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欧佩克价格带机制的崩溃，标志着国际石油政治和油价体系进入一个以市场化为特征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石油巨头控制着国际能源市场，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欧佩克卡特尔控制着国际石油市场。以欧佩克为代表的产油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经合组织国家之间反复较量，结果双方都丧失了对国际油价的直接控制权，传统石油输出国和西方消费国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均势状态，非欧佩克产油国作为影响这种均势的一个重要变量，发言权不断增大。
石油价格不再由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分配所决定，定价权交给了变幻莫测的世界石油市场，这意味着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更加复杂。一方面，市场供需关系继续起着价格发现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更加凸显，包括主要能源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宏观经济走势，新兴大国能源消费趋势，重要产油区和产油国的局势动荡，人为原因的气候变化，全球性的环境灾难，恐怖主义袭击等等因素，都会刺激国际油价的瞬间波动，油价预测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市场化时代的国际油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廉价石油时代宣告结束，高油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显现；二是油价波动的频繁性和剧烈性。近年来国际油价屡创新高，且长期在高位震荡，不仅拖累了世界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大国关系的紧张，油价已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一体化的国际石油市场
石油市场是参与者互动的场所，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包括原油及其产品。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石油市场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石油价格自始至终都不是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供给和需求本身并不决定价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供给和需求对石油价格没有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开始推动能源市场的自由化政策。1978年，卡特政府取消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此后由于伊朗革命和国际油价暴涨，1980年取消了对国内石油价格的管制。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政府对能源产业实行彻底的解除管制政策，积极鼓励能源部门竞争，打破天然气和电力垄断，实行私有化。在欧盟层次上，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积极推动欧盟能源市场开放，鼓励跨国竞争。从1996年至2009年，在欧洲委员会的推动下，欧盟先后推出三项立法，旨在形成一个更加一体化和更具竞争性的欧洲能源市场。[33]
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上，主要有三个参与者集团。第一个集团是石油进口国的生产商、消费者及政府。消费者及其政府通过石油储备、能效措施、关税和税收、环保计划、能源转换及其他措施对总体能源需求进行控制。生产者及其政府通过新能源研发、税收激励、投资计划、价格管制、开发替代能源资源和采油技术、修改环境限制措施以及签订条约等途径，控制着能源生产与供应。
第二个集团是国际石油公司，它们在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能源市场上参与到各个环节之中。国际石油公司，在国际和国内都控制着能源生产、运输、提炼和分配等各个环节，尤其是它们在技术知识、管理和金融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对供应、价格和分配产生影响。
第三个集团是石油输出国政府，包括欧佩克和非欧佩克输出国。石油输出国对世界能源价格、生产和投资政策拥有压倒性影响。它们控制着大部分全球油气储量，并利用巨额的石油贸易顺差，投资于国际能源运输、提炼和分配活动。
显然，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不存在单一结构，如完全竞争、寡占（oligopoly）和管制等等。无论哪个集团都不能单方面决定国际石油价格，消费国要确保石油供应安全，输出国和跨国石油公司要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在世界石油市场上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是由参与各方所能得到的利益来决定的，最终结果将是世界能源市场上所有要素形成的一个稳定均衡。[34]
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的基础，这样就在传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新兴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交叉投资、共享利益的格局。世界主要产油国的能源资源大多掌握在国家油气公司手中，“新七姐妹”控制着绝大部分世界油气储量，国有石油公司与西方国际石油公司之间通过资产并购、结构重组、项目合作等形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格局，国际合作和一体化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新特征。例如：为了修建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西方国家组建了由11家股东组成的BTC财团，包括BP（30．1%）、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25%）、美国优尼科公司（8．90%）、挪威国家石油公司（8．71%）、土耳其国际石油公司（6．53%）、意大利埃尼公司（5%）、法国道达尔公司（5%）、日本Itochu（3．4%）和INPEX（2．5%）、美国康菲石油公司（2．5%）和阿美拉达—赫斯（2．36%）。2009年，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成功收购加拿大尼尔森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成为该公司的七大股东之一。虽然中海油宣布其目标是通过全球并购，打造年产5 000万吨石油的“海外大庆”，但美国不再像2005年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案件中那样迅速发起政治反击。
