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 互联网 (Internet) 在美国诞生, 之后在全世界迅速发展。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 它对一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国外许多政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对于互联网的作用十分重视,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动员公众、 宣传自身形象、 增加政治影响力, 进而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被政党广泛应用于和民众的交流沟通之中, 西方学者关于政党和互联网的研究也随之起步, 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1. 关于互联网对执政环境的影响研究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在 《网络星河: 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1]一书中研究了互联网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组织、 政治参与和通讯以及城市生活等问题。 他还从全球视角着手, 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 文化、 社会的发展与影响, 并详细介绍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政治、 文化、 社会的冲击。[2]英国学者詹姆斯·库兰和美国学者米切尔·古尔维奇在 《大众媒介与社会》 一书中认为,“对于许多涉及联络沟通、 舆论营造和直接行动的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核心的工具”,[3]这必定会改变个人、 群体与机构中的权力关系。
2. 关于互联网对政党发展的作用研究
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与我国学者郭业洲、 陈林在 《热话题与冷思考 (十六) ——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 一文中探讨了大众媒体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以及大众媒体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包括媒体怎样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政治媒体化过程中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和制约等。[4]在另一篇合著的文章 《媒体社会中的媒体政治》 中, 这三位作者提出, 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中, 媒体对政治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 由于国家的地域广阔, 人口分布不均, 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要最大限度动员全国人民, 不通过媒体进行广泛的引导和宣传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政党领袖与政党的媒体形象对政党维护稳定及获得政权具有重大影响。[5]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编著的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 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把研究方向放在政党运用网络及新媒体开展电子政务建设、 电子民主和互联网动员等工作上, 他认为全球网络管理存在两个派别, 分别是社会福利派以及电子商务派。[6]约翰·基恩在其 《媒体与民主》 一书中反思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 新的数字技术、 卫星广播和电子传媒有助于共和民主的实现, 论述了公共媒体在民主中的巨大作用, 阐释了公众服务沟通模式这一全新概念, 他认为新的电子传媒平台会促使权力透明化、 将一切不利于民主的行为暴露在世人面前、 成为人民新的表达诉求的平台。[7]英国学者理查德·赫弗南在其 《媒体操纵: 英国工党的政治信息交流策略》 一文中提出, 政党在新闻领域中广泛展开自己的选举活动, 并企图利用大众媒体的广阔平台, 在关注和使用大众媒体的受众中即全体选民面前展现自己良好的政党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英国工党已经有计划地把现代专业化的媒体信息交流放在政党工作的日常诉求中心。[8]
3. 关于政党运用互联网开展群众工作的研究
Kevin Hill和John Hughes合著的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inthe Ageof the Internet》 一书强调要重视群众的作用, 认为网络政治的主题就是了解网络上活跃的公民都是哪些人, 以及他们在网上都做些什么。 Parent等在 《Building Cit-izen Trust Through E-Government》 中指出, 要通过电子政务以加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 从而增加投票者对政府的信任。 此外, 国外一些学者还认为, 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表达权、 监督权的权益, 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如: Robert G.Vaughn在 《Freedomofinform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0) 一书中指出, 政府应通过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其相关活动, 而信息公开对政府活动的约束也是最低限度的。 加拿大法律与民主中心主任托比·曼德尔在《信息自由: 多国法律比较》 一书中支持有关信息权是人权的理念, 并提出应通过运用信息权制度的九项原则来保障公民信息自由和基本权利。[9]
从上述外文资料不难看出, 目前国外关于政党运用互联网开展群众工作的研究是先于我国的, 相关成果亦不在少数, 而且由于美国互联网技术十分发达, 因此这些著作或论文主要集中于美国。 虽然国外的政党体制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视角也存在明显不同, 但西方国家运用互联网加强同群众之间互动的相关实践经验, 对于当前我国运用互联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党的群众工作问题历来是学术界研究重点, 学者们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群众工作经验、 群众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对策等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当前, 以互联网时代党的群众工作为研究对象, 所取得的建树也有一些。 从搜集到的资料看, 与本著作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是论文类, 包括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 二是著作类, 包括纯理论类著作和理论与应用研究著作。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党的群众观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 历经数代革命导师和领袖的创新与发展, 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学者周和平提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体系主要由群众史观、 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和群众标准组成。”[10]群众史观——揭示历史发展的原始动力。 孟庆仁在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新解》 一文中, 将人民群众的作用归纳为三方面: 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是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决定力量。[11]群众观点——指明历史发展的永恒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系统形成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是最大的。 毛泽东1943年就提出 “为群众服务”的思想, 后来又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建党、 建军和建国的根本宗旨。 群众路线——阐明历史发展的根本途径。 群众路线是我们验证工作效果、接受群众监督和选准、 选好干部的根本途径。 所以, 党把群众路线当作自己根本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群众标准——确立历史发展的检验标准。 多数学者认为符合群众利益和得到群众拥护是群众标准的两条基本内涵。 “群众利益无小事”是胡锦涛群众观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 这句话既体现了尊重、 关爱群众利益的思想, 又用最大众化的语言通俗地诠释了群众标准是检验党的工作的最终标准。 刘毅强认为, “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要时刻牢记和认真履行 “两个务必”, 解决 “相信谁、 依靠谁、 为了谁”的立场问题, 确立科学发展观中 “以人为本”的思想。[12]
