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人间词话》

54.王国维《人间词话》

【作者小传】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6岁入杭州崇文书院肄业，与同郡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号称“海宁四才子”。其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语、英语等多国文字，先后从事哲学、文学、甲骨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和元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在诸多领域中均具开创性与划时代的贡献。一生著述60余种，手批手校之书190余种，辑为《王忠悫公遗书》、《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等集。生平见《清史稿》卷五○一、费行简《观堂先生别传》(《碑传集补》卷五十三)、《碑传集三编》卷三十一等。

【成书时间】

王国维从事词学活动主要在1904年至1911年间，所作词原名《人间词甲乙稿》，刊于《教育世界》，后罗振玉编其全集时更名为《苕华词》，朱祖谋曾删定为《观堂长短句》一卷，刊入《沧海遗音集》中。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可知，《人间词甲稿》刊于1906年，乙稿刊于1907年。赵谱云:“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1908年作《人间词话》，原稿125则。同年王氏从原稿中选取63则重新编排，润色文字，发表于《国粹学报》第47期(1908)、49期、50期(1909)。1914年9月9日至1915年7月16日，王氏学术札记《二牖轩随录》连载于《盛京日报》，其中有《人间词话选》，系从原稿中录出，共31则，在编排文字上与通行本《人间词话》多有不同，显得更有体系，先拈出“境界”，然后从李白词一直论到元曲小令、套数;具体论述亦有改动，如论“‘隔’与‘不隔’”条，合原稿2则为1则，有增删，如“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改为“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此对研究《人间词话》编次结构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间词话选》体现了其学术的转向，是书删去了通行本中前9则中的3则，即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及“理想家”与“写实家”关系的内容，“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与叔本华“认识的纯粹主体”的理论关系密切;“理想家”与“写实家”的论述脱胎于叔本华后天的“自然物”与先天的“美的预想”相结合的审美念说。^[208]这说明了“王国维极力要摆脱西方思想影响的痕迹，尤其是走出叔本华的阴影”^[209]，从而转向戏曲及经史之学的研究。其次，《人间词话选》前有王氏小序云:“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210]是以王氏此时对《人间词话》仍颇为自得，至晚年观点才有所变化，张尔田云:“(王国维)意境之说，流弊甚大。晚年绝口不提《人间词话》，有时盛赞皋文寄托之说，盖亦悔之矣。”^[211]

1926年，俞平伯对《国粹学报》所刊之《人间词话》加以标点，付朴社印单行本。1927年赵万里以王氏遗著未刊稿为主，复自他处汇辑评蕙风、瞗村之语附诸后，共得43则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刊于《小说月报》，即所谓“人间词话删稿”。1928年罗振玉编《王忠悫公全集》时，一并采入，以旧刊为上卷，赵辑为下卷，始有两卷本。1935年《词话丛编》即据此收入，然颇多伪阙。1939年徐调孚以《全集》二卷本为据，以原籍进行校刊，并为作注，又从王氏《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诸跋、《清真先生遗事》及《观堂集林》中节录有关品藻之辞16则，并光绪三十二年(1906)及三十三年(1907)题山阴樊志厚撰而实为王氏自撰之《人间词甲乙稿叙》，附于卷末，以为补遗一卷，合为三卷，1940年开明书店初版印行。后陈乃乾见王氏旧藏《六一词》、《片玉词》及《词辨》眉间有手写批语，乃为录出，凡7则，1947年再版时，徐调孚又采录附于补遗之末，共得词话142则。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即用此本与《蕙风词话》合印出版，由徐调孚作注、王幼安校点，即世所谓“通行本”，新版《词话丛编》即据此采入。1981年滕咸惠获《人间词话》原稿，其中有13则为通行本所无，因成《人间词话新注》，由齐鲁书社出版。

【内容述略】

《人间词话》蕴新思想于旧风格中，精言迭见，影响后世远矣。前人论词，欲推尊词体，则将词上附风骚，以经学手眼解词，此乃功利的说词方式。至王国维论词，始从美学角度解词，把词作为文学之一翼而予以解说，此乃非功利的、美学的解词方式。其以“境界”论词，直指词心，远胜于前人以“兴趣”、“神韵”论诗。其“隔”与“不隔”之说虽有“过犹不及”之嫌，然于满纸密丽、几不欲人知之风实有廓清之功。至其品评词家亦类多赏心之语。

是书最显著者为以“境界”论词。全书可分理论与批评两大部分，词话前9则阐述“境界”，自第10则至52则按时代先后，对李白直至清代纳兰性德等各朝名家名作进行品评，由后人辑录的另两卷词话也都可视为品评之补充。不过在个别批评中杂有理论上的发挥，如论清真词时兼论“代字”，论白石词时兼论“隔”与“不隔”。上卷之末，从第53则以后则分别论及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之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是王氏于批评实践中所得的一些重要结论。最末2则论及元代两大曲家，可见其境界说亦可兼用于元曲，为其《人间词话》作了一个余意未尽的结尾。^[212]

是书“境界”之论，历来脍炙人口，其言曰: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又谓: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何谓有境界?王氏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也。”

其论“隔”与“不隔”则云“隔”“如雾里看花”，“不隔”则若“语语都在目前”。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圣俞论诗之言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王氏之言有借于此也。论“代字”则云:“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宋人沈伯时《乐府指迷》则谓:“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二说相反，沈说固嫌其凿，宜为《提要》所讥，然王氏之说似亦矫枉过正。

其品评词家，“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于清代词家则甚为推许纳兰性德。如评李煜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又谓其词为“以血书者也”。此外如评秦观“词境最为凄惋”，云南宋词人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有辛弃疾，其词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并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称二者为“词中之狂”，所云皆精辟独到之语。

常派说词方式，王氏认为多属穿凿附会，其言曰: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王氏论词实有借鉴张惠言之处，如云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诗人之忧生”，冯延巳“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为“诗人之忧世”。又如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如此之类亦难脱“深文罗织”之嫌。

书中称引前人词句及诗句时间有舛误之处，如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句为欧公作，实则为柳永《凤栖梧》中之句，见《乐章集》。又引贾浪仙诗“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句，“西风”当作“秋风”，“落日”当作“落叶”。凡此舛误之处，徐调孚校注本并已校正。民国三十五年，上海《东南日报文史周刊》载刘永济《论人间词话及其注释本》一文，尝指出徐氏漏订及误注者五处，徐氏于再版时亦据为补益。前人于《人间词话》不能令人释然之处也间有批评，如夏承焘先生云:“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此语于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也。”^[213]又云其词话“只是说小令，不能以律慢词”^[214]。其“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视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各种纯文学样式兴衰代变的历史，遂使后世治文学史者知唐诗而不知有宋诗，知宋词而不知有清词，无视历代文学中多种文学样式并存、相互影响的事实，有失偏颇。

【版本考略】

是书版本有《国粹学报》本、朴社印行本(一卷，录自《国粹学报》)、民国十六年罗振玉编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二卷，四集所收)、六艺书局增补本(二卷)、《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二卷，商务印书馆，1940年长沙石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本(据《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影印)、徐调孚校注本(三卷，开明书店1940年初版，前有1926年俞平伯序)、《词学小丛书》本(一卷，《词学研究》第五辑所收)、国民出版社印行本(二卷，1954年初版，与王氏《红楼梦评论》及《苕华词》合刻，题曰《王国维先生三种》)、启明书局印本(二卷，1955年初版)、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幼安校点本(三卷本)、《词话丛编》本(覆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幼安校点本)、1981年齐鲁书社出版之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