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固原战略地位的演变

臧知非

在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立安定郡之前，属于上郡的固原地区一直是防御匈奴的桥头堡。武帝设立安定郡，选其“良家子”作为朝廷宿卫和进攻匈奴的精勇，继续其军事前沿功能的同时，其军事保障功能日益彰显。终西汉一代，一直是北部边郡建设的重点，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至平帝时有县二十一，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在汉武帝时代设立的西北诸郡中发展速度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到东汉时期，安定郡郡域、人口锐减，至顺帝时只有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固原的战略地位下降。其原因复杂多样，根本原因则是政治中心东移，边防政策由西汉时的积极防御和主动出击，转变为消极防御与内迁边民，是东汉治国理念在边郡治理上的体现。本文不拟对这一变化过程和原因做全面论述，仅从比较的角度，就东汉边防政策与边郡治理的转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

尽管学界对固原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有过诸多研究，为便于分析，本文还需要就此做简单叙述。

置身历史的长河，商周时代的固原地区尚无固定的居民，是羌、戎各部的活动区，你来我往，一切以部族实力为转移。降至春秋，秦崛起于西北，在和西戎各部的角逐中发展壮大，固原及周边地区成为秦扩张的目标，至秦昭王兼并义渠戎设北地、上郡、陇西三郡，固原地区正式纳入秦国版图，成为秦国防御匈奴的重镇，秦昭王即以固原地区为核心修建长城、设立关隘以御匈奴，作为关中北方屏障的朝那、萧关大约设立于这一历史时期。当然，关隘的设立有其相应的交通、经济基础，无论朝那、萧关是否始设于此时，此前的固原地区无疑是秦与匈奴、义渠诸戎交往的枢纽，控制了这一地区，也就掌握了进退的主动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匈奴成为最大的边患，必予解除而后安。故统一伊始，即派蒙恬戍守北边，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巡守上郡等地之后，大规模用兵匈奴。《史记·秦始皇本纪》谓：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

《秦始皇本纪》记述的是蒙恬第二次大规模用兵匈奴事。蒙恬在统一之初就领兵驻守上郡了。《史记·蒙恬列传》云“（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2]《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胡亥赐书扶苏云“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秦始皇于始皇帝二十六年统一六国，三十七年死于出巡途中，在帝位总共十一年，蒙恬传和李斯传谓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或“十有余年”，说明蒙恬是刚刚统一就领兵北上。《史记·匈奴列传》云：

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3]

“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是统一初期事。从当时军事形势判断，蒙恬十万军队驻守上郡，只能依托秦昭王、赵武灵王所修长城，统筹陇西、北地、上郡戍守匈奴。其时匈奴拥有河套及其以南地区，有广阔的战略纵深，随时可以南下，严重威胁着秦帝国安全。故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前大举用兵匈奴，以三十万之众，第一步占领河南地即现在的河套，“以河为塞”，设立四十四县，“徙適（谪）戍以充之”，同时修建直道，加强军事机动能力；第二步渡过黄河，占领阳山（狼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即“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修建新的长城，把对匈奴的防御推进至河套以北，在阳山修建新的亭障，也就是长城，不仅彻底把匈奴赶出河套，也解除了匈奴长期以来对阳山的依托。[4]这个成果从军事上说是辉煌的，其前提是原来秦赵长城为蒙恬提供了军事基础，蒙恬对匈奴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秦始皇一声令下，迅速取得如此辉煌战果。

秦汉之际，楚汉相争，匈奴崛起，“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5]西汉建立以后，虽然凭借“河南故塞”积极防备，在朝那、萧关驻扎重兵，但处于匈奴兵锋之下，疲于应付，匈奴是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最严重的是文帝十四年（前）“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6]直接威胁京师安全，文帝几乎举全国军力，才迫使匈奴撤军，朝那、萧关成为汉朝意义非凡的军事重镇。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设立安定郡。此时匈奴主力已被击溃，汉朝边界向北扩展，长城已经北推至狼山北侧，河套地区成为汉家的沃野，高平不再具有军事桥头堡的功能，安定郡的军事意义退于次要地位，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固原的交通条件、经济基础、文化发展为丝绸之路提供坚实的支持，其具有民族交融特色的文化基础有利于汉朝和西北各族的进一步交往，推动了汉文化对各民族文化的吸纳，最典型的就是朝那境内的端旬祠和湫渊祠都成为汉家祭典的组成部分。《汉书·地理志》谓“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端旬祠十五所，祭祀对象不明，有胡巫祝祭祀；湫渊祠祭祀湖泊之神，均由秦朝延续而来。《史记·封禅书》谓秦统一以后，规范祭祀制度，“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音将蓼反。”《索隐》云“湫音子小反，又子由反，即龙之所处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湫谷水源出宁州安定县”。[7]在临晋、汉中、蜀祭祀的是江河之神，朝那湫渊祠则湖泊之神。端旬祠有胡巫参与，湫渊祠亦然。规范的祭祀制度，体现了固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多民族特色。[8]