相互依赖是全球化时期国际能源市场的另一个特征。欧佩克在收回石油资源主权之后，稳定而显著地增加了利益，随着石油特许权的国有化，欧佩克控制了上游产业中的“租”。国际石油公司则控制着运输、炼油和销售，两者之间形成了高水平的相互依赖关系。[35]跨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北非和中亚里海地区大量投资开发石油，石油输出国则利用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制造业。据专家估算，沙特阿拉伯各种公募或私募基金至少把3 500亿美元的资金直接投资到了美国，主要购买美国的国债。有些专家估计，沙特基金在美国的投资高达8 600亿美元，约占美国股市市值的7%。[36]2007年11月，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收购花旗银行75亿美元的股权。2008年1月，科威特投资局及包括沙特王子阿尔瓦立德在内的另外几家中东投资者购买了花旗银行125亿美元的股份。
二、石油现货市场
现货市场始于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佩雷斯·阿方索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他认为委内瑞拉应从石油运输、提炼和销售活动中获得利益，要求石油公司以石油支付租让费，委内瑞拉将这种抵偿租让费的石油直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这一行动打破了石油销售的传统模式，人们可以直接谈判购买石油，此即现货石油。“遮盖石油销售的神秘幕布被揭开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垄断石油销售权和秘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7]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现货市场集中在鹿特丹，当时只占国际石油贸易的1—2%。
20世纪8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根本的变化，欧洲现货市场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石油进入大宗商品交易所进行交易。为什么现货市场迅速崛起？根本原因在于石油产业的“去一体化”（de-integration）。随着欧佩克和第三世界产油国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政策，国际石油巨头失去了租让权，从东道国政府得到相应的份额油，过去国际石油公司实行的那种石油从产地直接运到炼油厂的公司内贸易结束了，大量石油进入国际贸易渠道。一体化的结构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产油国或产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它们成为卖方或销售方，不再扮演从前那种收税者的角色。国际石油公司成为买方而不是从前那种纳税者。国有化取代了国际石油公司的垂直一体化。这样，一个伸手可及的石油市场就形成了。[38]
这种新型的石油工业结构促进了多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因为国家石油公司新建立的销售机构希望增加买主数量，实现市场多元化，而国际石油公司则希望拓展供应源头，实现供应来源的多元化，1979年的石油危机加快了这一趋势。在这期间，非欧佩克石油产量的增长，扩大了现货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多的石油生产者在现货市场上出售石油，从而推动着现货石油市场的发展。此外，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石油价格，一种是欧佩克设置的以所谓市场原油（阿拉伯轻油）为基础的官方价格，另一种是市场导向的非欧佩克石油价格，这一价格极大地受到欧佩克行政定价的影响，这种局面增加了买方的风险。从欧佩克购买的石油是以离岸价格结算，这些石油运到目的地的价格高于非欧佩克石油的到岸价格。更重要的是，1982—1985年期间，市场压力迫使欧佩克不断降低基准原油价格，当购买者以某一价格购买欧佩克石油后，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到达欧洲、美国和远东的炼油厂，这时欧佩克的基准原油价格可能已经大幅降低。[39]所有这些因素推动着现货市场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五大现货市场，即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和美国市场。目前，全球每年石油需求量约40亿吨，其中20多亿吨石油是通过现货市场交易的。
布伦特混合油（Brent blend）现货交易有两种：即期现货（dated Brent），是位于指定装载区并即刻可得的一船原油或已经装载且随时可运往某一目的地的一船原油，即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指定船货；远期现货（15-day Brent），是指买卖双方仅约定交货月份，具体交货时间不确定，卖方将在指定月份的某一天通知买方提货。远期现货合同最早见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UK）的文件，即“布伦特混合油15天销售协议”（Agreement for the Sale of Brent blend Crude Oil on 15-Day Terms）。[40]在这期间，买家可以寻找下家，双方可重新约定价格。当买家接到15天提货通知后，既可以自己提货，也可以让与他签订了购买合同的下家去提货。
由于现货价格是此时此刻的价格，尽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但仍然是最具有确定性的价格，因而成为跨国石油公司、消费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石油期货市场
1978年，美国政府成立能源部，提出能源法案，该能源法案就能源问题提出了广泛的应对措施，包括解除自然资源价格管制，卡特总统决定于1979年废除1973年实行的石油价格管制政策，这个管制政策使美国消费者免受全球油价上涨的影响，但它造成美国经济对全球油价变化反应的迟钝。1983年，美国石油进入期货市场，1988年英国石油进入期货市场。迄今为止，全球形成了三大期货市场，即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东京工业品交易所（TOCOM）。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占全球期货期权交易量的60%，占有半壁江山。而全球石油贸易的50%左右则参照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交易的布伦特原油定价。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的历史虽短，但近年来交易量增长很快，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期货市场的投资依赖于未来某一时刻的油价。生产商之所以需要期货市场，是因为他们承诺以议定价格出售未来部分或全部的石油，不仅可以降低风险，而且还使公司的收益更易预测。理论上，期货市场上的油价准确地预测了合约到期时的石油交易价格。但实际情况很复杂，因为生产商和购买方并不是唯一参与者，还有投机者参与其中。投机者并不真正购买石油，仅仅是买卖期货合同。期货合同让他们能够交易未来的石油，并从中赚取差价。投机者要赚钱就得准确把握油价走向，为了准确预测油价趋势，他们依赖一整套完整的短期预测工具，包括对走向线和供求关系的精确分析。但是，复杂性在于，投机者的行为本身也影响着油价的走势，投机行为会造成短期市场波动，令人难以确定商品的实际价格。[41]
