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及其对清代经济社会的影响

张　惠^[1]

摘　要：“摊丁入亩”是清代一次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历代沿袭的地丁银并入田赋中征收。“摊丁入亩”萌发于康熙末年，雍正年间推行全国。这一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抑制了土地兼并；另一方面，大规模土地开垦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关键词：清代　摊丁入亩　赋役改革　影响

“摊丁入亩”作为清代社会一项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对清代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学术界对赋役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视，但对“摊丁入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薄弱，而这一赋役改革对清代整个社会的影响更是缺乏系统的研究。

就史学界对“摊丁入亩”的研究来看，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一些文献中有所述及。如王先谦的《东华录》中有对这一制度推行原因的解释：顺治二年（1645年），山东出现“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存一、二亩”^[2]。又如《清实录》卷11有对这一制度具体推行情况的记述，根据直隶巡抚李维均的建议：“自雍正二年为始，将（直隶）全省丁匠银摊入地银之内。”^[3]二是一些近人著作中也有关于这一制度的记载。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对“摊丁入亩”实施情况进行了梳理。^[4]三是一些论文从某一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如王瑞平的《“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吗》^[5]探讨了“摊丁入亩”对清代人口的影响。范春梅的《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6]从地表植被、环境恶化程度、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自然灾害四个方面分析了“摊丁入亩”给清代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李三谋的《清代“摊丁入亩”制度》^[7]对这一制度推行的原因及影响都做了一些初步探讨。彭云鹤的《试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8]也从原因、实施过程以及影响三个方面做了分析。上述成果有些只是简略的记述，有些只是对其中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有些虽然看似全面，但都不够深入，因此，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摊丁入亩”出现的历史背景

“摊丁入亩”并非清代首创，这一制度早在明代中期就已开始萌芽。明正统三年（1438年），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及顺天、真定等府，由于农民逃亡而造成三百多万税粮的遗荒田^[9]；向来耕田充足的福建省延平府等地也出现了“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10]的局面；到嘉靖年间，国内形成官方屡遭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局面。赋役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当时许多官僚、绅士认为：“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核查为易。”^[11]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丁”^[12]，即通过类似“摊丁入亩”的方式来消除弊端。基于这样的情况，嘉靖十年（1531年）时，在都御史陶谐的主持下，江西赣州在推行“一条鞭法”的过程中，全面清丈土地，以实地征实粮，并通过独特的方式将徭役摊入田亩，即“概算于田，总括众役，每夏税秋粮，计田一亩，纳银至于二分、三分，民自乐于征输，而官不劳于督理。编审之时更无分外诛求，官民两获其利。”^[13]因此，清代正是顺应了明后期的这种趋势。雍正年间，本着前朝役法改革的精神，在全国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

另一方面，清代大规模推行“摊丁入亩”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明末地主阶级竭泽而渔的搜刮和明清统治者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清统治者对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的残酷镇压，致使全国各地呈现田地荒芜的景象。顺治二年，山东出现“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存一二亩”^[14]的境况。到康熙年间，就连西南边陲的云、贵、川、桂诸省，也因“三藩之祸”，“地方残破，不堪见闻。”^[15]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尚有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人，但至顺治八年（1651年），却只剩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人。^[16]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政府掌握的耕地有七百多万顷，而到顺治八年（1651年）只剩二百多万顷了。^[17]面对这种经济残破的现实，清政府为巩固自身统治的经济基础，不得不采取发展生产和保证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所以，便出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18]进而演化为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摊丁入亩”。

此外，在土地匮乏、分配不均衡的局面下，一方面，满洲贵族的“旗地”不负担国家的赋役；另一方面，汉族地主也有行使部分免税免役的特权，地主阶级还用非法的“飞洒”“诡寄”^[19]等手段，将全部或大部分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所谓“户有五六丁止纳一丁”或“户有九丁十丁止纳二三丁”^[20]者正是指这种现象。与此同时，官吏的受贿作弊更是出现了“人已亡而不肯删除，子初生而责其当差；沟中之瘠犹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儿入追呼之籍”^[21]的咄咄怪事。所以，百姓丁银负担日益加重，百姓不堪忍受，竞相逃亡。因此，面对人丁税难以征收的困境，为保证赋役收入，同时也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改革已失去控制和约束力的赋役制度，成为清王朝的当务之急。

二、“摊丁入亩”的实施

清代“摊丁入亩”的实施是分两步进行的。

首先，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颁布诏令：“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帑所需并无贻误之虞。故将直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这即所谓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22]。

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23]这就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24]的开始。这样，就完成了“摊丁入亩”的第一步。

其次，雍正元年（1723年），根据直隶巡抚李维均的建议，在全国发布诏令：“自雍正二年为始，将（直隶）全省丁匠银摊入地银之内。”^[25]紧接着，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摊丁入亩”。经过半个多世纪，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贵州省最后实行“摊丁入亩”为止，除奉天省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全国其他省份皆完成了“摊丁入亩”，这就完成了第二步。

表1　各省“摊丁入亩”实行情况表^[26]

