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产生的决定作用比较

“历史环境”对东方社会中、印、俄发展模式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1.在第一次历史分叉点（20世纪的上半叶）

（1）俄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苏联模式是串联起俄国发展模式的关键线索。而所有这些发展模式的选择都离不开对抗性的国际历史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二月革命”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政权并存”的混沌状态，因此，俄国面临着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种可能。而其狭义的“历史环境”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杂志《新生活报》上公开发表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由此而引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把“十月革命”称为“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9]，他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环境决定论”的真谛。

苏俄新政权依然处于对抗性的历史环境之中：1918～1920年，14国武装干涉苏俄新政权。英、法、美干涉军先后在摩尔曼斯克登陆；日、英、美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协约国军队侵入俄属中亚和南高加索，试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北高加索A·I·邓尼金的“志愿军”相继叛乱，凶险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匆忙出台。

国际“均势”历史环境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四年世界大战、三年内战结束后，苏俄与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均势”，“这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领导阶级的统治而手执武器公开进行斗争的力量之间的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10]列宁指出，“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毕竟造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特殊的局面。”^[11]来自外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威胁并未消除，但已经不再是战争式的尖锐对抗。而苏俄在1921～1922年间的旱灾、坦波夫农民叛乱、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为当时苏俄社会发展模式变革的狭义“历史环境”。

国际“均势”以及苏俄国内不稳定，实际上又是一种新的混沌状态，列宁认识到，“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2]苏俄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必须思考常态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1921年3月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转向“新经济政策”（或者是“列宁模式”，下同），成为过渡型社会发展模式之一种。

（2）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中国国内的历史环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苏俄社会主义成为落后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样板之一，因此，中国也有着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事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独特的历史环境对“毛泽东模式”的形成有决定作用：其一，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195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1%，工业不到25%，钢材自给率50%，石油自给率为零，^[13]中国百废待兴。其二，对抗性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时，恰逢美苏两大阵营展开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向中国敞开大门，决定了中国新政权要生存，就必须采用向苏联“一边倒”战略。

如果国际历史环境给予中国一定的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中国可能会纠正照搬“苏联模式”所产生的问题，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末，国际关系重新组合，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关系决裂、中印关系恶化，我国面临的依然是处于包围、封锁、对抗的国际历史环境之中。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对抗性直接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对抗性国际“历史环境”强化了毛泽东发展模式“一元性”社会主义特征。

（3）印度

相对宽容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印度发展模式的改良性：20世纪中叶，摆在印度面前的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资本主义两条路，印度发生“退出印度运动”（或“八月运动”）等“非暴力抵抗”、皇家印度海军兵变（或“孟买兵变”）等寻求民族独立。

印度资产阶级对殖民者虽有民族独立意识，但对英国殖民者依赖性强，致使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并不激烈，印度独立乃至建国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19世纪后期，英国流行着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费边主义思潮，尼赫鲁深受其影响。印度建国初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2.3%，工业约占30%，印度钢材自给率75%，石油自给率8%，百业凋零，亟需外援。^[14]

上世纪50年代，苏美全球“冷战”初期、印度凭借其西方式民主的政治道路以及国际战略地位，在对抗性国际“历史环境”下左右逢源，获得西方世界、也获得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实现发展。印度的“开国模式”（或者是“尼赫鲁模式”）乃至以后的发展模式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性双重色彩。

对抗性国际环境下更容易形成单一性发展模式，比如，苏俄、中国建国初发展模式，无一例外受到为数众多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围剿或叛乱，生存历史环境凶险，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没有系统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并且，突发性历史事件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历史环境的变化也就直接导致这种发展模式失效，也就决定了社会发展模式选择具有临时性、短暂性、强制性、探索性，需要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修整、科学化，因此，这种战时历史环境下的发展模式不带有常态性。中、苏社会主义早期发展模式是对抗性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在相容性环境下更容易选择自身有一定基础、能够直接运用上手的发展模式，且更容易形成混合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弹性适应性，因此，历史环境在东方社会发展模式形成中起了决定作用。

如果从历史环境来分析，历史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空间和权限，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形成。从“历史环境”的角度可以看到东方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民族集体行为的原因。

