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次区域合作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因此，四川应根据自身面临的战略机遇及优势，通过国内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合作互动模式，推动包括四川和西藏在内的西部内陆省区首先开展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促进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形成，填补我国地缘经济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的一块空白，进而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周边的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区域合作，开启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时代，形成我国“东西并重、海陆齐飞”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将四川打造成推动我国面向印度洋开放战略的多功能基地。

一、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次区域合作兴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现实要求下，西南地区将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区域。在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发展机遇中，四川必须抓住机会，加强与西藏的合作，借西藏实施“借边出境、借船出海”的对外开放战略，扩大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开启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时代，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与次区域合作的推动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个主导趋势：一是全球化不断加强，二是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迅速发展。然而，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合作，较少涉及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两大趋势以促进本地区的发展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次区域经济合作一般指地理上邻近的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开展的较长时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其实质是使生产要素在“次区域”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该区域的发展。

在我国，次区域合作也逐渐展开，并形成了东、南、西分布的格局。在东面有吉林与东北亚图们江次区域合作，在西南面有云南和广西与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西北面有新疆与中亚国家次区域合作。但这些次区域合作均未涵盖同处中国西南端的四川与西藏，从而使得西南、西北部的次区域合作环形链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形成了我国地缘经济开放与跨国区域合作的一块空白，严重制约了四川、西藏等地的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能源、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带来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与四川和西藏毗邻的南亚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已引起云南的格外重视。云南早在数年前就开展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与南亚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并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因此，经济实力远在云南之上的四川以及拥有地理优势的西藏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牵手”开展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自身的发展。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

2012年中国学者王缉思提出“‘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战略理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中国必须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向西，战略上我们不仅可以填补美国从西亚和中东撤出后留下的空白，而且可以通过建立可控的陆上海上能源通道来保障我们未来的能源安全。经济上，南亚、中亚作为欠发达地区，可通过我们贸易、资金和技术的输出，加速它们与我们乃至世界的经济融合，从而起到既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又扩大了我们的出口市场，延长了我们的产业周期的目的。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将中国的西部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甚至欧洲和非洲联系起来。“一带一路”战略也是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拓展与延伸，可以从中国西部地区扩展到中国整个西部邻国和地区，涵盖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东部整个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又是世界能源资源富集的地区，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过新疆西行穿越中亚、西亚地区，连接欧洲，为“西进”战略铺路搭桥。

与“两洋”（太平洋、大西洋）国家美国、“三洋”（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国家俄罗斯相比，中国传统上被视为“一洋”（太平洋）国家。为确保国家安全，中国海权的发展应优先选择印度洋方向，从“一洋”国家转变为“两洋”国家。由于在东非和中东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印度洋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需要认真加以考量的问题。^[1]总体上来说，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主要体现在地缘安全和海上利益通道安全两个方面。就地缘安全而言，中国西部省区与印度次大陆相邻，南部的中国南海与印度洋相接，对缓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具有重大意义。就海上利益通道安全而言，印度洋作为中国与南亚、中东、西亚和非洲、欧洲地区重要的交通、贸易和能源通道，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因此，中国应主动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辟中国的西南海洋通道，实施“南向战略”^[2]，其核心是巩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现有成果，积极推进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拓展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西亚、中东和东非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

西部地区通过十年的大开发战略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问题犹存，因此，西部地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大开发促大开放”和“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发展跨国、跨区域合作，与地缘相邻的国家互利互动，实现双赢。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西南部的云南先行一步，次区域合作的开展有声有色，已得到国家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因此，具有经济和地缘优势的四川和西藏应吸取经验，转换思路，携手开展对南亚地区的合作。南亚地区人口多，消费需求大，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大市场之一。四川的经济实力在西部各省区中位居首位，是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在水电、重型装备、家用电器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3]，正好可以满足南亚诸国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而西藏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四川、西藏携手开展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大有潜力可挖。一旦四川经西藏至南亚的经贸通道打通，川企便可直接到西藏投资办企业，源源不断向西藏注资，从而提升资源配置的互补性，实现共赢，进而推动中国与印度洋周边的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区域合作，开启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新时代，形成我国“东西并重、海陆齐飞”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将四川打造成推动我国面向印度洋开放战略的多功能基地。

