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

第一节　重新认识中国

当中国经济自1992年开始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时，美国学术界、思想库、媒体和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惊奇和关注，因为这与1989年以后一度颇有市场的“中国行将崩溃”的估计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对这一发展的含义的分析。中国力量的上升将引起地区安全结构的何种变化？中国变化的安全行为将对地区稳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美国朝野围绕上述问题的讨论刷新了一度为“六四”事件所左右的美国对华认识，也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最早对中国崛起表示不安的不是美国军方和政府，而是媒体和国会。《时代》周刊在1993年4月12日一期上刊登题为“中国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文章，声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正在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并使其邻国感到紧张^[1]。国会也很快接过这个话题。4月22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称，中国增加军费开支和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正在迅速地使它成为亚洲的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这种令人感到威胁的军事转变构成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长远的国家安全关切”。6月11日，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令人极为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本地区国家的军售，以及中国获得各种力量投送能力，而没有任何正在出现的威胁可以使这种行为正当化。”^[2]

与媒体和国会议员们过于简单化的判断不同，学术界和思想库的分析家们则试图详尽地分析中国力量上升所带来的安全影响。正如其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学者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国的崛起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动？美国学者中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将谋求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试图以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确立自己在本地区的霸权，其后果要么促使日本做出反应，中日两国展开竞争，从而使东亚处于一个新的两极冲突的阴影之下，要么是其他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从而使地区力量围绕抗衡中国霸权这一主题而重新组合。概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将导致中国谋求地区霸权，而中国谋求霸权的努力将使本地区出现巨大的不稳定，甚至走向对抗^[3]。然而比较谨慎的观点则认为，尽管中国要维护对中国台湾和南中国海上中国岛屿的领土主权，同一些邻国有边界争端，但总体而言其战略抱负是比较有限的。“其主要目标是被承认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和地区大国，而不是推翻国际体系或建立自己的霸权。”^[4]

关于中国力量的上升将给亚洲带来何种具体的安全挑战，论者也看法不一。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在1995年10月参院外委会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东亚的军事活动将在未来岁月里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越来越棘手的挑战，它有可能在亚洲引起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冲突^[5]。兰德公司在1996年初发表的《战略评估》称，“中国经济与军事能力的局部增强可能导致中国对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如中国的台湾、香港、南沙群岛，以及朝鲜半岛，甚至印度洋——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种行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外交紧张，甚至会导致美国军事介入的武装冲突。”^[6]美国军方的一位分析家艾江山（Karl W.Eikenberry）则认为，中国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处于或接近东亚不稳定或冲突的中心：台湾宣布独立或中国要预先阻止这一可能性，朝鲜发动侵略或内部崩溃而导致半岛发生战争，日本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并获得核力量。根据这一分析，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性主要在于对本地区出现的不利发展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挑起冲突。艾江山还认为，中国在力量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体系和东亚地区体系的制约，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缓慢步伐。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的参与世界贸易秩序的政策使她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她很可能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挑战现状。“因此，无论就能力还是可能的意图而言，中国不能被认为是中期内对亚太稳定的严重威胁。”^[7]

美国分析家们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将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何种影响。兰德公司在《战略评估》报告中作了这样的预测：“中国发展远洋海军能力，以及获得有限但却是重要的两栖登陆和空运能力，将严重削弱对美国军事力量充当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终保证者的能力的信心。……由此一来，许多亚洲国家可能被迫加快其现有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或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改变其目前安全政策的关键方面。这些变化可能最终促使美国在本地区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在数量和部署上发生重大改变。”不过，鉴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难以长期维持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中国军队在武器系统、技术和组织上面临诸多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报告又指出，“中国至少需要15—25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的能力。”^[8]尽管存在着中国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心，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将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在199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结网——有条件接触中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投送足够的力量严重威胁亚洲其他国家，但远非美国。中国的小规模核武库在增加，但其核战略仍是最低威慑。即使最大胆地对中国的军事预算作出估计，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也是中国的10倍^[9]。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战略分析家来说，中国崛起的安全含义始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主流派的看法反映在1994年底国会研究部发表的题为《中国作为亚洲的安全关切：看法，评估和美国的选择》的研究报告中。该报告在参考大量相关文献并采访了40多位美国和亚洲的专家学者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其观点具有代表性。报告认为，在近期（5—10年）内，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其他能力有限，不对美国构成重大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中期内（10—20年），中国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危险是挑战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长远而言（20年以上），中国有挑战和威胁美国的潜力。在今后5—10年内，台湾和南沙群岛有可能是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个方向。由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兴起，在不太远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宣布“台独”的政府，从而挑战北京对该岛的主权诉求，这将大大增加北京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由于南沙群岛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措施。不过，对于中国是否会走上一条破坏地区稳定的扩张道路，报告反映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一方面，亚太地区出现力量真空，国内政治的需要，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以及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些都有可能诱发中国的军事扩张。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约中国军事扩张的众多因素，如中国领导人继续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同亚太地区和西方国家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和技术上继续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以及本地区国家加强同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努力，等等^[10]。

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1995年2月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提到了中国谋求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如增加军费开支，试图获得新一代战斗机及其他先进的军事能力，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以推进战略武器的现代化，发展远洋海军等。报告称，中国的军事态势和发展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期望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11]。这份报告的基调是谨慎的，它表达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关注，但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试图去预测所谓的中国威胁。事实上，美国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大多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防卫性质以及美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密切联系的必要性。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1994年10月访华期间明确告诉中方，美国不视中国为美国的军事威胁^[12]。1995年10月30日，佩里在一次公开讲演中回答“中国发展远洋海军对美国的防御战略和该地区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的问题时表示：“我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海军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的海军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且它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海军合在一起还要强大。”佩里还表示，从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美国最担心的是核扩散问题，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13]。

