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1—1927)，初名国祯，字静安，一字伯隅，初名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被公认是甲骨文的鼻祖，“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

王国维早年主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他通过艰苦努力，自学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研究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深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他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协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藏书。罗振玉是满清遗老、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他搜求得到甲骨文多达1.2万件。罗振玉当时避居日本，王国维开始随罗振玉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书》(1911年、1914年)。王国维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周秦汉古史的考经研究方面取得惊人成就，特别是取得甲骨文和传世金文研究的巨大成果，他把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一下子向前推进近一千年，获得中外学者一致赞赏，所以人称研究甲骨文的鼻祖。

王国维

王国维早年治学较重义理，尤其是西方哲学，晚年(实则中年)转重考据，在殷周制度史、西北史地和宋元戏曲史等研究领域卓有成就。所以王国维治学汉宋兼融，有所取舍，这一点和汉章先生是一致的，不过，王国维治学注入新内容。他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最为突出也是最早的人物，即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的中西贯通的成功者。他早在《奏定经学学科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说:“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国可决也。”(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因为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一中西会通的学术的道路。陈寅恪总结他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即用所谓“二重证据法”考察和治史。

王国维说:“治科学者，必有得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之知识。今之君之，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舍取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学术丛刊·序》)王国维之所以成为新考据史学的开山、巨擘，就在于他能中外、新旧贯通融会。这样，他既发扬乾嘉汉学传统，又由于他的学术视野、知识结构近代性，所以超越清儒。比如王国维是将甲骨文字引入史学研究的第一人，运用甲骨文资料治商周史的第一人。他考释古文字、音韵、古器物，除了考释文字外，主要还是为了考史、证史或释史。或者主要为研究殷周制度史。如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殷周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和《古史新证》，不仅为甲骨文研究和发展作出空前的贡献，而且对古代史，尤其是殷周史成为可靠的信史作出革命性的突破。

王国维不仅在甲骨文和新考据史学上取得骄人成绩，而且在戏曲、美学、文字学等方面均有所涉猎，并取得不可轻视的成就。比如他的《人间词话》，是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哲学、美学于一炉的全新眼光，来对中国古典词学所作的评论，他对宋元戏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在美学上他是第一个提出“美育”一词，并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在文字学上，他引用甲骨文、金石文及敦煌残卷等新材料考释文字。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以书本和甲骨文相结合的古文字学。

王国维曾一度是北京大学通讯导师，于1924年下半年因不满沈兼士等人的做法，愤而辞职。在这之前，也可以说与汉章先生在北大是同事。王国维与汉章先生的交往，汉章先生没有留下文字。但有两条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交往也非泛泛之交。

其一，黄季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

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廟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藏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语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凑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罗振玉且著书且行贾，兼收浮誉利实，国维之助为多焉。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成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黄侃日记》第313页)

黄侃在日记另一处也提及罗振玉、王国维，问曰:

自鸣沙石室书出，罗振玉辈印之以得利，王国维辈考之以得名，于是发丘中郎乘轺四出，人人冀幸得之……(《黄侃日记》第323页)汉章先生说的《顾命》是《尚书》中的一篇。顾命，交代身后事之命，即遗命，遗嘱。成王将崩，命大臣辅太子钊继位，是为康王。后世顾命用于天子。《顾命》最后一段文字叙述成王崩，大臣迎太子入，历叙作册度及陈设仪卫。礼成之后，最后一句为:“诸侯出庙门俟。”此“庙”汉章先生解释为“殡宫路寝”，这是对的，“殡宫”是指停放灵柩的地方，成王崩，就放在“庙”里，非王国维所说大庙。郑玄注《礼记·杂记上》“至于庙门”中“庙”，他说:“庙，所殡宫；庙门，殡宫之门也。”很明显，所殡宫，是停柩的地方，非太庙。汉章先生当面指出王国维的错误，而王国维明知错偏不改，说明他们非一般泛泛之交；如若相识不深，不会直指对方的错误；反之若相交不深，也不会明说我偏不改。

