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敦煌

秦汉时期的敦煌

强大的汉帝国

图10　距敦煌100公里的肃北大黑沟春秋战国岩画，反映了当时居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游牧民族生活侧面。

据文献记载，在夏代以前敦煌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图10），约在商周时期，这一带居住着羌人、乌孙、月氏等民族，过着狩猎游牧生活。战国至秦的时期，强大的月氏人吞并了羌人，又把乌孙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地区，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西汉初年，居住在蒙古高原彪悍骁勇、善于骑射的匈奴人逐渐强大起来，发兵打败了月氏，把月氏人驱逐出河西一带。从此匈奴控制了河西乃至整个北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自从匈奴称霸河西地区后，不断地发动战争，扩张势力，向南吞并了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很快控制了西域地区。除在河西和西域占领区内征收赋税外，还切断了中原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同时不停地挑衅侵扰西汉边境，肆意掠夺边境住民的粮食和财物，把抓俘的百姓当作奴隶，使边境的百姓终日不得安宁，对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西汉初年，由于战争频繁，西汉王朝根本无力抗击匈奴的侵扰，只好采取和亲政策换取暂时的和平，而且每年给匈奴赠送大量的粮食、丝帛等生活和生产用具。到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以恢复，国富民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大规模地进军西北地区，消灭匈奴势力。为了“断匈奴右臂”（《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汉武帝在全国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以约结大月氏，联姻乌孙，一起抵抗匈奴的侵犯，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此次出使的目的虽未达到，却给汉朝带回了丰富的有关匈奴和西域的情报。而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

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攻打匈奴，他们从陇西出发，翻越祁连山，在皋兰山下打败河西匈奴八千多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率大军攻进祁连山，消灭俘虏匈奴三万余人，收复了河西。当时控制河西西部的浑邪王因受这两次战争的沉重打击，便杀了驻守河西东部的休屠王，率领部众投降汉朝，至此敦煌和河西走廊正式归入汉王朝版图。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将军和卫青大将率步、骑兵数十万共同击败匈奴主力于漠北，彻底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了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尤其是酒泉、敦煌两郡，不仅是汉王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还是进军西域时粮草、武器的供应地，自此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汉武帝还在敦煌通往西域的南北两道的道口上，分别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两个边塞“耳目”，两关之间有烽燧相连，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所以说敦煌又是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镇。敦煌成为郡后，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很快发展起来。汉武帝为了巩固这块战略要地，防御匈奴的侵扰，还从酒泉修筑长城延伸到敦煌郡的北部（图11）。调遣大批士兵到敦煌屯田戍守，且守且耕，亦农亦兵；还把中原的贫民、囚犯迁移到敦煌一带定居。随着西汉王朝对敦煌的经营和开发，不仅丰富了这里的人力资源，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更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促进了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仅兴修水利工程，就为使敦煌发展成为繁荣的商品粮基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确立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图11　公元前108年，汉王朝自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修建长城和烽燧以防御匈奴的入侵。图为敦煌西湖的汉长城遗迹。

两汉交接之际，中原战争频繁，社会大乱，而远在西北的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为躲避战乱，中原的豪门大族纷纷西迁来到河西一带居住，他们的到来，为河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大批的劳动力以及中原的文化思想。中原大姓窦融，自愿要求到河西任职，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以后又被推举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他拥兵自保，割据河西，采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的政策，加强了西北边境的防御。东汉建立政权后，窦融将军率河西军民归顺东汉朝廷。其时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地区，而东汉王朝根本无力对付，只好逐渐放弃了对西域的统治权。东汉永初元年（107），汉朝罢西域都护，公元120年设置西域副校尉常驻敦煌，代替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这时的敦煌郡责任重大，不仅要防御匈奴的进攻，还要参与对西域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当时的敦煌太守已替代了西域副校尉管理西域事务的职责，可以说敦煌是当时经营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由于河西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传入河西的中原文化很快在敦煌扎根发展，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汉文典籍得到广泛的传播。曾在长安师从名儒大家朱宠的张奂，是敦煌渊泉人，因拒绝做董卓幕僚，晚年回到家乡敦煌隐居。他在隐居期间著书立说，讲授儒家经典，授徒一千多人。他在家乡的讲学活动，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敦煌的传播。张奂的儿子张芝就是汉代著名的书法家，被誉为“草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