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特德与特兰迪斯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2．霍夫斯特德与特兰迪斯的“文化差异的维度”

从霍尔开始，这些“边缘人”一直关注文化差异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Geert Hofstede）和希腊学者特兰迪斯（Harry C．Triandis）。按照法国学者德莫尔宫（Jacques Demorgon）的说法，欧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战后的文化比较，当时欧洲急需弥合战争的创伤，人文学者热衷于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寻找相互理解与沟通之道。^[34]到20世纪60年代，霍夫斯特德已意识到研究不同文化及价值观对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意义。1965年到1971年，他创建并管理着IBM欧洲分部的人力研究部门，并参与了在西欧以及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之后，他成为瑞士IMD、法国INSEAD、比利时EIASM以及奥地利IIASA的机构成员以及研究员。这些经历和经验都让他深刻感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组织行为差异，甚至同一文化同一组织内部的差异。此外在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居住的经历，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体验。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荷兰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的霍夫斯特德进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调查了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形成了1980年出版的《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他在书中把文化比喻成洋葱，引导人们一层层剥开文化：最外表的一层是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物等，人的肉眼能够很容易看见；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英雄所在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里对待人和自然的独特表示方式，如中国文化中，主要场合吃饭时的位置安排，很有讲究，又比如日本人的鞠躬和进门脱鞋；最里面的一层是价值观（Values），指人们相信什么是真、善、美的抽象观念，也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又被他视为同一个环境中的人们共同的心理程序，而这种为不同群体的人们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种文化差异可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即在一个组织当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第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即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不确定性文化的人们试图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不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第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前者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后者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第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

和一般人文学者不同，学工程技术和社会心理学的霍夫斯特德把文化这一非常复杂的概念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变量，以及一种编排好了的“精神软件”。这给文化差异的分析带来了定量研究的可能性，但其局限是很明显的，如果文化仅仅是人们年轻时所编程的精神软件，那么我们就不能适应新环境，也不能相应地改变我们的取向。为了生存，人们需要调节的能力，以便改变他们的取向和参考框架。不过，正是这种既清晰又有局限的理论引来了众多的后续研究，比较重要的有：庞德（Bond）等人的“中国价值链”（Chinese Value Connection，1987）、史密斯和特拉姆帕拉斯（Smith and Trompenaars，1996）的有效性研究，费尔南德斯等人（Fernandez，Carlson，Stepina，and Nicholson，1997）的验证研究。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方面，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证了霍夫斯特德理论可以作为一个一般的文化理论框架来解释世界。

特兰迪斯出生于希腊雅典，其家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能说好几种语言，他也不例外，从小就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并且能流畅地与游客交谈，特别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20世纪50年代初，霍尔开始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时，他刚好从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工程学专业毕业，工作后不久，即对心理学产生兴趣，又回到大学修完心理学本科，一直到1958年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从此进入心理学领域，从事态度、偏见和社会距离等问题的研究。在1973年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他遇到了霍夫斯特德，对其正在做的IBM公司价值观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中受到导引，发现北美、西欧国家处于个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处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此开始对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差异分析。他划分出文化差异的三个维度，即文化的复杂性（culture complexity）、文化的严厉与宽松（tightness vs looseness）、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认为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群我、角色与责任、共同合作、目标认同等心理边界的确定。^[35]

这一理论与霍夫斯特德理论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发散开来的，而是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文化的复杂性维度试图从文化内部的复杂程度来对文化进行比较。特兰迪斯认为，一个文化内部内群体的数量和功能也是文化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一个文化内部内群体数量增加时，个体对某一群体的忠诚程度就会下降。这是由于当个体有可能认同和归属多个群体作为自己的内群体时，某一群体对个体产生的吸引和约束就比较小。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进入或退出内群体，所以流动性比较大。当然这样的内群体给予个体的影响比较单一，不能满足个体多层面和较大量的需要，同时对个体违反内群体规范的宽容程度也会比较大，个体在各个方面对这样的内群体的依赖性比较小，而个体最关注的是，不要因为内群体而影响了自己的目标。文化中可供个体认同的内群体数量少，且性质单一时，个体往往非常依赖自己的内群体，从中得到多重满足，内群体也更具有人情味，更可依赖。这样的内群体，强调内部的和谐和合作以及与外群体的竞争和敌对关系，对个体有较为严格的约束，个体违反内群体规范时就会受到较为严厉的惩罚。因此，文化的复杂性可以导出文化的宽松与严厉这一维度，即在同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要求个体遵守群体的规范，对于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给予极大的惩罚和心理压力；相反，在异质性高的文化中，群体的规范没有同质性文化中的群体规范那么清楚和严厉，可以容忍个体有一定程度的偏离行为。由于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有选择进入和退出群体的可能性，内群体对个体的约束力就比较小，宽容度就比较大。最后，群体的文化表现可以进一步推进到第三个维度，即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它是指个体将如何处理个人行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关系。将个体的个人目标置于群体目标之上的文化，属于个体主义的类型，反之则属于集体主义的类型。一个大致的趋势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被看作是与群体（家庭，民族，部落）相互依赖的；群体目标是优先于个人目标的；规范是比态度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示；社会关系比交换理论中所定义的更具公共性。相反的，在个体主义文化中，自我对群体而言是自由的；个人目标要优先于群体目标；态度是比规范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示；社会行为是可以用交换理论来概括的。

特兰迪斯建构这一理论为的是理解文化模式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但由于他重复了霍夫斯特德的化约式分析，其明显的缺陷在于，既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化约了对文化的理解，也化约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理解，把集体主义简化为将群体的目标置于个体目标之上，只是一种表浅的认识，其实，个体主义如果是指个体自强不息而不是自私自利的话，也同样是集体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文化价值。同时，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分别归属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征，明显简化了各自的文化内涵，忽略了文化的丰富性、变化性和交叉性。这也许是技术化思维使然，在他那里，不同文化与群体的人之间的交流是可以假定某种特定的已知条件来求解的。这就难免会引发这样的疑问^[36]：个体主义文化是否给人提供了较多的个体主义行为的情境，而使个体在决策行为时采用了个体主义的策略，还是在同一种情境中，持不同价值观的个体会做出不同的决策来（个体主义的或是集体主义的）？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学者金（Kim，Uichol）进一步厘清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多样化形态，使得这一理论彰显出灵动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