近日翻阅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有一篇《明堂庙寝通考》，内中有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不得其解，遂谓成王崩时在西都，文王迁丰镐作灵台辟雍而已。其余犹诸侯制度焉。盖视《顾命》所纪路寝之制与《明堂》异也。以余观之，路寝无太室，自与《明堂》宗庙异。至于四屋相对，则为一切宫室之通制。《顾命》所纪，乃康王即位受册之礼，于路寝正屋行之，自无从纪东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纪西夹而不纪东夹，然则无东夹可乎?因所不纪而遂其无，此可谓目论者矣。余意宁从《明堂》宗庙燕寝之制，以推定路寝之制亦有东西南北四屋，似较妥也。

从这段话可知，王国维把《尚书·顾命》所说的殡宫路寝和《礼记·明堂位》宗庙燕寝看作同一回事，故汉章先生当面纠其错。王国维明知自己对“路寝之制不得其解”，却硬着头皮不认自己之错。

1925年9月，清华国学院正式开学。王国维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其他三位是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主任是留美哈佛大学的吴宓。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开课不管是普通课程，还是指导学员的专题研究均有《尚书》。如普通课程:古史新证、《说文》学习、《尚书》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导学员的专题研究:《尚书》、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诗》、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文、金石学和中国文学。这说明，王国维无论是在《观堂集林》中，还是在清华开课都谈及《尚书》。

黄季刚直言其国学基础不实，又“仓皇立说”，“以炫耀后生”；甲骨文得先见而已，讲“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先儒”。对于当时所谓“整理国故”，是“悬牛头卖马脯”。这是国学大师黄季刚批评另一国学大师王国维，这也许是王国维之弱点。不过，清华学者学术特点是融合中西；另一学术特点是运用考古发现、甲骨金石文字以重释古史。他们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这也是王国维的成功之处。

近日发现汉章先生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信不长，此信未收入《陈汉章先生》第十九册，故对研究汉章先生很重要，当然对研究他们俩人关系也很重要，信不长，不妨转抄如下:

静安先生大鉴:

幸得大著《观堂集林》，遍读一周，佩服无既。惜刻印字多误，谨供校对之役，奉尘台览，以便再版时改正。

卷一

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月三日。案:己酉朔则三日，乃辛亥。

宣王二年二月癸未朔则丁亥，乃月四日。案:癸未朔则四日，乃丙戌。

宣王五年三月己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案:己丑朔则二日，庚寅二十六日乃甲寅。

卷四

秦博士可考者仅六人。案:《说苑·至公篇》尚有鲍白令之。

马照，“昭”误“照”

瘦峻，“庾”误“瘦”

卷五

决非一日。“決”误“决”。

卷八

興字注云:案文作興。案:下興字当是興，中从同。

卷九

文部:夋行夋夋也。案:又误，文下三夋字亦不从文。

卷十

禹时都邑虽无可考。案:《求古录·礼笺》有禹都考，未知可用否。

逈非后世帝王。“迥”误“逈”。

上古女子无称姓者。案:《左传》、《楚辞》各言二姚，似宜旁及。

卷十一

除魏明帝外无复用亥子丑三正者，案:尚有唐武后亦后人所增殊。“入”误“殊”。

卷十三

注工是本。是“工本”。

卷十四

遂以地节元年为三年。案:遂以五年为地节元年。

张宴:“晏”误作“宴”。

卷十五

祝公亦即州公。案:州公姜姓，神农后。盖如厲赖吴虞字通转而国异。

注海丰氏吴藏。案:吴氏。

卷十六

秦人我匈若马。案:“匈”为“匄”误。

俭遂奔买沟。案:此“俭”字为“宫”之误。

卷十七

开府仪同三师。案:“司”误“师”。

宣统己酉戌。案:“岁”误“戌”。

有职修郎。案:修职郎。

兴文署之立未知何年。案:王磐序不著年月，而结衔为翰林学士在中统三年之后，未为太常少卿之前。太常寺至元九年置翰林院，中统二年置则兴文署亦当立于至元初。新《元史》百官志注，至元四年改经籍署为宏文院，院罢立兴文署。

