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15]在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能否占据文化战略“制高点”，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文化内涵和内容。文化软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制胜之道。
（一）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千年兴衰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如果能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它将对这些国家的利益选择和价值诉求产生持久的影响，甚至改变他们的决策思路和行动模式。因此，从这个层面说，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该国价值观的辐射范围和对他国的同化程度。回顾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一样，是人类最早创立的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然而和其他大约同时期起源的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文化不曾中断的文明国家，在18世纪以前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就认为：“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数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其与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16]美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被视为古老而高度文明的国家”[17]。
事实确是如此。自商周始，中华文明就开始兴起，其后经历被雅斯贝尔斯所称道的人类“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后，直到宋元明初，中国在数学、医学、天文学等理论科学以及冶金、纺织等应用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坦普尔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列举了我国古代首创发明和发现的100项科技成就，其中有38项是先发明于汉朝，占40%左右。其中包括曲柄摇把的发明、铁犁的铸造、旋转式风车的利用、生铁炼钢技术、耧车、龙骨车、造纸、瓷器、地动仪等。[18]
特别是公元7—9世纪的大唐帝国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努力，尤其是唐太宗的有效治理，中国走向空前繁荣，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的长安不但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还发展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之地，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当时在长安的上百万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10万人。对于唐朝之强大，《通典》记载:“家给自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19]中国的长安成为了世界上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铁制农具、食品、服饰以及建筑艺术等深得东南亚国家的喜爱；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制、科举制度等唐宋两代的制度，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为学习中国，许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来，甚至最远的波斯、大食等国都派使节来参观、访问以示友好。据资料显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如日本从唐朝直至明治维新长期师法中国，日本天皇先后15次派遣隋使和遣唐使在长安留学深造，并将汉文佛典带回扶桑。汉唐文化孕育了辉煌的汉唐盛世，造就了汉唐帝国，同时，也形成了四夷归服、八方来朝的历史盛景。
中国古代灿烂多姿的文明不仅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还成就了一个以中国朝贡制度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的华夷秩序和东亚文明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自汉唐开始就有频繁的官方和民间往来。当时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20]“中国的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亦传播于各国，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21]。
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周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通过连接享誉世界的欧亚“丝绸之路”而传送到西方，对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的基础创造了条件。”[22]以中国创造的“四大发明”为例。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曾说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23]英国汉学家瓦尔特·亨利·麦都思也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24]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中长期领世界风气之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了中华文化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长处外，还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创新精神。正是文化上的不断创新，使得中国文化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成为世界文化版图中的翘楚，为世界他国所仰慕、仿效，从而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一种强大的“同化式力量”。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写的那样，“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25]。日本学者森鹿三指出：“大唐文化所以能对邻近诸国、诸民族产生那样大的影响，除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外，最主要的还是归功于这种不是国粹，而深具国际性的文化。于是这个大唐文化，就像当年的秦汉古代统一国家出现时，唤醒边境诸民族的国家意识一样，东亚诸国一时皆受其文化披靡的德泽。”[26]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虽然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世界认同和影响力，但也使中国统治阶级沉醉在自我虚构的“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不懈变革的动力和财富，反而变成了继续前行的精神包袱。就“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27]的时候，吸纳了他国文明而飞速壮大起来的西方国家，在历经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工业大革命的先后洗礼后，凭借其“坚船利炮”开始了征服世界的疯狂之旅。“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把自己封闭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出现。”[28]
当1840年古老的中国被西方列强以鸦片和大炮轰开大门，中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沦落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衰败不堪、残破不全的中国民族文明危局，虽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强烈地感受到西方世界文明的优势，“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29]，力求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效法资本主义，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解民族于危难之中，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但是无论是封建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0]由于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阶层唯我独尊，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从而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失之交臂，失去了中兴机会。导致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冲突中，中华民族文化在无坚不摧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面前碰得千疮百孔、头破血流，最终从九天之上跌落到苦难深渊。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东方等级秩序被迫让位于以殖民体系为标志的西方强权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31]伴随着中华民族国力的衰败而来的，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还有资本主义的文化及其文化泛滥而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文化危机。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外文化交流的流向是“东学西渐”的话，那么1840年后中外文化交流则呈现出“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明显不平衡，基本上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只有西方文化的输入，鲜有中国文化的输出。自近代的西学东渐潮流开启以来，中国在思想和观念上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追随者以及实践者，却非开创者。这样一个曾让西方人只能望其项背的大国不但失去了它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国家的地位，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面日渐缩小，而且日益沦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边缘文化。
文化先进理念的差距见证了千年中国文化的沉浮起落。当古代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时，造就了令世人仰慕的盛唐强势文化地位，从而引领了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而近代以来，当中国文化创新被扼杀时，便沦落为他者文化的仰慕者，只能屈居于长时期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势位上，盲目而无助地追赶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步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先进文化与世界大国的崛起
