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文化

霍布斯文化

●关键词：敌意

霍布斯文化的关键词是敌意，霍布斯文化下的国家不信任除自己外的任何人——“兄弟是拿来出卖的，朋友是拿来背叛的”。之所以给这种文化冠以霍布斯之名，主要是因为17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原初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状态，任何人都将其他人视为敌人，所有人都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霍布斯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目睹战争和冲突中度过的：他出生的时候，英格兰正与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生死海战；他一生中经历了英国内战和英国与其他欧陆国家进行的大量战争，还没看到光荣革命就在1679年逝去。所以霍布斯认为，国际关系中实际上也存在“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的“自然状态”：

在所有的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遣间谍到邻国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状态。

——《利维坦》^[16]

霍布斯文化的敌意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两点：

第一，不承认别人作为独立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即不认为他国有生存的合法权利。既然不承认别人的生存权，一国对他国展开的侵犯和进攻就是毫无限制的，不仅要谋财而且要害命。

图3．1　托马斯·霍布斯^[17]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观点，力图以机械运动原理解释人的情感和欲望，从中寻求社会动乱和安宁的根源。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个“利维坦”，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代表作品为《利维坦》。

第二，不愿意限制自己使用暴力的程度，即追求摧毁或者奴役他国。既然认为其他国家没有生存权，那国家在战争中就不会心慈手软，不会留半点妇人之仁，而是希望彻底消灭他国。于是，成功的一方“胜者全得”后还要斩尽杀绝，失败的一方片瓦无存而且断子绝孙。

●霍布斯文化下国家的行为模式

第一，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暴力方式对待他国。既然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其他国家是自己的敌人，那么任何国家都会笃信“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必然采取强烈的暴力方式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尽管这样做的后果不会总是对己有利，“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其他虎视眈眈的国家趁火打劫，但出于担心他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考虑，摧毁和征服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的第一选择。

第二，决策者都从最坏处着想和作准备，从而减少了彼此合作的可能。由于霍布斯文化下的国家关系攸关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旦上当受骗，就可能粉身碎骨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任何国家都不敢轻信别国。不管他国做出什么举动，哪怕是善意的举动，决策者都会判定为是欺诈和阴谋。这种悲观主义的政策思路必然导致国家陷入人人自危的安全困境，并由此引发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

第三，由于假定敌人一旦有实力必然发动进攻，所以相对军事实力成为决定国家生存和安全的首要因素。“落后就要挨打”是霍布斯文化下的行为准则。国家只有拥有强于他国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不被其他国家征服和吞并。所以，即便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也会遵循“能战才能和”的原则，积极拓展军备力量。

第四，如果爆发战争，国家无限制使用武力；战争迫在眉睫时，国家先发制人。由于彼此将对方视为必须彻底剿灭或征服的敌人，战争中的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温良恭俭让的结果很可能是一败涂地，所以国家在战争中会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当战争一触即发时，国家为了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而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否则，一旦失去先机，搞不好就被敌国一击致命，那岂不是万劫不复？

●霍布斯文化的历史性考察

从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霍布斯文化下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极其残酷和血腥的。如果说“文化”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话，“霍布斯文化”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可以说根本没有“文化”。因为在这种体系文化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掠夺、杀戮、征服或抢劫。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霍布斯文化归结为人性恶的体现或者决策者出于私欲的误导。如果考虑到霍布斯文化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就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

霍布斯文化的产生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处于农业文明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靠天吃饭，对自然（气候、地形、土壤）和自然资源（如耕地、水源等）高度依赖。再加之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粮食的增长速度。所以，人类为了生存一直面临着要不断开耕土地、获得生活资源的压力。而处于欧陆的西方人除了依靠农业外，还依赖海上贸易获得生活用品。所以，海上航道对西方人的生存同样重要。这就为霍布斯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农业文明时期，尽管国家之间的战争会假以各种名义（如荣誉、地位、道义），有些战争还是由于偶然事件或误判所致，但大多数战争背后有着生存、安全等深层次的根源。如中国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开疆辟土，通过战争扩张耕地面积，欧洲国家的战争则还包括通过控制海陆商路以寻求远方的市场和食物资源。

当然，由于人口除了吃饭以外还是战争的工具，为了增强国家军事力量，人口的增长也成为国家追求的目标，从而使人口增长与国家实力增长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但是，在人的生存和国家的强大之间，人的生存无疑是国家更基本的需求。因为没有了人的生存也就谈不上国家的强大，人的生存、繁衍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以人的生存需求应该是农业文明时期国家的首要利益。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战争是自然的需要，是种族之间生存竞争的法则，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是社会进化的最高法则”的观点固然具有片面性和危险性，但将之运用于人类农业文明时期还是比较贴切的。

人类历史表明，随着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印度等地区先后进入文明时代，战争便在那里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战争高峰。如埃及古王国从公元前23世纪起不断发生诸侯混战，直到公元前2000年才重新统一为埃及中王国。而在埃及中王国鼎盛的100多年里，频频对外征战，开疆辟土，势力达到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70年左右建立的埃及新王国也毫不逊色，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曾于公元前1490—前1436年间，连续进行了18次大规模远征，势力扩张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红海一带^[18]。可以说，战争伴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战争也成为文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生存需求是农业文明时期战争根源的假说已经得到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支持。美国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对公元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在17世纪之前，世界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即便是实现初步经济增长的16和17世纪，人口增长率依然高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19]。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国家只有得到更多的土地，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只有养活更多的人口，才能积累财富，增强实力。无怪乎历史学家以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作为衡量农业文明时期国家实力的指标。