二

行政设置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变迁的制度体现。汉武帝设置安定郡，凸显固原地区对于西汉王朝的重要性。可是，东汉以后，安定郡地位骤然下降，不能和西汉时同日而语，由原来的二十一县邑缩减为八个县邑，人口由西汉时的每县2034户6395人，减少至762户3633人，郡治由高平县迁至临泾。高平城垣依旧，依然扼守着南北东西的通衢，朝那湫方圆四十里，依然平静，但不见了国家主持的湫渊祠，也不见了西汉的十五所端旬祠，起码不见于文献记载，说明其重要性下降。这个过程首先始于王莽时代和西域关系的破裂。王莽代汉以后，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应命之主，采用威逼利诱、欺瞒哄骗各种手段让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称臣纳贡、自降身份，破坏了汉宣帝以来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和匈奴、西域的关系，“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9]因王莽的错误政策，导致西域脱离汉朝而且陷于内乱，为匈奴控制，丝绸之路因此中断。

刘秀立国，忙于安定内政，加上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国力疲惫，尽管西域诸国因不堪匈奴的“敛税重刻”而主动要求内附，但“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10]不仅婉拒西域的内附请求，也拒绝了南匈奴的内附请求。建武十一年（前），羌人为乱，边民逃亡内地甚多，“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时任陇西太守马援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地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11]刘秀令武威太守和马援一起剿抚并用，羌乱始定，陇右清净。明章之世，东汉国力转强，北匈奴远遁，但西汉中后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始终没能再现，作为关中北方锁钥的固原地区也就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这一方面因为西域和汉廷时密时疏，经济文化交流受限；另一方面是因东汉建都洛阳，关中不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交流的中心站，固原失去其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关中北方第一关隘的地位。

正因为东汉移都洛阳，安定、北地诸郡不存在捍卫京师的功能，所以在民族矛盾激化、发生战事的时候，不再是加强军事力量，积极经营，而是主动弃守，内移边民，安定辖县、人口减少，郡治变动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帝永初年间，第一次羌乱爆发，导火索是永初元年（107年）“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因“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凉州境内羌人各部四散逃亡，东汉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羌人暴动由此发生，“大为寇掠，断陇道”。先零羌滇零于北地称帝，“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众遂大盛， 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朝廷出兵，屡遭失败。至永初五年（111年），“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逼近京都洛阳。“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12]四郡移治三辅，百姓被强制迁离，造成的苦难远大于羌乱。直到永建四年（ 129 年） “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13]同时“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14]“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5]中央财政空虚，地方经济破坏严重，尽管恢复安定、北地、上郡旧治，回迁居民已非昔日旧观。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第二次大规模羌乱爆发，“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经过十余年的反复，至永嘉元年（145年）“陇右复平”，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16]《后汉书·段颎传》永康元年段颎上书灵帝陈述西北边情云谓“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癕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17]根据上下文，“复至单危”和“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对举，说明安定、北地仍治故地，则安定、北地已经从扶风、冯翊回迁。当时乱起湟中，上郡、西河首当其冲，平乱无力而内迁，导致安定、北地“单危”。

西汉的民族问题主要是汉匈关系，东汉则是西羌问题，但二者性质有别。匈奴问题纯粹是民族关系问题，匈奴并非作为汉朝臣民起兵为乱，其南下侵扰是基于两种生产方式——游牧与农耕的冲突，匈奴占据主动地位。羌人社会发展尽管和匈奴有诸多相同之处，从社会发展史层面看，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经济结构和匈奴有所不同，羌人不完全以游牧为业，而是程度不同地从事农耕生产。羌人起兵并非完全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冲突，而是有着官民冲突的性质。汉武帝以前，羌人受制于匈奴，在汉匈之间，羌人持首鼠两端立场，在和汉朝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之后才举兵为乱，其叛乱是羌人统治阶层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发动的。汉宣帝派赵充国评定羌乱之后，设立金城属国，因其故俗，由其豪酋，治理其故众，汉羌和安。而东汉的羌乱则否。东汉羌民大都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起兵的，或者迫于兵役，或者赋税过重，或者因为官吏的残酷，与内郡农民起义有其相似性。范晔谓“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18]这“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指的是朝廷决策失误、用人不当。“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则是指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右歧视、迫害、盘剥。歧视、迫害是因为羌人风俗习惯有异，郡县长吏视其生命如草芥，任意杀戮以立威。如羌乱初起，“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19]何以不能制？就是因为羌民受到欺压过于沉重，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交织在一起，是死里求生的不得已之举，羌民对官府充满怨恨，一旦爆发，尽管装备落后、组织散乱，但战斗力远非官府所能想象。