2. 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经验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群众工作,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中,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是我党群众工作最成功的时期之一。 学者张忆军指出,党在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 不仅使党的组织队伍迅速扩大, 成为具有全国范围的、 广大群众性的党, 同时也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信任和拥护, 造就了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伟大力量。 以谢庐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 将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经验归纳为五条: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 宣传群众、 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措施; 努力塑造模范群体形象, 增强人民群众信任感,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方法。 凭借出色的群众工作, 党最终创造了 “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飞机和大炮”的奇迹, 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新中国。 二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经验。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是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也是党的群众工作从战争环境向和平建设环境的转变时期。 以学者徐贵卿为代表的研究者们认为, 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是比较出色的, 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再加上人民群众对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建成社会主义存在过热的期盼, 这些都助长了党对群众运动伟大作用的过高估计。 把不断发动群众运动、 不断革命, 这个 “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13]这为日后 “上纲上线地大搞群众运动”埋下了隐患。 三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 “文革”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经验。1957—1966年, 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个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如同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曲折的历程一样, 也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反复,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党的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 左倾错误主宰了当时的形势, 不顾生产力的状况, 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 全国自下而上地层层 “斗批改”和自上而下地 “发动群众”, 采用所谓 “群众运动”的方式, 在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大搞群众性运动。 既脱离实际, 又脱离群众。 “文化大革命”的10年, 党群关系的紧张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党的群众路线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客观地说, 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 但从反向思维的角度看,10年中国社会大倒退、 经济大崩溃的惨痛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重的反面教训—— “群众路线绝对不等于群众运动”, 这一点需要我们永远牢记和警醒。 四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振兴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经验。 以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 党的群众工作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新时期。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再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 重新确立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 党的群众路线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容: 提出了必须树立的六个群众观点; 提出了满足人民利益的最高价值取向; 提出了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江泽民在认真总结我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世纪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原则: 实践 “三个代表”。 面对世情、 国情、 党情的新变化和党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学者唐祯熹提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三个基本途径: 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党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坚持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14]
3. 关于互联网与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