世界石油市场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体系，其定价机制也日趋成熟。全球每年石油贸易量在130亿吨左右，期货交易量占70%。随着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取代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期货价格成为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的基本信号。“期货市场中投机者和套期保值者之间的交易一方面创造了市场，提供了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和即时性，因而使期货交易更容易达成、交易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为获取更大的利润，投机者存在非常强的动机研究期货合约相关商品的供需状况，大批投机者的存在使贸易商品供需的研究更为深入，对公开信息的利用更为充分，通过将其处理后的信息变为期货买卖决策，形成期货市场的成交价格，有力地减弱了信息不完全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使商品交易更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供需状况，起到了发现价格的功能。”[42]
四、市场化定价机制
原油贸易合同采用公式法计算出口原油价格，即以某种基准油在交货或提单日前后某一时间的现货交易价格为基准，加上升贴水作为原油贸易的最终结算价格，也称浮动价。其基本公式为：
P＝A＋D
式中P为原油结算价格；A为基准价；D为升贴水
石油品种质量相差很大，因此价格相差悬殊。正因为石油品种不是单一的，所以需要确立通用的基准石油的价格标准。国际石油交易以三种基准石油为参照，石油质量过硬、交易位置方便是选择作为基准石油的条件。现有的三种基准油分别是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布伦特原油和迪拜原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是一种轻质原油，比布伦特原油要轻，含硫量只有0．24%，一桶WTI原油与一桶墨西哥玛雅原油的差价将近20美元。WTI原油在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同时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库欣进行现货交割。布伦特原油（Brent）是英国北海油田生产的一种轻质原油。这种原油也是轻质低硫原油，品质较好。布伦特原油在英国伦敦国际石油期货交易所进行合同交易，同时在美国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成交非常活跃。迪拜原油（Dubai）是阿联酋生产的一种中质高硫原油，在三种基准原油中品质最差。实际上，由11种不同质量的石油组成的欧佩克石油参考价格一直低于WTI石油的价格。当WTI的价格在每桶20美元振荡的时候，这一差价是2美元。但是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这一差价通常也呈上升趋势。因而，在2003和2004年，平均每桶的差价是5美元；而当WTI在2005年8月29日突破70美元大关的时候，欧佩克石油参考的价格只在每桶60美元过头一点。[43]
各地区的国际石油贸易大多以本地区的基准油作为定价参考，以该基准油在交货或提单日前后某一段时间的现货交易或期货交易价格加上升贴水作为原油贸易的最终结算价格。国际原油市场交易形成了三种基准价格：“西德克萨斯中间价”（WTI）、北海石油混合价格“布伦特”（Brent）、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Dubai）基准价。WTI价格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一种基准价格，WTI原油现已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期货，也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其价格走势反映了全球石油市场油价的基本走势，特别是低硫轻质原油的价格走势。[44]布伦特原油也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迪拜（Dubai）基准价则是中东石油的计价标准。从理论来说，基准价是任何一天原油实物交易的“现货价格”。[45]以地域划分，所有在北美生产或销往北美的原油都以WTI原油为基准作价；从前苏联、非洲及中东销往欧洲的原油则以布伦特原油为基准作价；中东产油国生产或从中东销往亚洲的原油以前多以阿联酋迪拜原油为基准作价；远东市场参照的油品主要是马来西亚塔皮斯轻质原油（TAPIS）和印度尼西亚的米纳斯原油（MINAS）。例如，我国大庆出口的原油就是以米纳斯原油作为定价基准的。[46]
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合同都是中长期的，购买者通过这种长期合同来满足它们的巨大需求，保证其供应安全。然而，每一笔石油交易的有效价格是在下列两个参照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演算出来的，即现货市场和期货合同。在现货市场，商业买家或贸易商会需要整油轮的石油，这一单批货物一离开加载台就马上转手给另一个买家，并且某一单批货物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交易链条。传统上，现货市场大致以上述三种基准石油为基础，通过与基准油的品质比较得出相对价值。如果单批货物以不合理的价格成交，可能会严重扭曲整个市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油期货合同在确定石油价格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合同不涉及原油的实体交易，而主要是商人之间以及纯金融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往来（以1 000桶为单位的批量交易），他们相对价格预期进行投机。出于这种原因，这种交易中的石油被称为“纸上石油”（paper barrel）。
伦敦期货交易合同的期限从1个月到3年不等，纽约期货合同的期限通常为1个月到5年，但绝大多数合同的期限只有1至3个月。期货市场的石油价格包括现货市场的贴水和升水，二者反映出买家和卖家对将来石油市场走向的预期。卖家可以根据当前价格进行贴水，以避免将来价格进一步下降的危险；卖家也可以根据当前价格进行升水，希望在将来价格上涨中获利。这种套期保值在期货市场的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为商业提供了管理风险的工具。每一个合同常常都在一天之内被买卖上千次，很像公司股票，最后以升水价格付款终止买卖。[47]
三种基准原油的交易量惊人。以200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为例：
（1）2008年每日平均交易量为532 309宗；
（2）每份原油交易合同为1 000桶；
（3）2008年每日均价为99．73美元／桶。
根据以上数据，纽约商品交易所每天原油交易总值为530．87亿美元，即532 309×1 000×99．73＝53．087（bn）。[48]
此外，BP公司的交易有助于窥探国际原油交易的惊人规模。BP不仅交易本公司的石油，而且交易其他公司的石油及其产品，石油交易是BP公司的财源之一。2008年，BP公司销售额总计3 610亿美元，其中440亿来自上游生产经营（通常是大石油公司最赚钱的部分），剩余的3 170亿美元来自于下游经营，如炼油、营销和化工等。但是，由于石油被一次次买进卖出，很多价格被多次重复计算，因此销售总额远远低于账面总额，据估计，合理的销售总额大约为600亿美元。[49]
上述定价体系决定了各个地区进口石油成本的差异。据专家统计，从1993—2001年，沙特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的价格平均高1．01美元／桶，与销往美国市场的相比，差距更大，有时达3美元／桶以上，甚至出现过直接从沙特购油运回国内，还不如按沙特给美国的价格先从沙特运到美国，再从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价格便宜，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叫做“亚洲升水”（Asia Premium）。
