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国角色

第二节　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国角色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在世界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必然发挥重要的作用。1997年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降临东亚。这场始于泰国、又迅速扩散到整个东亚、并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　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危害之大、波及之广，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严重的经济危机催生了政治危机，许多国家政局不稳、出现混乱。受此危机的影响，长期引以为傲的“东亚奇迹”受到广泛质疑和引起普遍反思。

面对这场重大危机，中国挺身而出。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首先，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其次，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中国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以制止危机蔓延、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为克服金融危机的自主选择三项主张。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1998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进一步强调东亚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调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短期流动资本的调控和监管，主张东亚国家就金融改革等宏观问题进行交流，建议在“9＋3”框架内开展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级对话，并根据需要适时成立专家小组，深入研究对短期流动资本进行调控的具体途径等。

中国的这些措施对于帮助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国家克服危机、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了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辩论对华政策的用语。中国从大局出发，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主动向受冲击严重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负责任大国”^[2]。对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积极贡献，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评价。雷曼公司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说，在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很负责任，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和建设性作用^[3]。中国设法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危机之初就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紧急援助，并在地区和国际努力方面也积极合作。如果人民币也贬值，那就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造成更大冲击。

具体来说，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如下方面：

首先，没有中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合作是不完整的。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临海国家，并且拥有众多的岛屿。这样，在地理上中国是联结“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的纽带。没有中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合作，从地理上而言就是断裂的，极为不完整的。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

其次，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不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动权，继续坚定地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愿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依托，与东盟一道推进东亚合作，为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东盟的地区主义一直是以维护东盟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无论是“10＋3”还是东亚峰会等等，都是以东盟为基础的扩大，而不是放弃东盟的主导地位。但是，东盟自身力量的有限性使得其发挥主导作用时有些力不从心，若没有其他强大国家的合作、支持和配合将不能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在这方面，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支持其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扮演核心的作用。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中心、主导作用，但事实上这种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正是借助中国这一支点，东盟的杠杆力量才得以显示出来，从而使东亚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可见，未来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推动力量与主导力量仍将是中国与东盟双方的合作。

第三，中国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中国积极倡议建设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尽管日本对此反应冷淡，但中国仍不遗余力地推动此事。如果缔结三国自由贸易区有难度，必要的时候，可以从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开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力推动东北亚的一体化。这对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萌芽于2001年的汉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政府同年正式提出构建设想。2001年3月29日到30日，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学者在汉城召开题为“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和环黄海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在国际性的会议上郑重提出了这种设想。2001年11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金边出席“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会议期间，主持了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理金硕珠参加的三国首脑会谈。在会上，朱镕基总理正式提出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第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

在文莱会议上，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宣布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那么，为什么双方能够这样快达成协议呢？这个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呢？

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1992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次年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1995年中国—东盟高官会议正式建立，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次年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10＋3”和“10＋1”的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

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期间提出的。领导人会晤期间，东盟方面提出中国加入WTO对东盟影响的关注，中国方面提出就中国—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根据领导人的指示，随即成立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经过研究，专家组向领导人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建议被双方领导人采纳。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200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395亿美元，东盟在中国的商品贸易市场上的份额提高到8.3%，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东盟的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提高到3.9%，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尽管如此，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和东盟共有1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为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1.7万亿美元。据研究，如果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东盟向中国的投资增加48%，使东盟的GDP增加0.9个百分点；使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增加55%，使中国的GDP增加0.2个百分点（这是东盟秘书处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计算的结果）。事实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增加区内贸易，而且会促进外部对区内的投资以及区内本身的投资。从发展区内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会大大增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会参考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方式。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始于1992年，原计划用15年时间完成。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通过落实“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s，CEPT）进行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一再提前，开放的项目一再扩大。1994年，东盟决定把CEPT完成的时间由15年提前为10年，即从2008年提前到2003年，规定被列入“暂时排除项目单”的商品5年内到期失效（2000年），并且使CEPT扩展到未加工的农产品。1998年东盟决定把实施CEPT的时间再提前一年，即到2002年，6个老成员国承诺到2000年把85%的CEPT关税降到0%～5%，2000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90%，2002年提高到100%。新成员中，越南到2003年、老挝和缅甸到2005年实现目标。与此同时，东盟还制定了“东盟投资区”建设计划，规定东盟老成员到2003年，新成员到2010年完成计划目标。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既包括关税减让，也包括非关税削减。为了削减非关税障碍，东盟制定了“流转商品便利化框架协议”、“相互承认安排框架协议”等。

有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验，考虑到中国2005年完成对加入WTO的市场开放承诺，当时预计用10年的时间在中国和东盟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安排是不成问题的。10年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个开始的时间原点，也就是说，在10年期间要完成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其中绝大部分项目是用不了10年的。