续　表

从上表不难看出，“摊丁入亩”虽萌发于康熙初年，但直到康熙晚年才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在广东、四川两省开始试行。自雍正元年向全国推广后，许多省份在雍正年间陆续实行。然而，贵州省则拖延了六十多年才实施。事实上，“摊丁入亩”实施的时间，不但各省先后不一，即使一省各州县之间，因情况不同，实行的时间也相差很远。

三、“摊丁入亩”对清代经济社会的影响

“摊丁入亩”作为重要的赋役制度，它的实施对清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首先，“摊丁入亩”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摊丁入亩”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清统治阶级认为“天下有贫丁而无贫地”，所以，“恐民力不齐，贫户丁钱不能输时”，才“稍均于地”^[27]。由此可看出，清政府实行的“摊丁入亩”并不是一种“德政”，只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稳定而改变了征收赋税的方式而已。统治者将丁税额固定为一个数字，但实际上，随着垦田数额的扩大，地丁税也会不断增加，“清代的地丁收入在顺治时只有二千万两左右，康熙时便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以上，乾隆初便又增至三千三百万两以上”^[28]。这说明“摊丁入亩”的实行的确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其次，“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

历史上，土地兼并长期存在，清初土地兼并更是十分普遍，严重威胁到统治秩序，而“摊丁入亩”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保留了大量的自耕农，这无疑稳固了清代的经济基础。在传统社会，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决定国家经济的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历代地主阶级的改革，总是倡导用“均田”或“限田”的方法来保证自耕农的大量存在。而“摊丁入亩”实施之后，地主阶级失去了一些优待政策的照顾，拥有大量土地的负担比清以前明显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兼并土地的压力，更多的自耕农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抑制土地兼并，这无疑是清政府推行“摊丁入亩”的一个重要目的。

最后，“摊丁入亩”对清代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

“摊丁入亩”虽然在增加国家财政和抑制土地兼并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的大范围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生态环境。

清代在推行“摊丁入亩”之后，由于人丁税合并入田赋中，所以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垦土地的热潮。在南方垦辟之风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方，秦岭北坡的老林已基本无存；西北、华北农牧交界的草原被辟为农田。不仅如此，云南、四川、贵州、湖广、福建、两广、台湾、江赣等地无处不耕。一些地方志对此有详细记载，如陕西《咸宁县志》记载：“然闻乾隆以前，南山（秦林）夺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致，泥沙杂流下，下游渠堰易致壅塞。”^[29]《石泉县志》又载：“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泛滥，沿岩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30]

被严重破坏的地表植被导致自然灾害频率增加，而且灾害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朝。清崇元时期（1636—1642年）连续七年的特大旱灾，波及陕、晋、豫、苏等13个省市，使黄淮海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完全为干旱所笼罩，灾情严重。康熙元年（1662年）秋季持续17天跨流域的特大暴雨，造成以黄河为主，长江、淮河、海河诸水并发的特大水灾，民田、房舍多被冲淹，且人蓄死者甚众。^[31]据邓云特统计，有清一代，各种自然灾害达1120次，晚清以后，更是灾害频仍。^[32]因此，虽然大面积耕地的出现表面上增加了经济收入，但实际上却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

四、结　语

“摊丁入亩”作为传统社会最后一次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耕地面积大规模增加，土地兼并受到一定抑制，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垦地热潮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今天发展农业的规划中，我们如何在保证农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做好环境保护，无疑可以从对“摊丁入亩”的研究中找到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皇清奏议》，全国图书馆微缩文献复制中心，2001年版。

［3］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彭云鹤：《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6］方地：《清代丁税对人口作用我见——兼论清代人口大增长原因》，《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注释】

[1]作者简介：张惠（1991—），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专门史（中国经济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经济史。

[2]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顺治四》，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3]《清世宗实录》卷11，雍正元年十月戊戌条。

[4]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王瑞平：《“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原因吗》，《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范春梅：《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7]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8]彭云鹤：《试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9]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10]《明英宗实录》卷175，正统十四年二月己未条。

[11]（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户部一·赋役前》。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7页。

[12]（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13]（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户部一·赋役前》。文海出版社1988版，第2987页。

[14]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顺治四》，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15]《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壬午条。

[16]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17]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18]《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条。

[19]“飞洒”“诡寄”是清代地主阶级转嫁赋役负担的阴谋手段。“飞洒”，是化整为零，将自己的田赋和丁役分散转嫁到佃户身上；“诡寄”，则是地主人在甲地，其丁粮、田赋却伪称已寄存在遥远的乙地，借此逃避之。

[20]《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壬午条。

[21]《皇朝政典类纂》卷7，《田赋七》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22]《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条。

[23]同上。

[24]同上。

[25]《清世宗实录》卷11，雍正元年十月戊戌条。

[26]戴逸：《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页。

[27]李瑗：《畿辅通志·户口序》，转引自王瑞平《“摊丁入亩”是清代人口激增的原因吗》，《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8]彭云鹤：《论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29]（清）高廷法：《咸宁县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转引自范春梅《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0]（清）舒钧：《石泉县志》卷1，《地理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转引自范春梅《清初“摊丁入亩”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1]胡明思、骆承政：《中国历史大洪水》上卷。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317－328页。

[3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