五、周期性价格波动及其影响因素
如同欧佩克卡特尔时期一样，全球一体化的石油价格处于不稳定状态，并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伊拉克战争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并屡创纪录。2003年，国际油价约30美元／桶，已经突破了欧佩克的价格带，2008年至2009年期间，油价发生了异乎寻常的跷跷板现象：2008年7月原油达到惊人的147美元／桶，创历史最高纪录。随后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缓解了供给压力，全球石油需求踩住了刹车，2008年12月惨跌到30美元／桶，此后几个月油价在40—50美元／桶的区间徘徊，2009年夏季又攀升到70美元／桶。2010—2012年期间，油价一直在90—120美元／桶的区间高位徘徊。
为什么市场化时期国际石油价格反而迅速走高？其根源在于，越是市场化，油价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反应越敏感，而影响市场供需关系的因素却越来越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但是，无论市场因素还是非市场因素都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描述究竟有哪些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在油价变动中起作用，但对其如何起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这也反映了石油价格预测的困难。
（一）市场因素
所谓市场因素，是指那些直接地、长期地影响石油的供给和需求，进而通过石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间接地影响油价的因素。世界石油储量减少，开采成本越来越高，能源需求呈爆炸性增长，欧佩克控制产量，全球经济景气，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石油期货市场的投机交易等，都是影响油价的重要市场因素。
1．世界石油储量减少
根据BP公司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10全球探明石油储量1．383万亿桶，按当年储采比计算，世界石油可持续开采46年。目前，石油储量对国际油价的潜在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印度、巴西、俄罗斯、乌干达、哥伦比亚和加纳的石油储量增加，而传统产油国墨西哥和挪威的石油储量下降。其次，主要能源消费大国，如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国内石油储量严重不足，对外石油依存度很高，供应安全处于高风险状态，对国际油价的反应特别敏感。第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油田的发现率远低于6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油田都接近于或已经越过“中点峰值”（the mid-point peak），从油井抽油的难度越来越大，抽油过程所消耗的石油比例越来越大。2010年常规石油已达到峰值，2020年天然气将达到峰值。峰值过后，生产率逐年下降，抽采率越高，储量耗竭越快。[50]第四，2010年，全球新增石油储量66亿桶，而消费量却高达299．6亿桶，石油储量将越来越少，直至耗竭。资源稀缺造成了市场恐慌，这是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一个影响因素。
2．生产成本增加
石油生产成本因油井位置而不同，开采技术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内陆国家的石油，如乍得和里海国家，其石油必须通过管道运往附近海港，因此成本很高。据加拿大投资公司蒙特利尔银行的计算，勘探与生产成本只占石油公司总成本的15%左右，其他成本来自运输、货币贬值、工资、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开采费、营销及法律费用、税收以及其他费用。[51]
波斯湾产油国的石油开发成本世界最低。1999年10月，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纳伊米（Ali al-Naimi）公布了沙特石油的开采成本，“生产综合成本低于1．5美元／桶”。[52]虽然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生产成本是全球最低的，但现在所有国家的石油边际生产成本都高得惊人，每多采一桶石油需要上万美元的投资。建设新油田或新气田的成本之高，已令许多石油公司望而却步。主要成本包括：（1）税收。沉重的税负提高了新油田和新气田开发的难度。美孚公司拒绝铺设天然气管道，原因是税收情况不确定。跨国的油气管道涉及过境国的不同税法，处理复杂而多变的税收问题大大增加了石油公司的总成本。（2）政府法规。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资源法，如环境法规就是横在石油公司面前的一道障碍。遵守政府法规需要石油公司投入大量成本。（3）向无碳能源经济转型，转型期间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以便改造或替代原有的传统能源勘探、生产和运输基础设施，在这方面整个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投资挑战。[53]
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的最新分析数据表明，全球石油的生产成本在2004—2008年期间上升了一倍多。例如，2004年每艘深水钻井船的租金是每天12．5万美元，2008年租金提高到每天65万美元。[54]迅速增加的生产成本严重制约着全球石油产业的发展，这是造成全球油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欧佩克的产量政策
价格是国际石油交易的主要决定因素，也是来自不同地质条件的各种能源供给与需求状况相互平衡的最终结果。供应与需求取决于储量的可获得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工业化状况、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经济增长率、新能源技术和资本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参与者控制或影响这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影响各种能源的供需状况，因此参与者最终影响着能源价格。[55]
毫无疑问，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欧佩克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欧佩克成员国的行为对国际油价的变化趋势有显著影响。每次欧佩克会议都是世界各大媒体追踪报道的焦点，甚至欧佩克会议代表们聚在一起喝咖啡、吃汉堡的情景都会引起全球的关注。