当然，尽管中国和东盟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但是也存在一些相互竞争性很强的产品。因此，在如何安排“敏感产品”的开放，如何保护弱势产品，也即如何达到双方互利双赢，还是有不少难题需要解决。尤其是，东盟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很大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外资流入大大放慢，使新竞争性产品能力的形成缓慢。而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外资继续大量流入，形成了许多新的具有竞争性的产品，这种情况使中国与东盟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不平衡的局面，从而使东盟对中国竞争的担心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着东盟对中国竞争的担心，最终东盟还是同意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根本原因是东盟不仅看到了竞争压力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机会的一面。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大市场，对东盟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当然，中国和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使人们担心这会不会使东亚合作产生分裂。应该说，处理得好，不仅不会有损于东亚合作，而且会有利于东亚合作进程，成为加快东亚一体化的一个有利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可以设想它将可能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中国和东盟先行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把其他国家吸引进来；二是激励其他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加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从而激励东亚领导人及早对“东亚合作展望小组”关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做出决定，提出落实规划并开始实施进程。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和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就会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而也就可以体现中国和东盟在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领导者的作用。

根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已达1 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商务部亚洲司官员许启菘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东盟近年来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形成了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自1992年至今年均增幅达20%以上。目前，东盟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除政府间合作外，更重要的是双方应当大力推动民间合作，加强双向投资。中国可以在纺织机械、面料、农业机械、饲料等方面加强对东盟的投资与合作。

第五，中国在各种东亚合作机制中的作用。

中国支持其他合作组织和合作机制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中国支持东亚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洲—中东对话、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机制保持协调，努力营造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各展所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合作新格局。在这里主要讨论“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机制。

“10＋3”会议机制最初萌发于危机意识。1997年底，在马来西亚首次举行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与中、日、韩合作进程正式启动。这是在世纪之交，东盟第一次以组织的形式与东亚的重要国家进行对话，不仅可以推动东亚的合作，而且使东盟与东亚大国平起平坐，在地区合作问题上进行对话。当时东盟国家只有9个成员国，到了1999年东盟发展成为10国，“10＋3”的机制完全启动。目前“10＋3”机制已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发挥着推动地区经济融合的主要作用，并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东亚地区多样性特点的合作之路。

与“10＋3”机制同时启动的，还有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东盟与日本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韩国领导人会议，简称“10＋1”机制。这一机制旨在加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在双边范围内的关系与合作。通过“10＋1”机制，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取得了稳定发展。

东盟国家与中、日、韩的合作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合作。经过10余年的发展，“10＋3”已经为参与各方所认同，合作也形成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差距明显，“10＋3”合作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各方也就未来朝着“东亚共同体”方向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东盟国家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东亚共同体”建设，不仅可能会否定东盟的领导作用，还可能会影响东盟作为地区组织的凝聚力，甚至影响东盟的生存。

考虑到地区合作的经济需求和政治现实，东盟对加强“10＋3”合作的基本主张是根据地区合作发展的需要，同意“10＋3”的合作向“东亚共同体”过渡，但同时坚持东盟在此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并尽量保持现在的模式，以便使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有更多的调整和一体化的时间。东盟同时也在强化“东盟共同体”（计划在2020年建成）的建设，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合作建议。

1998年12月16日第二次东亚领导人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这次会议取得了具体的成果，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加强东亚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提议举行东亚国家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研究国际金融改革及监控短期资本流动的问题。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国的建议，这使得东亚地区第一次有了高层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并就地区重大的经济问题寻求建立合作机制。2001年11月的文莱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成为文莱会议的最引人注目的新闻。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于2000年11月25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议就落实1999年领导人声明的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措施，肯定了2000年5月财长会议就货币合作达成的“清迈协议”，就金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行动计划，就加快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行动计划，同时，领导人还同意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投资区和全面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这次领导人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务实作风和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为东亚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新加坡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东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特别是确立了中日韩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协商与合作机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之间建立正式的协商合作机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主要作用是做出共同努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以及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

2001年11月的文莱领导人会议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是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怖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一件大事；二是受美国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坏。在此情况下，人们非常关注东亚领导人会议是否能够成功召开并取得突出的成果。这次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令人瞩目：

其一，领导人表示了继续推动东亚合作的决心，并且指示由政府高官组成的“研究小组”就如何落实“展望小组”提出的关于东亚合作的长期设想建议进行研究，并向领导人提出落实的意见。

其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推动东亚合作，一致同意设立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以及工商论坛。

其三，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宣布用10年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成为文莱会议的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中国积极支持东亚峰会。东亚各国开辟了东亚峰会这一新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和本地区其他现有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凝聚智慧，汇集力量，优势互补，走出一条对内深化合作、对外扩大开放、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发展道路，开创互利共赢的地区发展新局面。东亚各国应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扩大交流，深化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

