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五帝”，即《史记》所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1]“华”，是指以先秦时期的华夏族为主体、到汉代发展而成的汉民族，他们是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夷”则指秦汉时期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内及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他们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祖”则指中国大一统思想语境下的以黄帝为首的民族共祖和肇始人君。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出了五帝世系，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以五帝为中心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或“华夷共祖”思想，反映出作者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华夏和匈奴、越人都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西南夷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明确体现出“华夷共祖”的思想。
关于五帝世系，20世纪初期的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这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2]其实，五帝有无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所反映的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轨迹，所反映的中国民族同根共祖，即“华夷共祖”的思想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对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才是史学研究的所在。本文拟就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影响和意义做如下分析。
一
《史记》开篇人为构拟出的五帝世系，除照顾到历史的顺序外，也是司马迁以他大一统政治理想统领全书的一个内在逻辑起点。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长成后娶西陵之女，生玄嚣和昌意；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则高阳为黄帝之孙，是司马迁五帝谱系中的第二帝颛顼，从黄帝娶西陵之女和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来看，黄帝时代与西部的民族交往频繁。
作为颛顼亦不同寻常，据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颛顼死后，由他的侄儿高辛继位，是为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载：“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
帝喾死后，由其子放勋继位，史称尧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如此仁爱的尧帝死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
接替尧帝的舜帝虽然不是尧帝所生，但同样是黄帝的直系血亲后裔，据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如此一辗转推考，则虞舜是黄帝后裔无疑。
司马迁以大一统政治理念构建起来的早期帝王，个个道德高尚，是大一统条件下，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理想的君主，他们都是黄帝的后裔，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这些理想的政治人物，为司马迁在《史记》相关传记中表达“华夷共祖”的思想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司马迁笔下，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民族自然是黄帝的直系苗裔。先看华夏先祖夏禹，《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3]则夏族是黄帝直系子孙无疑。
商族也是黄帝子孙，《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4]尽管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贞洁受孕的传说，但简狄为帝喾之妃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即契是帝喾法律意义上的子女。
按司马迁的记载，周族与帝喾的关系更亲密。《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5]同样，虽然有姜原践巨人足迹贞洁受孕的传说，但由帝喾妻所生之子亦是其法定子女。由此来看，周族和商族这个历史久远的民族有着多么紧密的血缘与亲缘关系，正是以他们为核心，加上古老的夏族，在广泛吸收周边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古老的夏、商、周三族同时存在于相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分别建立过夏、商、周三个王朝，他们是中国民族最早的核心，以之为主体，不断向着中华民族发展，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凝聚力是中国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最初起点。夏、商、周三族是华夏族和汉族的先民，共祖以黄帝为首的五帝。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的“华夷共祖”思想，首先强调的是华夏共祖，接下来才是华夷共祖。我们认为这一认识较为符合先秦以来华夷互化、华夷相融的基本史实，即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不仅政治上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思想文化上也有诸多认同。
对于华夏族和汉民族周边的“夷”，司马迁在《史记》中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各少数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从而完整地表述了“华夷共祖”的大一统思想。现将相关史料综述如下，以说明之。
分布在西部的秦人，本为西戎，司马迁认为他们是黄帝后裔，《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6]
分布在中南部的楚人也与秦人共祖帝颛顼，《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7]
分布在东南的越人也是黄帝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8]勾践的子孙到汉代被汉中央政府封为王侯，《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9]勾践作为大禹之后，大禹为黄帝之后，那么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自然也就是黄帝后裔了。
分布在北方的匈奴虽然一直威胁汉族，是当时汉王朝民族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与汉族仍有文化渊源关系。《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10]可见，匈奴也是黄帝苗裔。
分布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与黄帝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楚人庄蹻王滇，带去了众多的楚人，汉朝建立后，庄蹻的后代仍世袭滇王，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11]楚人的先祖为帝颛顼，作为楚苗裔的滇王，当然是黄帝苗裔了。由此亦可窥见先秦、秦汉时期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和长江上游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这种民族关系后面隐藏着一股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便是“华夷共祖”的文化认同，这也就是西南各民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发地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种文化必然。
总之，在司马迁看来，汉族四周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族，都与汉族一样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2]，虽然该看法有些片面，但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一方面是秦汉政治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先秦到秦汉华夷融合的基本史实。
二
我们认为，“华夷共祖”观念的产生首先是先秦以来各民族对黄河流域文化认同的必然结果。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已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系统，且各系统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多元的文化态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地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其中，黄河流域是我国境内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位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和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遗址，是两处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有7000余年。其文化遗存反映了磨制技术的成熟、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聚落的建立等内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分布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山西，并辐射至河北、河南、宁夏、甘肃、内蒙古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曾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13]到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早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境内最为发达，影响也最大的地区。在这种背景下，把主要形成于黄河流域的五帝系统，作为各民族文化凝聚的核心和“华夷共祖”的形象予以树立，最具有现实的号召力。