西方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32]一个国家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不仅要靠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要靠文化力量。文化软实力同经济、军事硬实力一样，同样可以通过改变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使国际关系秩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主动为世界提供思想和建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33]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莫不以文化作为支撑；反过来，国家强盛后又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增强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诺斯看来，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有着不同的根源，西班牙基于它的财政资源，法国依靠其版图规模，尼德兰有赖于其经济效率。但是，一种统治能够得以维持，一种制度能够得以延续，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统治或制度下的人们对于该统治或该制度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这正像彼德·布劳所说的：“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34]约瑟夫·奈也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欧洲诸列强长期的争霸战争中，有一些世界大国，如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笑到最后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高人一筹。正是凭借高于他国的软实力，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创新，使它们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者地位而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在经济、政治方面获得极大的益处。换言之，居于国际格局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是文化制度的创新者。
英国是欧洲争霸的后来者。在其之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但是英国先是在1588年灭了西班牙横行全球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当时垄断世界贸易“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后又于18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在诸雄并起、列强纷争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成就其全球霸业并建立日不落帝国，固然与它拥有“世界工厂”之美誉的工业实力、世界性的金融和信贷、一流的海军等硬实力有直接关系，但也离不开其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等软实力因素。大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通过研究发现，1688年“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英国“立宪君主制”及其背后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无疑是英国在随后三个世纪内称雄世界、独步全球的根本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曾指出，英法等原发现代化国家在近代成功崛起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保护私有产权、知识产权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有效地克服了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内在缺陷。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率先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日不落帝国”英国在17世纪崛起的进程中，一方面，英国在成功地仿效了尼德兰的所有权和制度规定，借鉴和仿效先进者已有的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本土的环境和文化特性又加以必要的创新，使其成为自己重要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在工业化革命中，英国为保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文化革命和知识创新。经济上，为保证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英国创立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学说；政治上，为避免再出现历史上任何形式的专制，英国将约翰·洛克的宪政民主思想引入到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中，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前者不但推动了英国商业经济的高歌猛进，而且通过启动全球化进程，将“商业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为英国开拓世界殖民地创造了条件。后者则在维护英国实质民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样，“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力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了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更重要的是，议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框架”[35]。
英国的文化制度创新在确保英国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为大英帝国的世界统治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借助其殖民地来传播本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还极大地增强了在崛起期间的软实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目光。由于英国在制度创新中实现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极大地稳定了国内社会局势，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从而激发了世界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认同、景仰与学习，使其议会制度成为18—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到了19世纪末期，除俄国外，议会制度基本普及于欧美各国，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威斯敏斯特模式”。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英国是这种模式的发源地和闻名遐迩的范例，所以受到广泛的推崇，可以作为多数民主模式的典范。[36]以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为例。在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前，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
“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一成不变的状况。工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熏陶。”[37]在占领印度之后，英国人将宪政制度带到印度，通过殖民者及其机构在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示范与吸引的方式实现了英国制度与文化的传播，改变了印度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统治地位，培养了印度人的宪政观念。英国一位印度学者就认为：“印度宪法的作者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而独立运动期间提出的各种选择均已被放弃。”[38]近代英国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在国内“使一套涉及君主、议会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新原则达成了一致同意”，从而使它“足以在一个前所未有程度上以有效的方式获取资源”，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无人匹敌的格局”。[39]显然，政治制度的创新、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和认同都对增强英国成为近代世界国家最为强大的国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经写道：“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40]近代英国强盛的国势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使得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魅力去吸引别人模仿。[41]这就意味着，对一国政治制度的认同感越强，也就越容易受该国的影响与吸引。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说：“如果确实有某个国家企图称霸世界，那就是英国。事实上，它不仅是企图称霸世界，而且是已经称霸世界。”[42]
如果说英国是19世纪到二战前世界上唯一的强权国家的话，那么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则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崛起于列强之间，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外，也在于它拥有世界最为强大的软实力。
有别于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统强权外交政策，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就十分注重软实力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提出了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其涵盖着的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和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等主要内容，“基于自由主义的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类似‘勿杀生’伦理价值观的道德律令；应当遵循多边律令——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宗旨是“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43]虽然“十四点计划”具有典型的理想主义政治色彩，也充分暴露了美国要以它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来设计世界秩序，主宰世界事务的野心。但由于它挑战了盛行世界几百年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政策，迎合了饱受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和大战摧残的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代表了一种盛行一时的和平主义情绪与要求，所以刚一推出，便受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居于弱势的国家的极力赞扬和推崇。不仅中东欧国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反响强烈，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也多为之欢呼。如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就对此曾大加赞扬：“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44]