（四）边疆稳定战略的需要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他们通过扶植民族分裂分子，制造边疆冲突，给我国的边疆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陆地边境线占全国的80%以上，是各民族文化交汇地，也是反分裂、反渗透、反颠覆的重点地区。西藏位于祖国的西端，与多国交界，民族分裂活动较为频繁，维稳任务尤重，并且“西藏问题”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崛起、实行分化的战略筹码。^[4]因此，四川、西藏必须大力开拓南亚市场，通过四川的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扩散效应助推西藏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借助西藏的地理优势，四川与南亚的合作将缩短时空距离，形成更为快速、便捷的合作模式，从而打造中国西部的另一个经济增长极，促进川、藏经济的共同、快速发展，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并提高其生活水平，以此促进人心稳定及民族团结，使之能自觉抵制民族分裂分子的蛊惑，维护边疆稳定，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需要

面对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2003年10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时发表《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的演讲，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主张。所谓睦邻就是要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安邻就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友好互信，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富邻就是要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5]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边疆地区应积极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四川、西藏位于祖国的西南端，历史上就与南亚各国有过密切的经贸往来，因此，更应该积极发挥各自的经济、地缘优势，加强与南亚诸国的次区域合作，扩大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使之成为维系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纽带，促进地区的稳定。同时，地区的稳定反过来又为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促进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

二、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多极化结束了国际政治、军事大分裂，全球层次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局面得到了保证。多极化也结束了国家经济的大分裂，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6]中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大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地缘政治环境趋好，这为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一）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良好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更多体现的是“互利共赢”而不再是“零和博弈”。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与南亚诸国开展友好合作关系，并取得积极进展。南亚大国印度近年来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印关系更趋成熟。虽然争论依旧存在，但双方的共同利益避免了彼此的直接冲突与不良竞争，两国正在建立更加务实的经济关系，并在全球环境、贸易、人权等问题上寻求合作。^[7]中国与巴基斯坦“全天候”伙伴关系继续得到巩固。巴基斯坦是中国值得信赖的盟友和安全的堡垒，而中国不仅是巴基斯坦最亲密的盟友，也是巴基斯坦军事装备及技术的可靠来源。^[8]2010年12月17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访问巴基斯坦时称“中巴永远是兄弟”，并强调“中巴友好深深扎根在两国人民心中，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成为一种崇高而坚定的信念”。此外，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文化交流逐渐展开。并且中国还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观察员国，为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与南亚诸国关系的全面巩固和提升，为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合作的拓展与深化。

（二）四川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取得进展

近年来，四川与南亚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从贸易额上来看，四川与南亚地区的贸易额总体上呈上升态势。1998年，双边贸易额仅为0.7796亿美元，1999年上升到1.6471亿美元，2000年又下滑到1.2110亿美元，之后一路上升，2001年达到1.6334亿美元，2002年达到1.8306亿美元，2003年为2.581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4.3568亿美元，至2009年又大幅增加到15.14亿美元。^[9]四川与南亚的出口及进口额均逐年增加，并且，四川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的地位。同时，四川与南亚的贸易额占四川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略有上升，反映出南亚市场在四川对外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次，从投资方面来看，近年来川企加大了对南亚的投资，投资总额总体上有所提升。并且通过多年的探索，有一批川企逐渐在南亚站稳了脚跟。其中东电（东方电气）集团在印度的发电项目已达10个，总装机容量957万千瓦；在印度主要从事电力工程承包的川企中，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也形成较大规模。^[10]再次，在多年的市场开拓中，四川逐渐形成了一些对南亚地区的出口优势产业。比如说在第一产业中，四川的生丝、中药材、水果等在南亚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在第二产业中，四川在中小水电站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及建筑业方面经验丰富，四川的家电产品在南亚地区也比较受欢迎；在第三产业中，四川的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有相对优势。^[11]特别是在旅游业方面，由于四川旅游资源丰富，加之拥有地利之便，四川与南亚的旅游合作渐取成效。由于旅游业对当地增加就业、发展服务业、改善居民生活状况作用显著，意义重大^[12]，因此，四川应继续深化与南亚的旅游合作。另外，由于四川聚集了一批全国重点科研基地及高校，四川的科技实力也颇为雄厚，因此，四川与南亚的科技合作也取得进展。这些成就为进一步开展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此外，四川与南亚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友好往来，加之，生活在四川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民族服饰、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都与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3]近年来，四川加大了与南亚的文化交流，各种层次的代表团、学术交流会的召开，为开展四川、西藏与南亚次区域合作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西藏开拓南亚市场取得成效

