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国维书信集

读王国维书信集

日记和书信是作家留在身后的遗稿，只要一旦公开了，它就具有也许比作家生前的作品更多一点的价值。它可以读，又是研究作家和写他的传记的最有用的资料。前不久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可以说完全符合于这两种价值标准。王氏死后，早期附载于《遗书》或见于他处的书札，只有为数不多的若干篇，和这部收集了五百余封的书信集是无法相比的。收入最早的信札是一八九八年写的，全集止于一九二七年初，亦即王氏自沉这一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部分信都集中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一八这三年，这是王氏蛰居上海为哈园办《学术丛编》的时期。这三年总共约二百封信中，除三四封外，全部都是写给那时留东的罗振玉的。如果把全集删去首尾年份以及中间无关重要的函札，凡论学、论时事、论人物的精萃的议论都见于致罗氏的信中，所以称之为王罗通信集也未始不可。从一九一六年东渡回国定居上海到一九二三年北上为止，这几年的王氏的生活思想，是过去的研究者多少有所忽略的，这就是这部书信集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特别价值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以前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旧中国，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一个令人厌恶的昏暗的时代。不过在历史家看来，生活在那下面的人们的思想感受，和我们仅仅从历史教科书中获得的知识，其深度是大不相同的。过去一向把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归结为效忠于清室的遗老，实际上，从他在上海发出的一部分信件中可以看到，对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未尝不抱着望治的心理。他在信中说：“现在人心厌乱已极，惟静者能得人心，动者反是。”（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所谓静，我想就是使国家达到统一和安定。不过在这同时，他把当时的形势又概括为“武人与党人互为消长”，这表明他最终还是置身于局外，而抱有个人的不同的信念和政治主张。所以当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的闹剧在北京发生时，他那本来就不很平静的内心，从信札中更透露出激越而又忐忑不安的情绪。那些散见在一九一七年中期的传闻异说这里就不再征引了，那会是历史家感兴趣的。

我想举出的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王氏怎样把这历史的小插曲称作“梦”。一月五日：“前日在乙（指沈曾植）座，忽见素存（即升允）不知何时来此，乙颇与之作梦后之谈”，二月十九日：“某素寡梦，此次颇觉有酣意，岂知黄粱未炊而先醒耶！”四月十八日：“各方面所闻不同，未知此梦又复何如？”等等。在短命的丁巳复辟失败之后，十月十日书札中又出现“重梦之说，南北均有此言”，以及“第二梦颇有消息”，一直到十一月二日才说：“梦事果系泡幻，不出吾辈所料，然此后争端方烈。”这一连串的梦与重梦构成了王氏在这个事件中的微妙的心态，不即不离是他的地位与处境使然，而在事件失败后，也不曾掩饰他的失望。显而易见，当他说：“此后争端方烈”时，这固然是客观真实的陈述，但也看出事件成为泡幻后，他又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了。同时与这事态有着间接关联的余波也还继续地荡漾在他的心中。这就是十月二十日信中的话“向端忠敏（端方）劝进之人，乃余大鸿，永尚能忆之。公记此事甚善。永之《蜀道难》颇于忠敏有微词，他日尚须补过也。”《蜀道难》和《颐和园词》、《隆裕皇太后挽歌词九十韵》三首长诗都是王氏三十八岁前所写，并自认为是成功的作品。《蜀道难》前半颇事渲染端方富于收藏，后段才写他入蜀后被杀。“玉轴牙签尽作尘，兰亭殉葬更无因”，这或许是所谓微词吧。那么对于这篇旧作，又何须重提“补过”呢？症结就在于端方正当武昌起义之际入蜀，大约有部属劝他别树一帜，端方不从被杀，事情亦即信中所说的劝进之人等等。《清史稿》本传也有大略的记叙。这里显示了王国维所以认为须要补过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诗中突出端方绝对忠诚于清室的形象。这一歉憾的产生于此时此刻，是和丁巳复辟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信说：“素公（升允）此行有《度陇吟》一中卷，……当代男子要惟横渠（借指张勋）与此公耳。”被誉为“当代男子”的张勋是以一个清室正统的维护者的化身留在王国维的心目中，这是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也是使他追忆起端方的原因。我们不必斤斤计较王氏的政治归向，不过从这一封信很容易为读者所忽略的几句话中，却更清楚地看到他那一时期的精神状态，而且对于《蜀道难》这首诗的涵义也增添了新的诠释材料，不至如有些评传那样草率地把《蜀道难》定为仅仅只是同情端方的无聊作品。

