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米切尔的四种结构分析

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首次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理性批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倍倍尔等人在分析女性问题时过于强调经济因素观点的不足。针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和恩格斯著名的两个发生理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实现条件“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4]米切尔提出批评，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家庭的分析中掩盖了妇女问题，妇女问题仅仅是用来补充说明私有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5]倍倍尔作为恩格斯的学生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不能把妇女受压迫看作是家庭和私有制进化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妇女就受奴役受压迫。导致妇女处于依附地位的原因之一是生育功能。在妇女解放问题的论述上列宁的论述更为进步一些。他提出了一些关于妇女解放的具体设想，使得妇女解放的未来更接近现实。但是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就是妇女解放的思想，依然在“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两性平等的理论范畴”^[6]之内。总之，米切尔简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的纲领性观点，认为他们过于强调经济的因素，强调女性对私有制的依附的不足，在他们那儿，“妇女解放依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附属品，它并没有融入该理论体系中”^[7]。指出要深入了解妇女被压迫的问题，单从经济状况来看是不够的，必须从四类结构来入手。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缺陷中走出来，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中米切尔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提出关于妇女受压迫问题的不同观点。她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由四大结构决定：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它们密切结合成复杂的统一体，单独改变任一结构只能被抵消，只有同时改变这四类机制，才能获得妇女解放。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因素作用范围是在家庭外部，主要在生产结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素作用范围是在家庭内部，主要在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结构。她在《妇女的等级》（1971）中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用经济因素来代替另外三个因素，因此，它提出用“废除家庭”这一抽象的口号来号召妇女进入生产领域。虽然经济因素现在仍然是首要的，但是在某些特定关头，另外的三个因素（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也有可能代替经济因素直接起作用。^[8]

3．2．1．1　生产结构：女性被排除在外

米切尔所说的“生产”指的是妇女在家庭之外到社会中参与的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女性受压迫的结果表现为她们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之所以处于从属地位是由于体力弱小的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米切尔对于这样的解释并不认同。“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9]如果说是因为体力弱使得妇女处于劣势地位，那么机器大工业出现后，社会已经不再依靠男性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运行和发展了，这时候，妇女不应该再处于弱势地位被排除在生产之外了。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外国，妇女都被当做劳动力的后备大军，在就业市场上备受歧视，所以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10]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化会不断加剧结构性失业，造成大量女性失去工作，被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改变社会结构。那么，女性被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她们的活动领域在哪呢？米切尔认为，女性的活动领域主要局限在家庭中，因而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生育结构、性关系结构、儿童社会化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女性共同实施作用，从而迫使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性别角色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局限于家庭领域，从而处于受压迫地位的现状。

3．2．1．2　生育结构：强化女性的天职观念

生育是一种生物学现象，生育功能是女性先天独有的生理功能。这种独有的生理功能将女性和男性鲜明区分开。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女性的家庭地位紧密相关，而生育使女性在家庭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从而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凭子贵等等都说明了生育决定妇女地位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已经成为女性的天职。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强化了女性的这一天职观念。米切尔认为，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观点，那么女性的社会从属地位就成为天经地义，是无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进而形成女性受压迫的因果锁链：因为女性的生育功能强化了女性身上的母性——使女性囿于家庭中承担母亲的角色，忙于生儿育女，照料孩子——无暇参与生产和公共社会及社会活动——从而逐渐拉大了男性和女性的距离，造成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差距，最终形成性别的不平等。^[11]虽然生产模式可以改变，但是生育模式却是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女性担负着怀孕、生育、哺育的任务，担当传统家庭角色，工作生涯经常被生育孩子而中断，只能从事零散性的雇佣工作，或者完全被排斥在生产和公共生活之外，从而处于依附地位。

米切尔分析了避孕、生育与生产的关系，指出虽然出现避孕药之类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把性生活和生育两种行为分开。但是资产阶级想尽各种办法阻碍分离两种行为，就是因为一旦二者分离，家庭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存在了。^[12]只有通过这种家庭模式，把女性幽禁于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一体的女性专属领域里，才能达到使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目的。所以只要生育仍然是一种由女性来承担的自然天性的生物学现象，女性就不能避免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

3．2．1．3　性关系结构：以另一个名称重建压迫

性关系是四大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其敏感性，很少有人提及它。但是这一结构也是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东西方的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现象是很多见的，这种性生活结构很明显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在性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而女性却没有对等的权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性生活结构发生变化，女性地位得到改善和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和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平等一样，是用名义上的平等“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13]尽管是形式上的平等，米切尔也认为这仍是一个最值得期待的结构，它有助于产生更大的进步。

米切尔探讨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两种关系：一种是性自由与性压迫之间的关系；一种是性的自由开放程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的性自由和性革命主张向传统的性关系进行挑战，无论男性女性不受束缚，自由开放，任意建立临时的性关系，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这种性关系表面上是自由而开放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平等和解放。但是实际上，女性得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正如著名女权主义者罗宾·摩根说的：“再见吧，所谓的性革命！它们对妇女自由的作用就像重建时期对前黑奴的作用一样……以另一个名称重建压迫。”^[14]

3．2．1．4　儿童社会化结构：女性被母性情感禁锢家中

按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因为男性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差异，子女儿童成长社会化过程中父母起的作用完全不同，承担的角色也迥然有别。母亲因为哺乳更方便抚养孩子，更多的是在家从事家务，起到沟通情感作用的人；而父亲则更多的是外出工作，起到工具作用的人。现代生理学的观点认为幼儿时期在人成长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取决于幼儿时期，这就要求父母有一方要倾注足够的时间、精力对儿童进行细致的呵护培养。因为母亲女性的生理特点与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适合从事不耗费体力的工作，为家庭抚养和教养孩子，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社会化的儿童这个责任最终落在女性身上。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女性不再需要付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来完成怀孕，生育，哺乳。有学者统计，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位母亲用于怀孕和哺乳的时间要花上十五年，而在20世纪60年代，平均只要四年。^[15]到了21世纪，这个时间更少。但是儿童社会化越来越重要，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抚育教养上，这一切阻止了女性外出工作，被母性情感禁锢在家庭之中。

米切尔分析的四种结构包括在非唯物主义的父权制和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中。她尤其强调父权制理论的作用，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分离开来，认为父权制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属于非物质结构。根据米切尔的观点，家庭为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两个目的服务。父权制就是以家庭意识形态的方式在家庭中起作用的，在女性意识形态形成中家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如果改变其中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16]也就是说，造成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四种结构不能割裂开来，把女性排除在生产结构之外，局限禁锢在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社会化这三种家庭结构之中，是女性受压迫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所在。要想使女性不被压迫，获得解放，只能同时改变这紧密相连的四大结构。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剑桥基督学院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教授，剑桥性别研究召集人，《辩证法——女权思想杂志》编辑，研究领域为妇女学与心理分析。主要作品有：《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妇女的等级》（1971）、《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1974）、《妇女与平等》（1975）、《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论女性主义、文学与心理分析》（1984）、《什么是女性主义》（1986）、《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政治学：关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次对话》（1994）、《孪生兄弟关系：性与暴力》（2003）、《性别与性差异的不同：关于性行为、性别与心理分析的对话》（2004），其中，《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纲领性文件，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