2.在第二次历史分叉点（20世纪70～90年代）

（1）国际背景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间的对抗就一直不断：斯大林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扩张和英、法、美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最终导致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战后，从1947～1991年之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东方集团，这两大阵营陷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世界进入“冷战”时期。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美国兴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实现发展：1961年1月～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十年”。“马歇尔计划”推动了欧洲经济迅速发展。从1955年～1970年，日本通过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韩国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汉江奇迹”，而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崛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掀起一股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上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迅速向苏东地区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但不管怎样，大范围、整体性的对抗已经不合时宜，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人类社会从战争到和平演变、从尖锐的对抗到综合实力较量的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发展战略的同时，也在调整着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这是当时东方社会面临的广义国际“历史环境”。

（2）东方社会对历史环境的反应

“苏联模式”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在两大阵营、两种国家体系、两种发展道路尖锐对抗背景下产生的，在一定意义上，它对寻求民族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苏联为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及试图在大国对抗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大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武装干涉：1956年“波匈事件”、1968年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5～1991年插手安哥拉内战、1977～1978年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的欧加登战争、1978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入侵阿富汗导致长达10年的战争。由此可见，苏联一直贯彻着对抗式思维，推行“苏联模式”、扩大“苏联模式”的影响成为苏联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并不惜付诸战争，没有及时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气息。

面对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浪潮，1985年后，苏联、东欧各国围绕市场展开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通过“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解决发展问题，试图摈弃斯大林的政治体制遗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诸如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改变，最终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军队撤出东欧，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体，在1991年，俄罗斯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影响苏东地区，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对抗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试图“以苏为鉴”探寻新的发展道路。但是，在1957年全党整风以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甚至，1958～1960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61～1965年，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但1960年后，中苏在对斯大林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1969年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引发冲突，中苏彻底决裂。

对抗性国际环境增强了对抗性的发展意识。1962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十年浩劫，远远偏离了经济这一中心。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5]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虽然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虽然美国继续构建“C型”包围圈，仍然有着遏制中国、推行霸权的不和谐声音和动作，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对抗思维逐渐弱化，关系渐趋正常：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上世纪80年代与日本发展贸易关系、港澳台资本的进入。1971年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因为从冷战向和平的转变这一国际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往的社会发展模式不能再延续下去，邓小平指出，“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僵化会导致对抗。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16]中国积极回应世界历史环境中的和平大趋势、全球化大潮流，选择了改革开放。

至于印度，1950年中印建交，1959年西藏叛乱后，中印关系恶化。上世纪50～60年代，美印关系密切。上世纪70年代美苏争夺第三世界。在20世纪60～70年代，因中苏关系恶化，加上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成为苏联制衡中国的力量，1970年6月，印度与苏联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条约》，“苏-印同盟”以及第三次印巴战争，使印美关系受挫，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印美关系有所恢复。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提出了“英迪拉主义”，极力维护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

与中国逐渐摆脱苏联控制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印度主要依赖苏联，印度的发展模式深深打上苏联模式的印记，发展思路一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印度的经济发展相当缓慢。苏联解体使印度丧失了重要援助，在上世纪80～90年代印度经济面临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印度周边国家迅速崛起，成为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

中国模式、印度模式、俄罗斯模式都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历史环境”在不断的流转动变，“历史环境”的变化又会促成发展模式发生变化。不管曾经多么成功的发展模式，只有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根据“历史环境”变化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历史正当性才能继续保持下去。如果不能适应“历史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模式生存所需“历史环境”条件之“度”，发展模式不适应“历史环境”，会招致失败。随着“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发展模式才能获得持久的“历史环境”合法性，更具有生命力。所以，成功的发展模式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从“历史环境”出发，积极应对“历史环境”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对发展模式进行重新审视、修整、变革、创新乃至重建，“历史环境”的变化成为东方社会调整、创新发展模式的逻辑基点。

在第一次发展分叉点处，苏俄对国际社会主义浪潮的反应更积极，在第二次发展分叉点处，中国对国际科技浪潮、全球化浪潮、国际和平趋势的反应更敏感、更及时，更能洞察历史环境的变化并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而苏联、印度反应更迟缓、更后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