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自能人开始，世界史进入了它的最初阶段——石器时代，之后依次为手工金属器时代与机器时代。

石器是人类祖先生存斗争的基本工具。根据制作技术的不同，石器时代又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两大阶段之间有一个过渡的中石器或细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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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时间最久，以打制石器为主。这是用砾石通过互相敲打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形状为多面体、棱锥体、石片等。但当时的人类也使用骨器、角器和木器。

新石器时代是打磨结合的石器时代，石器生产多了一道工序，先初步打制成型，再精心磨制加工。人类因此有了一整套形状和功能同现代手工劳动工具大同小异的石制工具，包括刀、斧、锤、凿等。这套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当中，直到工业革命才被取代，但现今并未退出实用舞台。

旧石器时代从200多万年前一直下延到约1万年前。由于时间久远，考古学家又把这个时期分成三个较短的时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约200多万—20万年前、中期（约20万—5万年前）和晚期（约5万—1万年前）。

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人们都依赖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学术上称为攫取型生活方式，与在新石器时代转型的生产型经济相对应。

该时期的人起初用粗糙的石器刺杀、猎捕、切割性情比较温和的中小型动物，后来可以猎取长颈鹿、野马、大象、河马等大型动物，至于鸟类、鱼类、昆虫、鸟蛋、植物块根、果实，更是早期人类的果腹之物。

随着生存经验的积累，旧石器早期的人们逐渐能按照自己的预想设计与制作产品，于是出现多用途的石器，像两面打击成型的手斧、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之类。在大约130万—50万年前，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发明了人工控制天然火的技能，在法国埃斯卡利洞穴和北京的周口店洞穴均发现了人工用火的痕迹。

火的使用在世界史上意义重大，标志人类首次掌握了一种自然力。火被用来加工食物。烧制食物不仅味道好，且植物和肉类的粗纤维在过火后会变软，易于咀嚼和消化吸收，人类从此开始脱离茹毛饮血的状态。火还被用来驱赶野兽、加工木器，致使人类猎取动物的水平空前提高，披毛犀、野牛、剑齿象等大型野兽也成了原始人的捕获物。火还给人带来温暖和安全，人类从此不再风餐露宿，迁入可以遮风避雨的洞穴，并在100万年前开始的四次大冰期当中，不仅在北半球的冰天雪地中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迁徙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人类的社会进化也有一个逐渐克服动物式本能、不断走向自觉的过程。由于早期人类社会留下的痕迹不多，只有一些相当晚后的氏族部落组织的样本，因此，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构建起来的一些社会组织模式包括婚姻模式都是科学的假设。^[3]

就十分有限的史料看，人类为了在森严的自然界中立足，必须保持从动物界沿袭下来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方式过活。从远古人类居住遗址的规模推测，估计一个原始群体的人口在30—100人之间，是很小的社会。任何社会组织要存在并持续发展，就必须形成一些调节社会关系的准则，以抑制人们的纯生物本能。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近代仍处于原始状态的人那里看到的各种社会禁忌——外婚制、遴选领导人、财产公有、产品平均分配、奖勤罚懒、劳动分工与协作等制度——的原因。这些制度通命名为原始公社或史前公社制度。

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思维的进步，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思维是借助语言进行的。自从人类有意识地打制石器开始，就具备了最简单的概念意识，实现了向人类思维的过渡。随之产生了传递有关概念的最简单的语言形式，即声音信号。最初的语言只是动物式的简单音节。此外某些肢体语言，如手语、表情也肯定是早期人类传递信息的手段。但这类语言还不足以表达人类日益增加的知识储量。人体的进化为人类特有的分节语的出现奠定了生理基础。喉结发达，咀嚼器官退化，牙床变小，吻部回缩，声道改变，口腔内的发音器官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逐渐适于共鸣和形成唇音。当这些生理条件备齐之后，不同声调的分节语言大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约70万—50万年前，因为北京猿人大脑的语言发生中枢中颞骨后部及颞—顶—枕骨部位有明显隆起。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开始向现代人过渡。此间石器制作技术大有长进，生活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居民开发出新的加工方法，在各地遗址中都发现了工艺复杂的狩猎工具——石球和石矛头，这意味人类捕捉野兽的能力大为提高，并且捕猎对象开始出现地区差别。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人类洞穴住所中，大量堆积着兽骨，有的以熊骨为主，有的以鹿骨为主，有的以猛犸象骨或羚羊骨为主。在南非的遗址中还发现大批企鹅和海豹的遗骸。除野生动物食品之外，此时人类还创造出加工种子的技术，如使用砾石研磨器、磨槌、捣槌等工具去皮和制粉。人类还懂得了人工取火。这一切大大改善了天然食品的质量。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对于人类体质的巨大进步，技术进步略为显慢。在大约5万—1万多年前，人类仍在旧石器时代徘徊。与以往不同，石器打制技术在这时发展到了顶点。人们开发出复杂的工艺流程，如间接打击法、压削法、钻孔和研磨法，有了一整套小型加工工具，如锥子、骨钻、研磨器、小切刀等。出现了规范的石器，人们能够制作锐利的石刀，能在石矛的一侧开槽，能制造大型的复合武器石矛和渔叉，也能制作小巧光滑的骨针，还能在一端钻出针鼻。研磨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延续200多万年的石器打制技术即将被磨制新工艺所取代，这是历史巨变的前夜。