近年来，由于中国与南亚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西藏与南亚的经贸合作也取得了成效。由于西藏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因此，西藏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主要表现为西藏通过边境贸易口岸与南亚诸国进行边境贸易（不包括西藏边民互市贸易）。首先，边境进出口总额呈显著扩大趋势。1953年时，西藏边境进出口总额仅为402万美元，2000年猛增到1.0854亿美元，2006年再次扩大到3.28亿美元。^[14]金融危机爆发后，西藏边境贸易不降反升。据统计，2009年，西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49亿美元，同比增长3.87%，占进出口总额的66.4%。进入2010年后，西藏边境贸易仍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2010年1月至11月，西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07亿美元，增长92.67%，创年度同期西藏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最高纪录。^[15]与此同时，此前西藏地区边民之间的互市贸易零星分散，交易额小的发展态势得到大幅逆转。经过多年培育，西藏边民互市贸易快速发展，2009年，西藏边民互市贸易额达3.37亿元，同比增长68.5%。^[16]此外，西藏边境进出口总额占西藏外贸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表明与西藏毗邻的南亚地区在西藏外贸中的地位上升较快，为西藏进一步开拓南亚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次，西藏地区的旅游产业极具发展潜力。西藏地区旅游景观较多，并具有独特性，旅游价值极高，且有相当部分的旅游资源未被开发。据统计，2009年西藏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55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2.4亿元。^[17]由于旅游具有强烈的地域相关性，地域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区域和全国旅游业的互动与发展。^[18]因此，西藏积极与毗邻的尼泊尔进行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拓宽旅游市场，加强旅游宣传合作，旅游合作取得一定成效。鉴于四川旅游资源也极其丰富，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将四川、西藏与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重新设计旅游线路，尽快开辟新航线，如争取开通成都—加德满都—新德里航线^[19]，从而发挥互补性优势，实现共赢。此外，西藏独特的中草药以及手工艺也颇具优势，并在南亚市场中崭露头角。因此，可以考虑将手工饰品、中草药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附带产业，从而带动手工业等传统行业的发展，借此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增强西藏的内聚力，维护边疆的稳定。

（四）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的经贸通道逐步完善

从目前来看，四川与西藏在开拓南亚市场方面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态势，这也导致了双方对南亚市场的拓展度不够。因此，四川应与西藏协同合作，共同“牵手”开拓南亚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四川至西藏、西藏至南亚的经贸通道问题、西藏与南亚诸国边贸口岸的开放情况以及南亚诸国边境地区的通道建设情况。