其次，“华夷共祖”观念的确立是先秦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和大一统思想历史积淀的结果，其标志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全国大一统的第一个高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对大一统学说的一次成功检验，也是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所谓大一统，是指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和拥护这种政体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华夷共祖”就是大一统，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据有关专家研究，在秦汉以前的3000年间，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历史舞台，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融合，为华夷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历史的基础。[14]第一次融合及统一的趋势，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铜石并用时期。此时的中华大地已在诸多地区都透射出文明发达的曙光，而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最先开始了统一的趋势，其标志是黄帝部落分别在“阪泉之野”和“涿鹿之野”征服炎帝和蚩尤部落后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统一黄河中下游各部落和部落集团的大联盟，黄帝成为共主。第二次是夏、商、周的替代和融合，从而逐渐形成最初的人们共同体——华夏族，其标志是：有了共同的族称——夏、共同的地域观念——禹域（与四夷相对称的中国），初步构成了有共同祖先来源的谱——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等等。与之相应，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5]的诗句，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最初表述。第三次融合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已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已形成华夷五方格局与华夷统一的历史趋势。生于春秋乱世的孔子，适应人心思定的时代要求，主张“克己复礼”，以周天子为核心，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荀子强调“天下为一”。《春秋公羊传》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6]这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大一统”概念。“大”，重视、尊重之意，“大一统”就是明确要以一统天下为己任。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公羊学说最具代表性。
尽管如此，反映大一统的“华夷共祖”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未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华夏族的民族观中，对非华夏族是歧视的、不平等的，这在《礼记·明堂位》中有明确记载：“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17]由此可见，属于华夏族的诸侯都在明堂之内，而“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只能在东西南北四门之外，其受歧视与不平等待遇是显而易见的，其主导思想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此外，在先秦时期的一些著作中还常把戎狄比作豺狼，管仲曾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而且甚至在文字符号上都带上歧视色彩，当时的文献如《诗经》《春秋》《左传》等在提到少数民族时，往往在其所称呼的文字旁加上犬字旁或虫字旁，因而华夏与戎狄自然不能共祖了。
秦汉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下的大一统的基本格局，使统一趋势变为现实，使各民族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为司马迁体现大一统思想的“华夷共祖”观念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现实可能。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诸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随后，“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匈奴），略取河南地（即灵、夏、胜等州，分别治今宁夏灵武县、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今福建），取岭南越地，置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桂林郡（置今广西桂平）和象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今陕西北部与河套地区）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古地区），筑亭障以逐戎人”[18]。至此，在西至甘宁，北至内蒙古，东至海及辽河以东，南至岭南的广大地区，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这一统一虽仍以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为主，但却包括了周边的部分少数民族，如南方的百越和苗瑶，西部的氐羌，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及东北的民族。先秦时期居于今山东、淮河流域的东夷，已成为秦人，完全与华夏族融合了。秦朝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虽然仅仅维持了15年，却具有开创性意义。
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社会经济残破不堪，对待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以和平相处为主，例如与匈奴的“和亲”[19]，封东瓯、闽越为外诸侯[20]，与占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的南越遣使通好[21]等等。
在西南，汉武帝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始先后设立了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牂牁郡（治故且兰，今贵州贵定）、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益州郡（治滇池县，今云南晋宁）等[25]，在这些地区采取羁縻统治，在安排郡县官吏时，保留着地方少数民族上层，如赐滇王印，任用夜郎王等。于是，西南各民族开始纳入统一多民族的郡县体制之内。
此外，对于更为边远的少数民族，两汉政府设属国，由都尉管辖，前后设有广汉属国、蜀都属国、犍为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辽东属国[26]等。
随着周边少数民族分布区郡县制的深入，汉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更加稳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需要大一统理论的支持，秦汉之际公羊学派盛行，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来维护统一政治的理论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并将之贯穿到相关的国家政治理念之中。从此，“大一统”开始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史记》的五帝世系和“华夷共祖”思想正是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和确立正符合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时代的要求。
当然，这些也与司马迁个人的经历和认识水平分不开。如前所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大一统局面已经确立，西汉正处于汉武帝时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张骞通西域后，使人们关于“天下”的观念大大地扩展了。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他有条件游历四方，包括对西南地区的考察，亲自参加了某些民族工作。同时他从前代著述诸如《逸周书》《尚书》《左传》《国语》《大戴礼记》等中继承了有关思想，汲取了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使之能够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博大胸怀和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关系问题，认识上便获得了升华和飞跃。他有意识地将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国民族的统一体中，表明了各民族均是天子臣民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华夷共祖”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中国群雄割据的大分裂时期，这一思想也不曾动摇。这里仅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为例。
东汉以后，中国北方、西北方的部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相继内迁，在原来汉民族分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政权，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以匈奴、鲜卑为首的“五胡”都自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这种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二：一是内迁的“五胡”汉化程度很深；二是“五胡”作为统治民族，为了更有效地治理统治区的汉民族，便沿袭了司马迁“华夷共祖”之说，都旗帜鲜明地强调本民族是黄帝后裔。于是，汉族与“五胡”在政治上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华夷共祖”的文化认同，其结果则是在隋唐更大规模的大一统时代到来之时，“五胡”基本上都融入了汉族，使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更加强大，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向前发展，其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深远。
作为系统记载“五胡”及其所建政权情况的《晋书·载记》，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华夷共祖”思想，多次强调“五胡”皆黄帝后裔，或者强调本族与汉族有亲缘关系。与汉代不同的是，“五胡”统治者除了有“华夷共祖”的思想意识之外，还以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以之来治理国家，目的是希望得到汉民族上层贵族的支持，同时在客观上也使“五胡”快速融入汉民族之中。
“五胡”十六国时期比较典型的具有“华夷共祖”意识的民族有以下几个：
