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宁青地区近代金融业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近代甘宁青地区金融业的特点

近代甘宁青地区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就一般规律而言，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和发展的。但是，由于近代甘宁青地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

新式银行业与旧式银钱业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矛盾。在甘宁青地区，近代银行业的产生，并非在旧式银钱业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而是在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兴起。银行业出现后，一方面促使已经衰落的旧式银钱业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银钱业的发展变化，又与新式的银行业发生矛盾，并出现钱庄(银号)操纵金融的局面。在近代甘宁青地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只有靠钱庄(银号)才能流通于市面。钱庄(银号)的目的，在于买卖货币以获取利润，所以，一旦金融市场不景气，或纸币信用降低的时候，就正是钱庄(银号)老板操纵市价，牟取暴利的良机，他们可以任意抬高现金价格，压低纸币的价格，使其涨跌不定，自己却从中渔利。一般而言，银行却总是希望市场繁荣，币制稳定。近代甘宁青地区金融业内部存在的这种特殊现象，造成其金融业发展很不顺利。

由于甘宁青地区的银行多为官办性质，使其很难摆脱对各地政权的依附性而成为独立的金融企业。由于甘宁青地区的金融机构大都受控于军阀官僚，内部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军阀官僚们只顾强取豪夺，对金融机构本身的建设并不关心。因此，一旦他们的统治发生变化，便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业的兴衰。一般私营行庄，也往往受到影响，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样，便造成甘宁青地区金融机构丧失信用，时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

这些银行虽然引进了近代银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但却不能按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经营活动。新式银行业虽然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却控制在官僚军阀手中，从内部的管理方法到外部的经营方式，无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如发行钞票，不是以准备金为限，而是按财政需要发行，由于滥发纸币，不能保持信用，因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金融行市发生动荡，一般商人和百姓遭受巨大损失。

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金融机构分布很不合理。在甘宁青地区，军阀官僚们为掠夺财富，都把金融机构作为工具，垄断金融，铸造货币。据调查，当时除了前代流传下来的银两、铜元、制钱外，还有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数十种之多。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各行发行的货币，外省和外国货币，一些银行、钱庄(银号)乘机开设兑换业务，获取暴利，而广大百姓却深受其害。同时，甘宁青地区的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仍主要集中在省城和少数较大的县市。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甘宁青地区金融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推动各项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近代甘宁青地区金融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近代甘宁青地区的金融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军阀官僚垄断经济的工具，这种双重角色，决定了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具有双重性。从积极方面讲，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在甘宁青地区，近代金融业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在30年代以前，甘宁青地区的近代工业是相当落后的，不仅宁夏、青海两省根本没有近代工业，就是甘肃省有一点近代工业，也因规模小、数量少、技术水平低，在地方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30年代以后，甘宁青地区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近代工业是一种规模较大的社会化生产，它与小农业、小手工业生产方式不同，这就决定了它的产生和发展必须有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条件，而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就是其重要条件之一。从历史上看，近代工业和近代金融业相伴而生，二者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总是相辅相成的。甘宁青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状况同样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在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积累水平低下的地区，银行的投资是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如宁夏的第一个近代机器工厂——电灯股份公司，其股本的一半就属于宁夏银行。其它如兴夏毛织公司、兰鑫炼铁公司、光华陶瓷公司、光宁火柴公司、德昌煤矿、德光煤矿、兰鑫机器厂、面粉公司等十几个主要企业，莫不以宁夏银行的投资为主要来源。在商业方面，马家军阀的商号尤其需要金融的支持，其商品买卖时资金的周转、经营规模的扩大等都是利用官办银行提供金钱保障。

其次，近代甘宁青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对融通资金，活跃当地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各金融机构将大量的款项和实物寄往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各地客商又通过金融机构将大量的现金汇到甘宁青地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疏通了甘宁青城乡经济渠道，而且也使这一地区与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循环系统。通过这种交流，使其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再次，金融业对调节货币流通和组织信用活动的杠杆作用已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如蒋介石就十分强调金融的作用，他认为“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为金融”，并把金融与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称其为“经济作战之大本营”^[20]。所以自国民党统治确定以来，上自国家，下自地方，无不把建立、控制和发展金融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从消极方面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金融机构大都从事商业投机，投资方向严重偏差，造成了甘宁青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甘宁青地区许多工厂出卖成品后，往往难以购进哪怕是从事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结果是生产日益萎缩;而商业投机，囤积居奇成了利润最大的行业，不仅工厂转向商业投机，甚至连银行都从事商业投机。如在抗战期间，宁夏银行用马鸿逵特许的军车，将在民间低价收购的大烟土、羊毛、驼毛、甘草、发菜等土特产品运往兰州、西安等地高价销售，然后在当地大量购进布匹、纸张、五金等生活必需品，再用军车运回宁夏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这种金融业的投机性就会造成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农、林、牧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而这种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又反过来遏制了工商业的持续发展。所以，抗战胜利后，甘宁青地区工商业便由发展走向衰落。

其次，金融机构贷款的高额利率，使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近代甘宁青地区的金融机构，把追逐利润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发放的贷款一般利率都很高，而且层层加码。如前所述，宁夏银行的放款利息，一增再增，月息由几分涨到十几分。而有些贷款还往往落入当地豪绅地主、高利贷者手中，再由这帮人哄抬利息，高利贷给农民，更使农民苦不堪言。有些农民往往受贷一次，终身负债;有些则因此而倾家荡产，流落他乡。这种状况自然迟滞了甘宁青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严重地影响到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在甘宁青地区，作为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金融业，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军阀的腐朽统治，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和落后性，不可能完全发挥出金融机构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近代金融业，在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又无庸置疑地对活跃市场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甘宁青地区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和加速其近代化的进程。

【注释】

[1]案:一般按当期的长短把当物分为大中小3种。当期两年的为大当，放款月息为3分，每年的年底实行减息后，月息降2分。中当当期为一年。日期在100天以内的为小当。当铺的规模、档次也不同。

[2]戴逸、张世明:《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19～820页。

[3]案:随着商品交换的日渐发达，对流通现银的需求量也有扩大。由于商人赴外地购货占用银两较多，加上官僚、地主窖藏等原因，市面现银短缺，“拨兑银票”逐渐不能兑现，持票人被迫折扣兑现，这样就出现贴水，持票商号均受赔累。

[4]潘益民:《兰州金融之今昔》，《建国月刊》，1936年，第14期，第3页。

[5]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页。

[6]黎迈:《甘肃金融之过去与现在》，《西北资源》，1941年，第2期，第2页。

[7]马钟秀:《清末民初的兰州银钱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页。

[8]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

[9]马克思:《资本论》(卷三)，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3页。

[10]郭荣生:《中国省银行史略》，转引自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

[11]张令琦:《解放前四十年甘肃金融货币简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1页。

[12]严重敏:《西北地理》，大东书局，1946年，第207页。

[1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14]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15]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9～220页。

[16]翟松天:《青海经济史》(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17]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4页。

[18]王殿瑞:《解放前青海的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十六辑)，1987年，第113页。

[19]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4页。

[20]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