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资源执行力比较

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执行力”就是各民族传统文化能否直面发展模式中现实问题，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劣，准确判断发展任务的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计划，果断付诸行动，实现自身的合理预期的过程。

1.中国模式的传统文化资源执行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1]。中国共产党能够直面前进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障碍，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中国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务实意识、创新意识，充分认识到现代化对中国的重要性，具有破旧立新、雷厉风行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能够针对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并采取恰当的措施。

中国延续着社会宏观控制这一传统文化中的法宝，延续了公平、公正、秩序的东方社会传统价值观。汶川特大地震救灾与灾区重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抗击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以及百年不遇的洪涝旱灾等，都充分表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中强大的“民族执行力”。

当代中国发展模式又发挥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运转着传统中一贯的国家权威政治价值系统和中央统一行动的制度组织系统，这种源自传统的运转模式形成了强大凝聚力。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社会基本的政治结构一直是稳定的。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拥有“国家能力”强的政府，它运用政治权力成功地发展着经济。^[32]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习近平认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33]

2.印度模式的传统文化资源执行力

“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成为印度的政治遗产，印度的多党制，但国家政权都能实现平稳过渡，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能力强，国家发展的进程未受重大影响。卢斯认为，“多元化也是印度最大的优势。……印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仅几年，在欧洲建立一个跨越种族、国家、宗教和语言的大陆共同体的非凡构想也就诞生了。……印度的经验向欧洲、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展示，如何在不强迫它的人民同一化、不限制他们的基本自由的前提下，维护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统一。”^[34]

但是，印度在谋求多元利益一致化的过程中，却因为私有制这一生产资料的边界使得基层民众的呼声很难在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及时解决，热热闹闹的“民主”只能是政治的迎合，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印度政府的运转基本上是民众意愿和政府工作分属两个不同轨道，出现了制度关怀的断裂。这是影响印度的“传统文化执行力”的一个因素。

由于印度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个人为出发点，过分强调个人意志和自我理性，而不是站在集体和个人相统一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而个人的角色设置使得很难摆脱个人的利益视界限制，忽略了他者和国家的存在。这是影响印度的“传统文化执行力”的又一个因素。

印度的“民主依赖型现代化”，没有在坚持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整合，社会分歧多，而是以“无指导的民主”或“无集中的民主”、“民主游戏”，以政治途径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泛政治”模式，导致了行动低效性“等待”策略，“民主化失灵”产生高昂的国家管理成本，“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真实的计划)。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35]经常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无法提升效率，更无法抓住有利时机，贻误战机，比如，印度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的意识比中国要早，但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印度在1991年才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落后于中国十余年。印度1947年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关贸总协定。中国在1995年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但当今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质量，印度望尘莫及。

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只能是追逐历史的自发发展规律，通过经济的自发耦合前进，绝不是积极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中间发挥着作用。印度民族执行力大打折扣，这不是真正的多元化文化，也不是多元化文化的 正常态，效率低下极大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现代印度首席记录者”的古哈总结：“印度的民主值得称赞，不过弊端也令人难寐。这里实在太复杂。但不管怎样，当代印度的成功故事发生在政治领域，绝非经济领域。”^[36]曾任印度行政改革部部长的阿伦舒里评论印度改革，“这就好像是要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中铺出一条道路来，我们刚前进了100码，丛生的灌木又会将它遮盖”。^[37]印度的民族执行力相对较差。

3.俄罗斯模式的传统文化资源执行力

俄罗斯历史留给了这一民族几乎同等分量的东、西方两种文明。沈阳师范大学赵兴认为，“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思想两极化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在俄罗斯的碰撞和斗争，另一方面来自俄罗斯社会中上、下层之间深深的分裂。俄罗斯社会上、下层之间经济的、文化的断裂是世界大国中最深的。这种上下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到现在仍难消除。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经济地位和文化层次上的巨大差距，给这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增置了巨大障碍。”^[38]当今，不管俄罗斯选择何种文明，始终面临着文化的二元性。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文化资源选择不是简单的文明归属问题，而是从文化资源中寻找一种更强的文化执行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推动东方社会发展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发展道路中的文化选择必须着眼于能否科学的解决本民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文明的选择也必须归拢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问题上。东方社会不能放弃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而且应当考虑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发展合力。

马克思指出了宗教对俄罗斯民族生活的重大影响：“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叙述教会的历史,就不能叙述国家的历史。在俄国也是这样混为一体的。”^[39]2001年俄权威社会调查机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俄居民55%信奉宗教，其中91%信奉东正教，5%信奉伊斯兰教”^[40]。东正教、伊斯兰教等构成俄罗斯传统宗教的主体，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精神支柱。

普京也注意到了利用宗教确立权威、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普京除了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强化国家政治管理体制外，还充分利用俄罗斯宗教传统强化社会整合力。普京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对于俄罗斯，“不管什么人在我们国家掌权，都将利用东正教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东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2007年5月17日，东正教签署《圣餐礼权威法案》，实现东正教教会统一。普京认为：“这个节日让我们回归固有的精神价值观，它使我们百万人联合起来。这种价值观在俄罗斯历史上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它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中。”^[41]普京认为东正教教会统一对重构俄罗斯人的道德和精神意义重大。

普京所面对的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在俄罗斯国土上大范围陨落之后所形成的“信仰真空”，而东正教“有助于俄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普京将传统价值观植根于本国宗教的沃土，增强社会凝聚力，为俄罗斯民族寻找到精神家园。