一九一七年也是王氏学术成就辉煌的一年，三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五声说》都完成于同一年，其中后两篇是在丁巳事件时写成的。如果要问学者是怎样写他的论著的，那么最好举《殷周制度论》为例。作者最初的本意是要写一篇《续古代地理小记》，随后他又改变主意说：“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异同。”从起意到改变主旨到最后写成，这篇论文只花了大约十五天的时间。一切都好像是在无窒碍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里思考的连贯和立论的明确，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从这些信中使我们感觉到一篇论文的完成，决不存在什么灵感问题，有创见的学者总好像是在履行一桩天然的职责似的，他的思考早就在平日每时每刻中进行。于是我们看他在九月十三日信中自负地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又同姓不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这段文字代表王氏的历史观，也代表他的政治理想，把有道德的团体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基础是建筑在宗法等级上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国维以前和以后的行为中都试图遵奉这一准则。

在学问上，王国维把罗振玉引为知己，这在信札中是不少见的，譬如写《籀篇疏识》时自谓发见颇多，他对罗氏说：“此事惟先生知我，亦惟我知先生。”（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可是在另一方面，即使最为他所推崇的人，如上海期间往还最密切的沈曾植，他的观察也是清醒而独立的。有两个原因使他和沈曾植接近。政治上两人有互通声气的地方，沈的学问和诗是他少所许可中所钦佩的一个。但信中也有这样的话：“现改作《尔雅释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可见者他日想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若孙仲老（孙诒让）辈，则笃守古法，无甚出入矣。”（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从晚清学术演变来看，孙诒让无疑是代表前一期的学者，沈代表学术思想将次变化的时刻，而王国维自己在学术上的探求，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术是在进入新的时期了。再从政治思想来看，早年的沈曾植也一度倾向于维新变法，但入了民国以后，这位清流实际上是更近似于政客，其和康、梁、严复诸人后期思想的变化是不可等量而观的。就是王国维和他相比，在气质与品德方面也大不相同。虽然这样，王国维还是异常爱赏沈氏“亡虏幸偷生，有言皆粪土”（《卫大夫宏演墓诗》）这句诗，他于信中说：“今日往谈称此句，乙云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句诗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沈所诠释的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这句话。既自比为亡虏，又眼见世事的糜烂，自以为不出所料，怀着满腹的才智无所施展，一种落寞而又骄傲的心情就这样散布在这一辈人心中，说他们没有半点国家观念也不尽然，但毕竟时代的激流太巨大了，以致把他们冲散了，分化了，有的沉沦了，沈曾植在这当中还算是幸运地最终保持着学者和诗人的名声。

说起王氏的自沉，人们总把他最后几年的经历作为线索来联系。这有实际方面的道理。比如关于王罗破裂说，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份的三封信中，就出现了一种裂痕的征兆。但我以为我们还可以从更早的时期去追溯自沉的原因，这时间不仅可以往后推移到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而且可以推移到他在四十岁前终止文学生涯的时候。因为这一转变似乎包含着对于情感的抵制，它是被抑止了，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完全遵循理性的人，或者做一个世俗的普通人。后来从事古代史、古文字学、甲骨金文多种学问的研究，确实对他的精神起着振奋的作用。就是在丁巳复辟失败消息传来的沮丧的日子里，他因为完成了自称上继古韵学大师顾、江、戴、段、孔、王、江的杰出论文《五声说》时，说：“近月湮塞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真理的发现给了他安宁，这种近于自然赐与的光荣感，我以为是他早期文学创作时所不曾经历的。这样，当一九二五年以后接二连三的外界与内部的危难发生时，“生活之欲”这一概念再度复燃了，理性消退了，情感的困惑又支配了他。这就像最初出现过的乐句，以更大的力量回到终曲中。很可惋惜的是，他不能再从文学中得到升华，他以生命作为代价付出了。我并不想说这是气质造成的，我想指出的是，这是存在于作家、诗人、学者中的绝对的孤独感。悲观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是涂饰在表象上的一重光泽。透过它，我们就看到王国维内心的那个不可摧折的信念，亦即他的伦理价值观，不管这种价值今天对我们还有多大意义。历史即使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也是有兴趣的学问，日记和书信都应当属于这门学问的文献之内，我期待着王国维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会从这部书信集得到富有成果的发现，特别是他为哈园编撰这一段，是他生平中最受忽略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