当时，头脑清醒的官僚对汉羌矛盾是有正确认识的，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20]班彪说的“旧制”是指西汉故事，尽管不无民族歧视的成分在内，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矛盾源于“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但是，大多数官吏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内心深处视羌胡生命如草芥，如明帝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筭，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21]比铜钳遭受卢水胡攻击率领族众主动归附，属下犯法，临羌县长不问青红皂白，“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比铜钳固然冤枉，被杀的六七百人中冤死的更多。章和元年，张纡任护羌校尉，迷吾率部众来降，“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纡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22]采用欺诈手段，残杀归附的羌民，必然导致仇怨加深，激起进一步的反抗。这些学界多有研究，并认为这是改变西汉的属国制度为郡县制度而导致的，即将羌人纳入郡县的管理体制中，为郡县长吏、地方豪右歧视、欺压、盘剥羌民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是一大错误。[23]这固然有其依据，但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分析。因为就东汉来说，把羌人郡县化，有其合理性，是当时的自然选择。众所周知，东汉前期，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之后，边患解除，羌人分布空间上已经和西北郡县呈交错状态，继续西汉属国制度，将羌人集中一处，使之自治，有势力做大的可能，迁于三辅、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分而治之，在理论上有利于消除隐患，在文化上，也有利于民族交流，消除心理隔阂。而豪右的奴役、长吏的刻薄在制度设计上没有逻辑的联系。问题的核心在于吏治，在于郡县长吏潜意识中的民族歧视。这和刘秀确立的治国思想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三

刘秀统一全国以后，实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史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秏，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幸章陵，修圆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以柔道治天下的核心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24]所谓“退功臣”的内容是给予功臣以高爵厚禄而不以典权，使之颐养天年。从建武十三年开始，统一战争渐近尾声，刘秀则逐步收回兵权。无论朝中公卿还是地方守令，绝少授予功臣特权。当时，“列侯唯高密（邓禹）、固始（李通）、胶东（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25]其余大多在列侯之上加一个“特进”的名号“奉朝请”而已，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给刘秀问问安、露露脸，对朝政是不置一词的。就是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能够“参议国家大事”，也只是“参议”而已，这三个人知道刘秀不欲功臣掌权的心思，主动让权，在“参议国家大事”的时候，是能少说就少说。

所谓“进文吏”，就是重用儒生。刘秀在戎马悾惚、南征北战的岁月里，即以“爱好经术”的形象称誉群雄，每占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册，云会京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边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26]统一以后，每每在议论朝政时，和群臣讨论经义，“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不过，无论是“访儒雅”“求阙文”，还是和“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刘秀不完全是对经术的爱好，而是为了把那些原先归附于王莽，之后因为天下大乱而彷徨无所归依的儒生们收归帐下，以免被其他割据势力所用。儒生们投到刘秀驾前就要全心全意地按照既定程序完成岗位责任，否则，轻则免职，重则下狱，直至丢掉身家性命，故建武之治以“严切”著称。所以，刘秀标榜的以“柔道”治天下是有特殊指向的，这个“柔”是指对开国元勋的处理方式而言，用“柔道”解除了元勋们的军政权力，巧妙地避免了功臣们权重镇主而君臣反目的尴尬与残酷。而对于新选用的这些“文吏”而言，是不存在什么“柔道”的。范晔曾谓刘秀“高秩厚礼，允答元功；竣文深宪，责成吏职”。概括得十分确当。

通过这一进一退，刘秀偃武修文的目的是达到了：“戢弓矢而散马牛”。开国元勋也好，新进的“文吏”也罢，都要远离武事，专心事“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有利于君主集权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但是儒家的夷夏之防也渗透于民族关系的处理过程之中，在文化上歧视少数民族，体现在行政过程中就是无视少数民族的生命财产，欺压瞒骗，滥杀无辜，上举护羌校尉张纡只滥杀无辜就是典型。