在此，我们先考察四川至西藏的通道情况。就目前来说，从四川进藏的通道主要有公路与铁路。公路只有川藏公路与国道318线，川藏公路已运行50多年，且由于修建时设计等级较低，加之沿线地质灾害多，道路损毁状况较多，已不能有效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成都经国道318线（起点为上海，终点为西藏樟木中尼友谊桥）抵达西藏则需3天左右的时间。铁路方面，成都现在只有一趟到拉萨的旅游列车T22次，全长3300余公里，单程耗时近45个小时，并且隔日发车。很显然，目前由川进藏的通道已不能满足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因此，川藏铁路于2009年9月底提前破土动工。新修建的川藏铁路将大大改善川、藏两地的通行条件，提升两地的货物运行速度。据报道，由成都经建成后的川藏铁路抵达拉萨仅需8个小时。由于目前四川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一般先从陆路到广州或广西口岸，再通过海运过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到印度等南亚国家，总里程至少有6000公里。^[20]待川藏铁路建成后（大约是2017年），四川与南亚国家的货物贸易就可以直接通过川藏铁路抵达拉萨，再至西藏边贸口岸，如此将大大缩短运输距离，节省大笔运费。更为重要的是将大大加快四川与南亚国家间的货物运行速度，大幅改善贸易条件。此外，川藏铁路沿线的横断山区有着丰富的水能、森林、矿产、旅游等资源，沿线辐射的人口众多，能够带动“老、少、边、穷”地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21]由此可见，四川与西藏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虽仍不尽如人意，但情况正在逐步改善，并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得到较为彻底的改善，这为西藏发挥通道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国家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投入，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长足发展，西藏至南亚诸国的经贸通道已大幅改善，尚能基本满足目前的边贸要求。目前西藏地区的普兰口岸由于境外不通公路，加之货物运输能力有限以及季节条件的影响，对外经贸往来并不大，因此，通往这一边贸口岸的交通设施尚能满足贸易要求。西藏与南亚进行贸易的樟木口岸交通运输问题突出，已经成为西藏边贸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由于路况问题，樟木口岸减少了全年正常通行时间，其路面等级低，铺面率小，既影响行车速度，又增加了油耗和货损率。^[22]但随着国家的逐渐重视，这一情况也正在逐步改善。据樟木镇党委书记巴旺介绍，随着中尼公路318国道的全线贯通和樟木口岸第一停车场的投入使用，口岸通关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为口岸边贸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随着口岸通关条件的优化，口岸贸易量大幅上升。据报道，2010年1至8月份，樟木口岸贸易量达2.7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4%，超过了2009年的全年贸易量，并且2010年全年，樟木口岸贸易量有望突破3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3]此外，随着乃堆拉山口的开放，建设西藏拉萨—亚东—乃堆拉山口—印度的贸易通道也取得进展。从目前来看，拉萨至亚东的交通条件尚可，边贸市场仁青冈已投入使用，且亚东已具备了作为贸易市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24]总的看来，西藏与南亚的经贸通道不断取得进展，为四川、西藏共同开拓南亚市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由于中印关系的起伏，西藏与南亚的边贸口岸贸易量受到了抑制，乃堆拉口岸甚至被迫关闭44年。但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印度也逐渐加大了对边境地区的投入。近两年，印度一直在为开放乃堆拉山口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准备把附近的国家级公路升级，把一些两车道公路改成四车道公路，此外，还准备在作为中印进行贸易的市场昌古建立相当数量的仓储设施。^[25]边贸条件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乃堆拉边贸通道自2006年开通以来，边境贸易发展良好，呈现出“人气、物流”逐渐积聚的势头。^[26]印度专家拉贾对此评价道：“乃堆拉的开放将会极大地促进两个亚洲巨人内陆山区的经济发展，也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虽然在最初的5年中，印度东北部与西藏南部的边界贸易仍将受到限制。但是，关于促进印度加尔各答与中国拉萨间更为重要的贸易进程的讨论正在进行。”^[27]印度政府对于扩大与中国的边贸往来所持的肯定态度以及正在积极采取的措施为四川、西藏与印度开展经贸合作，并通过印度进入南亚市场铺平了道路。

此外，尼泊尔作为货物集散地在西藏对外贸易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也积极帮助尼泊尔修建靠近中尼边界的公路。1967年，中国援助尼泊尔修建了全长104公里的加德满都—科达里公路，目前，西藏与尼泊尔的定期贸易等交易都是通过该公路进行的。^[28]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尼泊尔逐渐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并希望扮演中国通向南亚的“中间站”，为此，尼泊尔积极呼吁中国参与援建中国至尼泊尔抵达印度，并最终到达印度洋的陆路通道。目前，亚洲开发银行对打通南亚陆路通道、建立中—尼—印贸易大通道持积极态度。^[29]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赞同将尼泊尔发展成为“中国连接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政策措施

四川是“无边无海”的内陆省份，其对外开放战略必须选择“借边出境、借船出海”。而具有地缘优势的西藏就是四川与南亚合作可利用的“边”。四川“通边达海”的对外开放战略离不开西藏，同时西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具有经济优势的四川。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欧美）逐渐转向太平洋（中国）和印度洋（印度），四川和西藏协同合作，加强与南亚的次区域合作具有承担中国面向印度洋开放的历史重任的经济和地缘条件。

