衷的诸如阶级冲突、社会有机体及其进化等宏观的社会过程、社会结构以及具体的个人行为方式与抽象的心理特征等问题转向了社会互动过程和社会关系。互动本身被视为分析单位。人与社会结构等问题在互动论者眼里较实证论观点更复杂，更不可预测。社会由互动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反应，而且还是领悟、解释、行动与创造。个人不是一组确定的态度，而是有活力的并不断变化着的行动者，一直处在生成中但永不会彻底完成。社会环境不是某种外在的静止的东西，它一直在影响着和塑造着我们，但这本质上是一互动的过程，因为环境正是互动的产物。人有内心生活，同时又是一个自我，自我并非一心理实体，而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一个方面。互动过程首先是一符号的过程，符号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这种我们与他人共享的意义，关于社会世界的定义以及对现实的感知与反应，均产生于互动过程中。布鲁默（H. Blumer，1900—1987）说：

“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与人们之间发生的互动的独特性质有关系。这种独特性在于，人们事实上解释或“定义”彼此的行为而非单纯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反应。这样，人类的互动是以符号的使用、解释、或对彼此行为的意义的确定为中介的。这种中介等于是在人们行为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一个解释过程。⁽³⁾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互动论的基本思想贡献最大的一位思想家。他是一位哲学家，哲学系的学生都把米德看作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述者。米德的许多观点与詹姆斯（W. James，1842—1910）、杜威（Dewey，1859—1952）及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的观点颇多相似，事实上，他大大受惠于这几位互动论思想的先驱者，后者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构成了米德理论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