建立汉（前赵）、大夏、北凉等政权的匈奴。《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是“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至于为什么会姓刘，《晋书》亦做了详细说明，“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27]。正因为如此，刘元海起兵反晋时便打出了复“汉”的旗号，并在永兴元年（304年）“（刘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28]。刘元海的思想意识与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认真学习，与其对“华夷共祖”思想有较好的文化认同是分不开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曾载：“（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29]
曾建立前燕、西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等政权的鲜卑人亦被认为是黄帝后裔。《晋书·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环，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按黄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30]因此，有着共祖黄帝思想的慕容鲜卑汉化程度很高，《晋书·慕容皝载记》载：“（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31]
建立前秦、后凉政权的氐人本为西戎，《晋书》亦记他们为黄帝后裔，《晋书·苻洪载记》载：“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32]有扈为大禹之后，而大禹为黄帝之后，由此推之，则有扈当然为黄帝苗裔。所以，氐人符健称帝后向天下颁行诏书，要求百官每年向政府推荐贤良、方戎、孝廉等博学之士，而这些人实际上都是黄帝之后，是熟悉儒家经典、具有“仁义礼智信”道德情操的汉族知识分子。
建立后秦的羌人，《晋书》也记载他们是黄帝之后。《晋书·姚弋仲载记》载：“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按，帝舜）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33]对此，《国语·鲁语》明确地说有虞氏是黄帝之后，“故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效鲧而宗禹”[34]。
在“五胡”所建国的国名中，不但充满了华夏色彩，更有甚者是以夏为国名。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高平建大夏国，其之所以称夏国，是他们自认为是夏后氏之苗裔，《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35]显然这一思想是司马迁“华夷共祖”思想的沿继。此外，从赫连勃勃与后秦降将王买德的对话中，也可十分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上已经深深地打下了华夏正统思想的烙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36]
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夷共祖”思想不断得到深化，其影响日益深入人心。从魏晋南北朝起，少数民族走上争夺中原政权帝王宝座的历史舞台。以后无论是汉族为统治民族，还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都认同自己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成员。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朝代，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其官修史书皆为“正史”。到了近代，面对列强威胁、侵略中国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时，中国各民族同仇敌忾，共同奋起反抗，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特别是现当代海内外华人的“寻根祭祖”热，正是中国民族这一文化传统的最生动的体现，它所反映出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是中国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所反映的文化意涵十分丰富，在新时期也可诠释出新的意义。在新时期有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要弘扬和培养中国民族精神，首先就要追溯、研究中国民族精神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欲了解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就不能不从中国民族的共祖说起。
综上所述，在汉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华夷共祖”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并由此发展为中国民族凝聚力，这是中国各民族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推动力，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统”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作用。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
【注释】
[1]以下所引的《史记·五帝本纪》，皆见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 48页。恕不一一注出。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页。
[3]《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49页。
[4]《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91页。
[5]《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1页。
[6]《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73页。
[7]《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89页。
[8]《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739页。
[9]《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页。
[10]《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9页。
[11]《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7页。
[12]《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者，纣亲戚也。”周武王灭商纣王后，“乃封箕子于朝鲜”。又《史记·朝鲜列传》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 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09、1620和2985页。
[13]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邯郸市文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14]陈连开：《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特点》，见黄爱平、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页。
[1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3页。
[16]《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子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见李宗侗注释《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7]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礼记·明堂位》，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18]《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52～253页。
[19]《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94页；《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3754页。
[20]《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页；《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59页。
[21]《史记·南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67、2968页；《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48页。
[22]《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12～1614、1619页。
[23]《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60～3863页。
[24]《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8～1631页；《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59页。
[25]《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599～1602页。
[26]《后汉书·郡国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3505～3554页。
[27]《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644、2645页。
[28]《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649～2650页。
[29]《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645页。
[30]《晋书·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03页。
[31]《晋书·慕容皝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6页。
[32]《晋书·苻洪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67页。
[33]《晋书·姚弋仲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959页。
[34]《国语·鲁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35]《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202页。
[36]《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20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