在这一重大发展机遇中，四川西藏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全局性战略，同时也要积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来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宏观层面，四川地方政府应与西藏地方政府加强沟通与交流，双方应定期协商，明确合作的领域、合作的重点、合作的机制、合作的保障。同时，四川地方政府还应积极探索与南亚各国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进行合作的操作模式与制度机制。在微观层面，四川和西藏地方政府应在人力资源开发、企业发展、经济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方面采取措施，优化经济运行的环境，为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一）制定区域合作战略

四川和西藏两省区应在充分研究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遵照国家商务部要求有条件的省市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战略构想，制定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战略，明确合作的目标、方向、内容、方式、途径和机制。

首先，四川和西藏两省区各有关部门应进行认真探讨，在行业选择上，以在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的机械、电子、医药、化工、轻工、冶金、纺织、食品和餐饮等行业为重点。在投资主体的选择上，以实力强、管理科学、出口产品有信誉的生产企业为主。在投资方式上，以企业现有设备及成熟技术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实物为主，以从事散件组装及加工生产为重点。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以政局稳定、投资环境好、双方有相当经贸合作基础的国家为重点。

其次，四川省应积极制定出口战略。一要进一步放宽出口经营权，鼓励各类企业一起抓出口；二要在支持国有、集体、外资企业出口的同时，特别支持私营企业出口；三要培育一批对南亚贸易的龙头企业；四要在抓好电子通信、机械、医药、纺织、服装等传统出口强项产品的同时，努力扩大创汇农业技术和农业产品和以IT产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五要鼓励企业直接与南亚国家开展贸易合作，推动企业在境外设立四川－西藏商品城，使之成为四川和西藏产品走向南亚的桥头堡。

最后，四川和西藏两省区政府应积极制定工程承包战略。一要推动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积极承揽与其实力相适应的各类项目，在承担短、平、快项目的同时，大胆承揽规模大、效益好的项目，特别是技术含量高以及能带动和扩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技术和劳务输出的总承包工程项目；二要支持企业争取外国政府贷款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同时争取中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金融机构的融资；三要积极争取承揽我国援助南亚国家的建设项目。

（二）确定合作重点领域

南亚按其经济状况可分为欠发达国家（如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不丹和阿富汗）和较发达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根据四川和西藏两省区的具体情况，当前最有经贸合作发展潜力的是政局相对稳定、与我友好但经济较差的南亚欠发达国家，同时要巩固和加强与南亚较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对经济技术水平较高和资金充足的印度，应加强双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以及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并注意吸引印度和巴基斯坦企业到四川和西藏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六个南亚小国，应加强对他们的技术、设备出口，力争与他们在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有较大进展。把促进国内中低档工业品向这些国家出口和扩大从这些国家进口资源性产品相结合，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兴办一批小型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搞好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促进边境贸易向纵深发展。

在方向的选择上，应积极稳妥地引导和支持省区内具备条件和竞争力的企业到南亚投资办厂，大力发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带动两省区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应当将商贸活动和境外投资办厂同时并举，特别是积极参与斯里兰卡内战后的重建工作，主动参与南亚联盟支持的建设项目；引导企业参与马尔代夫海港建设，投资印度洋风光旅游酒店业；支持企业参与尼泊尔高山旅游业。

（三）建立组织保障机制

四川和西藏两省区政府应及时成立由省区领导负责、省区各部门组成的四川－西藏与南亚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同时吸收科研院校，特别是对口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小组中来，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建立“定期研究、定期部署、定期检查”的政府专门会议制度，研究协调区域合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研究实施四川－西藏与南亚区域合作战略的规划与政策，做好企业“走出去”的指导。省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互动，积极引导、推动和支持各类企业在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注重实效的原则基础上开拓南亚市场，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避免给企业造成损失。同时，还应成立民间研究机构，提供决策智力支持。

（四）建立政策保障机制

四川－西藏与南亚次区域合作需要中央和国家在领导、机构、资金、政策、人才、研究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并充分运用好中央政府给予的支持，扮演好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主体的角色，充分发挥中国与次区域国家合作窗口和桥梁的作用。争取向国家寻求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优惠政策。建议国家加强与南亚次区域内国家的磋商和协调，签订政府间贸易和投资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促使各方在重大项目经济贸易运行规则方面达成一致。推动建立省区政策协调机制，包括设立四川－西藏区域合作协调会，并在会内设高级专家咨询联席会议制度，对拓展南亚区域合作的一些相关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和对策性的超前研究，为协调会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搭建合作促进平台