从长期来看，无论期货市场价格还是现货市场价格，其价格的形成仍然主要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纳伊米曾说，欧佩克的真正决策权低于40%。[56]即便如此，在全球所有能源行为体中，这也意味着欧佩克拥有显赫的权势，因为影响国际石油供给的主要因素来自欧佩克，而OECD国家则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国际能源机构以及美国能源部的国家能源模拟系统假设欧佩克是一个最后供应者（residual supplier），欧佩克的石油供应数量可用如下公式表达：欧佩克的石油产量＝世界石油需求＋储备调整－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但是，欧佩克成员国出于某种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需要，统一实行减产措施，就会造成石油供应的世界性短缺，拉动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当然，欧佩克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仍然是一种积极力量。事实上，欧佩克的行动可以减少油价波动。例如，在委内瑞拉罢工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欧佩克使石油保持了供需平衡。[57]现在，全球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的石油供给缺口，在非欧佩克产油国无法迅速增加产量的情况下，只有欧佩克增产才能弥补供应短缺，恢复供需平衡。然而，欧佩克的剩余产能持续下降，目前成员国中只有沙特阿拉伯存有约100万桶／日的剩余产能，其他欧佩克国家石油产能都已达上限。2004年全球剩余原油产能每天约200万桶，2005年下降到每天100万桶左右，远低于过去10年欧佩克每天300—400万桶的平均剩余产能。[58]这说明，欧佩克的剩余产能杠杆对国际油价的影响正在失效。
4．期货市场的投机交易加剧油价波动
在全球一体化的石油市场上，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真正地控制供给，所以也就没有力量可以控制石油价格。国际油价一般采用一种间接定价方式，即通过期货价格来确定现货价格，大量石油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交易，因而石油价格受需求和供给预期的影响，这些预期不仅影响着石油的实体交易，而且还影响着石油的金融交易。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石油期货中的金融投机活动对火箭般上升的石油价格负有部分责任。但是，相对于投机活动本身，市场心理更能抬高或降低价格。[59]
越来越多的金融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把投资方向转向了石油市场。私募性质的对冲基金、股票基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涌入石油期货市场，使石油期货成为一种金融投机工具。按照期货合约交易者买卖期货合约的目的，期货合约交易者可分为套期保值者（Hedgers）和投机者（Speculators）两类。套期保值者包括贸易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其期货交易的目标在于减少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进行风险规避；而投机者则利用其对期货合约价格波动的预测，试图通过低买高卖而实现买卖价差（乘以交易量），获取风险利润。[60]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根据交易者的性质，把他们分为商业交易者和非商业交易者。商业交易者是对商品实物有真实需求或供给的交易者，其交易目的是套期保值；商业交易者是趋势交易者，通过成功预测石油价格未来变动趋势而获得投资收益，这些人是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直接从事油气交易，其活动有助于市场的形成。非商业交易者进行现金交易，交易目的是进行投机，它们秘密操纵世界石油市场，共同追求非理性繁荣，导致石油价格泡沫的产生。根据CFTC的统计，非商业交易者的持仓比例约为48%。
2008年，全球有大约7 000个对冲基金活跃在石油期货市场，它们控制的资金大约有1万亿美元。投机力量主导了近年来油价的暴涨暴跌，前高盛石油生产策略分析师麦克·罗斯曼估计，目前每桶60美元油价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由投机造成的，即每桶原油有18—20美元的溢价由投机因素造成。这不仅使它们能够在石油市场呼风唤雨，而且能够成为石油市场的指挥棒。[61]2010年，欧盟和美国都转向控制能源商品的投资交易量，增加交易透明度。[62]
5．石油价格周期性循环
石油价格具有周期性循环的规律。在油价周期性循环过程中，经常发生价格震荡和价格崩溃。低油价导致高需求，在石油生产和提炼中的投资相应减少，对石油储备及利用其他能源（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兴趣降低，其结果是供应逐渐紧缩，而价格逐渐上升，这个趋势反过来又会导致长期需求减少，市场条件紧张又导致石油生产性投资增加，供应增多。此时，其他能源的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同时，从长期来看通常会发生经济不景气，这两大因素都会降低石油需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周期。[63]一个循环周期的长度受产油国和消费国政策的影响。其他因素对长期消费趋势产生作用。例如，人口增长、全球宏观经济走势（景气或衰退）、工业化和城市化趋势。过去10年以来，这些因素对能源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油价飙升。
（二）非市场因素
美国石油专家丹尼尔·耶金曾说，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由此可见，石油价格不是一个市场价格，而是一个政治价格。石油的政治价格是通过变幻莫测的非市场因素对期货市场的虚拟金融交易和现货市场的实物交易施加影响而体现出来的。如前所述，金融市场正对石油价格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市场以及其中全世界的参与者都在关注并强化我们一直探讨的诸多影响作用和因素——石油供需、地缘政治和其他趋势所导致的传统意义上的恐慌因素。”[64]
石油的政治价格是由一系列非市场因素影响和决定的。所谓非市场因素，是指那些间接地、短期地影响石油的供给与需求、进而间接影响油价，或者通过炒作和心理放大作用而直接影响油价的因素。如战争、气候变化、石油期货套利与投机、投资者心理因素、汇率变化、政治因素等等。[65]现在，非市场因素对油价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油价的年度波动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平均价格波动为5美元，而2008年价格波动达到每桶100美元。一天之内的价格波动，数小时就能轻而易举地超过每桶10美元。引起最近几年油价波动幅度增加的原因很多。首先，石油市场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市场，但是信息不完全。原油、炼油及其有关石油产品，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只有30%的国家，主要是OECD成员国可以及时提供本国石油市场信息，所有其余国家的信息都是基于估算，大多数信息来自于银行、工业贸易或记者的报道。其次，闲置产能的削减，非欧佩克国家以很少的石油储量生产了超过半数的石油，根本没有闲置产量，而欧佩克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拥有闲置生产能力。伊拉克战争前，沙特阿拉伯的闲置产能高达600万桶／日，这是国际油价的稳定器。伊拉克战争后，沙特闲置产能已经降低到100万桶／日，因此国际石油供求关系日益紧张，这是推高油价的重要因素。第三，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反恐战争以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没有缓解，政治动荡和体制不稳定的现象反而更加突出，这是造成“政治溢价”的重要根源。最后，金融投资者的资金大量流入石油现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