二战期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祭起文化软实力大旗，为美国摇旗呐喊。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但提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四大自由”主张和“民族自决”这类的进步观念，还提出了渗透有这些观念的《大西洋宪章》《已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法律性文件。这不论在巩固反法西斯同盟、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方面，还是在提升美国国际声望方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为进一步提升美国的文化全球影响力，美国加快了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在美国统治者看来，要用美国人的文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态度和思维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按照美国模式对世界加以改造，必须在遵循理性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传播具有利他性质的民主文化价值观念。“美国在国外行使权力必须显示出与某种明显值得追求的人造目的相联系，这种目的必须被美国人所理解或至少被他们直观上所领悟。”[45]所以美国在不断搞经济、政治扩张，竭力将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文化产品全时空、全天候推向世界的同时，还高举“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大旗，大力实施“人权外交”。虽然人权外交背后隐含着美国文化扩张的实质，但由于美国抢占了这一道德制高点，所以受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在一些人权惨遭蹂躏的国家极大的追捧和推崇。这使美国的软实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除了不断地进行文化观念创新外，美国还高度重视制度创新。以法律制度创新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应该被看作是其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今天世界上的200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制定了成文宪法就是一个明证。美国著名法学家、纽约大学讲座教授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曾经指出：“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46]美国著名政论家弗里德曼也认为，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制度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制度的创新能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者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在经济、政治方面获得极大的益处。”[47]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48]。美国依靠创新，不仅战胜了自己的老师——欧洲，反过来成为它们的先生，而且还打遍天下无敌手，其原因众多，但其中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美国文化制度创新的力量。
（三）文化软实力与苏联的兴亡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变社会主义理论为现实的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没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论断，而是敏锐地把握时代主题的变换，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从而成功地领导苏俄人民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二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模仿苏联，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股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的巨大洪流不仅使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变成现实，改变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运，而且还形成了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与西方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时的美苏，成为并雄于世的两大霸权，也让美国和苏联成为20世纪国际文化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家。[49]但是苏联在走过69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于1991年12月却轰然倒地，不复存在。是什么因素致使苏联这个世界庞然大物解体呢？
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有多种。学界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解剖。但从文化的角度考虑，有两种因素不容忽视。其一，美国的文化渗透。美国和苏联既是社会制度的对立者，也是意识形态的抗争者。为了征服苏联，美国利用美苏之间有限的文化交流时机，不断向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灌输美国文化，腐蚀苏联青年，使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生活方式产生了向往和追求。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在其《你到底要什么》的小说中这样写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件而不考虑谋杀。”[50]其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丧失了文化创新的动力。同任何事物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拥有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企及的优势，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单就计划经济而言，它在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方面成效显著。苏联之所以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就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与计划经济密不可分。但是计划经济的缺陷就如同它的优势一样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由于它无视人民的利益需求，而使社会生产力失去了赖以前进的动力。其结果就是在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还使人们从苏联日益短缺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带给本国人民富足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从而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最终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要求以科学的精神和革命的力量来推动事物的发展。“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51]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52]。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也决定了它是创新的理论，决定了它必然要创新、创新、再创新。我们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创新，而不能因循守旧，机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3]而是“行动的指南”[54]。它的发展运用，应该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随着时代条件和群众实践的变化为转移。列宁也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55]马克思的“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6]，所以“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57]。
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苏联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仍然坚持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盲目相信自己的制度优越，对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斥之为资本主义而加以排斥、否定，致使苏联逐步丧失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生机。由于苏联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未能创新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实现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致使苏联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从而也丧失了文化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吸引力。正如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所言：“导致党被削弱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种教条。”[58]先进文化的力量在于它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苏联文化创新能力的减退必然会为西方文化俘获部分苏联领导人和人民创造条件和空间。在美苏冷战的过程中，美国征服苏联凭借的不是洲际导弹、人造卫星、航空母舰，而是文化的力量。可以说，美国在同苏联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真正达到了《孙子兵法》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不费一枪一弹，用西方文化就彻底瓦解了苏联。关于这一点，在2000年的白宫文化与外交会议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不是靠核武器和导弹，而是靠价值观和美国的文化使苏联垮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苏联的解体和消亡，与其说是美国文化演变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因文化创新缺失而使文化失去先进性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说，苏共之失去执政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59]。诚哉斯言。
“江山代有更替,各领风骚百年。”从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看，世界大国身份的获得不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取决于该国拥有的强大文化国力。正如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所言：“历史的教导是：一个超级大国无法长期保持它的主导地位，除非它能——充满着相当大的自认为正确的信心——提供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60]换言之，世界大国之所以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如果一个大国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具有引导力的文化形态和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或文化理念，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大国、强国的。
同样，中国要崛起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强国，也必须具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软实力，即不仅在国际文化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且能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表4-1 1500—1900年主要支配国及其权力资源
资料来源：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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