学者们在研究党的群众工作时, 注意到运用互联网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 认为在信息化时代, “要积极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手段加强与群众的沟通,及时获取群众对党的各项工作的评价, 及时开展群众情绪疏导和情绪管理的工作。”[15]王敏在 《论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的创新》 一文中提出, 应树立互联网时代的群众观, 把互联网建成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平台, 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建立起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网络长效机制。[16]王增杰在 《论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变革与创新》 一文中论述, 党应不断提高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牢牢掌握网上群众工作的主动权, 创新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 新举措, 确立网络群众工作的理念和思维, 牢牢占据网络舆论的主导权, 构筑和谐稳定的网络社会。[17]学者赵绪生认为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普及应用, 新兴媒体成为人们交往、 联系和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 也是世界各国各政党扩大宣传舆论的重要武器”, 这要求中国共产党要 “主动学习和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方法开展群众工作, 提高党的群众工作效率。”[18]现阶段,也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互联网对党的群众工作或党群关系的影响。 杨昕在 《论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路径选择》 一文中指出, 要想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就必须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的组织架构, 加强群众工作机制建设, 创新群众工作方式、 方法, 构建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19]学者杨金卫在 《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研究》 一书中阐述互联网对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 梳理国外政党对互联网的运用及启示, 分析网络环境下群众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20]
以上综述表明, 学术界对党的群众工作史和如何做好互联网时代党的群众工作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并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群众工作存在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 关于群众工作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 但有影响、 有深度的力作并不多, 并且研究内容重复, 研究手段单一, 缺少有新意、 有建设性的成果。 尤其是对于群众工作中涉及的热点、 难点问题缺乏深入系统、 有针对性的研究, 如:怎样认识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如何切实提高党组织群众、 教育群众、 服务群众的本领等。 二是对群众工作传承性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群众工作的研究中, 有些学者过分强调新时期要用新方法, 忽略甚至变相否定老传统、 老方法, 这是不可取的。 事物都是有传承性的, 本质性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 任何新方法都是在老传统、 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 因此, 在创新的过程中绝不能忘了传统, 绝不能割断历史, 这应该成为群众工作研究中的一个原则。 三是对国外政党群众工作经验教训的借鉴不足。 研究表明, 有关国外政党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文章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理念、 执政模式、 社会基础不同, 但作为执政党, 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 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规律。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 市场化、 民主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 国外政党在有关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加强组织动员能力、 增强应对突发危机能力等方面的群众工作的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为增强党的群众工作的主动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帮助。
[1] 郑波译. 《网络星河: 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 夏铸九等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 杨击译. 《大众媒介与社会》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4] 陈林. 《热话题与冷思考 (十六) ——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 [J]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季刊),2004 (4) .
[5] 托马斯·迈尔, 郭业洲, 陈林. 《媒体社会中的媒体政治》 [J] . 世界知识,2001 (11) .
[6] 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 国家、 公民与新传播技术》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7] 约翰, 基恩. 《媒体与民主》 [M] . 北京: 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 理查德·赫弗南, 彭萍萍, 殷叙彝. 《媒体操纵: 英国工党的政治信息交流策略》 [J]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2) .
[9] 托比·曼德尔. 《信息自由: 多国法律比较》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0] 周和平等. 《与时俱进构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科学体系——兼论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与思想内涵》 [J] . 前沿,2006,10:3-9.
[11] 孟庆仁.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新解》 [J] . 理论学刊,2007 (6) .
[12] 刘毅强. 《胡锦涛群众观初探》 [J] . 桂海论丛,2006 (4) .
[13] 徐贵卿. 《建国后我党贯彻群众路线的曲折过程及其经验》 [J] . 胜利论坛,1997,3:73-76.
[14] 唐祯熹. 《江泽民对邓小平群众观的继承和发展》 [J] .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4) .
[15] 祝灵君. 《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J] .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 (3) .
[16] 王敏. 《论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的创新》 [J]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3) .
[17] 王增杰. 《论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的变革与创新》 [J] . 长白学刊,2015 (1) .
[18] 赵绪生. 《构建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体系》 [J] .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0 (10) .
[19] 杨昕. 《论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路径选择》 [D] . 中共中央党校,2012.
[20] 杨金卫. 《网络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研究》 [M] .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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