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影响

二、　老子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影响

老子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历史阶段：一是秦汉之际到西汉初期，此时兴起了一股被称为“黄老之学”的思想文化风气，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被汉初的统治者确立为了核心的治国思想；二是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道教之所以以“道”为名，就在于它的产生是受了老子道家思想的巨大影响的，因而早期道教的创立者们也都奉老子为教主，早期道教最重要的一支即是“黄老道”，它的形成与传播又是与东汉末年的社会混乱及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影响，一前一后，都以“黄老”之名来指称老子思想；然而，前者正当汉初社会由乱到治的发展阶段，后者却正当汉末社会由治到乱的历史时期，为何会有如此的不同？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老子思想在这两个时期的具体影响。

（一） 黄老之学与汉初的休养生息

黄老之学中的“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书，都是依托黄帝而作的书；然而黄帝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一位帝王，当时还未有文字的发明，他的作品是很难传到秦汉之际的，因此这些书其实都是老子之后的道家学者为了扩大影响，假借黄帝之名而已，并非真是黄帝传下来的。

《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那些假借黄帝之名而作的作品现在都已佚失，幸运的是，在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那批帛书中，紧贴着帛书《老子》之后，有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从其思想体系和一些用语习惯上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这便为我们了解兴盛于汉初的黄老之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黄帝四经》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等思想，即如何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掌握各种事物顺逆、矛盾、变化、发展的关键，在许多地方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黄帝四经》还有不少是讲“刑德”、“刑名法术”等政治思想的，较系统地讨论了国家的祸福、成败、兴亡、得失等问题，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落实到了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综言之，《黄帝四经》从根本上同老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它更加重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现实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而已。

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老子之学”，特别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那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初的统治者为什么独独选中“老子之学”作为自己的施政思想呢？这主要是缘于汉初的统治者对于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反思。汉代第一任君主汉高祖刘邦尽管“不好文字”，但还能“好谋善听”，承认不能“以马上治之（国家）”，为此，他召集大批贤士为国家初期的治理建言献策。最初，陆贾为汉高祖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指出：“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重而用刑太极”（《新语·无为》）。既然秦王朝是“有为”反而“有不为”，那为何不提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呢？于是，陆贾进而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在这里，陆贾继承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他所强调的是统治者要宽刑简政、不要扰乱民众，从而休养生息以恢复破坏了的社会经济。然而，陆贾提出的“无为”原则后来只是被汉高祖口头表扬了一通，并未立即实施。“无为之治”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是出于后来的丞相萧何之手，自此以后，文帝、景帝、陈平、汲黯等人，尤其是参与文景两朝政治的窦太后，都自觉坚持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积累了极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以至于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大治——文景之治。并且，在文帝时，淮南王刘安招致门下宾客“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弃其畛絜，斟其淑静”，写成了《淮南子》一书，展开了“无为”和“有为”的论证，从而完成了自秦代以来对道家思想的一次全面总结。

总而言之，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在汉初那个由大乱之世转为大治之世的过渡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证明了老子的远见卓识与非凡智慧。

（二） 黄老道的产生与汉末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汉朝初年的黄老之学并未一直贯彻下去，在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支持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逐渐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由此退出了汉代的政治舞台。然而，事情发展到了汉代末年，黄老之学却以“黄老道”的名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这次它是兴起于民间，并且成为当时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黄巾军的精神武器。

其实，黄老道早在东汉初期的永平八年（公元65年）就开始出现了，受汉初黄老之学以及汉代神仙方术思想的影响，楚王刘英祭祀黄老与浮屠，从而使汉初的黄老之学宗教化，这一事件被视为早期道教开始产生的标志。大约与此同时，张陵倡导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并以《老子》一书为主要经典，并且为之作注。不过，此时道教的信众还很少，直到东汉末的熹平年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奉祀黄老道，并信奉《太平经》，十余年间信徒便增至数十万人。需要指出的是，张角所信奉的《太平经》剔除了宗教的内容之后，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老子自然无为的主张是一致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太平经》亦为兴国之方，其言曰：上古无为而治；又谓太平和气且将至，人将日好善，帝王将垂拱而无可治；又言神人为君，真人为臣，以治其民，民将不知上之有天子也”；“以道自然无为自治”；“甚至谓古圣贤食气而治，深居幽室，思念得失之象，不失铢分，而其治立平。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和夫妇之道，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是则干吉、宫崇之书，固含黄老无为之理也^[4]”。

黄老道之所以能够在东汉时期逐渐形成，并在东汉末年拥有如此多的信众，以至于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除了与汉代神仙方术思想的盛行有关之外，很大的原因在于当时宦官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且自然灾害常年不断，从而造成了“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老子·五十三章》）的现象，以及“千里无所见，白骨蔽于野”的凄凉景象；统治者整天仍然是灯红酒绿，但却不顾百姓的死活，汉武帝所推行的“儒术”已经完全异化为了统治者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而我们知道，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最核心的一条原则就是“无为”，即不妄为，统治者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强行妄为、破坏人民生活的自然和谐状态；否则，如果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残酷压榨百姓，甚至造成民不聊生，老子就会毫不留情的称之为“盗夸”（《老子·五十三章》），视之为人民的大敌。正是由于老子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民的同情态度，其思想的影响力在汉代重新恢复，并且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

然而，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等人虽然信奉黄老道，但他们对黄老道的理解及贯彻并不充分，黄巾军的“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后汉书·皇甫嵩传》）同样违背了老子的自然之道，从而失去了一些普通士大夫及部分老百姓的支持，因为“劫掠聚邑”恰恰是破坏了一些普通士大夫及许多百姓赖以生存的庄园。黄巾军的极端行为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极端行为往往带来极大的破坏性，是从根本上违背老子思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然而，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所信奉的黄老道的失败，因为，如上所述，恰恰是由于黄巾军违背了自己所信奉的黄老道的本质内涵，才导致其失败的。因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黄老道不仅没有因为黄巾起义的失败而绝迹，反而愈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等上层人士的目光，甚至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开始信奉黄老道。

黄老道于东汉末年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泛化，为魏晋南北朝——中国又一个长年动乱的时代——的思想家们重新研习老子思想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并由此产生出蕴涵在魏晋风度中的玄学贵无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看看老子思想在这个时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