工具的改进促使人类的采集和狩猎经济空前发展，特别是狩猎，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欧亚地区晚期智人的某些遗址中堆积着成千上万头大型动物的遗骸，猛犸象的灭绝很可能是人类围猎的结果。晚期智人不仅靠山吃山，而且靠水吃水，邻近江海湖泊的居民发明了用渔网、渔叉、渔钩捕猎。同时，天然植物仍然是人类日常食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积累起的采集和狩猎经验，为人工驯化动物和栽培植物的技术革命准备了条件。

随着生存能力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空间也就相应扩大。人类在晚期智人时代跨过白令海峡，漂过太平洋岛屿，成群结队在美洲和大洋洲安家落户。所以，第一批发现新大陆的移民是旧石器时代的亚洲人。

约1万年前，有些打制石器的能工巧匠革新了工艺，创造出磨制技术，人类从此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的锄铲、刀矛、斧头等工具的形状与现代同类工具没有多少差别。使用这种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及设置陷阱去捕捉野兽，人类的猎物增多，直至出现剩余。人们把剩余的猎物用围栏圈养起来，由此驯化出最初的动物。

古代西亚人是家畜饲养业的先行者。他们在1万多年前首先把狼驯化为狗，把野羊驯化为家养绵羊。随后家畜饲养业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山羊、猪、马、牛、驴和各种家禽一一驯化成功，并逐渐从人类社会群体中分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游牧共同体。

如果说男性因长期从事狩猎活动而熟悉动物，可能是家畜饲养业的发明者，那么人工栽培植物似乎就是女性的创造了。她们常年进行采集，有可能最先认识植物种子落地、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规律。西亚（现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在大约公元前9000年以降，首先成功地栽培出大麦、小麦、扁豆、豌豆等作物。随后西非地区（今尼日利亚）的人们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栽培成功甘薯、黑豆和秋葵。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居民在大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栽培出稻谷、芥菜、粟（谷子）、黍子、大豆等作物，可能独立驯化了猪和鸡。美洲中部及中南部的印第安人则在约公元前4000年独立栽培出玉米，之后又培植出马铃薯、花生、番茄、辣椒等谷物与蔬菜。

植物的人工栽培技术从草本植物扩及木本植物，各地人工培育的无花果也成为人类的食品。随着剩余食物的增多，用来烹饪、盛饭装菜、储存粮油的陶器问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最受古人欢迎的耐用消费品。

从地理分布看，早期农业与畜牧业文化主要集中在北纬60度以内的温带与亚热带具有水源的地区，特别是一些大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构成的两河流域，长江与黄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因此那里也是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农业与家畜饲养业的诞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类根本改变了漂泊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方式，从森林与洞穴中迁到田地附近，建造永久性的住房，开始长期定居在一方土地之上，彻底告别了攫取型经济，进入迄今延续的生产型经济领域，为人类大踏步迈入文明社会和进一步发展文明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应忘记，当代人的食物——几乎所有谷物、肉类、蔬菜以及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人工取火，都是史前人类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其次，人类的经济活动自此有了第一次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分离开来，一部分掌握了家畜饲养技术的人群成为专业的畜牧师，在西亚以南的阿拉伯半岛、以北的东欧草原和中国农业区之间的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南部草原、中亚细亚草原地带形成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军事冲突构成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

再次，定居生活与剩余产品的出现引起人口的稳步增长。从1万年到2000年前，粗略估计世界人口由大约400万增长到1亿多。这导致荒地不断开垦，农区不断扩大，大批狩猎和采集者变成农民和牧人。至公元1000年时，尚处在原始状态的人口，如非洲的布须曼人、俾格米人，澳洲的土著、新西兰的毛利人等，仅占世界人口的不到1%，且居住在农区之外的边缘角落。

最后，定居生活方式在西亚、北非、东亚、南亚引起乡村与城市的产生，形成最早的阶级和等级社会，出现了最早的国家组织，创造出各种文字体系、成文法，发明了最早的冶金术，造就了历史上第一批劳心者，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初步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门类。这就结束了长达2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

由于农牧业的发明引起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是在新石器时代实现的，因此学界把这一巨变称作“新石器革命”或“农业革命”，堪与蒸汽革命相比。在这次深刻的变革当中，亚洲是动力的发源地，走在其他大洲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