基于对中国现状和近中期发展前景的谨慎的估计，美国主流派的专家学者和克林顿政府都主张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政策是在1993年秋，当时中美关系因人权和不扩散问题而呈螺旋式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对其对华政策作了策略性的调整，提出了“全面接触”的方针，即改变对华一味孤立和施压的做法，通过同中国进行高层对话和广泛接触，谋求在美国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上，尤其是在人权和不扩散问题上取得进展。由于“接触”一词语义的含糊性和多重性，它在被用来描述美国对华政策时导致了理解上的困难。曾在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亚洲部主任的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认为，克林顿政府官员在使用这一措辞时，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与“孤立”相对，表示“参与和互动”；二是与“遏制”相对，表示“以奖励手段鼓励良好的行为”；三是中美高层对话^[14]。根据时任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的阐述，接触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两国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两国同其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在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的情况下，寻求通过对话、妥协和努力把分歧的方面减少到最小程度来达成共识；在没有共同利益而只有矛盾的情况下，谋求通过对话防止发生冲突，或者把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被定义为美国在中国成长为21世纪大国的过程中长期奉行的政策，其主旨就是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使其遵守公认的游戏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15]。

在安全领域，接触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安全行为，使其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思想库和政策制定者列出了美国在影响中国安全行为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

（1）中国不对任何一个邻国单方面使用武力；

（2）中国避免推进领土收复主义的诉求，尤其是那些会挑战美国所宣布的地区安全目标（如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的行为；

（3）中国准备与美韩合作以处理朝鲜危机；

（4）中国从国外的军事采购是有节制的，不超出其合理的防卫需求；

（5）不在东亚地区之外采取不利于地区稳定的行动（如帮助其他国家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

（6）中国愿意提供其国防现代化的目的、范围和相关活动，包括公布与日本和韩国所发表的类似的防卫数据；

（7）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乐意同邻国和美国合作，构建东亚合作安全架构；

（8）中国公开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不无裨益，就像50年来欧洲大国欢迎美军留驻欧洲一样^[16]。

以上8个方面的指标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安全行为存在着较高的期望值，其实质就是希望中国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稳定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那么，美国为实现上述目标应如何推进接触政策呢？政策分析家们认为，在单边层面上，美国要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不仅有利于维持地区的稳定，避免形成中国试图去填补的力量真空，而且还会巩固它同主要亚洲国家的关系，鼓励他们在与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产生分歧时继续站在美国一边。在双边层面上，美国应扩大和加强同中国的对话，增加同中国的安全纽带，通过对话和安全上的联系，使双方对对方的军事—安全行为和意图感到放心，而不至于做出激烈反应；美国还应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与中国互动，加深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相互依存，从而使中国的决策者更加支持现状。在多边层面上，美国同中国和东亚其他主要国家一道，建立次区域的或围绕特定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的安全论坛，美国将在“东盟地区论坛”内同中国打交道，并考虑将“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为讨论地区安全的论坛。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接触政策的成功，美国也要拥有对付最坏情况的手段：如果中国在本地区采取“挑衅性、威胁性”的举动，美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作出反应，包括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鼓励俄罗斯、以色列和欧洲国家限制以及利用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控制对华出售敏感技术和装备，此外，由于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和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援助，削减这种援助也将成为制约中国行为的有效手段^[17]。

在90年代中期美国朝野关于如何看待和因应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大辩论中，尽管主张谨慎、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并积极与中国交往的意见占了主流，但那种把中国看作不可避免的敌人并预言中美走向冲突的宿命论的观点也有相当的市场。一些视崛起的中国为美国的重大威胁的人士（姑且称之为“冲突派”）提出了加强对华制约甚至遏制的各种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1）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使其在力量和效率方面大大超过中国军队；

（2）防止中国加强核力量；

（3）确保中国台湾有可靠的防御性威慑力量，继续向台湾提供它需要的武器；

（4）加强日本的力量，一个真正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的强大的日本对亚洲新的力量对比关系重大；

（5）与中国的邻国发展关系，与越南建立关系，同印度形成新的安全关系，奉承俄罗斯^[18]。

对华接触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国防部长佩里认为，克林顿政府“明智地拒绝了宿命论的观点以及它提出的对策——全面限制中国实力和作用的遏制战略”^[1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克林顿政府拒绝了“冲突派”把中国看作不可避免的敌人的观点，但却将他们的某些政策主张巧妙地糅进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从而使接触政策实际上具有“接触加防范”的特点。这也正是某些美国学者提出的“两头下注”的做法——同中国积极交往以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以防范手段防止最坏的可能发生。以亲台而著称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诫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在接触和威慑之间保持平衡。佩里对此也直言不讳：“接触也不排除使我们以国家权力的一切适当的手段谋求我们的利益。接触与美国采取步骤防止和制止对美国的盟国和我们的利益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20]从理论上讲，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这种“保险”机制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它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就是如何掌握“接触”与“防范”两手的主次、轻重关系，防止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由接触主导的政策取向转为威慑甚至遏制主导的政策取向。

美国对华接触是全方位的，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诸领域，但安全领域的接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美国懂得，如果中国不发挥建设性作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持久安全就不可能实现”^[21]。佩里认为，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对华接触应在下列方面做出努力：加深和扩大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一道致力于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寻求与中国的邻国接触，鼓励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反扩散及其他的全球安全体系^[22]。中美在这些领域的互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双边安全关系和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