西汉时，尽管民族矛盾复杂剧烈，汉匈之间战争连绵，汉羌之间也有多次军事冲突。但是，即使是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之后，夷夏观念并没有给民族政策带来什么影响。就和亲而论，西汉前期汉匈是兄弟之国，后期具有了宗主国与藩属国的色彩，但是，汉朝上下并没有视匈奴为蛮夷，无论是在战争状态还是在和平年代，汉匈之间不存在文化上的歧视，交流频繁，汉人流居塞外者所在多有，胡人任职汉廷、手握重权者不乏其例。王莽打着儒学旗号，以新易汉，提倡儒家的夷夏观念，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先秦以来儒家主张的夷夏之防第一次在制度层面融入施政过程之中。刘秀拨乱反正，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但是与重儒相伴的夷夏之防则延续下来了。“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固然决定了民生凋敝，但是在这重内轻外治边方针的背后也有着夷夏之防的文化考量。东汉一代，始终贯彻执行以夷治夷的军事方针，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兵丁，是有着文化选择的因素在内的。在行政上的体现，一是轻视边郡建设，一切苟且，二是无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以歧视心态，视少数民族为低等居民，奴役侮辱在前，盘剥严刑在后。一旦发生战事，就以蛮夷凶悍、边郡荒凉为由而弃之，东汉初年放弃凉州之议，其后的安定、北地、上郡、陇西等郡的内迁与建设不足与此是有内在联系的。

因为重文轻武，东汉郡县守令大都卑薄武事。建武六年，刘秀精兵简政，在省并郡县的同时，裁减郡县兵，省都尉官，“并职太守”。本来郡守是一个郡的军政长官，但军事训练、治安维护等由都尉具体分管，“并职太守”之后，从职能上说，地方军备并没有因为都尉之省有所改变；从行政效率上说，郡守直接负责军事训练，减少中间环节，军政统一于一人，更有利于训练活动的展开和加强武备。但是客观情况则否。王符在分析羌乱久久不能平息的原因时对此有过系统分析：“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虐发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将吏驱怨以御雠，士卒缚手以待寇也”。[27]“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这儿的“诸将”是指边郡太守。这些郡守长吏既无将帅之才，更无安边定国之心，一旦矛盾激化，或者弄虚作假、隐瞒军情；或者夸大羌族的凶悍，内徙边民，借机搜刮民财，贪污国库。王符谓羌乱之时“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但是，这些太守令长在强制边民内迁时，又显示出凶残的一面：“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耳。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撤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纳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28]结果只能是官民离心，甚至将农民推向反抗者的行列。

应劭曾把“不教民战”作为黄巾起义、天下蜂乱的原因。应劭《汉官》云：“概天生五才，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尚矣。《易》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诗》美公刘‘匪居匪康，入耕出战，乃裹糇粮，干戈载扬，四方莫当’。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雀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29]从“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诸语看，“不教民战”是“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的结果。其实，材官、骑士之罢仅是临时举措，教民战与否和罢材官、骑士之间没有逻辑关联，应劭所云旨在说明不教民战由来已久。究其根源，可以列举很多，最根本的是刘秀确立的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所导致的地方长吏出身文吏，轻视武事，虽然肩负“教民战”的职责，但在和平年代，履职甚少，随着政治衰败，儒学成为官员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不存在什么家国天下的责任，更谈不上为边郡治理出谋划策、承担风险，在他们内心深处，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歧视、奴役少数民族，一旦激起变乱，则弃边自保，视边民生命、国家利益于不顾。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安定社会经济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系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 -253页。

[2]《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6页。

[3]《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86页。

[4]关于河套地区秦长城修建情况、秦赵长城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参阅拙文《论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开发及其意义》（《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秦长城的历史基础及其意义再认识》（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共包头市九原区委员会、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编《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

[5]《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0页。

[6]《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1页。

[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872页。

[8]参阅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时期的朝那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124页。

[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0页。

[10]《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7页。

[11]《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35页。

[1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7-2888页。

[13]《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6页。

[1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3页。

[15]《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1页。

[16]《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6-2897页。

[17]《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8页。

[18]《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9页。

[1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6页。

[2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8页。

[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0页。

[22]《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82页。

[23]代表性论文，参见赵明：《东汉对西羌长期作战的原因与教训》，《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高荣：《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24]《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8页、85页。

[25]《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67页。

[26]《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5页。

[27]（汉）王符，（清）汪继培著，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3页。

[28]（汉）王符，（清）汪继培著，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82页。

[29]《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