四川－西藏与南亚区域合作需要搭建运作平台。平台的搭建涉及中央政府、省区政府和南亚国家政府，因此主要考虑设立中国－南盟博览会、川藏经济开发区和南亚领事馆区三个运作平台机制，为各方创建良好的协商沟通渠道。

1.创建“中国－南盟博览会”，实施会展经济战略

首先，借助一年一度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平台，增设“中国－南盟合作论坛”，并在“西博会”展区设立南亚专题展，为南亚各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条件，促进中国与南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全方位（包括传统与非传统）的深度合作。随着时机的成熟，协同四川、西藏和西部其他省区联合向国家建议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下专设“中国－南盟博览会”，并进而成立“中国－南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积极推动中国－南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2.设立“川藏经济开发区”，实施民族经济战略

四川和西藏两省区联合成立川藏经济开发区，其功能是通过招商引资，为四川和西藏的外经企业和南亚的外商创造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平台，更好地利用四川的经济优势带动西藏经济发展，并加快川藏铁路的建设。

3.设立“南亚领事馆区”，实施领事经济战略

四川可以规划一个南亚领事馆（或办事处）区，争取外交部的支持，让更多的南亚国家在四川成都开设领事馆（或办事处）。邀请南亚大公司在成都设立办事机构；邀请南亚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在成都办事机构；吸收南亚国家留学生，并在领事馆区辟出留学生专用公寓；主动出击，全力与南亚国家的城市建立姊妹关系。

（六）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设施

1.加强大通关建设

加强与南亚各国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的合作，创造经贸合作条件与基础，共同为双方企业投资、贸易与人员往来提供双边通关便利。如建立无障碍跨国旅游机制，争取更为宽松的跨国旅游区域合作政策，包括简化出入境手续、限时免签、落地签证政策等，消除区域旅游障碍。

2.加强大通道建设

区域合作，道路先行。四川和西藏应加强与云南和新疆等省区的协力共建和优势互补，重点建设“一桥三线”陆上通道与“四老三新”空中通道，不仅打通四川、西藏到达印度洋出海通道，实现四川、西藏与南亚的陆海空联运，而且陆上通道与我国的陆上能源通道一致，使四川成为中国与南亚和西亚的人流和物流枢纽。

一桥是指“南亚大陆桥”，三线分别指“南亚大陆桥”的东线、中线和西线。一是联手四川、云南，打造“南亚大陆桥”东线通道，即成都经成昆铁路至昆明，再经昆明至瑞丽、曼德勒和石兑港（缅甸）出海到印度洋，使成都到西亚、非洲及欧洲等地的运输距离缩短5000公里，也可确保石油进口的安全。二是联手西藏，打造“南亚大陆桥”中线通道，即川—藏—尼—印铁路通道，成都—雅安—康定—理塘—左贡—波密—林芝—拉萨—樟木，再与尼泊尔合作共建到加德满都—比尔甘季的铁路，并与印度铁路相连，到达加尔各答港、新德里和孟买港。三是联手新疆，打造“南亚大陆桥”西线通道，东起成都，经过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到达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卡拉奇，实现中国与巴基斯坦铁路联运。

“四老三新”的空中通道包括了已有的“成都—拉萨—加德满都航线”“成都—卡拉奇航线”“成都—班加罗尔航线”“成都—马尔代夫航线”和有必要开通的成都到孟买、达卡、科伦坡三地的航线。“成都—拉萨—加德满都”航线距离1854公里，可促进四川、西藏与尼泊尔和印度两国的贸易，吸引国外游客到西藏和成都旅游。成都—卡拉奇航线距离4600公里，可促进四川、西藏与南亚与西亚的经贸合作，并利用卡拉奇作为四川和西藏往来西亚和非洲的中转站。成都—班加罗尔航线距离3350公里，可促进四川与南亚信息产业的合作，并利用成都枢纽作用吸引东北亚旅客中转成都，拓展四川旅游市场。成都—达卡航线飞行距离1154公里，可促进四川与孟加拉国的经贸合作，实现空海联运。成都—科伦坡航线距离3651公里，可促进四川与斯里兰卡的经贸合作，实现空海联运。