此卷刊于丙寅。案:“辰”误“寅”。

又有送初庵傅学士。案:当县“严学士”。

卷十八

弁冠毁冕。案:“弃”既误“弁”(或是裂之讹)。

明教。敬请

道安

弟陈汉章顿首

六月二十二日

(引自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此信共纠正《观堂集林》二十九条之错。其中有几条属校对粗心才造成之错。如张晏误作张宴。迥误逈。但另一些条目则足以看出汉章先生的博学。如:“禹时都邑虽无可考。”汉章先生指出:“《求古录·礼笺》有禹都考”。又如:“上古女子无称姓者。”汉章先生说:“《左传》、《楚辞》各言二姚，似宜旁及。”又如:“遂以地节元年为三年。”汉章先生纠正说:“遂以五年为地节元年。”此类甚多，不一一举例。

这封信仅写有“六月二十二日”，不明写在何年。汉章先生是1926年五月八日(阳历6月17日)离京，7月11日到家。这样，1926年可以排除，此信决不会在途中或回返老家去写。1926年不可能，1927年更不可能。而《观堂集林》是王国维亲自编订，于1921年出版，此时王国维在上海，而且此时也不是北大教师。我们知道北大邀请王国维来校任教，其渊源甚深。早在京师大学堂时，罗振玉就荐举王国维到京师大学堂担任文科教习，不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约认为王是个秀才，就拒绝了。到了1917年蔡元培当校长时(这年底，北大成立文科等三科研究所)，他通过王国维的同乡旧时同窗马衡，函请王国维来北大任教，王国维婉言谢绝。翌年冬，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北大再次致函邀请，王国维似婉辞谢绝。时至1922年冬，校方正式致函王国维，请他担任通讯导师。所谓通讯导师，是指导师不必来校授课，研讨问题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汉章先生也在研究所开课。时王还在上海，至1923年六月举家迁至北京。《观堂集林》出版后，销路不佳，有人提议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该书的广告。照此推算，汉章给王国维的信要么在1924年的六月，要么在1925年的六月。而汉章先生给黄侃讲的内容，恰好《观堂集林》中有讲到，故这段时间写的信大致不会错的。

王国维在清华仅执教两年，却于1927年6月2日跳入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中，时年五十一岁。对于王国维的自杀，令许多人费解。王国维学术成就如日中天，领导、同事、学生尊敬倍加。不过他跳湖自杀时怀中藏有一纸，上写文字可解其迷。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莹地。(孙敦恒编著:《清华园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国维所说的“经此世变”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而王国维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他去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前，还特地跑到天津见逊帝溥仪，请他“恩准”。二是1927年5月间，他听到蒋介石北伐军即将北渡黄河，入主北京。又听说湖南叶德辉、王葆心等被杀，他惊恐万分。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1927年6月15日给他在北美的女儿梁恩顺信中说得很明白。他说王国维“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都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向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见。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叶德辉之死，是因为他对农民协会不满，送去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额:“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结果被农会的人抓去砍头。王葆心可能是误传。总之，王国维不愿受辱之死，还不如自我了断。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除了上述的说法以外，还有两种，其一是说罗振玉逼债所致。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因为1927年8月7日的《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上，发表史达的《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相》一文。此文有两点引人注意。一是王国维儿子死了，儿媳回娘家。王的儿媳是罗振玉的女儿。此时罗向王提出每年给他女儿二千大洋。二是罗与王曾合作生意，王分得一万多大洋，放在罗那里。罗后又向王提出合做生意，结果大亏，不仅原先一万多元亏了，而且还欠了罗一笔债，需要按月付息。其数超出王每月的工资收入。据说透露这一说法的是郑孝胥。关于罗振玉逼债致死的说法也有不少人相信，其中就有郭沫若。

除上述两种说以外，还有浦江清认为是“为哲学之解脱”。这是从精神层面来解释王国维的死因。

王国维生前亲自编定的有《静安文集》、《观堂集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