1．地缘政治
在能源地缘政治敏感地带发生战争、冲突和恐怖袭击，往往引起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国际石油供应安全的担心，从而导致市场恐慌，造成石油价格暴涨。战争从两个方面影响国际油价：一是影响石油的实际供给和需求，战争对石油生产国来说，其石油生产设施可能会遭受严重破坏，出口能力受到制约，从而减少对世界市场的石油供应。交战中的消费国因战争而增加石油消费；二是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战争造成市场恐慌，争相抢购导致油价上涨。[66]中东是石油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这个地区同时又是战争多发地带，每次战争都导致国际油价上涨。2003年以前6—12个月，当时油价就比一般中东局势紧张时的油价高出5—10美元，这种猜测性的油价上涨被称为“战争溢价”（War premium）。因为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市场对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外交争端的不确定性而付出的代价。战争的结果出乎预料，美国快速推进至巴格达，油价速降10%。2003年4月9日，巴格达沦陷，美国副总统切尼预测石油产量年底前将提高2．5倍，达到日产300万桶的水平，这高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水平。于是，不仅先前的预测性战争溢价消失，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及起源于海湾地区重要的石油供应更加安全甚至使油价出现了“战争折扣”（War discount）。[67]据估算，2002—2003年美国在海湾地区增强军事力量之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保护石油利益的支出，相当于每桶原油15至25美元。在2003年以来的石油价格中，每桶石油中20美元可以算作是“战争溢价”。2006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爆发战争，市场反应是价格跳涨，尽管战争是小规模的，但投资者不确定伊朗是否卷入冲突以及敌对行动是否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安全。但是，油价最终回落。实际上，2006年俄罗斯向西方输送石油的德鲁兹巴（Druzhba）管道事件对油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黎巴嫩冲突。因此，世界石油价格似乎不再受阿以冲突的影响。[68]
恐怖活动频繁发生及对石油生产设施的可能破坏引起全球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从而有可能在国际市场油价中形成所谓的“恐怖溢价”，并通过投机活动而进一步放大。有分析认为，目前世界市场每桶石油价格中大约10美元是对恐怖袭击的担忧等因素造成的风险溢价。[69]2013年3月1日，伊朗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一处输油管因爆炸遭到破坏，当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至110美元／桶。3月2日，沙特石油官员否认了关于该国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故的传闻，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原油合约价格自110美元的电子盘交易高位回落，维持在当天场内交易收盘价水平附近。
2．气候因素
石油的生产和消费都受到气候状况的影响。恶劣的气候条件影响石油的作业，严重的气候灾难，如飓风袭击可导致石油生产设施的损毁，减产和停产导致国际石油供应短期不足。2005年8月发生的卡特里那飓风对美国南部地区及墨西哥湾地区的石油设施造成破坏，从而减少市场石油的供给，进而对原油期货价格产生冲击，每桶油价平均上涨了1．728美元。不仅如此，这场自然灾害还给美国国民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带来一种经济上的悲观预期，从而引发国际石油市场的动荡。[70]这正是美国总统布什下令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这场飓风灾害的原因。
3．季节因素
石油需求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季节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油价。从供给来说，恶劣的气象条件限制石油运输能力，破坏炼油厂和石油设施，从而可以减少原油和成品油供应，推动油价上涨。相反，良好的气象条件可提高石油运输和炼油能力，从而有利于油价稳定。从需求来说，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更大，夏季是驾车出游的高峰时期，对汽油的需求最旺盛，冬天是取暖用油的高峰时期，如果是冷冬，则能源需求剧增，如果是暖冬，则能源需求稳定。例如，根据气象部门预测，2006年美国东部地区可能比往年温暖，交易者担心取暖油需求下降，导致投资机构大规模抛售原油期货，加剧原油价格下跌。[71]
4．石油工人罢工
2002年12月2日，委内瑞拉反对派发动全国总罢工，导致该国石油日产量从原来的300万桶降低到60万桶，对外出口几乎停止，每天至少损失3 000万美元。世界油价在罢工持续六周时上涨到30．2美元一桶。[72]2004年，尼日利亚石油工人罢工。罢工造成尼日利亚原油出口受阻，进而影响国际原油供应总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波动，直接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每桶逼近54美元。
石油价格是世界商业的核心，可负担且充分的石油供给是世界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油价波动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立竿见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两次油价暴涨之后，石油价格水平上涨了10倍，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陷入短暂衰退。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害，高油价固然给欧佩克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但石油美元的三角循环是80年代债务危机的重要根源。现在，石油价格上涨1美元，消费者每年要增加支出300多亿美元。因此，当前持续的高油价可能再次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73]
