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思想特点

第三节　秦汉时代的思想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呈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这是一个政治动荡、政权分裂的时代，亦是一个思想活跃、诸家纷呈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面对着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而动荡不已的政治形势，各个阶级、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上学术思想舞台，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或著书立说，申明己见，或互相论争，互相诘辩，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虽然各家都想以自己的思想说服别人，统一别人的思想，但是却是不可能做到，无法实现的。因为谁都没有政治强权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又不可能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别人的思想而使其不存在，所以便是一个思想纷呈的争鸣局面。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均各有所主、各有所长。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对各家的是非、得失、长短、思想要旨，作了精当的揭示、评论: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20]

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百家概括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其后，班固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把先秦诸家学说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从司马谈的“六家”，到班固的“十家”，大体上把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确定下来。除此之外，兵家单列而独立存在。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此说。

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各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都想说服别人，企图以自己的思想来统一别家的思想，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然而却做不到，亦不可能实现，所以只能百家争鸣，彼此共存。因为当时的政权是诸侯争霸、相互兼并、纷争割据的状态，这就为各家的思想主张提供了根植的土壤和表现的舞台，所以不可能形成、确立“定于一尊”的思想。

秦汉时代则不同，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必然要求统一，不能允许各家各派的不同观点，各有所主，争论不休的状态存在下去。历史要求或殊途而同归的思想融合，或一家独尊而废黜他家的思想排斥。秦朝崇尚法家而“焚书坑儒”，《吕氏春秋》的“一则治”、“一则安”，又容纳各家长处的精神;汉初采纳道家思想，是因其取阴阳、儒、墨、名、法之要、之善，而无所不宜，无所不为的融道精神，黄老无为而治，《淮南子》的编撰;汉代中期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都是秦汉时代思想融合、思想一尊的具体表现和思想特点。

吕不韦作为秦朝相国以及其与秦始皇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召集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其思想初衷是为秦朝新政权提供思想指导和统治根据。《吕氏春秋》虽然兼采容纳了各家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肯定各家思想的优点、长处。然而，治国却不能各持一见，所以说:“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21]治国只能用一种思想学说，用两种，听众议，则国不治而危无日，所以要“不二”而“一”也。

《吕氏春秋》的“不二”而“一”的思想，显然是以法家思想统一众心耳目，推行国家政令。秦始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便是以法家思想统一思想、治理国家的具体表现和实际措施。由于法家“严而少恩”，加之秦始皇将其推之极端，而实行严刑峻法，苛政天下，故使暴秦苛政短命而亡，法家也好景不长。

西汉初年，思想家总结和吸取了暴秦用法家思想行苛政、施重刑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法家的偏颇、短处，认为要吸取、采纳各家的优点、长处。各家学说的“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的思想要旨，都是治国、平天下所需要的。尤其是道家能博采众家之长，又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即“无为”，又“无不为”，“其实易行”，对于这种“事少而功多”的学说，当然要采用作为治国的理论指导和统一各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了。因此，淮南王刘安便组织其宾客编撰了《淮南子》一书。

《淮南子》的写作目的、思想要旨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德)之心，合三王之风……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22]究天地之理，通古今之事，应万物之化，合三王之风，立适宜之制，旨在备帝王之道以统理天下，治理万民，这便是《淮南子》的出发点和归宿地，即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根据。该书具有理论的综合性和时代性的思想特点。

西汉中期，汉武帝为确立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思想权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这种尊崇儒家而排斥各家的统一意识形态，虽然适应了大一统封建政权的需要，但却限制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影响了民族创造力的正常发挥，扼杀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亦为“君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吸纳百家、融合各家的“杂家”思想体系，被单一的儒家思想学说所排斥、所代替了。

秦汉时代的思想特点与先秦相比，由于政权是统一的，所以要求思想也是统一的。不论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杂家”体系，还是儒家独尊的单一思想，都反映这一时代思想适应政治需要而趋于统一的思想特点。

与此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认识的提高，理论的深化，哲学家、思想家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开始确立系统的宇宙观，发展了辩证法，并使哲学与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学、医学、养生学等)紧密地结合起来。汉末，谶纬迷信的滥觞，批判思潮的形成，异端与经学的斗争等，都显现了这一时代的思想特点，亦说明用一种思想统一、禁锢人们，是不会成功的，因为文化专制只能行一时，不可能长久，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主体意识的。

【注释】

[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后汉书·皇甫嵩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商君书·更法》。

[6]《商君书·定分》。

[7]《申子·大体篇》。

[8]《申子·佚名》。

[9]《慎子·威德篇》。

[10]《韩非子·定法》。

[11]《韩非子·难势》。

[12]《韩非子·定法》。

[13]《韩非子·定法》。

[14]《韩非子·定法》。

[15]《韩非子·难三》。

[16]《韩非子·难势》。

[17]《韩非子·王蠹》。

[18]《史记·太史公自序》。

[19]《后汉书·张衡传》。

[20]《史记·太史公自序》。

[21]《吕氏春秋·不二》。

[22]《淮南子·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