（七）打造经贸和投资合作功能区

1.设立“四川－西藏南亚产品经贸合作区”

在成都和拉萨分别设立“四川南亚产品经贸合作区”和“西藏南亚产品经贸合作区”，引导南亚各国企业将此作为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主要载体和南亚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在成都和拉萨国际商贸城国际精品区拟建南亚馆，引进南亚国家的商家、南亚商品的总经销、总代理入场，设商品展示展销窗口，将四川和西藏国际商贸城建设成南亚国家商品的国内集散地和南亚商家的采购中心。

2.在南亚设立“南亚四川－西藏产品经贸合作区”

组织四川和西藏实力较强、有扩张能力的产业、企业在有条件的南亚国家（如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建设“四川－西藏经济贸易合作区”，建立南亚经济合作园、商品城等基地，推动四川和西藏优势产品原产地多元化，扩大与南亚的贸易额。

3.在四川、西藏和南亚互设“投资工业园区”

在四川和西藏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化功能的，集加工、物流、商贸和金融等于一体的“四川南亚投资创业园区”和“西藏南亚投资创业园区”，吸引南亚外资开展投资领域的深度合作。在南亚国家（如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建立“四川－西藏投资工业园区”，推动四川和西藏优势产业和过剩产业向南亚市场转移，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四川造”和“中国西藏造”品牌。

【注释】

[1]Li Chengyang，Lye Liang Fook，“China’s Polices Towards Myanmar：A Successful Model for Myanmar Issue？”，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7，2009（2）.转引自陈迎春：《论印度洋与中国的“南向战略”》，《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陈迎春：《论印度洋与中国的“南向战略”》，《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漆先望：《2010四川经济展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李涛、王新有：《20世纪中叶以来印度对华政策中涉藏行为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4期。

[5]贾江华：《历史与逻辑：中国外交战略发展30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Mohan Malik，“India⁃China Relations：Giants Stir，Cooperate and Compete，Special Assessment：Asia’s bilateral Relations”，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October 2004，5－1.

[8]Ajmal M Qureshi：《中国的崛起与中巴关系的战略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

[9]杨文武：《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10]《四川与南亚迎来深化合作机遇期》，《四川日报》，2010年10月1日，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0/10/01/012915282.shtml。

[11]杨继瑞、孙进：《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南亚：现状与前景》，巴蜀书社2004年版。

[12]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的旅游合作》，《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

[13]于进川：《成渝经济区与南亚经贸合作战略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4期。

[14]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

[15]《1—11月月西藏边境贸易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新浪财经，2010年12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22/10219144850.shtml。

[16]《2009年西藏边贸逆势增长3.8%》，国际海运网，2010年2月2日，http://info.shippingchina.com/stats/index/detail/id/8606.html。

[17]《西藏打造“天上的旅游产业”》，《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2月9日，http://finance.jrj.com.cn/2010/02/0913256953766.shtml。

[18]谭镜明、图登克珠、陆辉：《西藏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0期。

[19]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的旅游合作》，《南亚研究季刊》，2009年第2期。

[20]《“西藏游”昨日在西北民航峰会成最热门话题》，《华西都市报》，2006年6月21日，http://www.wccdaily.com.cn/2006/06/21/200606215544541766193.htm。

[21]《川藏铁路9月底开工投资逾五百亿》，网易新闻，2009年9月1日，http://news.163.com/09/0901/02/5I3EG7EL0001124J.html。

[22]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

[23]《樟木口岸今年全年贸易量有望突破3亿美元》，西藏新闻网，2010年10月12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caijing/2010－10/12/content＿558345.htm。

[24]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

[25]陈继东：《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

[26]《中印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人气、物流”齐聚》，中国证券网，2010年5月4日，http://www.cnstock.com/index/gdbb/201005/516854.htm。

[27]Rajeev Ranjan Chaturvedy，“Nathu La：Renewing the India⁃China silk route”，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Jule 23，2006.

[28]杨继瑞、孙进：《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南亚：现状与前景》，巴蜀书社2004年版。

[29]李涛、戴永红：《尼泊尔政局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