总体来说，国际石油价格的权力几经易手，最终归于市场，无论产油国还是消费国都似乎皆大欢喜。整个价格体系的演变规律是从市场定价走向垄断定价，再逐步回归市场定价。早期阶段，市场之所以充当定价者，是因为不存在可以决定世界石油价格的强大行为体，缺乏价格制度和规范的约束。在中期阶段，美国建立了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接管了定价权，而国际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在价格决策中进行合作。1973年，欧佩克掌握了定价权，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协商一致决定世界石油价格。这期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同以沙特为中心的欧佩克卡特尔组织相抗衡，西方通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解除石油管制政策、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等措施，瓦解了欧佩克的定价权力，实现了石油价格的市场化。
【注释】
[1]［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下），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2]［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John S．McGEE，“Predatory Price Cutting：the Standard Oil（N．J．）Cas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Oct．，1958，pp．137—169．
[4]John S．McGEE，“Predatory Price Cutting：the Standard Oil（N．J．）Cas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Oct．，1958，pp．137—169．
[5]Michael Tanzer，The Energy Crisis：World Struggle for Power and Wealth，New York and La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4，p．26．
[6]Albert L．Danielsen，“Cartel Rivalry and the World Price of Oil，”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42，No．3，January，1976，pp．407—415．
[7]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32—233页。
[8]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9]［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赵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10]② 江红：《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11]同上书，第233页。
[12]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59．
[13]Alfred A．Marcus，Controversial Issues in Energy Polic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2，p．24．
[14]David Buchan，The Rough Guide to the Energy Crisis，London：Rough Guides Ltd，2010，p．28．
[15]Ali M．Jaidah，An Appraisal of OPEC Oil Policies，London＆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49．
[16]Albert L．Danielsen，Cartel Rivalry and the World Price of Oil，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42，No．3，January，1976，pp．407—415．
[17]Ali Ezzati，World Energy Markets and OPECStabilit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78，p．1．
[18]James M．Griffin，David J．Teece，OPEC Behavior and World Oil Prices，London：George Allen＆Unwin（publishers）Ltd，1982，p．10．
[19]James M．Griffin，David J．Teece，OPEC Behavior and World Oil Prices，London：George Allen＆Unwin（publishers）Ltd，1982，p．11．
[20]After the Oil Price Collapse：OPEC，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 Oil Market，Edited by Wilfrid L．Kohl，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13．
[21]Brenda Shaffer，Energy Politic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p．8．
[22]After the Oil Price Collapse：OPEC，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 Oil Market，Edited by Wilfrid L．Kohl，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8．
[23]After the Oil Price Collapse：OPEC，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 Oil Market，Edited by Wilfrid L．Kohl，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3．
[24]张照志、王安建：《欧佩克卡特尔特征研究》，《资源与产业》2010年第6期。
[25]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26]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27]王书平：《石油价格：非市场因素与运动规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
[28]Ali Ezzati，World Energy Markets and OPEC Stabilit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78，p．35．
[29]Ibid．，pp．36—37．
[30]② Kaushik Ranjan Bandyopadhyay，“OPEC’s Price Making Power，”Economic＆Political Weekly，November 15，2008，pp．18—21．
[31]Alfred A．Marcus，Controversial Issues in Energy Polic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2，p．24．
[32]Ibid．，p．25．
[33]David Buchan，The Rough Guide to the Energy Crisis，London：Rough Guides Ltd，2010，pp．24—25．