由此，农业文明时期，东西方的国家都忙于开疆拓土，各国之间的边界难以固定，国家的崛起和兴亡屡见不鲜。统治者之间的往来以礼仪为表，以权谋为里，以成王败寇为心照不宣的共识，根本不顾忌法理规则。因为他国不会因你有仁义之心就对你心慈手软，比如春秋时期率领“仁义之师”的宋襄公惨败于不讲道义的楚军之手^[20]。欧洲也不例外。

西欧的许多政治单位在一个阴谋充斥、战乱频仍的世界经历了无止境的扩张、联盟和合并。甚至在最主要的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和平时期仍不断地被打断。总之，这是一个扩大战争、施展外交手腕和玩弄阴谋的时代……每个发展中的政治单位……遇到了与野心勃勃的对手不可避免的竞争，因而要卷入无休止的政治结盟、合并阴谋乃至战争之中……

——《西方世界的兴起》^[21]

除了生产力低下，生存物资缺乏等物质因素外，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和对抗也是导致霍布斯文化的重要原因，如13世纪蒙古人西征途中的屠城政策、十字军东征中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毫无克制的相互屠杀和强迫改宗，都是典型的例子。近代欧洲文明的全球扩张和殖民活动中，在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霍布斯文化的关系。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是民族国家，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欧洲“国际体系”已经逐渐摆脱霍布斯文化了。但欧洲国家并未将亚非拉地区的人民一视同仁，而是将其视为“野蛮”、“愚昧”、“不开化”，对其采取了极其野蛮的手段，意欲征服之或改造之。诚然，来自欧洲的较早的殖民者，如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虽然血腥和嗜杀，但后来的殖民国家，如英、法、美的行为要相对文明，而且当时亚非拉的大多数地区也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某些暴虐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诸如“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和“旅顺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对此自然“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掀起“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中国而言，不管是当时国民党的废约运动，还是共产党的“另起炉灶”，都是希望脱离霍布斯文化体系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成为世界体系中平等的一员。

●霍布斯文化下的国际关系

第一，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均势很难维持，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由于一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的敌人，战争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均势总是一次一次被轻易打破，战争和冲突总是在经历短暂的平息之后再次重启。由此战争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如中国春秋时代，除了前50年左右的相对和平外（仅有七、八次战争），从公元前720年起的40年里，共发生了70多次战争。春秋中期（公元前679—前546年）达到了高峰，134年里发生500多次战争，平均每年发生3．7次。春秋后期（公元前546年—前453年）虽然有所下降，但93年里也发生了250次战争^[22]。长期频繁的战争，产生了如孙武这样的古代战略家及其传世之作《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开篇即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同样，在其他文明地区也出现了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君主和思想家。16世纪初，生活在长期混战之下的欧洲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语重心长地规劝君主，国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打仗。

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它的效力不仅能够使那些生下来就当君主的人保持地位，而且有许多次使人们从老百姓的地位一跃而高踞王位。反之，大家都知道，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

——《君主论》^[23]

国家间不仅战争常年不断，由于奉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任何一次国家间的战争都是生死决战。正所谓“寒暑不可同时，冰炭不能同器”。如果胜利者没有将他国彻底消灭，那也不是因为突发恻隐之心，而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或者存在外来势力的干预。汉武帝当然希望能把匈奴人斩草除根，“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遗憾的是他的汉军无论多么骁勇善战，汉朝钱粮无论多么充足，也不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大漠上彻底消灭匈奴。国家如果想生存就很难幸免于战，即使你不想打，别人也会找上门来。如19世纪的中国清政府，本想与西方井水不犯河水，不曾想“惹不起也躲不起”，最后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为了预防法国侵占越南、增加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和筹码，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就给清廷中枢提出了“备战求和”的政策建议^[24]。

第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国减少，诞生帝国。在常年的战争和战争威胁下，那些不能适应战争和军事力量太弱的行为体会被消灭，其领土会被强国所侵占，其结果是：体系中政治单位的总数不断减少，权力越来越趋于集中，最后产生一个垄断了体系权力的帝国。中国春秋时代初期诸侯林立，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至少存在140余个邦国，但到了战国时代仅余十来个邦国^[25]，而秦帝国的崛起更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华大地上的世界政府”。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的春秋战国时代，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争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国家从140多个减少为1个，可以说不到4年就有一个国家被征服和消失。

第三，所有体系成员都被拖入战争，不结盟和保持中立十分困难。由于敌意的广泛存在，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相信其他国家。善意的中立很可能被视为一种等待获取渔翁之利的阴谋。此外，战争的胜利者会趁机顺手牵羊、扩大地盘、搂草打兔子，使中立国成为牺牲品。所以，霍布斯文化下的不结盟运动和中立即便是存在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历史上，瑞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但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这样的国家在霍布斯文化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图3．2　中国春秋时代诸侯林立

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温特笔下的霍布斯文化只是世界体系中的一种文化模式，但是它确实描述了很大一部分国际关系的历史，也特别符合霍布斯生活时期的西欧现状。幸运的是，西谚有云：“最黑暗的深夜总是酝酿出了最灿烂的黎明”。当启蒙之光开始闪耀西欧的时候，欧洲国家关系中的霍布斯文化色彩开始缓缓消退。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后，至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欧陆国家之间承诺不搞种族灭绝式的征服战争了。

尽管如此，20世纪还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战争杀戮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依然处在霍布斯文化的阴影下，比方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图3．3　中国战国时代仅余七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