2005年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在发表了《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和《关于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的东亚峰会宣言》后宣告闭幕。参与这次会议的除了东盟10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6个国家。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合作，增进友谊，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舆论认为，这是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分水岭式的事件”。此间专家认为，峰会的召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创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东亚合作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主任张锡镇教授认为，此次峰会的最大成果在于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新模式”，并随着《吉隆坡宣言》的签署基本成型。他认为，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东盟，一个中小国家的联盟组织，而不是该地区的某一个或几个大国，这一点与很多区域合作组织不同；此次峰会的成员范围很广，除了东盟10国和中、日、韩以外，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超越了地区界限。东亚峰会有别于其他区域组织而成为一个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机制。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浩教授认为，东亚峰会的召开引起了世界对东亚地区的极大关注，突出体现了东亚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次峰会为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建立了新的平台，也为地区大国相互间协调关系提供了机会。同时，对促进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具有积极作用。

东亚合作是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具活力，也是前景最被看好的组成部分。自1997年以来，一年一度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走向机制化，现已开辟17个合作领域，建立了48个合作机制，其中部长级机制就达14个。目前，东亚区内贸易占东亚国家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区内投资已占东亚经济体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新的区内产业、投资和贸易循环正在形成。这为东亚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专家们认为，东亚峰会是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加快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事物，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本地区各国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愿望，为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是本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尽管各国间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共同利益在不断扩大，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会一帆风顺，制约和影响东亚一体化建设的因素也客观存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谋求发展与繁荣、造福于人民是本地区各国的紧迫也是根本性的任务。就东亚合作本身而言，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整体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刚刚开始，有些还在商谈之中，贸易合作还相对集中于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的“10＋1”机制上。东亚区内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合作也缺乏协调性。东亚经济合作进程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经济体，还不能适应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

应该说，东亚地区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已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东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将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尽管峰会召开前，不少国际观察家认为，由于美国的态度以及中日、韩日关系持续紧张，此次峰会“虚多实少”，成果有限。但从两天的会议情况看，这次峰会仍然有所突破。

首先，首届东亚峰会充分显示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按最初的倡议，东亚峰会的参与国应为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即“10＋3”全体成员。随着东亚合作影响的扩大，邻近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等国也要求参加东亚峰会。最后，首届东亚峰会的主办方东盟选择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峰会成员来自3个不同地区，意味着所谓“东亚”已经突破了地理概念，打破了区域合作的地域限制。各成员国不是基于区域的一致性，而是基于战略利益的相关性走到了一起，这是区域合作的创新模式。其次，首届峰会构建了经济合作平台，将亚洲一体化定位为经济合作，体现了务实的态度，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东亚合作进程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那时，本地区各国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并以积极的态度推进这一合作进程。如今，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也为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日本经济有望走出长期萧条之势，东盟国家彻底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使得东亚经济再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大增强。但是，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亚洲一体化进程也不可能冒进。亚洲各国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加之存在诸多历史、地缘政治等纠葛，期望东亚峰会催生欧盟式的新亚洲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安全才是亚洲各国当前的主要共同利益所在。峰会发表的宣言明确了东亚“一体化”目标，但是回避了峰会前有关国家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提议，原因即在于此。再次，峰会明确了政治和安全合作在东亚峰会中的重要地位。峰会《吉隆坡宣言》提到，东亚峰会将着重致力于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促进东亚地区的金融稳定和能源安全，推动在保护环境、预防传染病及减灾等领域的合作等。“政治和安全”是首先被提及的领域，这为今后本地区各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埋下伏笔，有利于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不会一帆风顺，制约和影响东亚一体化建设的因素也客观存在。首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亚洲的贫困人口占到世界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均产值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贫富差距拉大，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幅增长，生态与环境持续恶化，都给东亚区域合作笼罩上阴影。其次，历史遗留问题也影响和制约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例如，由于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舆论和专家们认为，由于影响和制约东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众多因素，东亚合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操之过急，而应本着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原则，先易后难，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区特色的区域合作之路。另外，东亚合作机制应与本地区业已存在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协调，以形成地区合作的新格局。

东亚合作所出现的如此好的形势，吸引众多区外国家参加，当然与东盟和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中国作为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其作用更是有目共睹。中国一直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同时，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一直在努力为东亚合作做出贡献，中国在历次“10＋3”会议上，共提出数十项加强东亚合作的倡议，并一一加以落实。应当指出，中国之所以积极投身于东亚区域合作，并非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言，是为了在东亚称王称霸，或是要争夺什么主导权，而是为了东亚的长远发展。中国深刻体会到，由于自己与东亚各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因此只有整个东亚地区强大了，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快。中国与东亚相互依赖，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从客观上确立了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而中国实行的推动区域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中国正在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总之，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负责任的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