[34]Ali Ezzati，World Energy Markets and OPEC Stabilit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78，p．7．
[35]Ali Ezzati，World Energy Markets and OPECStabilit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78，p．34．
[36]［美］迈克尔·克莱尔：《石油政治学》，孙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37]［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下），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38]Paul Horsnell and Robert Mabro，Oil Market and Price：the Brent Market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 Oil Pri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3．
[39]Ibid．，p．74．
[40]Ibid．，p．40．
[41]［美］斯蒂芬·李柏等：《即将来临的能源崩溃》，李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42]管清友：《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
[43]［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44]王书平：《石油价格：非市场因素与运动规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45]David Buchan，The Rough Guide to the Energy Crisis，London：Rough Guides Ltd，2010，p．30．
[46]浩君编著：《石油效应：全球石油危机的背后》，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47]［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48]David Buchan，The Rough Guide to the Energy Crisis，London：Rough Guides Ltd．，2010，p．176．
[49]Ibid．，pp．176—177．
[50]Surya Narain Yadav，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New Delhi：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10，pp．2—3．
[51]［美］斯蒂芬·李柏等：《即将来临的能源崩溃》，李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52]Francisco Parra，Oil Politics：A Modern History of Petroleum，London，New York：I．B．Tauris＆Co．Ltd．，2004，p．337．
[53]Dries Lesage，Thijs Van de Graaf，Kirsten Westphal，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Farnham and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p．21．
[54]［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7页。
[55]Ali Ezzati，World Energy Markets and OPECStability，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78，p．8．
[56]Ali M．Jaidah，An Appraisal of OPEC Oil Policies，London＆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p．24．
[57]［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58]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59]［意］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石油！石油！——探寻世界上最富争议资源的神话、历史和未来》，夏俊、徐文琴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60]管清友：《后天有多远？通货危机、石油泡沫和气候变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61]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62]David Buchan，The Rough Guide to the Energy Crisis，London：Rough Guides Ltd．，2010，p．25．
[63]Brenda Shaffer，Energy Politic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p．15．
[64]［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斗争》（上），艾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65]王书平：《石油价格：非市场因素与运动规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66]王书平：《石油价格：非市场因素与运动规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67]Surya Narain Yadav，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New Delhi：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10，p．7．
[68]Brenda Shaffer，Energy Politic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9，pp．8—9．
[69]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9—50页。
[70]Brian W．Cashell，Marc Labonte，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Hurricane Katrina，Report for Congress，Received through the CRS Web，September 13，2005．
[71]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72]张国庆：《委内瑞拉引爆“石油炸弹”》，《新闻周刊》，2003年第1期，第58—59页。
[73]Dries Lesage，Thijs Van de Graaf，Kirsten Westphal，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Farnham and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0，p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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